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审美文化的四种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种论文,倾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精英文化的式微和世俗文化的崛起是90年代审美文化发展的一大特点。在80年代，知识者以启蒙话语张扬人性，颠覆传统，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但是，这一群体忽视物质稳靠性的理想主义偏执，围绕民主自由问题的恶性自我膨胀，也注定了以他们为代表的文化形态衰亡的必然性。与此相应，在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真正确立，以及物质主义成为社会的价值主流，世俗文化的崛起就有了它所依托的社会物质背景。这种新的文化是以市民和商人阶层为主体的消费性文化，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它的崛起，不仅有效地填补了精英文化的衰亡后遗留的文化空白，而且因官方文化的修正和大批知识精英的加盟，它的审美品位不断提高。下面，我们将以世俗文化为重心，探讨90年代审美文化的一些基本倾向。
一 物质主义倾向
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实肇始于80年代。这一时期，虽然存在着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的文化论争，但强力推进经济发展已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作为这种新型价值观形成的表现，邓小平同志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论断，对时间和生命的价值作出了非意识形态性的界定；地方政府提倡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发展策略，则明显搁置了文化优先发展的经济传统原则，将“文化革命”置换为产业革命。与此相应，对物质稳靠性的追求渐渐成为时代主流，过去的造反英雄被新型的致富英雄取代，“乔厂长”、“冒富大叔”成为代表这种时代精神的现实圣像。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时代对物质的重视并不能彻底等同于物质主义，因为官方共同富裕的价值指向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知识分子也是将物质的富足作为需要精神去超越的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且，这种来自官方和知识分子的对物质价值的界定，也确实主导了80年代的价值判断原则。
如果说80年代围绕物质问题还存在着诸多外部限定的话，那么，随着90年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世俗商人阶层的真正崛起，物质主义已历史性地成为一切价值问题的起点，对物质的疯狂占有，尤其成为世俗阶层的主导性心理趋向。那些本来就不懂人文关怀为何物，或者因数次被理想的高调欺骗而自认清醒的人，他们对个体欲望满足的追逼大大超越了对群体化理想的认同，道德精神的崇高也在实现当下富裕的紧迫感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与此相对应，他们的新型审美判断标准开始形成。比如，他们认为，财富确实加固着人自身和周围生活环境的美，被物质武装到牙齿的大款，即使他十分粗俗，也会因其身上散发出的物质之光而受到人们的钦敬和奉迎；家庭的现代化设备，即使并不实用，也可以成为向友人炫耀的对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为朋友一掷千金的潇洒比两肋插刀的悲壮更显出献身精神，甚至爱情这种被理想主义者充分神化的美好情愫，也完成了向物质力量的全方位屈服。像在80年代的征婚启事中，充斥着“爱好文学艺术”的套语，今天则彻底置换为工资收入、住房面积等十分现实的话题了。
任何一种文化倾向都会在知识界寻找它的代言人。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王朔为代表的世俗主义文人已完成了对传统价值体系的摧毁性嘲讽，随后的一批新生代文化人，除了少数的死硬分子之外，则自愿走上文化艺术的商品化之路。这中间，美术家在控空心思地向画商谄媚，影视剧制片人在千方百计地拉赞助，至于作家这种越来越显得落伍的职业者，也在用报告文学傍大款，用改写影视剧脚本来谋求更高的经济效益。现在看来，这种文化人的商品化至少导致了三个结果：①他们暂时缓解了被时代遗弃的焦虑，通过对商品经济的参与。起码达到了自我拯救的目的。②一些成功地商业化的文化人不期然地成了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辩护者，他们自愿承担起了为新价值观“正名”或寻找合法性的工作。③文化人借助生花妙笔和传媒手段炮制出了一个个现代传奇，促成了一种新型物质英雄的产生。像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的刘晓庆、从现行反革命到大陆“首富”的牟其中，都藉此成为当代社会的神话原型。
