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保加利亚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加利亚论文,两次论文,世界大战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尔干半岛，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重要性，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有“欧洲火药桶”之称。而地处巴尔干半岛东北要塞的保加利亚，在一次次大的战争中自然难逃罹难。加上其国小势单，便时常受制于人，被大国所左右。在经历巴尔干战争（1912-1913年）和同盟战争（1913年）之后，真正的民族灾难降临保加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被迫站在了德奥集团一边，最终咽下了战败的苦果。对于这样一个小国来说，这无异于“灭顶之灾”。
文学从来不能脱离时代生存，而永远走在文学最前沿的诗歌更是反映时代的最强音。前线的全面溃败，惨重的伤亡，财产的损失，以及人们的颓废和绝望，都使那一时期保加利亚的诗歌作品染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战争使保加利亚整个民族，包括她的诗坛都蒙受了巨大的创伤。然而，战争同样也从内容和意义上刺激了保加利亚诗歌的广泛发展。这也正应验了“国难出英才”。
战争的荼毒生灵同人民的爱国热情都鲜明而深刻地印在诗人们的脑海里。在经历了无尽的恐惧和苦难之后，唤起他们对于昔日安宁生活的向往，他们热情地讴歌战场上的英雄行为，义正辞严地抗议残酷血腥的屠杀。20年代，在伤亡惨重的战争中得以保全的民族精神，使得人们对于和平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终征服了战争遗留下来的颓废。首都索非亚和其它几个大城市的诗坛又开始活跃起来。
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不断深入，文学领域和人们精神世界的两极分化日益明显。一战后，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保加利亚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各个层面的人们开始逐步接触社会主义思想。这种转变造就了一大批倡导共产主义思想理论的青年作家，他们激情满怀地歌颂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在宣传革命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不断成熟，最终创办了共产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1919年，这份杂志改版，由迪米特尔·布拉戈埃夫领导。与《新时代》并存的，有克鲁姆·丘利亚夫科夫协同赫里斯托·亚森诺夫创办的保加利亚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学出版物——幽默杂志《红色的笑》（1919年）。随后，《青年报》和《工人报》相继开辟特别版“文学增刊”，跻身保加利亚文坛。众多的诗人在创办这些杂志中团结合作，从新的思想观点入手，使保加利亚诗歌得到了有益的补充和完善。
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赫里斯托·斯米尔宁斯基出生于1898年，少年时代便投身革命，积极从事写作，主要写一些讽刺诗。1918年，出版了处女作《诗歌散文中的感叹》。他的第一篇革命题材的诗作是专门献给五月一日的，刊登在《红色的笑》杂志上。从那时起到他离开人世，仅仅三年的时间，他创作了大量具有巨大革命影响力和推动力的作品。这在保加利亚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短暂的文学生涯中，斯米尔宁斯基不断扩展自己清淅的创作思路。他的幽默、抒情叙事诗，都是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城市劳动者的悲惨生活，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于作家反映现实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的创新性的理解。诗歌《五月一日》是斯米尔宁斯基的世界观的形成和年轻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转变的最好体现。在这篇热情洋溢的作品中，革命作为主题贯穿始终，诗人着力表现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讴歌了他们在党的红旗指引下所进行的英勇不屈的斗争。他的写作手法，并非运用晦涩抽象的比喻或象征，而是描画了已然开始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前景，以唤起民众的斗志：
