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学”的历史流程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书论文,特征论文,流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记》与《汉书》是中国史书的两大典范，历来《史》、《汉》对举，班、马并称，然而二者的学术地位在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此起彼伏，境遇迥异。《史记》屡遭非议，《汉书》受到追捧，中唐之前《汉书》影响远超《史记》，并且率先形成影响深远的“汉书学”。
“汉书学”的兴起与《汉书》的自身特点密切相关，同《史记》相比，《汉书》具有更多易于流行的先天因素，班固与司马迁在编撰体例、语言风格、修史立场、思想倾向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自黄帝至武帝约三千年的兴衰沿革，《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叙述始高祖终王莽二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两书均有开创之功，然而朝代更迭，时间累积，修撰通史日益困难，断代史优势渐趋凸显。正如刘知几所言：“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①此后列朝正史全部沿袭《汉书》体制，最终导致《史记》一枝独秀，寂寞身后，《汉书》垂范千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②《史记》本为私撰，怨刺之情贯穿其间，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而《汉书》堪称首部官修史书，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遭到抵制，班固力求全面展现西汉统一社会的规模与成就，揭示皇权制度的完善与国家壮大的历程。“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③可见宣扬汉室、润色鸿业是《汉书》的重要任务，班固的追求完全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因此《汉书》获得官方极大的肯定与赞赏。三国时期东吴孙权认为治国修身必读《汉书》，特令其子孙登学习。蜀汉刘备临终遗诏诫子刘禅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④东晋甚至波及少数民族首领：“(石)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资英达如此。”⑤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间研习之风愈盛。《三国志·魏书》记载司马朗之父司马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⑥又《晋书·刘宣传》：“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复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二公独擅美于前矣。’”⑦《梁书·陆倕传》记载更甚：“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⑧陆倕居然能够一字不差地默写并不常见的章节，足见对《汉书》的精熟程度。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孩童亦精《汉书》，《南史·韦载传》：“载字德基，少聪慧，笃志好学。年十二，随叔父稜见沛国刘显，显问《汉书》十事，载随问应无疑滞。”⑨韦载年仅十二却能对答如流，表明《汉书》已经普及到童稚阶段。又《博物志》：“汉末发范友明冢，奴犹活。友明，霍光女婿。说光家事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似。此奴常游走于民间，无止住处，今不知所在。”⑩内容虽荒诞离奇，却表明《汉书》在民间广为流传。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汉书》受到社会各界非同一般的欢迎与喜爱，《汉书》研究已经具有相当良好的民众氛围，为隋唐时期“汉书学”的成熟奠定基础。
《汉书》何时以及如何发展成为“汉书学”？各类著作鲜少涉及，“汉书学”更是无人重视。其实凭借学界对《文选》与“文选学”的精深研究，可以初步推求《汉书》与“汉书学”的演变轨迹。骆鸿凯《文选学》是传统选学的里程碑，其《源流》一章以时代为序，追述“文选学”发生、发展的整个历程：“自《文选》书成，至隋即有萧该著书，首加研讨，实开文选学之先河。”(11)萧该撰有《文选音》十卷，惜已散佚，目前仅存数条注释，如《思玄赋》：“行颇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注曰：“颇，倾也。离，遭也。殃，咎也。萧该音本作陂，布义切。”(12)又《汉书·张衡传》：“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注曰：“萧该音义曰：‘焜音昆，火貌也。’”(13)萧该注释兼涉音义。萧该之后，骆鸿凯进一步指出：“文选之学，盖自曹氏开其朔，而李氏集阙成。”(14)则“文选学”滥觞于萧该，始于曹宪，成于李善。倪其心认为最初阶段的文选学是“从萧统的从弟萧该撰《文选音义》开始，经隋、唐之际曹宪撰《文选音义》，授之许淹等，至李善注《文选》”。(15)骆、倪二人一致认为萧该作注、曹宪著书授徒、李善撰《文选注》是“文选学”形成的关键。如此看来，“汉书学”的发展亦有迹可循。