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与人论文,逻辑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3)02-0001-10
由资本扩张动力与市场空间的两者的统一所形成的资本扩张系统，不仅需要吮吸自然界的“自然力”，还需要吮吸“人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来实现其扩张。这种为了实现资本增值而追求无限扩张的结果，必然如马克思所说“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579-580，从而在造成生态危机的同时也造成人的发展危机。本文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分析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危机，认为资本逻辑造成了两个层次上的人的自然力的枯竭与僵化，但同时也通过资本积聚对人的自然力进行了开发和利用。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危机的误区
要分析由资本扩张导致的人的发展危机，首先应当明白“人的发展危机”的含义。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学派有着根本的分歧。
“人的发展危机”可以说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主题，他们用这种危机来取代《资本论》的核心主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全部哲学思想的立足点停留在对马克思早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学概念的片面化理解上。张一兵教授正确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学派代表人物弗罗姆“把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理解为处于自由状态下的一种创造性活动”[2]。他们把人的理想状态理解为不受任何客观力量支配的抽象的“自由创造者”，不受任何客观力量支配而改造世界的人。因此，他们仍然秉持抽象的人性论，其与古典抽象人性论的唯一区别是把人性“能动化”：它不再将人性理解为某种“静态共性”，而是理解为能动的对象性存在。虽然这一区别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开辟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抽象的人性论。因此，他们所说的“人的发展危机”泛指一切人的受动状态——人被某种社会力量所支配。这就导致他们虽然也用激烈的语言批判资本主义，但实际上是批判一切存在着支配人们的社会权力的社会制度，而以那种完全摆脱一切支配状态的人的创造性生存状态作为其理论的目的。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实际存在的状态，因为人类永远只能是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永远不可能只具有改造世界的能动性而无受动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明白这种不可能性，因此将他们的哲学定位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以批判作为哲学的唯一功能。这就常常将人们的思想带入误区。误区之一是认为“马克思主要不是关心收入的平等，他所关心的是使人从那种毁灭人的个性、使人变形为物、使人成为物的奴隶的劳动中解放出来”[3]。这种完全脱离经济生活现实的所谓人的解放状态，实质上是那些不知劳动者生活疾苦的、养尊处优的知识分子的天真幻想，与《资本论》对工人苦难状态的深切分析格格不入。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要摆脱人类的受支配状态，必须摆脱我们对当代科学技术及其发展出的现代生产力的依赖，因为这种科学技术及其产生的物质世界产生了某种技术理性而支配人的思想与行为。于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矛头之一是对科学技术的批判。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提出了一个震撼的口号：科学技术也是意识形态——资本家更加深层地统治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科技越发展，生产力越发达，人就越陷入被奴役的地位而不能自拔[4]。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技术是理性的事业，这种理性意识以及体现它的社会物质系统，要求人们的行为服从客观理性法则的支配，从而使人类处于受理性奴役的状态。资本主义社会用这种理性主义意识形态来支配人，使人不仅在生产活动中、而且在全部日常生活中全方位地受到这种理性法则的支配，从而导致人的发展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危机”概念根本不同于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其区别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那些被资本用于统治人的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本身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发展成果，是历史的进步，其本身并非统治人的意识形态，而是资本赋予它以阶级性与意识形态特征。科学技术及其衍生出来的社会生产力，本来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实践中的发展成果，是人在实践中的能动性的体现。离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人的能动性是空洞的、未能实现的自由意志，将这种“自由状态”作为人类的追求目标，只能使社会陷入无所适从的狂躁状态，从而是真正的危机状态，决非所谓人的解放状态。
