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工厂内迁的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期论文,工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时期，中国采取边打边建方针，国民党在大后方，共产党在敌后，都从事着艰苦的建设，创造了一定的财富和物质基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因沿海城市的沦陷而中断，只是速度缓慢了，现代化的地区改变了，不再在沿海，而是在广大的中西部和东部的山岳地带。从这时起中国现代化建设开始有计划的进行。当时工业和人才技术的西移，是现代化得以持续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人口的移动已有多次，工厂的迁移这还是第一次。
一
中国的工业不是有计划地发展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前从未研究过工业发展的布局。自发成长起来的工商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各城市，内陆地区一些省份几乎没有现代化企业，沿海工业占当时全国工业70%，如沿海面粉厂占全国的62%，纱厂占77%，火柴厂占53%，国防工业的碱酸工业更全部是在沿海。（注：徐盈：《中国的工业》1939年3月11日《大公报》。）据1936年初统计，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上海、南京、青岛、威海卫、天津等市的工厂共3178家，占全国已登记工厂的70.75%；资本额2亿7802万7000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70.49%；工人有35万2518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6.99%，其中，上海的工业最为集中，已登记的工厂为1235家，占全国已登记工厂的31.39%；资本额1亿4846万4000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39.73%；工人有11万2030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31.76%。工业如此集中，遇有战争状态是非常危险的。1932年“一二八”沪战后，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呼吁工厂应该内移，而政府却没有举措。
“七七”全国抗日战争爆发，许多有识之士再次呼吁沿海工业应该搬到内地，政府应给战区工厂想想办法，南京政府未能立即采纳。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发展，工厂内迁的呼声更高。7月22日，国民政府设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决定急须将粮食、资源、交通等统制起来。根据这一设计，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上一条陈，要求批准两件事：一是资助拆迁上海主要民营工厂移至后方生产，以利继续抗战；另一是紧急拨款抢购积存于青岛等沿海城市的战略物资如水泥、钢材、木材等，以供防御之需。以上两事均得到批准。