摘要： 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更高更远谋划经济发展、“和合勤劳”人文精神等四大防御经济危机的根本底气。我国防御危机应确立有别于西方的中长期目标:科技进步且力争引领世界潮流、国力提升且能完全维护大国形象、环境优美且具有可持续发展潜能、人民幸福且普遍具备良好素养。通过防御经济危机中国方略的理论探析,落脚到市场内生驱动的基础性防御经济危机功能分析,重点探析政府介入质量性方向性防御危机的七大战略:激励科技创新突破战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改善战略、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板块振兴战略、公共服务改善和人文素养提升战略、盘活闲置资产和消化“僵尸企业”战略、民生保障和收入分配调节战略、加强国防建设和鼓励出口战略。
关键词： 防御危机;中国方略;市场机制;
Abstract： Chinahasthebasicfoundationfordefendingitselfagainsttheeconomiccrisis,includingtheadvantagesofthesocialistsystem,theabilitytoconcentrateonmajortasks,theabilitytoplanforeconomicdevelopmentandthehumanisticspiritof“harmonyandhardworking”.China'sdefenseofagainstcrisisshouldbedifferentfromthemid-andlong-termgoalsofthewest: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progressmaystrivetoleadtheworldtrend;nationalstrengthmayhelpfullymaintaintheimageofagreatpower,beautifulenvironmentmayensure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thepeoplearehappyandgenerallyhavegoodquality.Throughanalyzingthestrategiesofdefenseofagainsteconomiccrisis.Thispapermainlyanalyzesthesevenstrategiesofdefendingagainsteconomiccrisiswithgovermentalintervention:encouragement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breakthrough,improvementofinfrastructureandecologicalenvironment,theupgradingofindustrialstructure,rejuvenatingregionalplate,improvementofpublicserviceandthehumanitiesaccomplishmentpromotion,revitalizingtheidleassetsanddigesting“zombie”companies,thepeople'slivelihoodsecurityandincomedistributionadjustment,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nationaldefense,andencouragingtheexport.
Keyword： defensiveagainstcrisis;China'sstrategies;themarketmechanism;
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视角下的经济危机产生缘由探析》(以下简称《缘由》)一文中,笔者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得出金融与实体经济背离、交错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1]在《从总供求大循环体系探究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以下简称《机理》)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机理,得出“打通溢出和滞留货币进行有效投资与消费的通道,是破解金融与实体经济交错和经济危机的关键”的结论。[2]本文将站在社会主义制度底气与优势的角度,探析较为完整的防御经济危机的中国方略。
一、防御经济危机的中国底气
几百年来的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国家既不可能预防经济危机,更不可能根治经济危机。近现代西方国家推行的一些经济干预政策,对危机有一定缓冲作用,但同时使危机朝着更加复杂化错乱化方向发展。我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大国,正在迈向经济强国。市场经济下我国虽然同样面临经济危机的风险[1],但我们有抵御和化解危机的强大底气。这种底气来自两方面:一是现实底气。主要有:我国经济总量和竞争实力大幅提升,金融基本稳定和外汇储备充足,内需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科技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依然广阔,等等。现实底气是我国中短期预防和抵御经济危机的重要力量。二是根本底气。根本底气是我国中长期预防和抗击经济危机的根本力量,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经济危机是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结下的必然“苦果”。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彰显“利益至上、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在政治上强调所谓“民主选举、权力分立”基本准则,在政党关系中秉承“相互制衡、对立斗争”的哲理原则。