第二，受动性并非只有消极意义，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主张就是人类必然受到社会物质过程的支配，不受任何客观规律与理性的支配是一种空想状态。任何社会中的人都处于受动性与能动性对立统一的状态中，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而对这种客观现实的价值判断，应当建立在其产生的结果上：即要看这种客观力量对人的支配是阻碍还是促进人类个体与人类社会的能动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能够促进人的发展的受动性并不构成人的发展危机，而是促进人类进步的重要根源。因为人总要学习与适应外部环境，因而必然要受客观规律的支配。只有那些阻碍人的发展、从而使社会失去发展空间的对人的支配才形成“人的发展危机”。人类生产力失去新的发展空间，从而人类生活水平与生活环境失去发展机会，这是人的发展危机所产生的结果。
第三，由于上述原因，人的发展危机并不是资本力量对人的支配本身。资本力量不顾人的发展的需要而对人时支配过程，只是人的发展危机的产生原因。其产生的一系列不合理现象只是危机的种子与萌芽，而不是危机本身。人的发展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特殊病态，即由资本对人的支配过程的历史积累才产生了这样的结果，才使人和社会陷入失去发展空间的停滞与退化状态。而这种病态是资本逻辑的重要方面——资本扩张在人的发展上的悖论——的历史积累所导致。
所谓资本扩张在人的发展上的悖论，指的是资本扩张一方面必须以人的发展空间为前提，同时也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吞噬人的发展空间，最后使人和社会失去发展空间而处于危机状态。因此，要研究人的发展危机，必须首先分析资本扩张过程中人的发展的一面，在此基础上再分析它所导致的悖论。这种人的发展表现在“人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开发与生成这两个方面。
二、“人的自然力”的内涵
《资本论》中提出了两种蕴藏于人自身的“自然力”：人的自然力与“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这两者有什么关系？为此我们应当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人的社会存在上的二重性。
1.人的社会存在的二重性与其“自然力”
人的存在源于他所进行的劳动，只有在劳动中他才能确证他的本质。而劳动既是人对自然物质的改造过程因而具有自然性，也由此产生出人与人的关系而具有社会性。因此，人的存在具有二重性：自然性与社会性。这使得由物质生产劳动生成的社会结构既是社会关系结构，也是人与自然的生态结构。
而就人的社会性方面来说，人又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人天然地是个体的人，具有个人的独立意志与独立的心理生理系统；另一方面人又必须与他人联合起来组成集体的人，汇成强大的集体力量来从事劳动。这就是“个体性”与“集体性”的二重性。这种集体性具有各个层次的表现。而在物质生产劳动中的表现则是《资本论》中所说的“总体工人”。这是工场手工业开始的内部分工的产物，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代，“总体工人”的力量更加强大。“总体工人”由承担各种不同工序的个人的“局部工人”所组成，而其拥有的劳动生产力远远大于单个人劳动生产力的总和，因此这种超过个人总和的力量来自于“总体工人”之间的社会化劳动关系，马克思称其为“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与其相对应的是个人所拥有的与生俱来的“人的自然力”。这两种自然力归根到底来自人的劳动，它们与自然界的自然力一起，构成社会财富的来源，在劳动过程中转化为社会财富。
2.人的自然力：生命力、学习—认知能力、创造能力与实践能力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5]。人的自然力，也即人的生命力，是由自然过程(人的先天与后天的成长过程)所产生的人的活的机体所具有的改造世界的(对象性的)劳动能力。在《资本论》中，自然力概念被澄清为明晰的科学概念：“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195人所具有的这种力量之所以被称为“自然力”，因为马克思把人看成广义的自然界的一部分。
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要投入生产中转化成物质力量，人的自然力是关键，因为物的自然力必须首先靠人的自然力来开发与启动，两者由此共同生产出社会财富。这是劳动的自然性方面。另一方面，正是人的自然力的消耗才建立起人与人的关系——价值，从而成为价值的唯一源泉。这是劳动的社会性方面。
那么，作为“体力与智力的总和”的人的自然力，究竟包含哪些方面呢？
首先是作为基础的人的生命力，即人的活的机体的生理过程的力量，这是一切体力与智力的基础，也即平时我们所说的“精力”。劳动过程当然要不断进行这种生理学的消耗，它必须靠生活资料来进行再生产。这实际上是人和动物都具有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许多动物的这种生命力远远超出人类。所以，人的自然力一定是以这种生命力为载体、承载着其他方面的能力的。其中最重要的能力是人们适应环境变化而改造自身的学习能力、根据环境变化作出创造性构想的能力，以及将自己的构想在劳动中通过客观物质世界展现出来的实践能力。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曾经将蚂蚁与人类进行比较，指出蚂蚁天生不用学习就具有精确地执行自己特定职能的能力，这种能力远远超出人类的婴儿。但恰恰是这种高度发达的固化了的能力，使蚂蚁只能是一种低级的、缺乏学习能力的从而没有发展可能性的动物。维纳说：“我愿意指出，昆虫的生理发展自身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一个愚蠢的、不会学习的个体，注定了不能有任何较大程度的改变。”[6]38另一方面，“人种之所以是强有力的，只是因为它利用了天赋的适应环境的学习能力，而这种可能性则是它的生理结构所提供的”。