（注：《钱昌照给孙梁达的信》，孙梁达《民族工业之迁徙》，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钱于24日召集实业部、军政部、财政部、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筹商如何统制资源时，提出内迁沿海工业，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当时，共分8个组讨论，即财务、矿冶、燃料、机器化学、棉业、建筑材料、牲畜毛革及专门人才。其中机器化学组第一、二次会议决议事项中有“调查上海各华厂现有工具机器并接洽有无迁移内地之可能，估计其迁移及建设费用或询明收买之价格，由资源委员会担任调查”的内容。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参加了机器化学组会议，随后，林及庄前鼎、张季熙三人奉命赴沪调查接洽，29日，约请上海公用局长佩璜及工业界各领袖胡厥文、项康原、薛福基、吴蕴初、支秉渊、颜耀秋等商讨工厂内迁问题。
机器工业界领袖迁厂的热情比政府要高，他们立即行动起来。30日胡厥文召集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执委会专门讨论工厂内迁问题，林继庸应邀与会。会上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中华铁工厂王佐才等都表明了强烈的迁厂愿望，其态度非常坚定，爱国思想溢于言表，林继庸记述了这一情景：
颜耀秋、胡厥文等称：“上海机器厂家感于国难严重，自愿将各厂机器迁移内地，以应军事制造之需。各工厂种类为翻砂、打铁、冲压、电器及各种五金机器之属，其机器数目，约有2000部，连同工具等项，可值400万元，并表示各工厂之技术工人亦不难设法随同机器前往工作。”
上海大鑫钢铁厂“存有废钢铁原料约2000吨，其所处地点，适在日人势力范围之内。厂中设备，有炼钢电炉4只，每日能出各种钢20吨以上。现该厂愿将上项原料2000吨及其设备3/4，先行移至内地。”
“中国炼气公司愿将制造氧气机械之半数迁移内地，每小时约可产氧气30立方公尺，另备钢瓶1000只，运往政府指定之地点。”“该厂所出氧气，于机械电焊及医院救护，均甚需要。际此国防紧急时期，诚属亟应办理之事。”
“大中华橡胶厂愿将厂内机器一部分，足供每日生产汽车内外胎150套，飞机内外胎20套及军用胶底布鞋2万双之设备，迁往政府所指定之地点。其地点须能供给该厂1200匹马力之电力。希望政府商由银行借给搬运、购地、建筑等费用”。“现在我国内地，尚无橡胶厂之设立，该厂为国内最大之橡胶工厂，若能迁入内地，则对于各种橡胶用品及防空面具之供给，当有补益”。
“康元制罐厂为我国最大之制罐工厂，其设备有印刷机9部，制罐机器约200部，每日能出各种罐头5万只。厂址在日人势力范围下之虹口华德路，现愿迁往政府所指定之地点。”
“民营化学工业社，专制防毒面具，每日可产金陵兵工厂式防毒面具500具。拟迁往内地，并希望政府商由银行借给搬运、建筑、设备各项费用。”（注：见《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史料选辑（二）》，《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20-21页。）
以上各厂、社均具体提出请政府资助所需运费，由政府派员监督使用。息金归厂方自付，以10年为限，按时还清。还提出政府应拨出奖励金，以资奖励。
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对各厂所请议决：“奖金暂从缓议，余通过。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业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注：见《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史料选辑（二）》，《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21页。）
