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活动发生的原因--以创业倾向迁移为视角_创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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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创业活动为何发生?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创业活动获得了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创业研究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在创业研究领域,大量学者对创业活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Shane,Venkataraman,2000;Busenitz et al.,2003),这些研究主要从微观层面探索各类管理要素在创业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定位,并且提出了大量以创业机会、创业团队、创业资源等要素为核心的创业模型(Sahlman,1996;Timmons,1999)。尽管如此,这些研究所关注的往往是已经成立或者即将创立的企业的发展规律,很少关注未实施创业行为的社会普通人群。与之相对的是针对创业倾向(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众多学者开发了与创业倾向有关的研究框架和测量工具,并且借助实证数据予以验证,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研究成果。相对上一类型的研究,创业倾向研究强调了个体对于创业行为的认知和意愿对于最终创业决策的影响,因此,其研究边界集中于未创业的人群(Bird,1988;Krueger,Carsrud,1993;Krueger,Brazeal,1994)。尽管如此,这一类型的研究将重点集中于个体心理层面,忽视了与创业行为相关的战略、资源、机会等要素的角色(虽然创业活动还未发生,但是这些因素的影响仍是存在的)。因此,上述研究在回答创业活动为何发生这一问题上还不能够提供充分的理论解释。

与本文高度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区域创业活动发展的差异,这是由于世界范围内创业活动的不平衡发展所引发的研究议题。如果能够找到区域内影响创业活动发展的重要因素,创业活动的发生机制也就显现出来了。在以区域作为研究背景的文献中,大量研究主要关注了区域创业环境(environment)的发展特征及其对于创业活动的影响(Gnyawali,Fogel,1994;Fogel,2001;Edelman,Yli-Renko,2010),同时,由美国百森商学院发起的《全球创业观察报告》影响力更大,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调查各地创业环境,拥有大量的实证成果(Levie,Erkko,2008;Valliere,2010)。除了环境以外,类似的概念包括创业背景(milieu)(Hansen,1990)、创业气候(climate)(Goetz,Freshwater,2001;Wilkinson,2006)等。这些研究都从不同侧面研究区域要素对于创业活动的发生过程的影响,它们的研究框架主要涉及宏观层面的区域特征,例如区域的社会、人口、经济等指标,即使是以社会人群调查作为数据主要来源的全球创业观察报告,其调查过程和调查内容也是邀请受访者对区域宏观经济环境进行评价,并未涉及太多受访者自身的微观特征。由于缺乏微观个体行为因素的最直接观测和分析,上述研究忽略了创业活动的微观发生机制,而这一机制正是区域创业活动差异的微观基础。

因此,已有研究的现状为本文提供了巨大的研究线索:一方面,创业活动的发生机制研究不仅需要面向创业者,更需要面向更大范围的未创业人群进行考察,从理论上解释创业行为的发生机制:另一方面,大量对于创业活动存在影响的因素需要整合在一起,特别是当将区域作为研究背景时,宏观层面特定的区域变量以及微观层面个体的属性特征均需要纳入到研究框架之中,才能形成较完备的研究结论。

二、本文的理论基础——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拓展

本文对于创业活动发生过程的考察兼顾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在微观的层面针对普通人群的具体情况,研究其决定和实施创业行为的过程,这是本文的起点;在宏观层面则注重将特定宏观因素纳入到微观的创业过程中,从而形成特定的宏微观相结合的创业行为发生机制。

微观层面,我们借鉴了已有创业倾向的研究成果。倾向是对行为的直接激励因素(Ajzen,1991)。所谓创业倾向就是指微观个体对于未来是否执行创业行为的主观看法,体现了个体对于创业行动本身以及创业行动所依托的社会环境的基本假设,并且是唯一可用来准确预测创业行为的工具(Ajzen,2001;Linán,Chen,2009)。在已有的创业倾向研究中,大量文献所共同遵循的一个理论源头是由Ajzen(1991)所开发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DB),如图1所示。

图1 计划行为理论示意

资料来源:Ajzen I.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1,(50).

该理论总体上认为倾向是对于个体目标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个体的态度、信仰、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要素则通过倾向的中介作用影响目标行为的发生,因此,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将倾向的先决变量分为三个方面:个体对于目标行为的态度(attitudes toward the behavior)、个体的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个体感知到的对于该行为的控制力(perception of behavioral control)。在之后的大量创业倾向研究中,研究人员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开发了大量命题,并予以实证检验。

当研究问题集中于特定区域创业活动的发生机制时,上述模型需要进一步拓展。创业过程并不仅仅是个体决定创业这一心理过程,创业涉及大量资源和要素的组合,创业过程是创业者与外部环境不断进行交互作用的结果(Timmons,1999)。因此,为了开发适用于创业行为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需要针对创业活动的特征,添加与区域商业活动、创业政策等因素相关的要素,如图2所示。这些要素在创业活动发生过程中扮演不同角色,并且体现出依次递进的逻辑顺序。