[6]44人类婴儿一无所能，而且需要经过漫长的学习过程才能逐步学会独立生活的本领。但正是这种天然的不完善性，使人类具有了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于是“人就是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6]43。而这恰恰是人的巨大的力量之所在。而人类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能力，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乃是人的感官所固有的特性，而且它们确实是理解人的壮丽飞跃的关键所在，因为多样性和可能性都是人的结构本身所特有的东西。”[6]38在这种学习能力的基础上，人类具有探索与研究客观世界的规律的理性能力，从而具有作出理性预言的能力。正是由于具有这种学习—认知能力，人类才能创造和学习各种科学技术，才能发展生产力。资本必须利用人类这种学习能力，才能使劳动者认知外部世界，适应新的环境，从而使资本自身不断获得新的扩张能力。
在这种学习—认知能力的基础上，人类还具有创造性地构想出自然界未有的事物，并且在头脑中展示其面貌，预演它的实际性能和力量的能力。正是因为有这种能力，人类才能做出各种发明，设计各种方案来进行劳动。资本必须利用人的这种能力才能不断扩张。
同时，人类还具有把头脑中设计的方案付诸实施的实践能力，从而使劳动成为有明确目标的行为，以创造出符合自己目的的产品。马克思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208资本通过人类劳动实现扩张，必须充分吸收这种“人的自然力”。
最后，人的自然力还包括人的意志力，即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持久性和耐力。马克思指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做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1]208因此，资本扩张往往需要把人的意志力强化到极限程度，使人们不得不克服生理与心理的忍受极限，来集中其全部力量以完成劳动任务，实现资本扩张对人的要求。
3.自由发展空间——人的自然力的发生机制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人之所以具有一切动物所不具有的巨大的“自然力”，既不来自于人类的体力，甚至也并非来源于人类的天生技能，而恰恰相反，是来自于人类先天具有的“未定型性”，也即自由发展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能力世界恰恰是生物世界中天生的“干细胞”，而动物的能力世界是天生的“定型细胞”。因此，人的自然力的天然本性，不在于人具有天然的已经形成的能力，而恰恰是人具有其自由发展空间——自由提供了人的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实现的空间。自由发展空间是人的能力的天然条件，或者说，是人的能力的天然发生机制。
三、“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来源与发生机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讲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之后，发出惊叹：“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7]可见，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奥秘归结为“社会劳动里蕴藏”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这些蕴藏在社会劳动里的力量，是由各个劳动者的“人的自然力”汇集而成的集体力量，这就是《资本论》再三提到的“总体工人”的力量，马克思称之为“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然而它并不等于而是大于个人的自然力的总和，因为当资本把工人集聚成“总体工人”之后所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组织化的内在联系，将创造出超越于个体之上的更高层次的力量。马克思在人类生产力水平无法与当代相比的一百多年前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对这种力量的来源和发生机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其洞察之深入细致、见解之新奇全面，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站在我们时代的实践的基础上，总结马克思当年阐述的内容，我们可以将这种“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来源与发生机制，作如下的概述。应当注意：资本力量开发与生成了的这种“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既具有伟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因为它发展出人类空前未有的巨大生产力；但另一方面这些力量被纳入资本逻辑的轨道之后，为资本增值服务，从而也伤害了人类自身。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开发利用过程的两重性。
1.资本集聚对劳动的空间压缩效应：集约化生产
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力量，通过集中的生产资料将原来分散的劳动者组织到一个既定的空间内，导致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劳动力)的空间集聚，提高了这些生产要素的内在联系频度与强度，由此产生了新的生产力——这是源于生产要素内在联系的自然力。它主要来源于下述两种路径建立的内在联系。
第一，资本的空间集聚导致分散的社会劳动力与既往劳动产品——生产资料在空间上集聚在某一共同空间内，从而提高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联系频度(使用率)，由此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使较少的资本产生出较多的剩余价值与劳动产品。