在此过程中,注重短期利益和追求无限膨胀的资本,表现异常活跃且日渐无比强大,已经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角落甚至每个细胞,以致今天西方不少国家的“民主政治”日益演变成了“民主资本化”的“钱主政治”。[3]政党的“相互制衡”也演变成了“相互抗衡”。这些都注定资本主义无法在内化的层面吞咽和消化经济危机这一“苦果”。而这些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底气和优势所在。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讲求“市场竞争与均衡协调”的良性互动,保证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驾驭力和把握力。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思想和政治立场,决定了我们处理突发情况乃至应对经济危机时能够站在更广泛的公众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和提出解决方略,这与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照。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使我国从“革命型”国家过渡到“发展型”“富裕型”国家,而且能避开照搬“华盛顿共识”等诸多陷阱,迈向“国家强大和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我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政治上能保证互相监督、相互制衡的同时,更能确保肝胆相照、协同推进的大局和效率,这与资本主义“相互抗衡、对立斗争”的政党关系形成鲜明对比。
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资源调配。“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伴而生的另一重要特征和优势。习近平同志曾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4]我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资源调配与整合能力,首先表现在改革开放40年来对宏观大局的把握上。如: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科技的不断进步、社会大局的基本稳定、民生的不断改善和近年来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生态环境的大幅改善等。其次表现在具体的科技、项目和产业的推进上。如:高铁发展、高速公路、桥梁建设、电力网络、核电技术、航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研发乃至军事与战争的动员能力等。还表现在重大灾害和事故的应急处理上,如:抗击地震、冰灾等自然灾害等。抵御非常态、突发型的经济危机,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发挥力挽狂澜和中流砥柱的突出功力。这也是“对立制衡、趋利分散”的资本主义所严重欠缺的。
三是更高更远谋划经济发展的战略智慧。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强调自身利益最大化,忽视和简化个体作为“社会人”的价值存在。个人利益的精准计算和最大追求,必然导致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及制度安排的短期化、片面化甚至盲目化,“政党对立”“选票政治”更是加速了这种对抗与短视,这些缺陷在处理经济危机等突发情况中表现得异常突出。我国从“一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的编制与执行,各省和地方也制定相应规划进行细化配套实施,体现了经济决策与谋划的完整性、系统性、长远性。虽然我们在规划制定中出现过一些波折,在执行中也出现过一些偏差,造成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但这并没整体改变我国“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的发展主线。“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国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是共产党人和13亿多中国人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为之奋斗的谋划与蓝图。这些都是我们防御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战略智慧底气。
四是“和合勤劳”的人文精神。西方哲理思想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适者生存”理论到后来的“文明冲突论”[5],到今天依然存在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无不展现其“生死竞争”“非生即死”的“斗争哲学”。这种哲理思想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力量比试型阶段”曾发挥了重要的精神指引作用,但在近现代特别是高度全球化、智力化、智能化的今天,以“非此即彼”甚至“非生即死”的理念来处理经济危机显然不合时宜。“和合”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的人文精髓之一。“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古人的“天人合一”“太平和合”“和为贵”等,无不体现这种“和合”思想。我们今天倡导“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等,是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勤劳、勤奋是中国人文精神在发展经济和劳动创造上的另一重要特征。笔者认为这是从古代中国开始,我国能长期以大国强国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一个突出因素。勤劳、勤奋加上技能素质较高的人力供给,今天依然是我国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产品国际竞争力提高的重要源泉,同样是我们应对经济危机的强大底气和优势。