延笃是目前已知最早注释《汉书》之人，延笃本为马融学生，“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16)马融是班昭弟子，班昭乃《汉书》四位著者之一，可见延笃与《汉书》渊源颇深，唯其所注留存极少。《汉书·天文志》曰：“后流星下燕万载宫极，东去。”注：“李奇曰：‘极，屋梁也，三辅间名为极。或曰，极，栋也，三辅间名栋为极。寻栋东去也。(延)笃谓之堂前阑楯也。’”(17)又《汉书·酷吏传》曰：“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注：“邓展曰：‘延笃读坚曰甄。’”(18)则延笃对《汉书》既有注音又有释义，方法与萧该类似，堪称“汉书学”先驱。延笃之后服虔、应劭、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等人先后继起，各有著述，至晋灼始合并众家勒成一部，至蔡谟首将注、文合并，《汉书》注释之学蔚为大观。隋唐时期萧该、包恺、刘臻、刘纳言等人著书、授徒并举，推动《汉书》向更为深广的范围流传，《汉书》研究随之出现高潮。颜师古广辑兼收，在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五种之外增加荀悦《汉纪》、崔浩《汉纪音义》以及单行的部分汉书注本共计二十三家，增益发展为集大成之作——《汉书注》，是书在文字校勘、训释疑难、史实考订等诸多方面凌越前人，使得长期困扰读者的训读问题基本解决，代表《汉书》研究的最高成就。千百年来《汉书》与颜注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最终形成注以文传、文以注显的繁盛局面。颜师古《汉书注》在“汉书学”中的地位基本达到李善《文选注》在“文选学”中的高度。综上所述，《汉书》成书之后，延笃作注，首开“汉书学”先河，萧该、包恺、刘臻、刘纳言等人的著述传授使得《汉书》迅速推广，“汉书学”渐成规模，而颜师古《汉书注》标志“汉书学”的成熟。“汉书学”一词唐时业已出现，《新唐书》卷一九八《敬播传》：“是时汉书学大兴，其章章者若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纳言，皆名家。”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中对唐初“汉书学”的发展有精辟论述：
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解释详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决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的者也。房玄龄以其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
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纳言，亦以《汉书》名家。姚思廉少受《汉书》学于其父察。思廉之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其姓氏，攘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其家学。又顾胤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王方庆尝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官，方庆仍随之卒业。他如郝处俊好读《汉书》，能暗诵。裴炎亦好《左氏传》、《汉书》。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19)`
历代学者对《汉书》有选编有简编，还涉及勘误、辩惑等各个方面，说明《汉书》的研究方法渐趋丰富，范围逐步扩大，程度不断深入，确实具备成为专门之学的规模与实力。
《汉书》自诞生以来，行世不及百年，注家蜂起，著作迭出，最终达到“于文无所滞，于理无所遗”(20)的境界。而隋唐年间《汉书》传习一途名师辈出，萧该、包恺、刘臻、秦景通、秦等人俨然成为权威，弟子众多，遍及四野。《汉书》在文本研究与传播范围等方面均达相当规模，学术源流初步形成，由汉至唐的“汉书学”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注音、释义为主。《汉书》诞生之后即伴随注解训读，主要围绕注音、释义展开，成果丰盛。《汉书》古奥艰深，据《后汉书》卷八四《世叔妻(班昭)传》记载：“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班昭高才卓识，为《汉书》著者，马融博学聪颖，乃一代宗师，以马融的资质尚需追随班昭问学，《汉书》难读程度可想而知，训释注解成为必须，“汉书学”随之萌芽。东汉延笃是已知最早注解《汉书》之人，惜仅存只言片语难窥全貌。目前较为完整流传后世的注本有服虔的《汉书音训》与应劭的《汉书集解音义》，二书偏重注音释义，取得一定成就。服虔、应劭之后注家大量涌现，“以是自东京中叶，迄于今兹，研习者代不乏人：或注字音，或释大义，或辨异同，或抉微隐，卓然可观者，前后无虑百余家：此由各艺文志及藏书目可窥知也”。(21)仅《新唐书·艺文志》一书即著录颇众：诸葛亮《论前汉事》一卷、又《音》一卷，孟康《汉书音义》九卷，晋灼《汉书集注》十四卷、又《音义》十七卷，韦昭《汉书音义》七卷，崔浩《汉书音义》二卷，孔氏《汉书音义钞》二卷，刘嗣等《汉书音义》二十六卷，夏侯泳《汉书音》二卷，包恺《汉书音》十二卷，萧该《汉书音》十二卷，阴景伦《汉书律历志音义》一卷，项岱《汉书叙传》八卷，刘宝《汉书驳义》二卷，陆澄《汉书新注》一卷，韦稜《汉书续训》二卷，姚察《汉书训纂》三十卷，颜游秦《汉书决疑》十二卷，僧务静《汉书正义》三十卷，李喜《汉书辨惑》三十卷，《汉书正名氏义》十二卷，《汉书英华》八卷。《御铨定汉书》八十七卷，顾胤《汉书古今集义》二十卷，颜师古注《汉书》一百二十卷。刘伯庄《汉书音义》二十卷，敬播注《汉书》四十卷、又《汉书音义》十二卷，元怀景《汉书议苑》，姚珽《汉书绍训》四十卷，沈遵《汉书问答》五卷，李善《汉书辨惑》二十卷。