图2 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1.个体心理特征

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核心仍然是微观层面的个体心理特征,也就是传统的计划行为模型中的行为态度以及行为控制两个要素。创业倾向所反映的是个体自身的创业意愿,与他人无关,个体心理特征是创业倾向之所以形成的最直接影响因素。其余各个要素对于创业倾向的影响都依赖于个体心理特征的传导机制。在大量以创业倾向为因变量的研究中,众多学者以个体心理特征作为自变量,证明了这些变量对于创业倾向的正面影响(Kristiansen,Indarti,2004;Linán,Chen,2009)。在本文所开发的模型中,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的含义如下:

创业行为态度:创业行为态度是个体对于未来成为创业者这一行为的主观态度,创业行为态度高,则个体实施创业行为的主观意愿也较高(Kolvereid,1996;Ajzen,2001;Autio et al.,2001)。创业行为态度中包含理性客观和非理性主观的成分(Linán,Chen 2009)。一方面,创业行为态度与创业项目本身的状态密不可分,特别是当个体已经有初步的创业意向时,该项目的成长空间、盈利前景、经营风险等内容都会对创业行为态度产生影响,此时,个体对于创业项目的理性分析和判断能够有助于形成更为切实的行为态度。另一方面,创业行为态度也与个体自身的价值取向和性格特质等因素相关。例如,某些个体可能属于风险偏好型的,在同等的创业项目中,他自然会对那些高风险和高收益并存的项目拥有更高评价;反之当个体属于风险规避型时,创业项目的风险禀赋将会对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起到很明显的负面作用。

创业行为控制:创业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对于执行创业行为的难易程度的评价,如果个体认为创业行为所涉及的成本较低,自己能够充分掌控其实施过程,其创业意愿也会较高。创业行为控制中同样包含理性客观和非理性主观的成分。一方面,创业行为控制取决于创业行为的客观实施成本和困难程度,特别是在某些特定区域或特定产业,实施创业行动需要创业者付出更多的资源,承担更多的经营风险,这将降低个体的创业行为控制力。另一方面,创业行为控制与个体所具备的与创业行为相关的素质或能力相关,个体在创业方面富有经验,知识和能力储备充分,对创业行为会更有把握,对于创业行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风险的掌控程度也会大大上升,从而提升了创业行为的成功几率(ajzen,2002;Linán,Chen,2009)。很多研究将与创业相关的行为控制概念等同于自我效能(self-efficacy)(Bandura,1997),或者感知到的可行性(perceived feasibility)(Shapero,Sokol,1982)。

2.创业项目特征

创业项目特征中既包含微观层面该项目的盈利前景、经营成本、商业模式等特征,又包含了宏观层面该项目所属行业的发展前景。本文在计划行为理论中添加入该要素是因为创业行为的开展总是依托于具体的项目。如果个体没有明确的创业方向,只是盲目地树立一个创业目标,这样的创业行为很难成为现实,此时空谈创业倾向也是没有意义的。在本文所开发的模型中,创业项目的特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①创业项目的盈利前景。这是该项目之所以能够吸引潜在创业者的最根本原因。创业行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创业项目无法提供稳定而可观的回报,创业者自然会终止创业行动。具备高度盈利可能的创业项目也会吸引更多的个体投入该项目。创业项目的盈利前景与微观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密切相关。就一般人群而言,盈利前景越高,他们对于创业行为的态度越正面。当然,由于个体在主观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也会使得不同个体面向同一类创业项目时拥有不同的行为态度。创业项目的盈利前景可以用很多因素来衡量,例如该项目所属行业的发展前景、成长空间或竞争强度、该项目所提供产品的独特功能、成本优势或技术创新水平等。②创业项目的实施难易程度。这是个体在识别创业机会完成创业准备时必须要考虑的方面。因为即使创业项目具有非常良好的发展前景,如果实施成本太高,需要耗费大量的前期投入,运营过程风险和不确定性太高,很多潜在的创业者将会放弃创业行为。创业项目的实施难度与微观个体对于创业行为的控制密切相关。通常,创业项目实施难度高,意味着个体对于创业行为的控制力较低。创业项目的实施难易程度同样可以用很多因素来衡量,例如该项目的前期投资水平、所需厂房设备的规模、员工素质要求等。

创业项目的特征不同于其他要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创业项目通常独立于创业个体或区域政策部门。不同的个体在面向同一类创业项目时可能行为态度和行为控制有所不同,但是创业项目并不因为微观个体的判断而发生变化。它的特征有其自身规律,一般与产业、产品或技术的生命周期有关。因此,如果将区域的创业活动及其与之相互依存的经营环境看成一个创业生态系统的话,创业项目特征是这一系统的外生变量。