以上底气特别是四大根本底气,是我国有别于资本主义,能顺利促进“溢出与滞留”货币进行有效投资与消费,破解金融与实体经济交错难题,化解经济危机的可靠保证。也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能持续增长,并没有出现大的经济危机和西方一些人所渲染的“中国崩溃论”的根本底气所在。
二、防御经济危机的中国目标
我国坚持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认可和鼓励私有经济发展壮大,因此,从短中期来看,我国防御经济危机的目标与西方国家要求经济总量供求平衡的目标几乎无异,即: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充分、外汇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社会安定有序等。然而,作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我国在预防和抵御经济危机中,更应当确立自己有别于西方坚定而明确的中长期目标。
(一)科技进步且力争引领世界潮流
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特别是高质量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的最突出最核心要素。西方国家在危机中往往通过经济主体(如企业)的重新洗牌即“普遍晕死一遍”的方式,最后在阵痛中缓慢“起死回生”,恢复产能和经济总量。其结果趋向于重复性恢复生产,于加快科技进步并无多大益处和促进。我国具备如上所述的巨大底气与优势,无论在科技和人才的引进,还是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等方面,都有着资本主义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其次,科技的研发创新、实验试制等,本身牵动着社会“货币溢出”流向这些新领域;而一旦科技创新取得成功和广泛应用,会带来金融货币的更大规模流入,且伴随产品品质提升、成本下降和竞争力上升,更增添长久预防和化解经济危机的强大能量。因此,加快科技进步应当成为我们防御经济危机的首要与核心目标。而且,作为一个具有人力和人才优势,具备较强科研创新能力的大国,我们还应当树立力争引领世界潮流的坚定目标和方向追求。
(二)国力提升且能完全维护大国形象
国力即综合国力,它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制度、科技、外交等的综合指标。在现实中体现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和文化、制度等软实力两方面。在预防和抗击经济危机中提升国力,笔者认为重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国防和军事实力,二是产品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三是文化和制度实力,四是科技进步与创新实力。因科技进步与创新实力在经济社会的各项指标中起首要与核心作用,已经在上文中被单列为重要目标,所以,在此重点指前三项。一般而言,经济危机的世界性传导会给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乃至文化制度等带来较大冲击和影响,但对于有些国家也是“他弱我强”“他乱我稳”的较好时机。我国完全具备这样的“战略定力”,在危机中成为相对“优势国家”,完全可以依靠我国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优势,应用好国际国内资源,大幅提升国力。作为一个迈向强盛的大国,我们提升国力的步履应当铿锵有力,绝不可轻易停顿,直到能全面持久稳固维护我国的形象、权益和地位。
(三)环境优美且具有可持续发展潜能
广义的环境包括自然因素环境和人文心理环境两方面。对于抗击危机激活经济,这里的环境优美重点指前者,其主要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两个方面。由于路径选择和依赖等原因,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工业化过程都走过“先污染后治理”道路,我国曾努力避免走这条道路,但最终还是踏上了这条老路,目前已步入修复治理环境的第二阶段。在抵御经济危机中,引导社会资金和资源大举进入环境的生态化修复和治理,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有效举措。在环境优美目标中,我们不仅要体现人的现实感觉和需要,更要尊重生态和自然的基本规律与需要,还要展现每个个体的文明与素养。其最终目标应当是相伴科技、生态、文明等的提升,达到环境可以无限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潜力和储备。
(四)人民幸福且普遍具备良好素养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6]“人民幸福安康”既是我国特别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我们持之以恒的奋斗目标。人民幸福不仅指满足“吃穿用住行”等基本需要的推广和普及,更应当与优良人文素养相伴共存。这不仅包括人的知识素养、道德素养、法制素养等的普遍优秀,也包括理想信念、技术能力、行为举止的文明高尚;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高素养,也包括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高素养。满足人基本需要的幸福只是幸福的基础,具备优良人文素养的幸福才是幸福的高级层面和目标所向。在抵御经济危机中加强“人民幸福安康”建设和崇高“人文素养”培育,既可以增强我们迎接挑战战胜困难的信心,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更高水平的动力法宝。
