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中的进步——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的当代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浅谈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困惑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处在困惑和不满声中。有人因此断定“哲学已经贫困”。“困惑”、“失落”、“困境”、“危机”、“低谷”、“贫困”之类的词语在哲学界十分流行。这些词语的涵义是十分明显的：哲学已从中心地位走向边缘地带，即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走向政治意识形态的边缘；从社会科学的核心地位走向边缘地带。对于哲学的“边缘化”现象，哲学界的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呼吁各界重视哲学、呼吁政府重视哲学的核心地位、重视哲学的投入。
我们不赞成哲学贫困的说法，这种说法恐怕对哲学的功用有种误解，即认为经济发展一步，哲学便紧跟一步或始终在经济前面摇旗呐喊。实际上哲学的发展既与经济有关，又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哲学在社会生活变革时期，往往是先导，或者说，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先从精神领域——哲学开始，但在哲学完成这种“先导”的作用之后，哲学便进入完善自己，建设自己的阶段，其影响也转入潜移默化的阶段。因此，我们认为，“哲学贫困”的说法是一种对哲学发展现状感到不尽满意而发的牢骚，甚至是歪曲，并不是对哲学现状的真实概括。
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要在社会主义的各种矛盾没有充分发展开之前，要求哲学把一切都解释无遗是期望值过高的非份之想。哲学与经济发展只能在相互促进中协同发展。我们考察70年代末以来的哲学发展成就，不仅要与经济发展做对比，还要与哲学自身发展做历史对照。我们这里所谈的成就主要是就哲学自身发展而言的。
我们不否认哲学界人才的流失，也不否认哲学著作出版所遭遇的窘境，但十多年来，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抹杀的。从现象上看，十余年来，无论从论文、著作的数量上，还是在主题的拓展上，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可观的。但我们想谈的不是这些，而是在哲学思维深处发生的变革，我们指的是哲学研究范式的生成转换。
十余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转换经历了从本体论范式到认识论范式，再从认识论范式向人学范式的转换。
1978年，这是个值得纪念的岁月。这年的3月2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的短文，重申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5月11 日《光明日报》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胡福明等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不仅在促进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解放，端正思想路线方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哲学自身的重建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从此哲学自身的思维范式开始转换，即从本体论范式转向认识论范式。
本体论范式研究的问题是“何物存在”。它忽略不计人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对客体的影响，“直接”追问世界是什么？而它的回答是一种历史还原法，即认为世界最初是什么，世界的本质就是什么。这种追问方式即追问世界的始基是什么，是自然科学的提问法，这种问题的答案需要以实验观察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才能回答，仅靠理性思辩是无法提供确切答案的。
我国的哲学研究范式是沿用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有一定贡献，但他是按古典本体论范式来系统化的。很多问题仍然沿用旧哲学思维的提问法，试图让它回答人类在认识很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的哲学之所以是非科学的，不仅在于其答案的错误，首先是由于历史所限，提问题的方式就是非科学的，如追问世界的始基是什么。
有人会问，恩格斯不也提到了“本原”问题吗，而且还做了专门的论述。
我们注意到，恩格斯是这样提问的，即思维与存在二者何为本质，这个提法不同于旧哲学“本体论”关于“世界的始基[本原]是什么”的提法。恩格斯“何者为本原”的提法，解决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在思维与存在二者之间探求谁是谁的本原，是一种横向的追问法，是认识论的追问法。“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提法，是想找到世界最初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又是世界的终点，因为世界最后又要复归于起点，构成世界循环的图景）是注定找不到的。在斯大林的体系中，物质是个本体论概念即自然科学思维框架中的物质概念。
中国哲学界首先通过反思欧哲史发现本体论范式与认识论范式的差异并开始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转化的。
1978年，第一次全国西方哲学史讨论会在安徽省芜湖市召开，这次讨论会之后很快在全国形成了欧洲哲学史研究热潮。这次欧洲哲学史研究热潮与以前的研究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主要是发生了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本体论范式转到了认识论范式上来。
认识论范式有着不同于本体论范式的特点。
首先，它打破了日丹诺夫的斗争史模式，把哲学史看作是认识史。因此，研究哲学史的任务就是考察不同哲学流派，在不同历史时期怎样提出和解决人类认识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从而概括出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过程，吸取人类认识的积极成果。