3.家庭和社会关系

经典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强调了主观规范对于创业倾向的作用。这是个体所能体会到的社会层面对于他实施创业行为的态度,而且主要集中于与个体最为接近的社会人群(reference people)(Ajzen,2001)。和经典模型不同,本文不再将主观规范与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放在同一个层面(在经典的模型中,这三个要素是并列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联系),而是将其作为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的先决变量。因为社会人群对于创业行为的看法将会影响个体创业决策,反过来个体的创业决策却很难从逻辑上推导出对于社会其他人群的影响。同时,本文不再强调是个体自身所感知到的其他人群对其创业行为的看法(因为这依然强调的是个体心理层面的感知),而是直接关注来自家庭和社会人群的激励或抑制要素,从而将这一概念的主体转化成为外部人群。这进一步为个体决定创业的心理过程构造了特定的社会情境。

家庭和社会关系要素是依托于人这一要素而存在的,家庭要素是指个体所处的家庭,甚至家族的成员情况。社会关系则是指与个体存在较密切交往的朋友或是个体所处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并不一定和创业活动或商业活动相关)的情况。可以注意到,有关家庭与创业的研究刚刚兴起,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Aldrich,Cliff(2003)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创业者的家庭系统对于创业活动的影响,他们所开发的家庭系统包括了家庭的变化、资源、规范、态度和价值观,这些要素在不断施加对于创业活动的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创业活动的反作用力。当探讨家庭在个体是否决定创业方面的影响时,我们主要关注家庭成员是否支持创业行动,以及家庭成员可能为创业行动提供的各项资源。

相比家庭研究,社会关系方面的研究则非常丰富,特别是大量在以中国为研究背景的组织研究中,关系和网络已经成为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Xin,Pearce,1996;Park,Luo,2001)。当创业行动发生之后,社会关系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本、技能、劳动力,正常情况下这些资源需要很多时间来积累或者获取(Ahuja,2000)。因此,社会关系成员以及相应的关系网络能够避免在初创期由于缺乏必要的资质或市场信誉,创业者难以获得企业经营活动亟需的资源。

总而言之,家庭和社会关系要素对于创业倾向的影响体现在:一方面,由于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成员是与个体最为亲密的群体,他们对于创业活动的正面或负面评价将会对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产生影响:如果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成员都强烈支持或反对创业行为,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通常也会随之发生正面和负面的调整。另一方面,如果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成员都能够为个体实施创业活动提供支持条件,这将会提升创业行为的便利性,从而提升个体的创业行为控制;反之,如果家庭和社会关系成员不愿意为创业行为提供任何支持,甚至还设置种种障碍,这将降低个体的创业行为控制。

4.区域制度环境

区域制度环境是本文所开发的模型中最为宏观的要素,它作用于区域内部的所有个体,不论其创业与否。这也是传统的以个体心理特征为主要内容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所未涵盖的要素。在本文中,这一要素将作为重要的区域变量介入创业活动的发生机制。当在具体的区域情境中考察创业活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时,区域制度环境的角色非常重要,因为区域制度环境能够为创业行为提供正面或负面的政策、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支持或阻碍。同时,区域制度环境也是比较不同区域创业活动发展差异时所不能忽略的因素。在这一方面,很多学者对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制度环境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制度环境方面的某些差异将会导致创业活动呈现不同的发展势态,这一论点特别反映在《全球创业观察报告》的系列报告中。

制度环境是指在区域的政治、法律、文化等要素中与创业活动密切相关的成分。在已有经济学及管理学的研究传统中,制度是一个重要元素。作为区域层面的总体特征,制度因素反映了区域社会人群对于创业活动的认知状况,以及政治法律体系对于经济活动的限制或推进作用。当制度环境作为影响个体创业倾向的前置变量时,制度环境对于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都存在作用。

在创业行为态度方面,制度环境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是促进个体提升创业行为态度的有利因素,如果大多数人都对创业活动抱有正面评价,对于创业失败也持充分宽容或鼓励态度,这将积极提升个体的创业意愿,也为创业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宽松和积极向上的总体社会氛围。在创业行为控制方面,政府所指定的创业政策是制度情境的重要构成,这些政策涉及创业活动的税费减免,或是针对某些特定类型创业活动的低息贷款,当创业政策能够真正惠及普通创业人群时,个体将会感知到自身能够更为便利的开展创业行为,创业行为的开展也就更有把握,这就提升了个体的创业行为控制力。