平心而论，物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很难对它的善恶作出一锤定音的中止判断。从正面来看，世俗的物质主义文化是一种植根于物质的稳靠性和吃饭的现实性的文化，它为人昭示了一条朴实无华的人生真理，即一味沉溺于意识形态论争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只有在欲望导引下从事具体的劳动创造才能使人免于贫穷。但是，从反面来说，过度地沉溺于物欲也会妨碍精神的成长。在当代社会，我们已见多了为富不仁的经济物。同时，商业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以最小努力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这明显助长了一些从物质到精神产品中的假冒伪劣现象。面对着这许多不正常的情况，知识分子为“人文精神的失落”而愤愤不平，中央决策层长期坚持“两手抓”，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另外，党和政府将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并将致富带头人树为典型，可以说就是对物质主义文化倾向的制衡和校正，也是为物质主义文化设计出了一种理想的走向。
二 感觉主义倾向
当现世关怀代替了终极关怀，物质主义代替了人文主义的时候，整个社会文化向感觉方向的偏离似乎难以避免。首先，文化的感觉主义是物质主义的衍生品。物质主义昭示的贪欲遵循一种数量的伦理原则，它不仅表现为对财富的疯狂占有，而且在人欲壑难填本性的驱使下，要将天下之美集于一身，达到对个体感性欲望的全方位满足。其次，被物欲主宰的人对崇高的精神生活具有一种本能的敌意。他们一方面在现象之域寻找幸福，乐于做眼目色相的奴隶，另一方面物欲的浅薄也决定了他们必然在这一区域为自己寻找位置。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很难见到为哲学问题耽思成疾的商人，也难见到总是悲天悯人的纵欲者。第三，金钱是商品时代的价值尺度，传统的关于艺术精品无价的观念已被金钱赋予了具体可感的衡量标准，这促成了艺术的超越性向现实的感觉性还原。第四，这一时代最崇尚的“消费”一词，彻底解构了精神性存在的神圣性，使物质和精神产品都作为一种供人享用的消费品来显现其价值。也就是说，人借助金钱可以成为任何一种文化产品的主人，他有权用浅薄的感觉去误读一切精神产品。
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时代性价值规定，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表现。如果说80年代的理性启蒙促使人以高扬主体性来捍卫自我的话，那么90年代理性精神的失落，已使“我觉故我在”成了界定人自我存在价值的主流话语。也就是说，“我活着”与“我感觉着”已没有了本质的差别。由此我们看到，当代审美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围绕着感觉做文章。比如，对人的美的判断，当物质实力代替了心灵之美的标准后，各种服多行业都在围绕男人和女人制造感觉的幻象。“换肤霜”和美容术制造着感觉化的崭新脸孔，艺术摄影使无数人明星梦圆，卡拉OK则通过对声音的修正使每个人陶醉于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在这样一个崇尚感觉的时代，具有一个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外表不但是一种自我提的方式，而且也影响到人占有物质的命运。当我们看到许多有才华的学生因相貌丑陋上不了大学，高学历的知识女性因其貌不扬而谋职困难时，人围绕自身的感性重塑就有了更大的紧迫感。作为这种社会文化的极端反映，一个时期，“包装”成了一个法力无边的词语。商业产品的销路与包装紧密相联，陷入困境的大陆演艺明星，也靠现代包装自我拯救。很明显，这种对事物感性形式的顶礼膜拜，对事物本质内容的疏离，是感觉主义价值观的必然产物。
进一步而言，有什么样的文化需要，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市场。当90年代狂热的消费欲望消解了精神的神圣，道德的松弛助长着人逐乐求欢的心理需要时，精神产品必然向追求感官刺激的方向发展。近年来，除了地摊文学一以贯之的黄色主题和高雅文学加大媚俗的力度外，我们看到，严肃的新闻报纸大办周末休闲版，电台、电视台明显增加了版块娱乐节目的播出时间。尤其在影视界，除了体现主旋律的作品外，被“多样化”这一范畴涵盖的东西充斥着性与暴力的感性主题。在这里，现实题材的作品由于政治的禁忌，娱乐化倾向尚不明显，但剧作的编导成功地将这种倾向引入了历史。在一些当代历史剧中，我们看到，一代明君乾隆成了到处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宋末的民族冲突成了南帝北丐、东邪西毒的较量。荆轲和秦始皇是同父兄弟，虞姬和吕后是干姊妹，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舞枪弄棒……。这种对历史的虚拟化处理，无非是要将沉重的历史置换成恩恩爱爱的轻松，将对历史的真实判断演绎成鸳鸯蝴蝶式的感性梦幻。当然，当一种文化以其感觉性向作为吸引公众的策略时，这种脱离内容的感性形式是很难散发出恒久魅力的。单从感觉的自身特性看，声色犬马虽然能激动人的神经，但千篇一律的鲜花、醇酒、美人也会让人感官麻木迟钝。在这种情况下，感觉主义者只有变本加厉地强化感官震撼力，方能存在下去。由此我们看到，追求震惊效应成了当代文化人采取的重要手段。在演艺界，不断有影视歌坛的明星自造绯闻，热衷于打一些无事生非的官司，甚至杜撰出演员失踪等咄咄怪事。他们策划这些事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不断地占领传媒，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在文学界，一些作家也在为小说名字的惊世骇俗煞费苦心，有的用“千万别把我当人”自煽耳光，有的用“丰乳肥臀”引诱人产生邪恶联想，更有人将自己装扮成清心寡欲的隐士，半遮半掩地躲在“静虚村”里，吊起读者的好奇心。