这方面代表性的论文有钱广华同志的《试论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注：《西方哲学史讨论集》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朱德生同志的《关于哲学史的分段原则和阶级分析方法》，以及汪子嵩同志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注：《外国哲学》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专著的代表作当推张尚仁教授的《欧洲认识史概要》（注：《欧洲认识史概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了。
“哲学史就是认识史”，逐渐成为当时哲学界的共识，常引用的经典语录就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一句话：“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后来知道，列宁的这句话翻译错了，但这丝毫不影响上述观点，因为引用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证列宁思想，而是“六经注我”。
第二，“哲学就是认识论”。这是毛泽东的一句话，但它同样是为了“六经注我”。钱广华同志认为，这个规定概括了历史上任何可以称为哲学的哲学之基本特征，因而具有普遍意义。“哲学就是认识论这个精辟的科学论断也是总结和概括了哲学在其历史发展中所显示出来的基本特征和规律性、（注：《西方哲学史讨论集》第9页。）哲学史是认识史，哲学当然应该是认识论了。
第三，逻辑体系在叙述上采用黑格尔的三段式，从而把哲学史即认识史的观点具体化为“客体→主体→主体与客体统一”的过程，张尚仁教授在《概要》中写得非常明确：认识史的实际过程，是从客体入手进而回复到主体最后达到主体和客体统一的圆圈。这在整个认识史中是一个大圆圈。总的说来，近代以前的认识史，偏重于客体的研究，其理论主要表现为本体论问题；近代初期的认识史，偏重于主体的研究，其理论主要表现为认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前夕的认识史，则偏重于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的研究，其理论主要表现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在这个大圆圈中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同样地又是客体——主体——主体与客体统一的小圆圈，全部欧洲认识史，正是由客体——主体——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所组成的小圆圈构成的同样的大圆圈。这也是人类认识的实际过程。
第四、注重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认为哲学认识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概念上。钱广华同志写道：思维对客体的“永无止境的接近在哲学史中概括，正是通过一系列的认识论的基本概念、逻辑范畴和基本原则的判定与变化而表现出来的”。（注：《西方哲学史讨论集》第19页。）张尚仁同志也说：“通过认真研究发现基本概念、范畴、命题历史演变的逻辑，正是认识史的任务。根据这一思路而发表的论文专著在当时可谓形成了一股思潮。
关于物质概念的讨论也涉及到了本体论范式与认识论范式的差异，并促进了前者向后者的转化。
1980年，于光远同志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 期上发表了《关于物质概念的对话》一文，引起了一场关于“物质”定义的讨论，于文指出，我们一般都采用列宁的物质定义，即“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这是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上下定义，但是还可以从别的方面，物质及其属性给物质下定义。于文发表后，《贵州社会科学》、《江淮论坛》等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探讨物质概念的文章。讨论的焦点是，物质概念究竟有几个？可不可以把物质概念分成“认识论上的物质概念”和“本体论上的物质概念”？于文的想法是想从本体论上给物质下定义，想从列宁的认识论范式回到古典本体论范式，但通过讨论，哲学界重新肯定了列宁的物质定义，因为哲学的物质定义，只能是认识论的，本体论定义正是列宁批判的对象，古希腊的原子论是本体论的，因此无法把哲学上的“物质”与科学上的“物质”区分开。
欧洲哲学史的研究是从本体论范式进到认识论范式。“物质”定义的讨论是从否定认识论范式回到本体论范式，又重新回到认识论范式。
二者的有趣对比，可谓殊途同归。
这两方面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思维从本体论范式向认识论范式转换。欧洲哲学史的反思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前提的反思。或者说，是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何种水平上的哲学，关于“物质”定义的讨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反思。因此，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用认识论范式改造哲学史有了具体成果，还不只限于欧洲哲学史，有些学者也用它重新审视中国哲学史，冯契同志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中、下）就可归为这类著作。在哲学史领域，认识论范式的研究成果可谓硕果累累。那么在原理领域是否也有这样的成果呢？有，高清海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下）就是认识论范式在原理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高教授的著作与哲学史的反思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哲学史的反思是他的体系建构的前提。高清海教授在50年代就已考虑体系问题了，就在考虑突破旧的范式了，但高教授自己曾讲过，那时想的问题比较窄，多限于对“两大块”体系的疑义，对于新体系恐怕还没有一个较成熟的想法。那时还没有欧洲哲学史研究的思维范式上的突破，即使那时高教授能写出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哲学著作，恐怕也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有趣的是张尚仁教授也参加了此书的编写，负责哲学史部分，在所有参编者中只有他不是吉林大学的教师，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可见高教授的多年思考只有在欧洲哲学史的研究有了突破之后才会有具体可行的成果。而且，这部著作在各方面都彻底贯彻了由欧洲哲学史研究所提炼出的认识论范式。首先，他以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采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把哲学原理的逻辑结构具体化为“客体→主体→主体与客体统一”的链式结构，其次，这一体系完全是概念化体系，是概念演进的逻辑史。