三、创业活动为何发生——创业倾向平面的质点迁移路径

1.创业倾向二维平面的构建——基于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根据本文所开发的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可以绘制一个二维的创业倾向平面,以考察个体的创业倾向提升可能和提升路径。假定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都是可以量化的,将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分别作为纵向和横向的坐标就可以绘制出一个二维空间,不同的纵向和横向组合就代表了不同情境的个体质点。因为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是个体创业倾向的最直接影响因素,它们的组合进一步反映了个体创业倾向的水平。考虑到大多数人的行为态度和行为控制是正态分布的,极端低和极端高的情况并不多见(现实中的创业者占人群的比例非常小),他们在二元坐标系中的分布也同样遵循大致的正态分布,主要集中在中间区域。同时,因为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一般不会无上限地提升,因此,在二维坐标系中设定了一个上限,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分布在该上限之内,如图3所示。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都是创业倾向的必要决定因素,缺乏某一方面都难以形成真正有益的创业倾向,也更谈不上后续的创业行为。因此,①假定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都要高于一定标准,个体的创业倾向才能够达到较高水准,并且真正能转化为创业行为。图3在纵向和横向上分别设置了两条临界线,高于该临界线才意味着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是有意义的。②假定创业行为控制必须高于创业行为态度,创业行为才能够具备真正实施的可能。这是因为,如果创业行为态度高于创业行为控制,这说明个体对于可能的创业方向持有非常高的评价,但是,能够掌控的启动资源却不符合该项目的需要,该行为很难成为现实。这里简单地假定当创业行为控制和创业行为态度之间是对等的,此时创业倾向恰好达到可转化为行为的临界值(二者之间的比例当然也可以是其他的数值,但是不影响文章结论的推导)。可以看到在图3中,由两条临界线将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平面分为了四个象限,处于右上角象限Ⅳ的下半个三角形才是真正可能产生创业行为的区域,这里记为创业区域A。在这一区域内,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都高于临界线,同时创业行为控制高于创业行为态度。从面积上看,能够产生创业行为的区域面积占总体面积的比例非常低,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为什么一般社会人群中创业者的比例非常低。

需要注意到的是,不考虑外力作用时,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往往是固定不变的。这两个因素作为微观个体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个体自身的技能、知识、经验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是在短时期内无法迅速改变的,因此,如果在创业倾向模型中没有其他外生变量,个体质点在创业倾向平面上将是固定的,很难发生迁移。

参照创业倾向平面的绘制方法,同样能够将创业项目的特征要素绘制成二维平面,其中纵向坐标轴是创业项目的盈利前景,而横向坐标轴是创业项目的实施难度。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微观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中存在着主观非理性成分和客观理性成分,后者与创业项目的特征密切相关: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主要取决于创业项目的盈利前景,个体的创业行为控制主要取决于创业项目的实施难度。因此,创业项目二维平面与创业倾向二维平面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将二者整合在一起,用以分析个体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的存在基础——在特定的创业项目基础上,个体通常展现出与之大致匹配的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在实际中,创业项目特征和个体心理特征可能并不完全吻合,但是至少存在较大的交叉空间,并不会出现较强的矛盾。当然,如果个体本身确实渴望创业,对与创业行为有近乎盲目的热情,也会表现出与创业项目特征不吻合的行为态度和行为控制,这种较为极端的情况不在本文所探讨范围内。

综上所述,在图3中,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作为主要的坐标轴,而创业项目的盈利前景和实施难度则作为次要的坐标轴。因此,由两条临界线所分割的四个象限对应着个体可能存在的四类情境:

图3 创业倾向的二维平面设定

情境1:个体位于象限Ⅰ内,他们所面向的创业项目盈利前景低、实施难度高。这一类型的创业项目往往属于较为成熟的产业,市场上已经有很多的竞争对手,此时进入市场要面临较强的竞争压力,企业将不得不在产品价格、性能等方面加强措施,这将压缩企业的盈利空间;另一方面,创业项目本身可能需要较大的投入,例如厂房、设备、设施等,这为创业行为的实施增加了难度。这一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某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创业项目。当面临这一类型的创业项目时,个体往往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都很低。

情境2:个体位于象限Ⅱ内,他们所面向的创业项目盈利前景低、实施难度高。这一类型的创业项目同象限Ⅰ的项目一样通常属于成熟产业,由于市场已经被充分开发,为新进入者提供的发展空间较小,项目很难通过市场开拓行为获得可观的营业收入;与象限Ⅰ不同的是,创业项目不需要较大的投入,进入门槛较低,如果企业建立起来,未来的发展也大致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创业活动的实施难度较低。这一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某些竞争者已经高度密集的商业街上的新开业者。当面临这一类型的创业项目时,个体往往创业行为态度较低,但创业行为控制很高。

情境3:个体位于象限Ⅲ内,他们所面向的创业项目盈利前景高、实施难度高。这一类型的创业项目往往属于新兴产业,市场刚刚兴起,而且具有很强的成长空间,整个行业内还没有足够规模的竞争对手,因此,创业项目前景非常良好,能够为创业者带来较可观的回报,但是创业项目同样需要大量的投入,这可能是由于创业项目所属行业是一个资源投入型的行业,创业行为所需的各项准备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这为创业行为的实施增加了难度。这一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某些需要巨额投入的高新技术产业创业项目。当面临这一类型的创业项目时,个体往往创业行为态度较高,但创业行为控制较低。