行政院决议的当天，资源委员会请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立即派员组织监督委员会，由财政部派会计司长庞松舟，军政部派军务司整备科长王祄，实业部派科长（代理工业司司长）欧阳仑协商，议决由林继庸与三部所派人员组织监督委员会，赴沪接洽工厂迁移办法。
8月11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组成，委员共11人。他们是：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民机器厂胡厥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华生电器厂叶友才、大陆机器厂严裕棠、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中新机器厂吕时新、中华铁工厂王佐才、电机公司赵孝林、康元制罐厂项康元、中国制钉厂钱祥标。委员会主席为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席。（注：（台）张朋园、林泉：《林继庸先生访问记录》，永裕印刷厂1983年版，第32页。）这一机构担负起策划工厂内迁的繁重任务。上海沦陷后，他们的使命也随之结束。工厂可否迁移的决定权在监督委员会，林继庸是最忙碌的人，他根据自己的权限，尽了最大的力量来批准谁是迁移者。
上海企业界的思想情绪是很复杂的，可分为愿迁移者、不愿迁移者和反对迁移者三类。
愿迁移者以五金机器业一些爱国企业家为先锋，率领其行业，并影响其他行业，形成了工厂内迁的热潮，“各工厂愿迁移者众多”，按规定只批准与国防工业攸关的企业迁移，许多企业并非国民政府所确定的迁移对象，由于他们一再陈述理由，也加入了内迁行业。如江苏嘉定人吴蕴初所办的天原电化厂、天利氮气制品厂为我国有素之基本化学工业厂，申请后即成为内迁对象。天厨味精厂、天盛陶器厂不属内迁对象，却同属吴蕴初所办，号称四姊妹工厂，就一起自费西迁。造船业开始也未包括在内，因三北、公茂、和兴、中华、恒昌祥、中乙、鸿翔兴、鸿昌8家造船厂联合申请，并述说他们有工作机约百部，机械、冷作、电焊等工场工具附件俱全。钢板原料约500吨，技术工人约700名，所以提出请拨装箱费约6000元，运费约35000元，川资、旅费、津贴等约35000元，临江边地皮约60亩，又请建筑费约25万元。林继庸以这些工厂深宜制船、桥梁、锅炉、大号机件、钢甲等项制造，上报南京，恳请批准。其他象美亚织绸厂、商务印书馆、中国植物油料厂、新亚药厂、中国化学工业社、中华珐琅厂、家庭工业社、中法药厂、亚浦耳电器厂等企业也自愿内迁。纱厂、面粉厂、火柴厂等轻工业也不在南京政府内迁的范围之内。南京国民政府目光短浅，所考虑的只是少数重工业工厂，置上海大多数轻工业于不顾，而这些工业也是抗战的重要物质力量，荣敬宗等人为此发出了沉痛的呼吁，促使政府重视生产事业，纠正各种错误的不良现象：
“全面抗战应有长期计划，以便与敌持久周旋。以此进行总动员计划时，首在恢复一般生产事业以蓄国家实力。工厂为生产事业之基础，目前尤应加紧制造，设法流通，以应全国需要，可迁移者固应从速迁移，可复工者更当迅予复工。惟自抗战以来，言经济则以金融停滞，工商因款同受限制，各厂无法调度，大都出于停顿；言交通则军运频繁，各路阻塞，原料货物无从输运。值此棉稻秋收，内外隔绝，影响农工，尤非浅鲜。长此生产机能听令继绝，每一念及，辄用痛心。同人利害切身，公私交顾，因于今日集议，认为政府自应力助各厂，设法迁移安全地带照常工作，输运务求灵活，捐税或减或免。又念目前惟一生路，尤望增发法币，扩充放款，以通工业上生产之资金；减低利息，以轻工业上生产之负担；实施中央储备银行法，采用货物准备，以固工业之基础。同时，发展交通工具，使工农生产能动、能流，以沟通内外之机能，适应供求之需要。凡此，实为国力生死所系，在总动员计划中，各部职责所在，应首先施行。倘酌召实业界同人切实商决，迅予实施，尤所企盼。”（注：《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史料选辑（二）》，《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30页。）