马克思对这种效率的产生机理进行了非常深入具体的分析。他说：“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1]374他还指出，“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容纳许多人做工的厂房、储藏原料等的仓库、供许多人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总之，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是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的”。[1]376-377这里的“共同消费”发生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相互联系过程，它使生产资料的使用率提高而降低成本，提高资本使用效率。
马克思指出，表面看来，这种生产力好像来自资本，“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1]387。然而这种高效率的生产力的真正根源是劳动本身的组织形式。马克思说：“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①“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1]387
第二，资本的空间集聚导致劳动者空间集聚，从而增加了劳动者的交往密度，便于集中管理与分级管理，既降低了培训成本，又提高了信息交流水平和劳动的竞争度。
这种由劳动者的空间集聚所产生的效应，首先表现在各劳动之间的工作联系时间的减少上。“由于这种工场手工业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因此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距离。制品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阶段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同样，用在这种转移上的劳动也减少了。”[1]398-399这种时间的减少同时也表现在劳动者之间信息交流的方便及其所花费的时间的减少上，从而在产生出工人劳动效率的同时，也降低对工人的管理成本。
劳动者的集聚必然会产生分工。这种分工使劳动中较难的部分与较容易的部分分开，从而制造了工人之间的等级。这种等级制的分工制度，使不同等级的人接受不同的培训，从而大大减少了培训成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与等级制度的阶梯相并列，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对后者说来完全不需要学习费用，而对前者说来，由于职能的简化，学习费用比手工业者要低。在这两种场合，劳动力的价值都降低了。”[1]406
这种空间压缩不仅提高了工人之间的通讯水平，还会提高工人之间竞争的强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马克思说：“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为结合劳动者或总体劳动者前前后后都有眼睛和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1]379-380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产生了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自然力”。
2.资本集聚对劳动的时间压缩效应：工序化生产
资本集聚不直接导致对劳动的空间压缩(将以分散的劳动力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压缩到一定的空间中)，但会导致对劳动的时间压缩，这表现在下述两个层次上。
其一，建立在分工与流水线基础上的资本集聚，使时间上相继发生的串行工序被压缩为同一时段发生的事件——成为同时并存的空间中的并行程序，通过空间展示出来。马克思写道：“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转化为空间上的并存。因此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更多的成品。”[1]399这是因为本来需要经过所有工序之后才能产出产品能够在某一段工序所要花费的时间中生产出来，从而奇迹般地源源不断地产出批量产品来。汽车生产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工序，如果不把这些工序压缩到同时并存的空间中，那么生产一辆汽车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而现代汽车生产线每隔3分钟就能够有一辆整车下线，这就是因为整个生产程序的时间被压缩到同一时间，从而所有零部件的生产和整车的装车工序都在同时进行之故。
其二，资本集聚不仅进行上述总体上的时间压缩，而且还进而进入每道工序内部进行深度的时间压缩。处于强大的增值压力下的集聚的资本在将各道工序的总时间压缩到同时并存的空间中之后，于是形成了展现在空间中的各道工序之间的技术关系。于是，资本将其自身的增值压力通过这种技术关系传递下去，变成强制性的总体物质力量支配劳动者的工作节奏，使其每一劳动时间被压缩在技术程序之中，从而规定其处于效率最高状态。如果某一道工序发生时间上的“卡壳”必将殃及整个生产系统。因此，生产工序使资本逻辑技术化了。这就是《资本论》给我们揭示的技术化的资本逻辑在每一道工序上的表现。马克思说：“各种劳动因而各个工人之间的这种直接的互相依赖，迫使每个工人在自己的职能上只使用必要的时间，因此在这里形成了和独立手工业中，甚至和简单协作中完全不同的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特别是劳动强度。在一种商品上只应耗费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表现为竞争的外部强制，因为肤浅地说，每一个生产者都必须按商品的市场价格出售商品。而在工场手工业中，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提供一定量的产品，成了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规律。”[1]400