情境4:个体位于象限Ⅳ内,他们所面向的创业项目盈利前景高、实施难度低。这一类型的创业项目同左上角的项目一样属于新兴产业,市场成长空间大,无明显不利因素,从而为创业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创业项目的启动同样不需要太多的投入,创业者可以在能力范围内便捷、迅速的创办企业、获得成长。这一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某些在商业模式方面进行了独特创新、同时又不需要巨资投入的新型创业活动。当面临这一类型的创业项目时,个体往往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都很高。这一类型的创业项目所能激发的创业行为也是最多的。但是由该区域的面积所占整个二维平面的面积比例可以看出,这一类型的创业项目数量总体上较少。

2.个体质点在创业倾向二维平面上的迁移

上述分析属于个体创业倾向的静态分析,因为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创业行为控制与创业项目特征虽然存在一定对应关系,但在二维平面上的位置都未发生变动。当家庭及社会关系以及区域制度环境被纳入到该坐标系之后,个体质点将发生迁移。

根据上文的分析,家庭及社会关系、区域制度环境对于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都是通过影响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来执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及社会关系、区域制度环境这两个要素的作用是不同的。前者是微观层面的因素,因为不同个体的家庭及社会关系总是不同的,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两个个体;后者则是宏观层面的因素,也就是说,对于特定区域而言,该区域内部所有的个体都将受到该制度环境的影响(这里暂时忽略某些针对性非常强的创业政策,假定创业政策是面向所有社会人群的)。同时,这两个因素对于个体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的作用机制并不存在先后顺序:微观个体创业行为的发生有可能是家庭成员的大力鼓动所引发的,也有可能是由于区域创业政策的有力刺激所激发的,二者不存在重要性或发生作用方面的顺序。

还需要说明的是家庭及社会关系、区域制度环境对于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并不是无穷尽的。因为个体对于创业的行为态度和行为控制总是存在上限,不可能无限制上升。当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都处于较低水准时,通过改进家庭及社会关系,或是区域制度环境能够实现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的快速上升;如果二者已经处于较高水准(也就是二维空间上限区域的附近),此时,家庭及社会关系、区域制度环境对于它们的激励作用或限制作用将很难奏效,这也符合实际情况:如果某人非常热衷创业,几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创业,此时通常的创业政策或家人的影响将难以对其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在个体创业倾向平面上,个体质点的迁移取决于三个要素:该质点的起始情境,也就是个体质点所处的象限,更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将该质点的坐标明晰化;该质点的迁移方向,这主要取决于家庭及社会关系和区域制度环境的影响机制的比较,哪一方面的作用力更大,迁移方向就偏向哪一方面;该质点的迁移距离,这主要取决于家庭及社会关系和区域制度环境的合力大小。

在情境1中,其创业项目属于盈利空间低、实施难度大的情况,微观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水平总体上都较低——个体觉得创业行为既无利可图又缺乏实施可能。在该象限中,个体质点朝着区域A的迁移路径是最长的,这意味着这一象限中的个体总体上创业倾向的提升较为困难,从图4中可以看到,当家庭及社会关系和区域制度环境的合力是朝着右上方,并且均保持较大的强度时,质点才有可能迁移到象限Ⅳ中,由于创业区域A仅仅占据了象限Ⅳ的一半,因此,家庭及社会关系和区域制度环境的合力还要尽可能避免在个体创业态度方面的促进作用高于创业行为控制。如果上述两个要素的作用结果更多地体现在创业行为态度方面,创业行为控制的提升与之并不匹配,这仍然不利于个体提升自身的创业倾向。因为绝大部分个体及创业项目的情况处于这一象限内,因此,上述分析结果也反映这一现实,要激发大部分个体的创业倾向实际上难度较大。

在情境2中,其创业项目属于盈利前景低,而实施难度也比较低的情况,微观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处于临界线以下,而创业控制水平高于基本线——虽然个体能够有把握实施创业项目,但是主观上对这一行为并不认可,因此也不会实施创业行为。此时,当区域制度环境和家庭及社会关系的合力是朝着上方时,个体质点将能够迁移到创业区域中。在这一情景中,个体质点接近创业行为控制的上限,所以,区域制度环境和家庭及社会关系对于创业行为控制的影响很难发挥作用。此时,区域制度环境和家庭及社会关系对于创业行为态度的正面影响更为重要。注意到个体质点向创业区域A的迁移距离比起象限Ⅰ和象限Ⅲ内的质点的距离都要更近,因此,该象限的个体发生创业倾向迁移的难度相对较小。这意味着当个体已经握有较强的创业把握时,很容易通过创业态度的改善提升创业倾向。