从这里也可看出，南京国民政府的设计和上海企业界的要求相距甚远。
不愿内迁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纺织界多数人不肯移动，留恋上海的优越条件。也有的感到搬迁困难重重，易地营业，运输、原料、动力、资金流转诸问题均无着落。有的则是苟安心理，认为把工厂从闸北搬到法租界就安全了。
反对迁厂最力的是龙章造纸公司常务董事傅筱庵，他和日人有勾结，后来成为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公开说：“多少日本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一定能帮忙的。”（注：徐盈：《中国的工业》（下），1939年3月13日《大公报》。）
以上情况，主张迁厂的是主流。使主流声势更大的原因，一是9月初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从欧洲回国，与钱昌照共同拟定了迁厂的整个计划，扩大了迁厂的范围；一是虹口区域内许多大规模工厂不能生产，如申新五七厂停产，华成烟公司被毁，五和织造厂以及南洋烟公司被炸毁，促使一些企业下决心走迁厂的路。
二
上海工厂迁移失之太晚，但终于启动。各厂职工拆迁行动可歌可泣，当时出版的《工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有这样的报道：
“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各厂职员拼着死命去抢拆他们所宝贵的机器。敌机来了，伏在地下躲一躲，又爬起来拆，拆完就马上扛走。当看见前面那位伴侣被炸死了，喊声嗳唷，洒着眼泪，把死尸抬过一边，咬着牙筋仍旧向前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热腾腾的血！白天不能工作，只好夜间开工。在那巨大的厂房里，暗淡的灯光，常常笼罩着许多黑影在那里攒动，只有锤声，轰轰的声响，打破了那死夜的岑寂。”（注：徐盈：《中国的工业》（下），1939年3月13日《大公报》。）
在战争激烈进行中，将机器及物资运出上海，是很困难的。长江下游镇江以下江面8月14日已经封锁，陆路运输也不可能，火车尽被军队征用。唯一的运输路线，是用木船装载，循苏州河至苏州，再以小火轮船拖运至镇江，然后再转轮驶往武汉。上海工厂联合委员会迁移委员会在镇江设有办事处，由金履瑞、邵仁里协助各工厂转运。他们把运输料理得很妥贴。8月27日，马雄冠的顺昌机器厂、颜耀秋的上海机器厂、胡厥文的新民机器厂、胡叔常的合作五金厂等4家的机件及技工160余人，由苏州河运出。30日，徐名钰的大鑫钢铁厂、支秉渊的新中工程公司、沈鸿的利用机器厂、胡允甫精一机器厂、李翊生的启文机器厂及姚兴昌铁工厂之机件及工人，也陆续运出。循此路线，各迁移工厂历尽艰难，运出了大部或部分机件，如大鑫钢铁厂的物资分3批内迁：第一批260吨，装木船6条，于8月30日启运，随迁工人30名；第二批354吨，装木船5条，于9月25日运出，随迁工人150名；第三批装船2条，于10月22日启航，随迁工人10余名。所有木船都是到镇江后转轮赴汉口。由于运输困难，该厂物资只运出了3/4。天厨、天原、天利、天盛拆迁也很早，遇到的困难不仅是敌人方面的，也有来自国民党军队的祸害。据载：