马克思这里讲的是“工场手工业”。而在当代工业化生产线中，这种由资本逻辑的技术化所产生的时间压缩，比工场手工业强大得多、精确得多。这种整体力量对时间的压缩具有巨大的物质性强制力。正是这种强制力量，导致了生产过程的理性化。
3.资本集聚导致生产过程的理性化和规则化：高效能的资本机器的发生
资本集聚对劳动力的时空压缩，导致生产过程的理性化，用物化的理性规则来配置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支配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从而使其发挥最大效能。
上述时空压缩的必然结果是生产过程的高度理性化。这种理性化首先表现为各种工序的划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在技术上的比例关系，也就是劳动组织的理性化。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不仅使社会总体工人的不同性质的器官(指劳动者及其各个劳动部门和各道工序——引者)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这些器官的数量大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小组的相对人数或相对量，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在发展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划分的同时，也发展了它的量的规则和比例性。”[1]401
正是这种理性的比例关系，“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1]422。
在劳动组织的理性化基础上，进而深入地发展到每个劳动者“被理性化”：被理性力量所支配从而成为理性工具人。这在客观上将每个劳动者的特有的潜力发展到极致，从而使总体工人产生出最大的生产力。尤其是当工场手工业发展为机器大工业之后，这种总体结构对个人的规定，转变为机器体系对个人行为的规定，从而使理性化发展为机械化，劳动者成为“理性机器人”。马克思说：“一切在机器上从事的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只要总机器本身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同时动作并结合在一起的机器构成的体系，以它为基础的协作也就要求把各种不同的工人小组分配到各种不同的机器上去。但是，机器生产不需要像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因为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所以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1]484-485这种理性化使工人完全服从资本增值逻辑的支配，从而不得不产生出最大生产力。
4.资本集聚导致人的自然力的历史集聚：对自然力的开发能力的跃迁与机器时代
资本由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构成，而资本集聚是用作为不变资本的载体的生产资料的集聚来吸引劳动力的集聚的，因为劳动力对资本具有依赖性。尤其是机器大工业，导致“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1]486，并且最终依赖由资本集聚所形成的城市。于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都集聚到工厂与城市之中。而不变资本都是劳动者“人的自然力”的历史结晶，可变资本则是活的“人的自然力”本身。因此，资本集聚本质上就是“人的自然力”的历史集聚。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人的自然力集聚在一起，必须汇成强大的集体力量，因而能够在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上开发新的自然力。从而用人的自然力启动自然界的自然力，将其转化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于是人类生产力发生了伟大的飞跃——进入利用大规模自然力的机器时代，使人的自然力得到倍数式放大与扩张。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机器大工业由三个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工作机是机器大工业的起点，但只有当工作机日益庞大，因而需要超过人力的强大自然力(例如蒸汽)来推动时，人类发明的蒸汽机才成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从而真正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而这只有在一定水平上的资本的历史集聚才有可能。资本采用机器需要付出成本，因为机器本身就是劳动价值的载体，在使用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价值转移。但机器所利用的自然力，如蒸汽、水则是“不费分文”的[1]443-444，即便是有价自然资源，所垫付的价格也是从其他产品的劳动价值中分割的超额剩余价值。
机器不仅启动和利用“自然界的自然力”使其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而且反过来进一步挖掘“人的自然力”，使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启动与利用“自然界的自然力”。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揭示了机器生产对工人的三个方面的直接影响：(a)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b)工作日的延长；(c)劳动的强化[1]453-470。而资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它所集聚的巨大的“人的自然力”所制造出来的机器及其利用的自然力反过来作用于劳动者自身：“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支配工人的生产活动。