三、防御经济危机的中国方略
(一)构建中国方略的理论探析
从抽象和宏观的视角看,作为“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总和”的GDP(或GNP),在实际中实现程度的好、一般或较差,直接代表着一国(或地区)经济的正增长、零增长或负增长。因此,GDP特别是剔除无效和负效应GDP后的有效GDP在现实中能否顺畅找到“最终去处或者终端消费场地”[7,8],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正如马克思所说:“从商品到货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如果不能实现这一跳跃,那么摔碎的不仅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9]129一国(或地区)的GDP如果在数量上得到较好实现,则经济增长;如果是带着科技含量和运行效率的较好实现,则是质量型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如果还体现着人类命运和自然环境共同发展的实现,则是一国甚至全球的良性高质量发展,甚至可称为“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这是发展的最高形式。
我们进一步从GDP特别是有效GDP的“最终去处或者终端消费场地”的具体对象来分析,GDP无外乎满足“两个主体、两个层面”的需要,即满足“人的需要”和“环境的需要”这两个主体需要;满足“人和环境”维持现状需要和改善提高需要这两个层面需要。“人和环境维持现状需要”部分成了“GDP的存量”部分和“自然增减”部分(主要是人口的净增长或净减少带来经济的增长或减少)。“人和环境不断改善提高需要”部分则成为“GDP的增量”部分,在人口基本不变和净出口基本持平情况下,它是一国(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来源。笔者认为,实现“GDP的存量”和“自然增减”部分,一般都可以在市场机制的内生驱动中自动实现(除非出现非常严重的交错和经济危机)。而实现“改善提高需要”的“GDP的增量”部分,除了要借助市场机制内生驱动的基础性作用之外,还需要体制机制、政策法规和政府、社会的多方力量合成,才能更好凑成生效、提质加速。这正是我们促进社会“货币溢出”,进行有效投资与消费,探析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方略的重要努力方向。这也是弥补“市场机制和西方经济学在发展方向和质量上的理论缺失”[8]的方向性战略性思考。将GDP满足“两大主体、两个层面”的需要构成图示如下(图1):
我们再对GDP特别是有效GDP满足两方面主体需要进行深入分析。“满足人的需要”包括满足人的“吃穿用住行”和“养老医疗”等物质需要,满足人的文化、教育、娱乐、心理等精神需要,满足人的需要层次和档次不断提高三个方面。“满足环境的需要”包括维持和改善生产工艺等生产环境的需要,维持和改善基础设施、绿化美化等生活环境的需要,维持和改善大的生态环境需要三个方面。现将GDP满足“两大主体”需要的构成细分,如图2所示。
通过以上分类与分析,使我们对经济的本质增长和发展有了更深入认知,对制定防范经济危机的中国方略有更清晰的启悟。
(二)构建中国方略的战略对策
1.市场内生驱动的基础性防御经济危机功能。
防止经济波动和抗击经济危机,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国家,市场机制的内生驱动依然发挥着基础性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其最大特点表现为高效率和自动自发性,西方宏观经济学有“内在稳定器”之论述。笔者今天站在如前所述的GDP“最终去处或者终端消费场地”角度去解析市场机制的功能与作用。市场以个人利益为标的,通过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要素的综合作用,达到内生驱动之功效。其功能主要体现在数量实现和总量平衡方面,也就是如上所述的“GDP的存量”和“自然增减”部分的实现。具体包括:一是指基于“人与环境维持现状需要”的存量GDP的实现和均衡;二是基于人口净增长或净减少的“自然增减”部分GDP的实现和均衡。除此之外,市场机制还有以下两项重要功能:一是促进技术进步和质量提升。市场促进企业提升效能、降低成本,优胜劣汰和市场洗牌,促使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提升,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技术进步和品质提升。然而,在经济低迷特别是经济危机期间,市场这项功能的发挥显得并不尽如人意。理论上,危机期间受金融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交错甚至错乱的影响,市场消费普遍低迷,企业和资本家普遍缺乏提升技术和产品质量的欲望和冲动,甚至宁可把牛奶和产品倒入河流和大海而不去思考进行技术改进,以创造新的供给和新的消费。[10]现实中,世界历史上一些重大科技革命的创新突破,往往是在战争时期和军事争斗中产生。[11]也印证了重大科技革命不仅是基于市场的力量,更是外在风险压迫和国家力量作用的结果。可见,市场促进技术进步和质量提升的功能,在抗击经济危机中有一定作用,但整体有些疲软、缓慢和时滞。二是下面将要论述的以政府为主防御经济危机的具体方略,包含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社会多方力量的合成等,尽可能借助市场机制来完成,以保证其运作效率。这一点在本文后面还有专门论述,在此不做过多阐释。
2.政府介入的质量性方向性防御经济危机方略。