噢，苍白而疲惫的兄弟们，
钟声在我们上空回响，
宣告那个光辉时刻的到来。
燃起复仇的火焰，
胜利就在前方。
铸红五一之剑！
作者直抒胸臆，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诗歌的感召下，斯米尔宁斯基城的男女老幼，都积极地支持革命，准备迎接胜利。斯米尔宁斯基在整理自己的诗作时，不假思索的把这本自己用生命凝成的集子命名为《总有那么一天》（1912年）。诗集问世后，一年之内就再版，创下了保加利亚诗坛的纪录。诗集所展示的不仅是作者的独到见解和创新意识，还有力地证明了创立一种新型的、服务于民众的抒情诗是完全可能的。作为人民大众的歌者，斯米尔宁斯基成为了保加利亚新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一战后，保加利亚社会的物质生活，乃至人们的精神世界，都经受着强烈的震憾。旧的价值观在还没有完全确立之前就已经被打破，新的价值观尚在形成之中。在这种新旧交替的转型期，文学的发展举步维艰——旧的文学习惯依然保留，但它毕竟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和新社会发展的要求了。诗坛的情形大抵也是如此。由于象征主义在诗坛所处的显著地位，诗歌的革命必然也要从它入手。
然而文学的内在发展逻辑是矛盾的。尽管在战争的狂浪中，人们的审美标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象征主义已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但在战后最初几年，象征主义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复兴”，仍然有一大批诗人从事象征主义诗歌的创作。但随着战后社会政治生活的不断深入，诗人们的思想变化也是一日千里，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对待象征主义的问题上，战前同为象征派文学摇旗呐喊的诗人，在新形势下产生分化——一部分人继续追随象征主义，例如伊万·哈吉赫里斯托夫、伊万·米尔切夫和伊万·格罗泽夫等；而大部分人则同象征主义彻底决裂，转而推崇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赫里斯托·亚森诺夫、格奥·米列夫以及留德米尔·斯托扬诺夫、阿塔那斯·达尔切夫等人的作品中，都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动机，现实主义的痕迹越来越重，这昭示着现代派文学的推崇者们的思想深处正经历着巨大的波动。
格奥·米列夫(1895-1925)原名格奥尔基·米列夫·卡萨鲍夫，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孩童时代就表现出对文学和绘画的浓厚兴趣。1907-1911年在家乡旧扎格拉的一所中学里当教师，这期间出版过手抄报，编纂集子，写一些幽默讽刺或爱国主义的小诗，还翻译过普希金和许多俄国著名诗人的诗篇。1911-1912年，在索非亚大学攻读罗曼语言文学。之后到了德国莱比锡，在那里进修自己的专业，研究戏剧语言。这一时期，德国的文化，特别是现代诗歌对米列夫的影响很大，他热衷于个人主义和唯美主义。一战开始后，米列夫去英国，在那里了解了英国的文化。回到德国后，因被怀疑是英国间谍而被捕，后又因证据不足被释放。1916年，米列夫参军，1917年受重伤，失去右眼。这对他的生活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但并不能阻止他的诗歌创作。1921年他创办了《天平》杂志。虽然杂志只存在了两年，却是当时保加利亚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论坛。米列夫想以这种形式把西方的现代派引入保加利亚，强调保持艺术在社会中的“独立性”。在接受了新流派——表现主义的思想之后，他开始推崇“为艺术而艺术”，即为少数人而非为民众的艺术。1923年的九月起义在米列夫的思想深处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他的世界观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起义被镇压之后，诗人创办了《火焰》杂志，就此迈出了诗歌创作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其实，早在起义的一篇纲领性文章中，他就曾疾呼：“象牙塔，诗歌和诗人的避难所，已被碎成粉末了。从玫瑰色的美梦中惊醒的诗人走出了幻想的废墟——疲乏、惊异，最终顿悟，看见了同胞们血肉模糊的面孔。”从他的长诗《九月》和《地狱》的开头，都可以明显看出他的创作倾向已经转向革命，成了一名反法西斯作家。在《九月》里，诗人凭借自己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时代的最强音——人民走上了历史舞台，同旧世界作殊死搏斗。作为艺术家，他意识到了文学、艺术和现实以及共产主义思想力量之间的历史性联系。1923年9月的历史悲剧之后，不问政治，完全以个人为中心，把唯美主义作为目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思想领域要求质量上全新的东西出现，因此充实着新内容的原始文学形式开始受到关注，现代诗歌的创作者们也提出：保加利亚诗歌需要蛮夷化、原始化，要赋予它生命。叙事长诗《九月》正符合这种要求。