总之，哲学史的突破是原理突破不可缺少的前提。
前些年的体系热是何等的红火，每月都能从杂志上看到新创造出来的体系，但无一结出真实的果实，原因在哪里？就在于缺乏哲学史的基础，高清海教授对马列原著原理、欧洲哲学史都有很深的研究，再加上融汇贯通的多年思考，他提出的就不再是草图、纲要、设想了，而是有理有据的体系。高教授的突破绝非偶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哲学史功底、时间、勤奋得法的思考，缺一不可。
任何思维范式都是有局限的，都要随着时间和问题的发展而发展。认识论范式的不足目前已逐渐显露出来
第一、把从欧洲哲学史中提炼出来的认识论范式强行泛化到中国哲学史中，忽略了中国哲学的特点，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一书，“把道德修养纳入认识论是中国哲学认识论的重要特征”（第168）这句话恰恰说反了，应该说，或者说，事实是：在中国哲学中，认识论被纳入了道德修养之中，这勿需再找经典去论证，谁都知道，中国哲学实质是道德哲学，一切问题都伦理化了，不仅人的认识，就连自然观都伦理化了。这句话用在西方哲学中倒是正确的。在西方传统哲学中，认识论很发达，不仅近代哲学研究，古代就很重视。苏格拉底哲学把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转向了对人间事物的研究，他的伦理研究是很出名的，但他的伦理学与中国伦理学重视身体力行不同，他重视的是知识修养。他的名言是“美德即知识”，绕了半天，他的伦理学问题乃是一个认识论问题。
作者要把认识论范式贯彻到所有的领域。强行泛化必然忽略对象的特殊性，真理向前迈出一步，就成了谬误。认识论范式不适合硬套中国哲学。
第二，把哲学史等同于认识史，既缩小了认识史的范围，又缩小了哲学史的范围。哲学史仅是认识史的一部分。科学史等也是认识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说它缩小了哲学史的范围，是说哲学解决的不仅限于人类认识问题。
第三、“哲学就是认识论”的判断也缩小了哲学研究的范围，哲学所研究的从来不只是认识论问题，现在也不是，将来也不会只限于认识论。哪里科学还未触及，哪里有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哪里就会有哲学的身影。
第四、哲学概念、范畴史固然反映了人类认识史的一般特点，但也忽略了它们与具体的社会背景的联系，把哲学的独立性夸大了。
第五、认识论范式虽然克服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化的倾向，但它也只是在近代哲学的水平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把它放到集大成的位置上，而没有突出它自身的创造性。所以，必须突破处于近代水平的认识论范式，用现代哲学的范式即人学范式来理解作为现代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范式也可称为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实践唯物主义，这已成为目前理论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但我们不同意把它叫做实践本体论。本体论是近年来用得很混乱的术语。好象哲学理论作为本体论才够哲学的味。本体论研究的是“何物存在”的问题。很多人误以为从“某某”出发，便是“某某本体论”，从实践出发，不等于说只承认实践存在，实践不是实体存在，它是中介性活动范畴。实践唯物主义并不否认物质第一性的地位，把实践唯物主义称为“实践本体论”实在是一种错误。恪守本体论的思维范式，用它来理解实践观点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必然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误解，实践唯物主义是要克服本体论思维范式，而不是重新回到本体论的水平。
实践唯物主义范式的内容主要有三点：
第一，人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第二、实践观是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三者统一的基础；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产生，并为改造世界服务，在实践中发展。
第二、人类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马克思讲得很明确：“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页，据朱光潜先生的译文改动。）。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是从直观的客体出发，唯心主义从抽象的精神性主体出发，二者都忽视了人的感性活动——实践，二者把实践视为精神性活动。有人不同意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认为会导致唯心主义。他们正好犯了马克思所批判的错误，他们都把实践看成是精神性活动。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悲剧在于“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页，据朱光潜先生的译文改动。）。
把实践作为理解一切哲学问题、解决各种哲学纷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意味着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从实践出发的体系不是黑格尔主义的链式结构，而是轮式结构。不是概念体系，而是问题体系，它的开放性不是不断接纳新概念，而是不断解释实践提出的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问题，它向问题开放。
第二、实践唯物主义是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相统一的哲学理论。
认识论范式讲的“认识论、逻辑学、辩证法”以及“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两对三者统一，讲的是一个东西，是同义反复。不是哲学研究具体领域的统一。认识论范式仍然没有解决自然与社会的对立、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的辩证关系。人学实践论讲的三者统一是指三个不同对象的统一，是指用同一范式加以解释。