西方经济学注重总量的平衡和数量的扩张,其在质量和方向性上的理论缺失是西方经济学今天步入迷茫的重要根源。[8]几百年来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受其制度制约,不可能在既有模式和框架下防御经济危机。如前所述,社会主义中国拥有西方国家难以达到的根本底气和优势,使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防止大的经济危机的发生。正如笔者在《缘由》[1]和《机理》[2]中所论述,要打通“货币溢出”特别是“货币滞留”进行有效投资与消费的通道,通过盘活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是价值符号的“溢出与滞留”货币,科学有效增加货币流通的渠道,使真正有购买欲望和投资能力的群体(或地方)能获得货币进行消费或投资,这恐怕是唯一正确的方向与途径。当然,其一,这种“盘活”和“增加有效渠道”不能仅仅建立在总量平衡和速度追求上,更应当体现在质量提高、效能提升和发展目标的正确、长远上。其二,这种“盘活”和“增加有效渠道”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和行政举措来完成,很多方面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以保证其效率,也需要借助社会组织特别是借助机制、制度和法规的力量以保证其长久规范运行。但不论如何,政府在质量性方向性防御经济危机方略中,必须发挥重要的先导、带头、示范和推进作用。
第一,激励科技创新突破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2]274—276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科技水平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要义。科学技术代表着生产效率、产品品质,一定程度也是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在抵御经济危机中大力实施激励科技创新突破战略,应重点理解以下两点。其一,重要意义、分类及重点。在经济低迷和危机期间,政府以倡导和率先激励方式,引导社会“货币溢出”流向科技创新领域,取得实质突破后形成新的更高效的投资和消费动能,十分重要、意义重大。广泛意义的科技创新既包括硬的科技创新(如能源材料创新和生产技术创新),也包括软的科技创新(如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从本课题讨论的能直接带动货币流向的实际效果看,主要指硬的科技创新,其包括基础理论创新、实际应用创新、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吸纳三个方面,在防御危机中实施效果最明显的当属实际应用创新。从科技创新的着力点看,科技创新重点包括“满足人需要”的创新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创新。这两方面创新除了需要政府的倡导激励外,“满足人需要”的创新很大程度可以借助市场力量来完成,因为人本身具有消费的能力;“改善生态环境”的创新则需要借助于法规制度和社会力量来完成,因为环境是一个公共的抽象的主体,且事实上长期游离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之外。[13]其二,实施重点与效能发挥。政府激励科技创新不仅要奖励创新的过程,更应当大奖重奖和特奖取得真正科技创新突破的结果。所谓“以真正创新突破论英雄”。同时,国家在实施科技创新战略特别是应用技术科技创新战略中,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和财政资金“汲水效应”效能,以政府激励资金带动更多更广泛的社会资金和人才进入科技创新领域,形成全方位多领域的一波波科技创新热潮,打造一个个科技创新高地。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我国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提出构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同时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和“质量强国、制造强国”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都是我国能很好抵御2008年世界性金融与经济危机的重要动因。总之,这是防御经济危机的核心方略。
第二,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改善战略。政府引导和率领社会“溢出与滞留”货币投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改善领域,是预防和化解经济危机中“满足环境需要”的重要着力点。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基础,更是经济长远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抵御危机,重点指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电力、通信等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地方而言则包括城乡一般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如公共厕所、公共健身场地等);生态环境改善则主要包括预防和减少损害环境行为发生、对已损伤环境进行生态化改良两个方面。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运用凯恩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理论,大力改善基础设施、改良生态环境,使其很快走出二战阴影并保持20年的持续较快增长。