总体看来，汉时偏重于音，汉后偏重于义。帝王、将相、官吏、学者、僧侣悉数参与，共同推动“汉书学”的形成。部分学者精通音韵小学，左右《汉书》研究的走向。“昔开皇初，有刘仪同臻、颜外史之推、卢武阳思道、李常侍若、萧国子该、辛谘议德源、薛吏部道衡、魏著作彦渊等八人，同诣法言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22)此次盛会诞生《切韵》一书，八人之中刘臻、萧该皆为《汉书》研究名家，颜之推更以音韵治家，据《颜氏家训·音辞》记载：“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23)其孙颜师古幼承家学，博洽多闻，是《汉书》研究的集大成者，代表作《汉书注》在音韵方面着力甚深，“古今异言，方俗殊语，末学肤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辄就增损，流遯忘返，秽滥实多。今皆删削，克复其旧”，“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阙。若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24)综上所述，《汉书》研究一向注重音韵，隋唐之间还出现了《汉书决疑》、《汉书辨惑》、《汉书指瑕》之类的著作，学术视野拓宽，研究范围逐渐溢出注音、释义，然而并未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著书、授徒并举。《汉书》研究由来已久，最初的学者或著书或讲授，如《晋书·左思传》云：“秘书监贾谧请讲《汉书》。”(25)陆机《〈汉书〉诗》曰：“税驾金华，讲学秘馆。有集惟髦，芳风雅宴。”(26)再如张昭、张休，据《三国志·吴书》记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27)以上诸人只讲授不著述，而服虔、应劭、晋灼、蔡谟、韦昭、崔浩等人仅见著述未见授徒。隋唐时代《汉书》愈发深入人心，读者需求与日俱增，知名学者大多著书、授徒并举，个别学者由此赢得极高的社会声誉。萧该学生有阎毗，“及长，仪貌矜严，颇好经史。受《汉书》于萧该，略通大旨”。(28)包恺“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者数千人。”(29)史载李密“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30)又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31)杨汪“其后问《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二人推许之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32)甚至出现学术权威，“秦景通，常州晋陵人也。与弟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为小秦君。若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33)而王方庆为求学跟随老师四处奔走，“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为太子舍人，方庆随之卒业”。(34)皇室子孙也参与其中，刘纳言“以《汉书》授沛王贤”。(35)此外，《汉书》亦在家族内部传承，如“姚思廉，本名简，以字行，陈吏部尚书察之子。陈亡，察自吴兴迁京兆，遂为万年人。思廉少受《汉书》于察，尽传其业”。(36)“始，曾祖察尝撰《汉书训纂》，而后之注《汉书》者，多窃取其义为己说，珽著《绍训》以发明旧义云”。(37)姚氏家族数代皆精《汉书》。再如颜师古，出身学术世家，《汉书》亦属家学。祖父颜之推精通音韵之学，子孙耳濡目染，修养颇高，而音韵正是《汉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叔父颜游秦“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汉书》，亦多取其义耳”。(38)深远的家学渊源与数年的沉淀积累使得颜师古入唐之后迅速注成《汉书》。两股力量互相补充，推动“汉书学”的持续发展。
第三，抄撮、抄撰盛行。《汉书》撰成之后，由于受到造纸印刷技术的限制，抄写工作伴随期间，“汉书学”即在抄撮与抄撰之中走向兴盛。据《颜氏家训·勉学》记载：“东莞臧逢世，年二十余，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手写一本，军府服其志尚，卒以《汉书》闻。”(39)臧逢世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之中竟将长达八十万字的巨著手抄一遍，着实令人敬佩！但《汉书》部头过大，全抄颇为不易。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一文中即批评道：“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之优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之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40)与《史记》相比，《汉书》确实繁冗琐碎，在造纸术刚刚兴起，印刷术尚未发明的阶段，抄撮最为可行。抄撮古已有之，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41)又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42)铎椒最先抄撮《春秋》、《左传》等经典著作，弟子仿效，抄撮之风渐起，旁及各类著作。张舜徽在《汉书艺文志通释·诸子略·儒家言》中指出：“昔之读诸子百家书者，每喜撮录善言，别钞成帙。