“廿六年八月十三日沪战起后，本厂等为保全生产实力及避免物资资敌计，乃遵照政府命令决计内迁，漏夜拆卸机械，觅船装运。惟敌人亦深知天原、天利二厂为吾国本项工业之嚆矢，而为吾国工业之命脉，且对于国防则均为重要之基本工业，故先则警告勿迁，后则时肆轰炸，备极蹂躏。且当时交通已失常态，所有车舟几全征作军用或藉以搬运公物，影响迁厂之速度与工作甚巨。本厂等已拆卸之机械，因此亦稍有（颇多）不及运出者。迄十月二十七日，天原装妥六艘，天利装妥六艘，天盛装妥四艘，天厨及天原合装八艘，先后各由苏州河及南黄浦西驶。该时国军已由闸北南移，致有天原厂二船，天利厂三船，在沪西北新泾被国军扣阻，用作浮桥，事毕仍拒放行，旋被炸沉。（该项机械行前本已向中央信托局保妥兵水险，事后中央信托局竟一再饰词卸责赔款，交涉迄今，犹未解决。）天原厂房亦被炸毁，余船均在枪林弹雨之中逃出沪埠，途中且有被敌兵追及而被劫被查者。经镇江时，鉴于敌军西进迅速，深恐再行遭灾，乃多方设法，出昂贵代价雇得拖轮三艘，将天原三船、天利三船、天原天厨合装之七船拖抵汉埠。余船仍赖风帆西驶。天盛四船除一船避难江北仙女庙旋失音讯外，余者经彭泽时又被江防当局扣留，拟作封江之用，嗣经多方设法与之交涉，始准释放。先后由拖轮抵汉埠，迁移工作乃告第一段落。”（注：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天源化工厂合编：《吴蕴初与中国天字化工企业》第75-76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90年版。）
吴羹梅在讲到他所经营的中国标准铅笔厂内迁时的状况说：
“我与全体职工在敌机轰炸、炮火连天的危险时刻，争分夺秒，随拆随运。我们将拆下的机件，装上木船，在船外以树枝茅草伪饰，掩蔽船内物资。各船沿苏州河前行，途中遇到敌机空袭，就停避在芦苇丛中，空袭过去，再继续前进，终于经镇江运达武汉。”（注：《民族工业大迁徙》序言，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由于南京政府对内迁预先没有统一的规划，仓促提出内迁对象以军事工业为主，这就造成内迁过程中公文往返频繁，贻误了时机。结果，环境日险，搬迁困难。原计划内迁的，也都踌躇起来。
机械业是内迁的重点。上海重要的铁工厂、小规模机器厂十之六七集中于杨树浦、江湾、虹口一带，而实际内迁的仅40余家，8/10以上的钢铁工业没有移动。1938年2月15日《申报》（汉口版）有一则报道，记述了实情：
“当‘八一三’沪战爆发之前一周，本市铁工业机器业等同业公会曾有人提议，将虹口之‘铁’尽可能搬出，但因环境困难及负责者之因循踌躇，结果待诸战事展开，除上海机器厂、中华铁工厂、中国钢铁厂、新民机器厂等40余家，事前已设法移入内地外，余则十分之八以上钢铁同业，皆毫无布置。已移动之铁件内，较笨重之铁质工具，亦多因时间仓卒而无法迁出。战事暂时离开上海后，不少铁业中人曾设法进入区内探视‘劫后’的产业，除遭炮火毁灭者外，其未为炮火所毁厂房，内存铁质器具，上自构造复杂之大机器，下至零件，甚至连虹口招商码头等堆栈地上铺之铁板，皆被敌人运走了。蝟集于苏州河北岸之铁行，在战前乃上海原铁市场之中心点，战事发生时，各行未及搬出之生铁尚有十万吨以上。据各方面报告，现亦先后被暴敌一批批运出口了。据铁业中人大概估计，在此次‘变动’中，虹口区内被‘移出’之成铁，数量至少在百万吨以上，可炼制枪炮子弹几千万发，亦一惊人之事实也。又据关系方面调查，本市机器厂及铁工厂战前已迁移内地者，计有机器制造厂三十三家，电器制造厂十四家，钢铁五金厂十一家，翻砂厂六家，重要厂家为大鑫钢厂、上海机器厂、顺昌公司铁工厂、新民机器厂、远大森记铁工厂、姚兴昌机器厂、中华铁工厂、中国钢铁工厂、慎昌钢铁铸工厂、镐×铁工厂、大公机器厂、中兴铁工厂、三雄铁工厂、铸启铁工厂、大昌铁厂、维×机器厂、华×机器厂、茂昌机器厂、新昌机器厂、达昌铁工厂、北洋翻砂厂、大来机器厂、合众铁工机器厂、利用钢铁厂、合作铁厂、启文机器厂、民兴翻砂厂、求新铁工厂、中国机器厂、新大机器厂等数十家。”
到12月10日镇江失守前，由上海迁出者仅146家，机件约重14600余吨，技工2500名，余皆为敌人所毁或占有。
南京国民政府最初决定迁厂，是仓促作出的，没有制定出统一的产业布置规划，从策划先向武汉集中这一事实看，也没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尽管口头上也讲持久战），武汉1938年10月也沦陷了，造成了又一次迁厂活动和重大损失。