另外一位象征主义的追随者——赫里斯托·亚森诺夫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历程。亚森诺夫早年受象征派的影响，后来转到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立场上。曾同丘利亚夫科夫一道编辑文学杂志《红色的笑》，并协助米列夫编辑了文学杂志《火焰》。他的唯一一部诗集《骑士城堡》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象征主义诗歌的发展，实际上代表着整个诗歌发展的一种趋势。虽然时至今日，人们对于象征主义的评价仍旧是贬大于褒，虽然极少有人在意象征主义对于保加利亚诗歌总体发展产生的影响，但若是撇开人们的主观因素不谈，单从客观上讲，可以肯定：象征主义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条同样适用于反象征主义者。从文学发展的内部逻辑入手进行剖析就不难发现：象征主义作为一种审美意识被否定之后，它的表现手法、思路甚至语言都已作为养分长久地注入了诗歌创作的血脉中。
1923年9月那段血迹斑斑的历史，加速了在战争期间萌发的、一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兴盛起来的各种文艺思潮的发展。呈献给起义的文学作品，连同赫里斯托·斯米尔宁斯基在文学上的累累硕果，标志着在思想、美学方面达到了颠峰，几十位作家孜孜以求的也正是这个目标。诗歌创作使保加利亚实现了一次文学复兴，这一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文学的发展方面。
起义被镇压之后两个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就创办了杂志《新路》，保加利亚著名文学评论家、理论家、翻译家和出版家格奥尔基·巴卡洛夫担任了主编。这份杂志的名字有意识地采用了展示一条切实可行之路的象征手法。一大批天才的青年诗人汇集《新路》，以手中之笔来表达心声——阿森·拉兹茨维特尼科夫、尼古拉·富尔纳吉耶夫及安盖尔·卡拉利切夫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早在1923年9月1日出版的第一期杂志上，格奥尔基·巴卡洛夫就表示：在旧世界的灭亡和新世界的诞生中兴起的新诗将在文学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年轻的文学评论家姆拉登·伊万诺夫在《回忆》一文中强调：新诗“避开了苍白惨淡的思想和个人缠绵悱恻的温柔情感，直接达到了表现集体的伟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功勋的境界。”
保加利亚文学界有一个特殊的、由年轻诗人组成的群体——“九月诗人”。他们通过巴卡洛夫的杂志《新路》，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内心的愤懑激情。法西斯的种种罪恶、白色恐怖中大量的流血事件，都在他们手中化为长短诗句，为了泄愤抒怀，更为了激起民众的斗志。他们所推崇的淳朴自然的文风，其实是他们对于民族力量抱有的巨大的信心，也寄托着他们在走投无路中唯一的一点希望，只有这种希望，才能把他们从理想即将泯灭的绝望中解脱出来。诗人们短暂的生命并没有在白色恐怖中暗淡，拉兹茨维特尼科夫、富尔纳吉耶夫、卡拉利切夫以及巴格梁娜、达尔切夫，他们通过对身边一些现象的深入研究，通过自己对民主和人道主义的所见所闻，通过展示人类的广阔视野和对那些遥远未知领域的渴求来解释一些新问题。
尼古拉·富尔纳吉耶夫(1903-1968)出生于一个技师家庭。1922年中学毕业，开始在首都索非亚学医，后就读于索非亚大学，主修哲学和教育学。毕业后，曾担任过见习教师、图书管理员。1933-1938年在君士坦丁堡的保加利亚学校任教。1945年以后，开始从事编辑工作，担任过《文学阵线》、《诗歌》、《九月》等多种文学出版物的主编。富尔纳吉耶夫最初的诗歌创作受伊凡·伐佐夫影响，此后又陆续接受和吸收了潘乔·斯拉维科夫、佩奥·亚沃洛夫、迪姆乔·德贝梁诺夫、尼吉拉·利利耶夫等人的创作精髓，文风渐趋成熟。他的作品先后发表在《新路》、《金角》等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杂志上。1932年，富尔纳吉耶夫在《现代人》报上撰文，抨击希特勒及其追随者们的暴行。