以上，我们分析了当代文化感觉主义倾向的起因和种种表现。从正面来看，这种紧追时代玩感觉的文化，使每个背负着生存重担的人获得了渲泄之后的轻松。同时，这种对终极价值的逃避、被享乐主义主宰的现实主义，也使人有机会走出传统禁欲主义的樊篱，体验到“不白活一回”的畅快。但从负面来看，感觉主义的浅薄必然导致一个民族文化品位的下降，形式的完美难以避免本质内容的空洞。同时，感觉的无限变化轮回不仅注定了文化产品的速朽性——像小品、相声这类以调笑为目的的东西的衰亡就是明证，而且也不断提示给人一种无根的命运感。真正的精神家园在声色构筑的幻象世界中隐匿不见。
三 后浪漫倾向
感觉主义，由于它的浅薄和速朽性，注定了它只能是一种待超越的文化倾向。因为再感觉化的人也不等同于一只猪，只会整天围绕同一个食盆欢呼。他在欲望之外还需要温情，在物质之外还需要梦想。但是，在90年代这个精神价值匮乏的时代，昨日挥手指方向的英雄已经消遁，又缺少真正的现代圣哲为大众设计一个可以献身的乌托邦。于是，在陈年往事中打捞诗情记忆，用往昔的浪漫来滋润现实的枯燥，就成为中国人重要的精神抚慰方式。
对往昔时代的诗情记忆，在80年代中后期已经显露端倪。它最初的表现主要是一种群体性的对已逝生活的价值追怀。首先，由于社会财富再分配导致的贫富不均，及贪污腐败等社会现象的产生，人们开始在心理上神化五、六十年代的所谓清明之世，并将这种神化的凝结点集中在伟大领袖身上。于是，领袖人物的像章、挂历重新畅销，样板戏、革命歌曲被大量翻唱，重新走红。其次，信仰迷失的苦闷变相激发起人内心的英雄主义渴望。像以梁晓声为代表的知青小说、第五代导演对荒野的关注、流行歌坛上来势迅猛的西北风，都表现出在往昔时代，为平庸的商品社会重寻力量的英雄主义心态。这些作品在将自己的触角伸入历史时，表现出否定神性肯定人性、批判愚昧重建崇高的双重勇气，在本质上已超越了“伤痕”、“反思”文学单向度的面向历史的态度。
今天，我们更愿意将90年代的历史追怀看成传统社会理想主题的延续，因为它执着的依然是群体关怀而非个体关怀，即使是对个体命运的关心也总有理性的价值归依。但是90年代以后，这种历史追怀的精神取向却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即英雄主义被平民主义取代，政治主题被商业主题取代，终极关怀被现世关怀取代，群体历史被个体历史取代，激情被温情取代，男性主角被女性主角取代……。我们不妨将这种唯美化、温情化又混杂着欲望蠢动的新型文化倾向，称为后浪漫主义。
在今天这个由于价值解体而失去未来，由于社会迅猛发展而甩掉历史的世界上，诗情记忆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像瘟疫一样渗入每个人的血液和骨髓。我们看到，在90年代的流行歌坛，城市民遥长盛不衰，从艾敬的《燕子》、李劲的《红头绳》到李春波的《小芳》、老狼的《同桌的你》，无一不是在往事中打捞温情。与此相应，体现这种怀旧情调的MTV，多将镜头推向童年的乡村、破败的贵族宅院，以纯情的村姑、古典淑女等作为画面的主体形象。在画面处理上，多以棕黄、蓝灰为主色调，并以慢镜头强化与现实隔离的如梦如幻的效果。在文学界，往昔时代似乎成了90年代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像苏童编织的“妻妾成群”的受欲神话、“刺者时代”的童年历险，成为其中的代表。在电影界，近年来在国内有影响的影片也大多和某一段让人感伤的往事有关。从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爱欲的悲剧，到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风月》的凄艳，都让人体味到带有几分凄清的美感。另外，在广告界，以南方黑芝麻糊、中华牙膏为代表的电视广告，则明星回应着这种怀旧的潮流。
虽然，在商品时代，回忆对于每个人都是圣洁的，但其中也明显暗含着欲望的蠢动和物质的阴谋。比如，在莫言的小说中，我们不难解读出作者对“丰乳肥臀”式女性的垂涎；在张艺谋的电影中，乱伦的冒险性快感、妻妾成群的男性野心，只不过加上了艺术形式的巧妙伪装罢了；在怀旧MTV中，虽然画面人物不以裸露作为视觉冲击手段，但女性主人公粗黑的发辫、羞涩的眼神、奔跑的笨拙、等情郎的眼泪，无疑都是在突出一种东方式的性感方式。这种对女性局部性征的强调，无非是一种精装的纵欲，是一种变换花样的感觉主义。另外，一旦普通人诗情记忆的价值被职业文化制作者认知，它马上就会成为商人赚取物质利益的策略。当代MTV、广告中情旧主题的一度泛滥，正是文化商人推波助澜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公众沉湎于回忆并为之泪光点点时，供应商正在更大批量地制作、倾销此类文化产品，并为浪涌而来的钞票心花怒放。