在情境3中,其创业项目属于盈利空间高,而实施难度大的情况,微观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处于临界线以上,而创业行为控制水平低于临界线——虽然个体觉得创业行为能够创造很高商业价值,但是无法实施这一创业项目。此时,当区域制度环境和家庭及社会关系的合力是朝着右方时,个体质点能够以较快的速率迁移到创业区域A中。因为在这一情景中,个体质点接近创业行为态度的上限,所以区域制度环境和家庭及社会关系很难对创业行为态度施加进一步的影响。此时,区域制度环境和家庭及社会关系对于创业行为控制的正面影响更为重要。注意到在上述平面中,该象限内的个体质点朝着创业区域A的迁移所历经的过程仅次于左下角象限,其漫长的迁移过程也说明对于普通人群来说,在创业行为控制方面的提升难度较大,因为这涉及更多创业的启动和运营成本,属于真实的物质激励而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激励。

图4 个体在创业倾向二维平面上的迁移

在情境4中,这里主要考察创业区域A以外的个体质点,他们的创业项目属于盈利前景高而实施难度也较低的情况,微观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都高于临界线,但是,创业行为控制要低于创业行为态度,这种不匹配的状况使得个体难以驾驭创业项目,创业倾向也不足以转化为创业行为。由于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都处于比较高的位置,外力很难发挥作用,因此,虽然这一区域距离创业区域A最近,但是个体质点的迁移难度并不会太低。区域制度环境和家庭及社会关系的合力必须集中于创业行为控制方面,经历较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实现创业行为控制的提升,并最终出现真实的创业行为。

上述分析主要体现在图4中。总而言之,个体心理特征和创业项目特征为创业倾向的迁移提供了存在情境,家庭和社会关系、区域制度环境为创业倾向的迁移提供了动力,当二者合力方向必须指向创业区域A,并且根据距离的远近维持在一定水准以上,个体创业倾向能够实现情境跨越式迁移。

3.区域创业活动的发展差异:个体质点迁移和聚集的结果

个体在创业倾向二维平面上的迁移路径不仅可以用于解释特定区域的创业活动为何发生,同时也可以用于解释不同区域创业活动的发展差异。当研究视角从微观个体上升到宏观区域层面时,需要将区域内部大部分人群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虑。此时,微观个体之间的差异需要适当忽略,因为对于大部分区域来说,微观层面的因素符合大样本的正态分布,不会有大量极端情况出现。因此,本文模型中的个体心理特征、家庭和社会关系、创业项目的微观特征分布也不再有明显的倾向性,如果将区域所有个体的创业倾向绘制到同一张二维平面中,大部分个体都处在中间区域,愿意实施创业行为的个体始终居于少数。

因此,在本文所开发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中,针对区域层面的个体创业倾向分布,依然发挥作用的因素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创业项目的宏观特征(即项目所属产业的特征)以及区域制度环境。从区域的角度看待创业项目的宏观特征,就是考察该区域的主导产业是不是有利于创业活动的发生。区域的主导产业往往是由于地区历史、资源分布或地理区位等客观原因所形成的,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因此,区域的主导产业为区域个体创业倾向分析提供了一个情境背景。如果该区域范围内存在一个较有前景的主导产业,在该产业内部,技术、市场、产品等要素具备优质的发展前景和实施空间,这将对于区域内部所有的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产生正面的影响。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假设区域内部仅有一个主导产业,并且将问题简化为当主导产业适合/不适合创业行为开展时,区域个体创业倾向的分布特征,如图5所示:

主导产业适合/不适合创业行为的两类情境都是与没有明确适合状况的情境相对的。后者就是在前面所开发的个体创业倾向分布时所设定的产业特征——绝大部分个体分布在二维坐标的中间区域。当主导产业适合创业行为时,该区域内部的所有个体的位置总体上都将处于图5中各个相应质点的右上方,从而增加了创业区域A内部的质点数量。当主导产业不适合创业行为时,该区域内部的所有个体的位置总体上都将处于图5中各个相应质点的左下方,从而减少了创业区域A内部的质点数量。

图5 不同主导产业下的区域个体质点分布

此时,区域制度环境则作为区域内部可予以改变的要素,对所有的个体都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它们都将遵循大致类似的迁移路径。简单起见,这里暂时不考虑由于个体质点靠近上限所导致的外力失效。同时,出于讨论需要,这里仅仅考察他们对于创业倾向的总体支持或限制的作用,而不再细分为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两个方面(因为制度环境中对于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的作用通常是相关的,因此这一假定符合客观实际)。可以看到,当区域内部存在适合创业行为的主导产业时,如果区域制度环境总体上对与创业行为是有利的,所有的个体都将向右上方迁移,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创业区域A内部的质点数量,这是目前国内外创业活动发展非常活跃的典型区域的发展现实。反之,如果区域制度环境总体上对与创业行为是不利的,所有的个体都将向左下方迁移,从而使得个体质点分布接近图5中的状态,这意味着制度环境的不利因素抵消了主导产业的有利因素。