他除了写诗，还对图书、杂志和上演的戏剧发表评论。富尔纳吉耶夫对大自然怀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同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被誉为人、公民和艺术家的完美结合体。他的诗歌充满着革命的斗志和激情，饱含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必胜的勇气，展示着一种宏大的、决不复古的时代节奏。他以一种新的意念和方式诠释革命及革命人的热情。在富尔纳吉耶夫看来，世界万物都是在不断的运动中——“树木和石头都在纵情舞蹈”，“快乐在野地里狂奔”。对于现实，他始终持一种创造性的立场——彻底砸碎旧世界，并在它的废墟上建造一个新世界。他运用出神入化的想象，把现实融入自己的诗歌中，看似言此，其实重在及彼。他的诗歌充满激情和不安分的因素，给保加利亚诗坛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在他的经典作品集中，跳动着全民族反抗的、不甘心俯首为奴的脉搏。而现实的不如意和打击又使他产生了一种悲观失望的心情，诗歌中也充满着痛苦和矛盾。他在这种忧郁中挣扎了许久，终于，在《婚礼》中，人们看到了一个对革命充满信心和希望，与昔日大不相同的富尔纳吉耶夫。与此同时，他在思想上也完成了一个飞跃。《轭》的创作则标志着“九月起义”的阴影已经从他脑海中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全身心地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富尔纳吉耶夫塑造的形象给人一种磅礴的气势，艺术表现手法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富氏的作品集中表现和揭露不为人知的社会政治状况，同时乐观地期待新时代的到来。富氏具有当时最新的诗歌专业知识，他的创作风格看似简单平实，实际蕴含着深谋远虑。从规模和内容上看，诗集《我沿着你的路前行》中的大部分和另外两部诗集的几首诗，代表着他的抒情诗独特的创作思路——不仅描写自然，而且描摹人生
和揣度劳动者的心理。从第一部诗集《春风》到最后一部《最艰难的》，富氏创作的别具一格又极富感染力的诗歌在保加利亚抒情诗史上占据着颇为显赫的位置。
阿森·拉兹茨维特尼科夫(1897-1951)1916年从特尔诺沃的一所中学毕业后，在索非亚大学攻读斯拉夫语言文学。1921-1922年间，先后在维也纳和柏林学习美学，之后又回到索非亚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当过教师。1937-1944年，他同埃米尔·科拉洛夫等人一起编辑《快乐义勇军》报。拉兹茨维特尼科夫的创作历程几经变换，充满着波折和矛盾。1917年，他的第一篇作品在《保加利亚佬》杂志上发表。1919年末开始给无产阶级刊物《红色的笑》、《青年》以及《工人报》和其它一些报纸投稿。其间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同赫里斯托·斯米尔宁斯基的友谊。因此，拉兹茨维特尼科夫早期的作品受斯米尔宁斯基的影响很大。“九月起义”被镇压后，他开始给杂志《新路》和《我们的日子》报供稿。有了这些出版物中的篇页之后，拉兹茨维特尼科夫被看作是最具天赋的“九月诗人”中的一位，与富尔纳吉耶夫、卡拉里切夫、查内夫并称为“新路四杰”。1924年底，杂志上发起了一场关于亚沃洛夫二期诗歌的讨论。拉兹茨维特尼科夫等人不满于主编巴卡洛夫的教条的评价，不能够接受他对资产阶级的全盘否定。1925年初，他们离开《新路》，停止给共产党和反法西斯的刊物供稿。1924年，拉兹茨维特尼科夫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祭奠的火堆》。整本诗集笼罩着一种极度伤感和悲观绝望的气氛，似乎所有的信念都是“水中月，镜中花”，被残酷的现实磨得不堪一击。这部诗集最大的成就是诗人在抒情诗体裁上的大胆革新。离开《新路》之后，诗人经历了一段心理和创作上的危机——社会主义信念在诗人心中的泯灭，意志的日渐薄弱，心灰意懒。心境如此，作品中自然也就透着一种悲观的情绪。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叙事长诗《双生子》、组诗《雪堆》、《浪子》。30年代和40年代初，拉兹茨维特尼科夫一直以民主诗人和人道主义者的身份活跃诗坛。他的诗集《山晚》的成就达到了那一时期保加利亚诗歌的顶峰。在诗歌创作中，他还渐渐地把写作领域拓展到儿童诗歌的创作上，是保加利亚最杰出的儿童诗诗人。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保加利亚诗歌的基调是揭露战争的残酷和血腥，警醒人们美好的生活要靠斗争来换取。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不可避免地降临了，但渴望和平始终是诗歌创作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