马克思指出，这样的机器体系使劳动力从事单调重复的工作，从而使妇女儿童也成为劳动力而纳入资本这部剩余价值增值机器中。而这样的机器体系之所以能够造成工作日的延长，这是因为“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创造了新条件，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他人劳动的贪欲”。[1]463这是因为机器不知疲倦地工作，特别是为了防范被淘汰的“无形损耗”而不惜磨损地工作，迫使劳动者也不得不跟随其不停息地工作，直到其生理极限。同时，机器排挤工人“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成为降低在业工人待遇延长其劳动日的砝码。“由此产生了近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反常现象，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1]469至于本来应当减轻工人工作强度的机器，为什么会导致“劳动的强化”？这是因为当劳动力逾越法律的界限而“使资本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进变成加紧吮吸劳动力的手段……资本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和系统地利用的手段，用来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这是通过两种方法达到的：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数量，即扩大工人的劳动范围”。[1]474
5.资本集聚增强物化劳动对人的支配能力，通过分工的专业化而最大化地发掘人的各种局部性潜能
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一旦通过集聚而形成了上述强大的物化力量，将每个劳动者都纳入它的技术体系中，成为总体工人中的局部工人，从而就会通过分工而不断重复同一劳动，就会将其某一方面的生理与心理潜能发挥到极致水平。马克思说：“如果说工人的天赋特性是分工赖以生长的基础，那么工场手工业一经建立，就会使生来只适宜于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发展起来。现在总体工人具备了技艺程度相同的一切生产素质，同时能最经济地使用它们，因为他使自己的所有器官个体化而成为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肢体，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从事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转化为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总机构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1]404-405这些被挖掘的潜力形成促成更高的生产力的诞生。
以上五种机制是统一的，它们都是资本集聚而转化为物质力量来组织社会劳动所形成的自然力，并且将这种自然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由此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而这种动力是在资本追求自身增值的动力驱使下实现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本扩张悖论：在通过开发利用总体工人的“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和个人的“自然力”来实现资本扩张的过程中，使人的自然力趋于枯竭，最终导致人的发展危机。
四、资本扩张悖论的历史积累：人的发展危机
由资本力量所挖掘和催生的上述“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以及“人的自然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成果。这种自然力原来只是蕴涵在人类机体与人类社会关系中的潜能，所以是一种“自然力”。资本逻辑使它们从潜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与此同时也在吮吸人的自然力的过程中，使人的生理心理机能贫困化、畸形化，从而失去发展潜能(发展空间)。这就是资本扩张过程的人学悖论，它最终导致人的发展危机。
人的发展危机的形成有两层机制：第一是“总体工人”层次，它在强大的资本逻辑的安排下形成了理性的技术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使社会经济结构变成按照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机械的“蚂蚁社会”；第二是劳动者个体层次，它使“总体工人”中担任各种角色的个体成为失去发展空间的“蚂蚁”，最终使社会发展失去活力。
1.总体工人的发展危机：从“人的社会”到“蚂蚁社会”
如果按照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中的说法，可以将资本导致的个人发展危机归结为：由资本扩张所导致的总体工人的发展危机，就是将“人的社会”蜕化为固化的“蚂蚁社会”，从而失去了社会发展的能力。由此进而将具有多方面发展潜能的人塑造为只能从事指定工种的“蚂蚁”，从而失去了发展能力。