当区域内部存在不适合创业行为的主导产业时,如果区域制度环境总体上对与创业行为是有利的,所有的个体都将向右上方迁移,这能够增加创业区域A内部的质点数量,同样使得个体质点分布接近图5中的状态,这意味着制度环境的有利因素抵消了主导产业的不利因素。反之,如果区域制度环境总体上对与创业行为是不利的,所有的个体都将继续向左下方迁移,创业区域A内部的质点数量进一步减少。这也是目前国内很多欠发达地区创业活动的真实写照。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对于经典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进行了拓展,并且开发了个体心理特征、创业项目特征、区域制度环境对于创业倾向的作用机制。基于这一分析,文章开发了创业倾向的二维平面,并且探讨了区域内的个体质点在平面上的迁移路径,以及个体质点的迁移和聚集所造成的区域创业活动发展差异。基于本文所开发的模型,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于区域创业活动的规律进行认识:

1,决定个体创业与否的因素重要性差别

个体开展创业行为的决定是其内在的创业倾向所推进的,因此,分析创业活动为何发生,就是要考察哪些因素对于提升创业倾向有着显著意义。从推导过程可以看出,个体心理特征是最为直接的创业倾向影响因素。在本文所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中,个体心理特征的最主要内容是个体对于创业行为的态度和控制,二者综合决定了创业倾向的水平。虽然这两个心理方面的特征受到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是,归根到底是由个体自身的成长经历、工作经验、知识技能等方面因素所限定的。很多地区的人群被认为是天然的创业者,这并不是主要因为当地的商业环境或是创业政策都非常好,而更多的是由于当地悠久的商业传统所造就的大多数个体天然存在的强烈创业意愿。如果社会人群普遍对于创业活动较为抵触,那么,即使外部力量充分介入,对于创业倾向的鼓励效果也非常有限,因此,这就回答了为什么在很多地区尽管有关部门不停地出台某些政策文件,但是创业活动的发展并不迅速的原因。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创业项目特征。创业项目特征为个体心理特征分析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在本文的模型中创业项目的特征与个体的心理特征是直接相关的。虽然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但是,创业项目特征为认识和解读普通人群可能的心理特征提供了线索。创业项目特征包含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是指个体所准备开发的具体产品、技术、应用的特征;在宏观层面是指创业项目所属产业的发展特征。从这两个层次的内涵看,它们的独立性较强,其发展变化,特别是宏观层面的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支持,各项有利因素都需要整合在一起形成良性的商业生态系统,才能保证整个产业的良性成长。因此,如果想要通过改进创业项目特征提升社会人群创业倾向,需要较长的时间以及较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

家庭和社会关系要素、区域制度环境这两个要素的重要性是互补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要素是与个体关系最为紧密的人群,他们对于创业行为的态度,以及能够为创业行为提供的帮助能够最大程度影响个体的创业倾向。与此相对应的是,虽然区域制度环境有可能影响力度很大,其作用范围也囊括了区域内所有个体,但是,由于影响距离相对较远,它的作用需要与家庭和社会关系要素进行综合比较。特别是当家庭和社会关系要素、区域制度环境这两个要素存在相反的作用力时,此时需要考察哪一方面的因素在提升个体创业行为态度或创业行为控制方面更占优势。显然,家庭和社会关系要素也是外部力量特别是政府部门难以直接控制的要素,因此,作为区域制度环境重要构成的创业政策实施效果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削弱。

综上所示,本文对创业倾向的不同影响要素的重要性进行了排序,研究发现个体心理特征是最为直接和最为重要的,同时,被政府部门给予厚望的创业政策的重要程度则是最低的,这充分解释了当前创业实践中常见的创业政策失效的现象。

2.个体创业倾向的改进可能

本文给出了个体质点在创业倾向二维平面上的迁移路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迁移路径能够很容易实现。在创业倾向二维平面中,大部分个体质点处于左下角的象限Ⅰ,这不仅是因为个体的心理特征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同时也是因为绝大部分创业项目的特征都难以达到较高的盈利空间或实施条件。对于这些质点,家庭和社会关系要素以及区域制度环境要素的合力必须达到充分的强度,同时在个体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方面都不能有所欠缺,才能够使得某些个体质点迁移到创业区域。如果个体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对于创业行为并不持有积极的鼓励和支持态度(这是现实中常见的情况,由于经历、背景、环境类似,某些人群可能在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方面较接近),这意味着区域制度环境中的政策环境需要针对创业行为给予更丰富、更实质性的激励措施,才能有效激发个体的创业倾向。从目前的区域实践看,大多数创业政策的针对性很强,例如它们更愿意针对某些高新技术行业或海归创业人才提供优惠和支持,但是,对于更多部分社会人群创业所需的资源,还没有太多的明确政策扶持,这就使得对于绝大部分的个体质点而言实现迁移难度非常大。