关于内迁工厂集中武汉一事，资源委员会曾派李荃孙、吴至信前往武汉，物色房屋、堆栈及工人住宿处所，以便上海购置物资或迁移工厂运到武汉后得所安置。他们在武汉物色得旧厂房、庙宇及空地数处，期望设立一工业区：(1)毡呢厂，约2000方尺；(2)武昌文佛禅寺，约2000余方尺（可住工人）；(3)燮昌火柴厂，约3000方尺；(4)大兴公司空地，约10亩。迁到武汉的工厂，先以武昌徐家棚为集中地点，然后再行分配地区，继续迁移。
如此众多的工厂一齐涌入武汉，使武汉的地皮问题成为热点。9月27日成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曾决定在武汉大规模征地，并于10月14日派工矿调整处处长林继庸到武汉寻找工业新基地，选中武昌城外的洪山与簸箕山附近的荒地，计划征收、购买，却遭到地方势力的反对，使工厂厂址难以落实。而已落实的厂址，也无法满足需求。如余名钰的大鑫钢铁厂于9月16日抵达武汉，圈定武昌洪山簸箕山基地五十余亩为厂址，着手平地建厂，发现当地电力严重不足，暨济发电厂难以供给大鑫所需的电力。余请当局解决。因空军缺乏炸弹，奉命将炼钢设备迁移大冶从速炼制钢壳，乃赶程至大冶布置电炉地点，筹划用煤借电等问题，并将电炉炼钢设置重新装箱着手起运，其时南京沦陷，仓卒之间，余遂决定将工厂转迁重庆。（注：重庆档案馆等编《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392页。）天利天原等四厂全部机件抵汉后，在汉口刘家庙附近购买厂基250余亩，期于3个月内完成建筑，规划复工。重要原料盐酸一项，拟暂用巩县兵工厂之出品，以待天原汉厂之开设。但不久巩县兵工厂因豫局变化而内迁，天原电化厂亦奉命迁渝开办，天厨汉厂被迫停工。许多工厂都无法在武汉设厂经营，只好他迁。当时四川省主席刘湘正在汉口养病，表示欢迎各界共同开发四川：“四川有原料有人力，但是缺乏资本缺乏技术人才。四川不仅宜于各种工业的发展，尤其适于国防工业动力工业的建设，我可以代表四川同胞欢迎全国企业家，民族产业家，华侨资本家及一切技术专家在四川投资建设。”（注：刘湘：《长期抗战中的四川》，1937年12月31日《大公报》。）四川省政府并作出“凡迁川工厂厂地印契准免收附加税三脭”的优惠条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也表示欢迎工厂迁入湘境，公开发表谈话说：“湖南为一资源劳力丰富之区，上海各厂家若决心将企业从战区移来，原料人力之取给，较前便利，如果再有困难，本省政府当令财建两厅尽力帮助，总期各项企业得以合理进行，构成全民族抗战之坚强战线。”（注：1937年12月12日《大公报》。）多数工厂迁入四川，其次是湖南和贵州、云南、陕西等省，迁入川湘两省最多，这除了地理条件外，两省的欢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有的工厂，先迁到陕西尚未开工因日军铁蹄侵至黄河，国民政府一味慌张逃避，又令其迁至重庆。
三
从总的情况看，抗战初期民族工厂企业的内迁以上海居多，其他各省迁入内地的工厂甚少。主要原因是，南京政府没有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再加上时局发展迅猛，使很多工厂内迁已不可能。实业部长翁文灏是一勤于职守的部长，竭尽全力，抢救了一些工厂，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沿海各省企业内迁情况看，更可说明内迁极为有限。中国新工业70%都遭到毁坏或陷于停顿。下面分述各重要省区工厂内迁情况：
江苏省：
沿京汉铁路线各地，工厂较多。南京政府采取有限制的迁移政策，指定只迁移若干家，对大多数工厂不准迁移。1937年11月1日，工矿委员会派员与江苏省主席及各主管人员谈话，确定迁厂对象时说：“锡、常一带设备较精之机器厂可酌量选至数家，迁至武汉以外较有需要之城市”，对“纺织业应先注重纱厂，但不必全部迁移”，“火柴业不必迁厂”等等。他们拟定迁移的工厂名单为：