《汉志·诸子略》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杂家有《杂家言》一篇，小说家有《百家》百三十九篇，皆古人读诸子书时撮钞群言之作也。可知读书摘要之法，自汉以来然矣。”(43)可见抄撮是汉代书籍流传的主要方式之一。魏晋以来抄撮之风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文学、经史、占卜、医药靡不具备，《汉书》出现频率极高。《三国志·魏书》：“(桓)范尝抄撮《汉书》中诸杂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论》。”(44)《晋书·葛洪传》：“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45)南朝王筠更是穷毕生之力数次抄撮各类典籍：“余少好书，老而弥坚，虽偶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唤醒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自年十三四，齐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六载矣。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王筠所言“子史诸集”当包括《汉书》在内。又《梁书·袁峻传》：“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46)《汉书》共一百卷，袁峻所抄只有二十卷，应是有所取舍的抄录。南北朝时期抄撮进一步发展为抄撰，依据一定目的选择摘录为抄撮，依据一定目的抄写著述为抄撰，抄撰需要创新也更为自由。抄撰甚至成为部分士人的终身事业，据《陈书·姚察传》记载：“专志著书，白首不倦，手自抄撰，无时暂辍。尤好研覆古今，
正文字，精采流赡，虽老不衰。”(47)姚察本是《汉书》研究的知名学者，“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臻谓所亲曰：‘名下定无虚士。’”(48)刘臻、姚察本属不同的军事阵营，为了解读《汉书》，刘臻甘冒风险突破阻隔私会姚察，足见姚察的学术魅力，而抄撰当是姚察研习《汉书》的主要途径之一。《汉书》卷帙浩繁，释义繁复，精研细读相当困难，为帮助记忆，方便使用，文人学士开始从自身需要各有侧重的摘抄著录部分章节，以节约时间，提高效率，促使《汉书》以更加简易的方式流布，注释之作亦不例外，如《新唐书·敬播传》：“玄龄患颜师古注《汉书》文繁，令掇其要为四十篇。”(49)由上可见，抄撮、抄撰亦是“汉书学”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汉书学”历经魏晋南北朝的积累在隋唐之际走向成熟，并为“文选学”的崛起开辟道路，二者拥有几乎一致的研究模式以及相互交叉的研究学者，正如饶宗颐所云：“是时《汉书》已成热门之显学，《文选》初露头角，尚未正式成学，萧该、曹宪、李善均是先行之人，萧、李兼以《汉书》名家，不特《汉书音注》有益于《文选》所收录之汉代文章，且由‘汉书学’起带头作用，从而有‘文选学’之诞生。”(50)从《汉书》大家萧该到《文选》名师曹宪再到曹宪诸位以《文选》驰名的学生李善、公孙罗、许淹、魏模，“文选学”才逐渐脱离“汉书学”的轨道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此后《汉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史学，而《文选》对文学的影响日益扩大，最终取代《汉书》成为主导力量，深刻影响有唐一代的科举制度与诗歌走向。
“汉书学”历经四百多年走向辉煌，“文选学”在“汉书学”的土壤中仅用百余年时间便达到高峰，“文选学”大兴之后，“汉书学”势头渐衰，盛唐后期各类文献关于“汉书学”的记载骤然减少便是明证，至此“汉书学”走过一次萌芽、发展、壮大、衰落的完整历程。唐后“汉书学”展现另外一种风貌，雕版印刷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汉书》的传播方式，研究走向多元，宋以校勘为主，明以评点为主，清以考证为主，尤以清成就最为突出。清代的文化专制政策客观上为“汉书学”的再次繁荣创造条件，《汉书》的正统地位及古奥特色恰好符合文士的避祸心理与考据热情，故“鸿生巨儒多肆力此书”，(51)“研穷班义，考正注文，箸述美富，旷隆往代”。(52)《汉书》研究掀起新的高潮。钱大昕、赵翼、王鸣盛、钱大昭、杭世骏、齐召南、何焯、王念孙、李慈铭等鸿儒硕学或训诂、或校勘、或辨伪、或考据、或补阙、或辑佚、或评议，各极其能，《汉书》的微观研究突飞猛进，取得巨大进展。而王先谦的《汉书补注》综合贯通，荟萃历代精华，资料翔实广博，成为继颜师古《汉书注》之后的又一集大成之作。综上所述，“汉书学”并不局限于隋唐，而是或隐或现的贯穿始终，在“文选学”已成显学的当下，作为“文选学”最初源头与动力的“汉书学”不应遭到忽视。
①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页。
②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页。
③班固：《汉书》卷一○○下，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235页。
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五七，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365页。
⑤房玄龄等：《晋书》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41页。
⑥陈寿：《三国志》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66页。
⑦房玄龄等：《晋书》卷一○一，第2653页。