我国在1997年成功阻击亚洲金融风暴后,进行了持续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快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2008年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后,我国利用已有成熟的经济体系和技术水平,大力实施环境保护和环境的生态化改良(包括对中西部地区戈壁、沙漠、石漠的生态化改造利用等),同时,加快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如高铁)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效果都十分卓着。笔者认为,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初、中级阶段,应当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化解经济危机,到了经济发展的中、高级阶段,则应当以大力改良生态环境为主。鉴于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已取得巨大成就和所处发展阶段,笔者认为,当前和今后我国在继续完善已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要防止各地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相互攀比、过度化、泡沫化倾向和对土地的过多占用,把更多资金和资源倾向于对环境的生态化改造与改良。总之,这是防御经济危机的基础方略。
第三,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板块振兴战略。产业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石,产业结构升级是区域经济充满活力和持续阔步前进的源泉。产业升级一定程度可以依靠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来完成,但在危机期间更应当依靠政府的资金、政策支持和法规约束来促成。特殊经济板块特别是相对弱势的区域经济板块,如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老少边穷地区以及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等,其经济区位、人文和经济要素等相对不足,难以在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而往往被虚化弱化和边缘化,但这些地区在历史和现实的国民经济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或具有某些重要战略地位。因此更需要政府借助经济低迷甚至危机的机遇,带动各方力量和资金进入这些板块,实施经济振兴和稳固发展战略。在实施这项战略中,笔者认为:一是要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牵头和示范作用,更应当借助于金融、市场、社会和其自身努力的多方力量合成。二是实施战略中应当与科技进步、素质提升、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切忌搞“开发一片,破坏和污染一片,影响社会和谐一片”。我国从1998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以及近年来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无不体现这一战略思维举措。总之,这是防御经济危机的重要支撑方略。
第四,公共服务改善和人文素养提升战略。改善公共服务包括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硬、软两个方面。提升人文素养包括提升人的知识技能素养和人的精神品德素养两个大的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初中级阶段,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可以成为激活经济和抵御危机的重要手段,且已经纳入如上所述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范畴。笔者认为,对于经济发展进入中高级阶段的现今中国,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和提升普通大众的人文素养应当成为主要内涵。其主要包括三方面:提升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的政务服务水平和素养,发挥其先导示范作用;提升市场交易主体和企业家群体的市场规则意识和品德素养,发挥其中间支撑作用;提升全社会和个人的知识技能和道德品行,发挥其基础灵魂作用。改善公共服务和提升各方人文素养,一定程度既是一国(或地区)经济持续良性发展的根本动因,又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笔者认为,国家在实施这项战略抗击危机中,应把握以下重点:一是政府应当简政放权、减费优税,为企业和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二是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多种渠道,向社会大众特别是就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优质的知识提升和技能培训并帮助指导其进行就业和再就业。三是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开展文明卫生、文明礼仪、道德品行等的示范与评比,促进大众素养提升。我国近年来开展的“简政放权”“放管服”改革、“就业与再就业培训”以及“道德模范”“文明卫生城市”的评比等,无不体现这一战略思维。总之,这是防御经济危机的精神灵魂方略。