纺织工业：无锡的申新三厂（先迁动力设备及扩充之纱布机）、庆丰纺织染厂（先迁第二厂）、丽新纺织染厂（先迁纺织部分）、广勤纺织厂（先迁一部分较新机器）、豫康纺织厂（先迁一部分较新机器）、协新毛织厂、庚豫毛织厂。武进的大成纺织染厂（先迁第二厂）、民丰染织厂（先迁动力设备及较新之一部分机器）。南通的大生纺织公司第一厂及副厂（先迁移一部分）。启东的大生纺织公司第一厂。江阴的利用纺织厂。太仓的利泰纺织厂。吴县的苏纶纺织厂、美纶织造厂（先迁纱罩及宽紧带部分）。
针织工业：无锡的中华针织厂。
缫丝工业：无锡的华新缫丝厂、永泰缫丝厂。
面粉工业：无锡的广丰面粉厂。吴县的泰和面粉厂。
造纸工业：无锡的利用造纸厂。吴县的华盛造纸厂。
机器制造工业：无锡的公益铁工厂、公艺机器厂、广勤机器厂、震旦机器厂。武进的万盛机器厂、厚生机器厂。（注：《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第58-59页。）
实际上，由于苏、锡、常等地迅速沦陷，上述工厂只迁出少数几家，如公益铁工厂、震旦机器厂、庆丰纱厂、大成纱厂和南京的几家工厂，还有未经工矿调处协助而自行内迁的几家企业，如金华化学工业社、公昌机器厂、中国窑业公司火砖厂、宜大昌机器厂、中益电工机器厂等。
浙江省：
浙江全省拥有较大工厂781家。杭州沦陷时，省主席黄绍竑拟开一次各工厂负责人参加的迁厂会议，已召集不起来，遂下令各工厂不自动搬迁，就派工兵来炸毁。有的遵令自动搬迁，有的是省政府强制他们搬迁。然因交通工具缺乏，时间又迫促，好多笨重的机件虽已拆卸下来，仍是搬不走。（注：黄绍竑：《五十回忆》（下册），云风出版社1945年版，第360页。）杭州5家较大的民营机器厂武林、大来、协昌、胡金兴和应镇昌内迁，省建设厅拨款10万元作为迁移补助费。不料，机件运抵钱塘江码头边时，日军已到杭州市郊。大批国民党溃兵和难民涌向钱塘江，内迁工厂找船困难，仅运出50余箱机件，其余全部丢弃。运至高阳时，日军亦追踪而至，内迁工厂只得将这些机件连夜赶运南溪，然后再改由陆路运入浙江腹地。杭州的林长兴织带厂等6家纺织厂自动联合内迁，在杭州失陷前安全运出，后辗转迁入四川。杭州有名的景纶衫袜厂也将部分机件迁到重庆开工。
除杭州外，宁波、温州等地也有一些具备相当规模的工厂。省政府建设厅原拟将宁波顺记铁工厂、温州大华针织厂和毓蒙铁工厂等内迁，并建议由省政府出资，把一些工厂合并组成联合铁工厂，遭到厂商的反对。结果，在浙江省政府的压力下，这些工厂只好把机件作价卖给省建设厅。
1938年春，浙江省政府强令拆迁沿海一带民营工厂，由永嘉、瑞安等地迁移铁工厂17家、棉纺织厂7家、印刷厂33家、锯木厂29家。另外还拆迁了东瓯电话公司电话机272架，交换机1座，淘化罐头食品公司机器19部，光明火柴公司75匹马力引擎1部等。这些工厂规模都很小，有的类似工场，全部迁往浙江省腹地。对一些较大的民营工厂，省政府则象对待宁波的铁工厂一样，设法予以吞并。
河南省：
1937年11月，工矿调整委员会派员前往郑州商订内迁事宜毫无结果。同年底，日军侵入河南。焦作中福煤矿公司将锅炉、发电、鼓风、抽水、起重等关键设备以及煤车、钢轨、机件、器材等物资，连同职员300余人，工人700余人，分乘火车沿平汉路南迁。以后，中福公司把一部分机件运往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作价98万元，资源委员会投资102万元，合作开采。同年9月，湖南告急，该煤矿停办，又将机件拆运安庆。中福公司的另一部分机件西迁四川，与天府煤矿合作，后又协助嘉阳、石燕、威远等煤矿使用较为先进的开采方式采煤。
河南郑州豫丰纱厂于1938年2月开始拆迁。经过两个月的努力，豫丰拆下了全厂的纱机56448锭，并线机5600锭，布机224台，发电设备3500千瓦及锅炉、机件等，共重8150吨，沿平汉路南下，于同年4月底到达汉口。