现代社会组织常常追求组织机构的严密性与合理性。然而我们看到，由昆虫动物在亿万年历史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昆虫社会、特别是“蚂蚁社会”的组织性与合理性，实在令人惊叹。在蚂蚁组成的社会中，各个蚂蚁的社会岗位与角色，完全由作为整体的蚂蚁物种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而技术性地决定：作为蚁王的雄蚁，也只是繁殖工具，它不从事劳动，交配后即死亡。蚁后虽然贵为最高等级，然而只是纯粹的产卵工具：一生只进行一次交配，此后的终身任务是产出受精卵，因此翅膀从此掉下而失去飞翔能力，日产卵500枚以上，可活20年，一生共产卵3.2亿枚。作为中性蚁的工蚁，可活7年，青年工蚁负责内勤(筑巢、养幼蚁、护卵、清洁)，老年工蚁负责外勤(觅食、打仗)，而兵蚁得到工蚁汇报之后，出巢夺食或打仗。在“蚂蚁社会”中，每个受精卵孵化的幼虫具有变成各种角色的可能性，每个幼虫到底是变成雄蚁、蚁后还是工蚁、兵蚁，取决于食物质量、温度、蚁后释放的非洛蒙、卵的大小，其结果是最有利于蚂蚁种群的世代延续。所以维纳说：“在蚂蚁社会中，每个成员都执行着各自特定的职能”，“很像那种预先把全部指令都陈述在纸带上的计算机”。[6]37，42
我们看到，资本逻辑对社会生产结构以及附属于这个结构的“总体工人”的组织结构的决定也是如此：蚂蚁社会的结构的目标是最有利于蚂蚁种群的繁殖的，而“总体工人”的组织结构的目标则是最有利于它所属资本的增值的。
资本逻辑把时间上相继发生的串行工序压缩为通过空间展示出来的并行程序，由此形成了总体工人的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进而通过这些并行工序之间的时间关联，形成了该组织结构中各个岗位之间的时间秩序。而这些空间秩序与时间秩序不仅规定了每个工人的工作职能，而且规定了他们的作业方式。由此形成的总体工人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方式与规则，全部都由资本最大化增值的需要所决定。马克思把由各道工序的机器组成的总体称为“工厂的躯体，即有组织的机器体系”，它们是凝结着“死劳动”的“死机构”。“在工厂中，死机构(指凝结着)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1]481，486由此形成的生产结构及其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化结构的“蚂蚁社会”。蚂蚁社会的结构在亿万年的生存竞争中逐步生成，而资本统治下的“总体工人”的组织结构则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生成。美国出现的“泰罗作业法”可以说是这种“总体工人”结构在劳动者个体身上的最典型的体现。每个工人都按照整个“总体工人”的总体结构规定自己的动作方式，由此形成严密的总体结构。
应当说，这种最优化的总体结构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它使人的整体力量得到科学的组织，从而发挥出最大的集体效能。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着它的巨大作用。没有这种科学化的组织形式，我们的“两弹一星”、我们的神舟10号、我们的舰载飞机等等，根本不可能研制成功。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肯定，而不能像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当做“人的异化”而加以反对。因为我们建立这种严密的科学化组织，其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为了造福于中国的人民大众，因此理性化的手段与“以人为本”的目的是统一的。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总体工人”的理性化构造只是为了资本最大限度地增值，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人的发展危机。首先是它的目的服从于资本逻辑的需要，为此最大限度地开发和榨取“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以及在这种组织下的每个工人的“人的自然力”，从而造成与人的发展的冲突，其历史积累必然造成人的自然力的枯竭而形成人的发展危机。其次，是因为一旦这种“总体工人结构”处于极限水平的紧绷状态，虽然能够产生出高效率，但是已经失去了进行改革的新的制度空间而处于僵化状态。而资本逻辑的不断进行新的扩张的要求，又会通过技术的革新要求对这种“总体工人结构”进行新的变革。于是资本逻辑自身所产生的高度理性化的“总体工人结构”自身就束缚了资本进行新的扩张的需要，由此陷入资本扩张悖论。这种扩张悖论的历史积累必然导致“总体工人”层次上的人的发展危机，并且将会因资本扩张无门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本逻辑所产生的“总体工人”层次上的人的发展危机，必然将其压力传达给它的下一层次——作为总体工人组成部分的工人个体，由此产生了劳动者个体层次上的“人的发展危机”。
2.劳动者个体的发展危机：从“人”到“工蚁”
具有潜能的个体的人是资本扩张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资本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值，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必须不断地进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要求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而这种创新必须依靠人来进行，从而需要充分利用“人的自然力”，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人的创造力与学习能力。具体地说，第一，技术创新本身需要至少一部分劳动者具有强大的创造能力，能够设计出新的技术方案；第二，技术创新的应用与推广过程，需要劳动者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能够很快地适应新技术的要求，学会新的技能。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劳动者具有人的发展空间。前面说过，人的自然力的发生机制正是“自由发展空间”，因为人之所以具有一切动物所不具有的巨大的“自然力”，既非人类的体力，也非天生技能，而是人类先天具有作为“未定型性”的自由发展的空间。这种创造能力与学习能力正是这种自由发展空间的典型形式。它们是资本能够持续扩张的条件。