这里我们介绍一下经典作家对三者统一的论述。
1、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写道：“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在另一处更加明确：“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1、24页。）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正因如此，自然才需要去认识。自然界由于进入人类社会生活才有意义，而“被抽象地理解的、孤立的、被认为是与人类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就是无”。
自然作为社会历史的基础，不仅制约社会，也受社会的制约。恩格斯说：“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在他们那里，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变革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人类本身都在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自然界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注：《自然辩证法》，第99页。）
今天面临的全球问题，如生态问题，只有按照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观点才能得到完满的解释，生态问题既是自然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仅靠自然观或历史观都无法得到圆满的解释，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才能找到理论的有效答案。
2、 认识论与历史观的统一：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里讲的是，历史观是认识论的前提，认识论疑难需要在历史观中得到解决。实践首先是历史观范畴。下面的话可以看作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进一步解释。恩格斯说，对不可知论和其它哲学怪论“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创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1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直接了当地指出，马克思的唯物论与旧唯物论的区别，正在于认识论以历史观为前提，他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第120页。）历史观是认识论的前提，实践的观点首先是历史观的基本观点，然后才能成为认识论的首先和基本的观点。
3、 自然观与认识论的统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批判了旧哲学中自然观与认识论的分离，同时也揭示了二者统一的基础，他说：“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变化，而不单独是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注：《自然辩证法》，第99页。）。
总之，实践不仅是认识论的出发点，也是考察自然、历史的出发点。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统一的基础和过程都是实践。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实践并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这一点已是哲学界的共识，勿需多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所讲的实践唯物主义，只是强调了实践。如果仅从功能上讲，实际上就是重复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第三点只有以前两点为前提，才能成为现实，仅限于这一点，是毫无新意的。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用人学范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尚属初始阶段，那么进一步完善、建设实践唯物主义需要哪些条件？是否需要再一次反思欧洲哲学史？我们认为，当代哲学发展起码需要三大条件：1、 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2、是对科学成果的概括；3、是对哲学史的批判。前两者我不想多说，人们对此是坚信不移的。我想说的是哲学史的批判是绝对不可少的。反思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仍然是必要的，但重点是接着反思即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和对现代西方哲学及其发展的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发展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逐渐向文化哲学转向；一是主体性的实践也是它们争论的焦点之一；第三，西方现代哲学的许多方法是值得批判借鉴的，如数理逻辑方法，释义学方法。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既不能一概拒绝，也不能一味盲从，只有象马克思、列宁那样辩证地分析批判以超越之，才能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力。以上，我们回顾了1978年以来，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逻辑演进。十多年的功夫，从思维上浓缩了几千年的哲学史的历程，这难道还不是一种进步吗？“真理标准讨论”之后，中国哲学开始了变革的历程，欧洲哲学史的批判导致了本体论范式向认识论范式的转换，目前已进展到向人学范式转换的阶段，任务更加艰巨，但我们已进入了哲学大发展的前夜。相信，勤奋的耕耘，定会有收获。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本体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范式论文; 自然辩证法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人类进步论文; 哲学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