与象限Ⅰ不同,象限Ⅱ和象限Ⅲ的个体质点的迁移性可能非常高,因为它们仅仅在某一方面需要适度提升。当家庭和社会关系要素及区域制度环境要素的合力能够满足质点跃迁的要求时,个体的创业倾向就得到了提升。处于这两个象限内的个体质点也相对较少,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已经具备较高商业价值或一定操作可行性的创业项目,这在现实中也并不多见。同时可以看到,象限Ⅱ内的个体质点比象限Ⅲ中的个体质点更容易实现跃迁,这是因为相对而言在创业行为态度方面的变化更为容易,而在创业行为控制方面的变化则相反——后者需要更切实的激励和支持,而不仅仅是主观态度方面的鼓励。相对而言,家庭和社会关系要素虽然能够为创业活动提供各类急需的支持,但是由于他们的规模毕竟有限,对于创业活动所需的多样化资源难以给予有效支持,这就对区域制度环境要素提供了更多的要求。

象限Ⅳ内的个体质点处于较为优越的状况,这一情况的个体质点也是最少的。如果家庭和社会关系要素及区域制度环境要素的合力并不是严重负向的,处于创业区域A中的个体质点很容易就自发形成创业行为。处于创业区域A之外的个体质点则相对复杂,他们处于即将创业的状态,但是仅仅是因为创业行为控制略低于创业行为态度,导致创业行为的可行性暂时还不够高。因为他们的个体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总体上都处于较高的水准,此时通常的外部力量较难发挥作用。家庭和社会关系要素及区域制度环境要素必须要在创业行为控制方面形成稳定长期的正面合力,才能够改进这些个体的创业行为控制。目前,从各个区域的创业实践看,创业政策的着力点往往是这些高成长预期同时对投入要求也很高的创业项目(行为态度和行为控制都很高,但是行为态度高于行为控制),但是,由于创业行为控制的改善需要较长时间,政策也难以在短期内达到效果。

3.如何在区域层面促进创业活动,缩小区域差异

区域层面的创业活动差异源自于个体创业行为的累积。根据本文所开发的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在鼓励和发展区域创业活动方面,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建设,从区域发展的整体出发构建有利于创业活动的整体情境,而不是仅仅依赖某些政策或措施。具体而言:

个体心理特征作为影响个体创业倾向的最直接要素,虽然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改变,但是从长期看,需要特定的激发措施予以适当改进。应当积极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进与创业活动相关的教育、培训、讲座等指导活动。目前虽然国内对于创业教育的呼声很高,但是,创业教育所惠及范围大多数还停留在高校或职业学校中,这就忽略了更广泛范围内的人群对于创业教育的需求。同时,与提升创业倾向、提高创业技能相关的创业指导活动应该是多元化的,不能仅仅限于某些课程,而是应当尽可能通过形式多样、内容广泛、讲求互动的教育形式最大程度上向普通社会人群灌输创业理念,提升其创业素养。

创业项目特征是个体创业倾向的存在基础,在这一方面应当积极构建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商业生态环境。产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企业种群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产业链上下游、服务于商业活动的信息平台、中介机构、投资机构等不同的角色。这些要素应当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其积极角色,并且取代目前政府部门竭力扮演却力所不能及的角色,用商业的手段解决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鼓励和发展有利的区域商业环境。就区域发展的宏观层面而言,为了促进区域层面创业活动的发展,还要积极规划区域的主导产业,争取提升主导产业的发展前景和成长空间,虽然这一时间进程较为缓慢,但是从长期看,通过产业的升级所改进的区域个体创业倾向分布是最为稳定的。

家庭和社会关系要素及区域制度环境要素是同等重要的影响因素,由于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规模总是有限的,而且他们对于创业行为的态度也受到了他们过去生活工作经历的影响,难以迅速改进。在这一方面的改进就是应当在区域层面开发涵盖更多社会人群的多元化正式或非正式社交组织,计个体能够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不同的社会网络中。这些组织能够为创业活动的开展提供信息平台,能够弥补个体的亲朋好友在提供创业资源方面的不足,这就使得个体能够从更大范围内获得有利于创业活动的正面激励和各项资源,从而提升个体的创业行为态度和行为控制。

在区域制度环境建设中,应当将制度环境所惠及的范围予以扩大,使得各项有利于创业活动的政策、措施、法规能够涵盖区域范围内更多的社会人群,而不仅仅是某些行业或某些特定人群。事实上,针对创业行为态度和创业行为控制的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关的,由于创业行为控制的提升对于个体创业倾向的迁移更为重要,因此可以在制度环境建设中更加强调那些对于创业行为的开展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例如针对启动资金、运营成本、营业税收方面的优惠,使得这些能够明显提升个体创业行为控制的政策能够真正惠及广大社会人群。应当注意到,因为创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总体上较为缓慢,创业制定者还应当具备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要期望创业情境的改进能够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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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活动发生的原因--以创业倾向迁移为视角_创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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