然而，资本在扩张过程中，为了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与资本最大化，对这些自由发展空间进行着彻底的剥夺与侵占。这种剥夺与侵占在两个层次上进行。
最低层、也是最彻底的剥夺来源于经济层次上的剥夺。劳动者只能得到维持生命的必要劳动，而不能消费剩余价值。而如前所述，超越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产品的创造与消费才真正是区别于动物的人的活动。因此劳动者一方面创造了剩余劳动，但另一方面不能享受作为人的消费，因而从根本上被剥夺了通过教育与培养而进行“人的生命的发展”的机会。维纳所说的人类生而具有的区别于动物的种种潜能，得不到机会发育与生成，因而只能维持其所具有的动物机能的生存。因此，资本主义制度限制人的发展的最根本因素乃是经济剥削，而不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设想的意识形态因素。
当然，资本不可能完全不对工人进行培训，因此除了将必要劳动价值用来支付工人工资以维持其劳动力的再生产之外，总要将部分剩余价值用于对工人培训。但由此付出的剩余价值并不是归工人所有，而是通过工人载体转化为资本，投入生产过程之中，其目的只是为了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既然如此，这些剩余价值就不是为了充分培育工人的各种潜能，而只是按照资本的需要，用最节约的方式来发掘“人的自然力”中为资本增值所必需的那些方面。这样一来，资本就将单个劳动者在分工中所承担的某一方面的潜力挖掘与发展到极致水平，从而使资本在整个生产系统中把人类所能具有的各种不同方面的潜能都挖掘与发展到极致水平，这样资本就迫使每个劳动者长期乃至终生只从事某个单一操作。而当总体工人结构中每一个人都在其规定的特定方面最大化地发挥其潜能时，于是总体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1]379-380，从而能够为资本增值发挥出最大能量。然而，“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在总体结构中每天超负荷地进行的单调而繁重的劳动成为苦役，“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像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1]486
而当人的自然力的某一方面发展到极致之时，同时也就抑制了人的自然力中蕴涵的其他方面的潜能，于是沦为“单面人”。机器大生产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1]486-487而用于培训工人的单方面技能的剩余价值没有用于工人文化学习能力上，只用于培训这种单方面技能上，因此人从具有多方面潜能的“干细胞”式的人退化了，被规定为定型的“单面人”而失去了发展空间，表现在创造能力与学习能力的丧失。
而如前所述，资本要通过技术创新来进行新的扩张，至少必须有两部分的人：一是具有进行技术革新的创造能力的人，二是具有适应新的技术条件的学习能力的人。资本一旦为了自身增值而使人成为单面人，这两种能力的人将会丧失，由此导致资本无法实现它的扩张。这就是资本扩张悖论在人的发展方面的表现，其产生的结果就是“人的发展危机”。正如维纳所说，人一旦处于这种状态，社会发展也就失去了活力：“要是把人判定并限制在永远重复执行同一职能的话，我担心，他甚至不是一只好蚂蚁，更不用说是个好人了。那些想把我们按照恒定不变的个体职能和恒定不变的个体局限性这一方式组织起来的人，就是宣判了人类只该拿出远低于一半的动力前进。他们把人的可能性差不多全部抛弃掉了，由于限制了我们可以适应未来偶然事件的种种方式，他们也就毁掉了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可以相当长期地生存下去的机会。”[6]38
因此，资本逻辑造成了两个层次上的人的自然力的枯竭与僵化：一是总体工人层次的“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枯竭以及劳动组织的僵化；二是作为总体工人的组成部分的劳动者个体层次的个人的自然力的枯竭与僵化，最后造成人和社会的潜能的丧失。这一方面使人失去了发展机会，而人的生存意义正在于这种发展过程中；另一方面也使资本失去了扩张和发展的条件，从而由人的发展危机转化为社会经济危机。这种社会经济危机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深人的发展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看到资本逻辑在造成人的发展的危机的同时，通过资本集聚对“人的自然力”进行了开发和利用，使人的潜能转变为现实力量，使“人的自然力”转变为社会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逻辑又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意义。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继承和更大程度地发展由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先进生产力，同时又要使这些生产力从“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回到其为人类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轨道。
注释：
①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381-382页。文中“生产资料的积聚”德文原为“der Konzentration der Produktionsmittel”，英文版译为“concentration of means of production”，故可以理解为“生产资料的集聚”。(Karl Marx,Capital Volume,translated by Ben Fowes,Penguin Books，1976，P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