第五,盘活闲置资产和消化“僵尸企业”战略。闲置资产和“僵尸企业”是市场长期洗礼和淘汰的结果,其占用并滞留大量土地与资产资源,以致许多地方出现“用地指标十分紧缺与大量土地闲置僵化并存”的局面。闲置资产和“僵尸企业”较长时期游离于总供给与总需求大循环体系的市场机制之外,一定程度,它是社会长期“滞留”的货币所对应的那部分资产和物质。所以,在经济危机中,可以看到大量“货币滞留”与大量闲置僵化资产并列存在的情况。因此,政府介入帮助其打通通道,意义重大。其方法和途径有:其一,对具备一定区位、资产等经济要素价值的闲置资产和“僵尸企业”,政府可以鼓励其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拍卖等,化解债权债务关系,盘活资源。其二,对于区位和经济要素价值不大的闲置僵化资产,国家可通过国土闲置等相关法规,政府以“低价回购”“公开拍卖”等方式盘活资产,用于再开发或公益事业建设。我国从2016年开始,各地攻坚克难,积极处置“僵尸企业”,对于我们深入持久地走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阴影,无疑十分正确。总之,这是防御经济危机直接而现实的方略。
第六,民生保障和收入分配调节战略。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益和生活状态,包涵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等;具体涵括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公众安全等方面的权益和状况。从宽泛意义上来说,调节收入分配也属于民生保障范畴,但因其在防御经济危机中,在增加信心拉动消费、增加能量维护社会稳定、增加动力推动经济发展中具有突出重要的作用,因此将其同等列出以示强调。在实施此项战略中,笔者认为:一是要坚持持之以恒扶贫帮困托底。要保障贫困人口在生产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基本权益。但同时也应坚持“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要防止扶贫工作中“等靠要”“懒散庸”等现象的普遍出现和蔓延,应鼓励和支持他们最终依靠勤奋劳动、创造价值摆脱贫困。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既要下决心消除绝对贫困又不能把胃口吊得太高。”[14]二是坚持民生福利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坚定不移不断提高社会整体的民生福利和幸福指数。但同时又不能超前过度福利化,更不能简单模仿复制走西欧国家福利型社会的老路。西欧福利型国家构建的事实证明:其最终大大影响了民众制造创造的热情,大大延缓了其国家迈向更高现代化的步伐。我国资源环境现状和人口总量的对比,也决定了我们短期难以达到西欧福利型国家水平。作为一个正在迈向经济强国的经济大国,我们的目标应是:既要充分保证每个人的民生福利、幸福指数和发展权利,又要在全社会形成勤奋向上、充满活力和持久制造创造能力的经济社会氛围。三是调节收入分配。当前应重点在如何有效提高劳动收入报酬、培育中产阶层、通过法制等手段调节和降低过高收入等方面下功夫。民生保障和收入分配调节战略,是解决社会“货币溢出”流入真正需要货币人群的最直接渠道,其运作成功的根本评价在于能否通过此项战略实施,形成很好的经济社会综合效能。总之,这是防御经济危机的根本方略。
第七,加强国防建设和鼓励出口战略。国防和军队是国家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长足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和如前所述的GDP“最终去处或者终端消费场地”来看,鼓励出口特别是鼓励净出口意义重大。我国近年来和今后一段时间仍将开展的“强军兴军”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在提升国力、维护形象和为进出口保驾护航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无形之中为抗击危机、拉动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发挥一定作用。在外贸进出口方面,我国外贸总量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在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品牌质量、产品链条延伸以及产品出口的更广覆盖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空间,需要我们从思想观念、科技创造、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等方面进一步去挖掘潜力。总之,加强国防建设和鼓励出口战略是一项利国利民而意义深远的战略,是防御经济危机的重要保障方略。
对于以上政府介入战略的综合实施,笔者认为还应认知以下几点:一是以上七大战略是政府在经济发展质量上、方向上的引导和介入,体现经济改革和正确发展方向的需要,一定程度也是对市场经济时滞性、盲目性的填补和修正。二是在实际操作中应当以金融与实体经济背离、交错的程度为切入点,建立经济危机的监测、评估与预警机制,以此作为实施以上战略力度和广度的依据。三是以上几大战略的搭配性实施和综合性运用,应根据国情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体现不同的重点和层次性,在一定程度也体现政府调节经济的技巧性和艺术性。
总之,经济周期性波动甚至经济危机在市场机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幸免。我国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产党领导的强大底气和气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证实了我们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抵御这种危机传导带来的巨大破坏。深入研究近现代经济危机成因、机理与防御,是为了使我们在今后预防和抵御经济危机中思路更清楚、步履更坚定、方法更有效,以应对难以估测的甚至更加复杂的世界性经济波动乃至经济危机的爆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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