由此看来，我们称这种怀旧思潮为后浪漫，除了它和传统浪漫主义的英雄情绪大相径庭外，更由于它在商业社会失去了纯洁性，当物质主义、感觉主义侵入到人圣洁的情感领域时，个体性的诗情记忆就不可避免地被社会化、工业化、商品化，于是，情感被制作，隐私被展览，怀旧场景被搞成缓解性压抑的春梦。很明显，这种被商业阴谋主宰的浪漫，不过是一种披着美丽外表的恶，一种波诲淫诲盗剥夺得苍白无力的神圣。
四 民族主义倾向
文化市场历来遵循熟能生厌的铁津。后浪漫潮流因其千篇一律的风花雪月、哆哆嗦嗦的病态诗意，以及对群体关怀的冷漠和对理性价值的疏离，它在1996年被渐渐归于沉寂。在文化界，以浪漫笔法重解历史的余秋雨受到抨击；在流行歌坛和影视界，怀旧产品在排行榜和电影院也逐渐失去了号召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不管“后浪漫”有多少引起人批判的弊病，它却昭示着一种文化艺术的本土化走向。像诗情记忆对往昔历史的关注，以及它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充分民族化，从正面来讲，无疑是一种对自身历史价值的认同和尊重，是用个体的根来映射民族的根，这和80年代一切以西方文化标准为指归的“西化”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说，“后浪漫”导致的社会关注重心的转移，其实为此后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埋下了伏笔。
中国当代文化的民族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1996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让人深感愤懑不安的政治事件。“台独”引起海峡两岩关系危机，桥本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事件导致中日摩擦，美国在炮制中国威胁论，并通过签订日美安保条约着手实施遏制中国的战略。在经济领域，中美贸易谈判几度剑拔弩张，西方洋货的大举侵入使民族工业陷入困境。所有这些，都一方面使“隔江犹唱后庭花”式的后浪漫显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也使人共同意识到西方洋货的大举侵入使民族工业陷入困境。所有这些，都一方面使“隔江犹唱后庭花”式的后浪漫显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也使人共同意识到保护国家安全、信和自豪，香港回归，一洗国耻，成为这种民族自豪感的象征性事件。另外，以新加坡、马亚西亚等国为主体的对亚洲价值观的强调，则有效起到了对中国近百年来“全盘西化”暗流的遏止作用，使知识分子阶层在固有价值体系式微的情况下，有了确立新型立足点的价值参照。
凡此种种，最终使民族主义情绪成为96年的主导性情绪，并在文化产业的各个层面表现出来。首先，作为对西方遏制战略的一种反弹，两个来自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出版了《中国人可以说“不”》，并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反映中美朝鲜战争的纪实片《较量》受到观众的广泛欢迎。其次，在流行歌坛，以高枫的《大中国》为代表的一批爱国歌曲，唱出了中国人的自信和豪情；迎接香港回归成为词曲创作的热门题材；沉寂多年的军歌创作也重新活跃，并以其明快的节奏、健康向上的内容广受欢迎。第三，国内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情绪的最有力支持者。他们一方面为市场被侵占忧心忡忡，另一方面也开始有意识捍卫国货的尊严。这中间，长虹电器集团配合自己以降价抢占市场的发展战略，首先在96年年中提出“长虹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作为企业理念，获得了极大的市场号召力。此后，电视广告中民族主义倾向开始形成潮流，奥妮皂角洗发浸膏以“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自勉，赊店酒厂提出“中国人喝中国酒”的忠告。受这种风潮的感染，许多企业广告的价值指向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比如林河酒，96年上半年还是“林河酒，XO的享受”，带有明显的崇洋味道，下半年则一变而为“中国人喝中国的XO”，本土意识被强调到了极点。
面对着这种来势迅猛的民族主义潮流，作为一个知识者往往带有相当矛盾的心态。从正面来看，它明显具有加强民族凝聚力，寻找民族价值独立的作用，并能有效地促使人捍卫民族尊严，保护国家利益。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民族主义毕竟不同于爱国主义，它的狭隘性使它和中国融入世界的开放趋势发生龃龉。对它，如果缺乏理性的态度，就可能会培养出重新与世界隔离的孤立主义情绪，并为西方“中国威胁论”者制造更有力的口实。但值得庆幸的是，官方并没有利用这种情绪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毕竟比一般公众更理性，更目光远大。同时，随着中美关系在96年下半年走出低谷、海峡两岸关系渐趋缓和，这种文化倾向已慢慢减弱了它的心理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