河南省还有些中小工厂自动进行内迁。如许昌的泰记和合面粉厂、三泰面粉厂，郑州的光华机器厂、全盛隆弹花厂、和豫中打包厂，孟县的华兴铁工厂等，全部迁往陕西。
山东省：
共有228家工厂。因南京政府没有过问工厂内迁，所以迁出者很少。
1937年9月中旬，军事学者蒋百里致函蒋介石，认为山东潍县等地铁工厂很多，应设法迁移。蒋介石侍从室把该函转给资源委员会，要它在内迁工厂时注意这一点。但是，国民党政府迟迟未予办理，以致山东沦陷时，迁出的工厂仅有青岛的华新纱厂、冀鲁制针厂，济南的陆大铁工厂、成通纺织厂以及枣庄中兴煤矿的720吨机件。
华新纱厂是青岛唯一的华商纱厂。抗战开始后，周志俊即决定拆迁。仅拆迁了一部分，青岛即告失守。拆迁的机件运抵上海租界，兴办了信和纱厂、信孚印染厂和信义机器厂，以后又计划内迁，未能实现。
冀鲁制针厂以制针技术著称国内。青岛危急时迁往上海，以后又迁至重庆。
陆大铁工厂属自动内迁，共迁出机件物资103吨，随迁工人64名，经由津浦、陇海、平汉三路到达汉口。因汉口无法建厂，遂于1938年1月西迁重庆。
成通纺织厂的机器制造部有一部分机件内迁陕西，但沿途损失严重。
河北省与天津市：
工矿调整委员会又派员指导办理正太路及平汉路重要煤矿设备的南运事宜。天津只迁出久大盐厂和永利碱厂的机器和重要文件。七七事变的次日，驻塘沽日军即派兵看守，威胁两厂工人。日本兴中公司派浪人出面，胁迫利诱两厂与之“合作”。时两厂创办人范旭东因事滞留南京。李烛尘与敌周旋，严词指出：“尔等此种行为，系抢中国人财产，即是土匪。世间岂有土匪劫人财物，还要物主签字之理。尔等未免太无勇气。尔等要拿即拿去好了。不过尔等要记住，今日尔等系完完整整的拿去，异日须完完整整的交回。”李烛尘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在1937年12月中旬日军接管两厂时，已将重要图纸文件和全部技术人员撤走，辗转入川。
至1939年1月共迁出工厂304家，都是经历了千辛万苦而搬迁到后方的，其遇到的艰险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四
沿海地区工厂西移，在西部地区开始了重建现代化工业基础。
工厂内移不仅包括机器和物资，还有具有现代化意识的企业家、工程师及技工约1万多人。他们的科技水平，是此后工业得以发展的保证。
就是依靠这些人和机器，一座座工厂建立了起来，有重工业，也有轻工业。如规模较大的大鑫钢铁厂，在重庆平山建厂，1938年7月即开工生产，1939年1月4日已经出货。江南、黄埔诸厂沦陷后，全国唯一的机器造船厂民生造船厂，汇集了全国的造船专家，制成轮船。豫丰纱厂花了7个月时间，把3丈余高的山颠铲平，建立起厂房，开了工。重庆近郊工业区纺织工厂除豫丰外还有裕华和庆新，豫丰和裕华有5万纱锭，庆新有2300纱锭，每个纱锭能产20号纱0.8磅，纱织工业属民生工业，在战时和炼钢炼铜一样有国防意义。到1939年3月，内迁工厂123家中，复工的有77家，至8月底，基本上都开工了。
工厂的重建带动了相关事业的发展，电机工程、机械工程、土木工程都启动了。到1939年春夏之时，已建立了15座电厂。矿冶研究所积极研究开发动力和资源；各种原材料资源开始开采，綦江铁矿开发了内地旧有的铁矿，也逐渐现代化。物理、化学、化工、地质、经济学家无不忙碌起来，为工业的重建贡献自己的力量。220余名工科大学毕业生先后派遣到新建工厂见习，帮助其成立，青年技术家也因此得到了锻炼。
工矿调整处以低利贷款鼓励人民投资实业，力图自制动力机、工作机，化学及五金原材料自给，使生产技术得到改进，一个新厂的建立都经过诸多不懈的努力，失败常常伴随着成功。
中国在经受着战争破坏的同时，也在从事着建设。中国所以能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西部建立了工业基地，在敌后根据地建立了小型工厂，生产出众多产品，满足了军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