⑧姚思廉：《梁书》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01页。
⑨李延寿：《南史》卷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34页。
⑩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6页。
(11)骆鸿凯：《文选学·源流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2页。
(12)萧统：《文选》卷一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54页。
(13)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八七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93页。
(14)骆鸿凯：《文选学·源流第三》，第45页。
(15)倪其心：《关于〈文选〉和“文选学”》，见俞绍初、许逸民：《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03页。
(16)范晔：《后汉书》卷六四，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03页。
(17)班固：《汉书》卷二六，第1307页。
(18)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九○，第1539页。
(19)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第441页。
(20)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108页。
(21)洪业、聂崇岐、李书春、赵丰田、马锡用编纂：《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页。
(2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94页。
(23)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30页。
(24)班固：《汉书》，颜师古《汉书叙例》，第2—3页。
(25)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二，第2377页。
(26)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78页。
(27)陈寿：《三国志》卷五九，第1363页。
(28)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六八，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94页。
(29)李延寿：《北史》卷八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60页。
(3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77页。
(31)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七六，第1731页。
(32)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五六，第1393页。
(33)刘昫：《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55—4956页。
(34)刘昫：《旧唐书》卷八九，第2897页。
(35)刘昫：《旧唐书》卷一八九上，第4956页。
(36)(3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二，第3978、3982页。
(38)刘昫：《旧唐书》卷七三，第2596页。
(39)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三，第199页。
(40)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一○五，第2063页。
(41)司马迁：《史记》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10页。
(42)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03页。
(43)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张舜徽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7页。
(44)陈寿：《三国志》卷九，第290页。
(45)房玄龄：《晋书》卷七二，第1913页。
(46)姚思廉：《梁书》卷四九，第688—689页。
(47)姚思廉：《陈书》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53页。
(48)李延寿：《南史》卷六九，第1690页。
(4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八，第5656页。
(50)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51)杨树达：《汉书窥管》，《汉书窥管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页。
(52)王先谦：《汉书补注》，《前汉补注序例》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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