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质量理论：检视中国福利改革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福利论文,理论论文,质量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1-0035-07
一、社会质量理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社会质量理论是近年来在欧洲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理论。在社会质量理论的开创者沃尔夫冈·贝克（Wolfgang Beck）等人看来，社会质量指的是公民在那些能够提升他们的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其社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程度。[1](P267—268]按照艾伦·沃克（Alan Walker）的说法，社会质量这一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目的是为了分享欧洲委员会的两个观察机构（关于社会排斥和老年人）的工作成果。会议达成的主要结论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前者越来越狭隘地界定后者的内容和范围的愈益严重的倾向，是导致欧洲社会政策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2](P11)
社会质量概念的提出，为欧洲社会模式的可能内涵提供了一种新的愿景，并力图通过使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服从于社会质量这一目标，彻底改变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1](P11)社会质量理论的出现，使欧洲福利改革和社会模式发生了新的转向。诚如沃克所言，目前欧洲社会模式面临威胁，是欧洲社会政策的主要挑战。它绝不是有关社会保护体制设计的技术问题，而是福利，归根结底就是对数以百万人计的社会生活：究竟拥有哪一种社会—经济安全、水平如何？何种形式的公民权？融入还是排斥？欧洲社会模式毫无疑问需要全方位的改革，但是，正是现在的改革取向，带来了这样的问题：最低标准还是社会质量？[2](P15)
欧洲福利国家模式是中国目前福利改革的一个重要参照。社会质量理论的出现，以及相应的欧洲社会模式的转向，无疑会影响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社会福利体制建设。
从性质上说，社会质量涉及三类影响因素，即建构性因素、规范性因素和条件性因素（见表1）。社会系统是由人们的行动所建构的，而社会质量则是这些行动的结果。因此，在对社会质量进行分析时，我们就要对个人能力、社会认知、社会反应等这些建构性因素展开分析。同时，由于人的社会建构活动势必以一定的社会规范为导向，而个人的活动也是以其对其集体身份的认同为基础的，因而规范性因素（包括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等因素）就成为需要考察的第二类因素。这些规范性因素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意义，因而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作为意识形态），我们都不能忽视规范性因素对于社会质量的影响。[3]
第三类影响因素是条件性因素，也是社会质量构成的核心。它包含了“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凝聚”、“社会融入”和“社会赋权”等四个构成要素。
对于“社会—经济安全”这一构成要素来说，其主题事件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涉及保障公民基本生存安全（收入、社会保护和健康）、日常生活的基本安全（食品安全、环境问题、安全工作）以及涉及国内的自由、安全和正义领域的所有福利供应，其中心焦点是处理人们的社会危机。第二个方面涉及人们的日常机会，它的任务是扩大涉及不同理论方案的选择领域。[4](P334)具体来说，它包括那些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经济安全条件及其相关制度，包括收入保障、工作机会、居住条件和住房以及教育、卫生、社会网络、可支配时间等。对于这些因素的考察，人们以往常采用GDP、人均收入和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数来揭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社会质量研究则结合各种社会安全项目的相关指标来进行考察，揭示人们在社会安全方面的状况。
第二个构成要素是“社会凝聚”。社会凝聚与其他概念及其内涵形成了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例如融入、排斥、整合、瓦解和社会解组等。朋友、家庭、邻居和当地社区是社会关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但是，社会凝聚不仅仅体现在地方自治和微观的水平上，[4](P336—338)社会凝聚程度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规范基础。由此，在这一构成要素中，社会信任就成为考察的核心问题。这也促使人们在社会质量的国别研究中去考察各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社会信任类型、程度以及人际信任与制度性信任之间的联系。[3]
第三个构成要素是“社会融入”，它与排斥密切相关。在社会质量中，融入的主题事件是公民身份。公民身份是指公民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系统及制度中参与的可能性。参与公共事务有三个维度：首先，连接和保卫确定利益的可能性（物质方面）；第二，保证公民的私人自治和公共自治能够得到保障（程序方面）；第三，自愿参加（个人方面）。[4](P338—339)具体来说，社会融入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整合方面来考察社会质量。提高社会融入程度能够强化已有的社会结构，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进程并促进社会赋权。[5]社会融入能把人们整合到社会体系中，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到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去。这也使我们有可能通过考察各社会中社会融入（或整合）状况，来反映这些社会的排斥状况。[6]
第四个构成要素是“社会赋权”。社会质量概念本质上还是一个行动导向的概念。因此，赋权这一构成要素具有特殊意义。它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为诸如“投资于人民”一类的流行口号作证明。因此，赋权看起来容易工具化并被应用于很多政策领域。赋权的主题事件可以被定义为提高人们选择的范围以及通过自上而下的方法提升其早期的基本需求。这一概念关注的是人们的能力，人们的社会关系是最有价值的资源。[4](P340)这样，赋权就是一个如何使人们在社会关系中个人能力的增强和发展的问题。[7]而社会赋权则指通过社会关系的增进来提高人们社会行动的能力。[8]为此，社会质量指标包含了考察民众获得政治资讯的容易程度、对于信息准入性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参政议政的权利等方面的指标，同时也通过考察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意愿和积极性，来反映该社会的社会质量高低。另外，由于社会参与能够提升人们的社会权利和认知权利，社会质量理论也强调建设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和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必要性，并把它看做是社会赋权的基本途径。[3]
从其实践功用上看，社会质量理论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理论的概念框架，也是一种欧洲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正在构建的社会价值观。正如贝克等人所言，社会质量的根本价值，在于强调建立一个公平而正义的欧洲社会这一目标。[9](P283)由此，社会质量成为当代欧洲社会（欧盟）的新的价值判断，也是欧洲社会发展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一种延伸。
在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中，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主动或者被动地经历了欧洲文明的洗礼。从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从苏联模式的影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无不铭刻着西方社会价值理念与本土传统相结合进程中所促成的观念更新和社会发展理念改变的印迹。在推进社会建设的今天，引进社会质量理论，并把它应用到分析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任务中，是我们开拓理论资源、进行观念创新的又一工作。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把欧洲社会质量理论所内含的欧洲社会的价值标准与中国本土的实践相结合，从而使这一理论对我们进行社会建设的努力具有现实意义。
从总体来看，社会质量在中国仍然是一个不为学界所熟知的概念。在我们引入社会质量理论的分析框架的同时，我们要回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从而使这一理论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得以展示和显化。
二、社会质量理论在中国面对的制度背景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主要是一个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改革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分化，如社会群体的分化、阶级的分化、产业的分化、地域的分化等等，使中国从一个同质性很强的社会变为异质性社会。分化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加大了社会风险，同时也为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建立创设了条件。因此，从制度背景看，社会质量理论在中国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是：这一理论对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的解释力有多大？它能否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等种种社会不公现象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并成为新的理论生长点。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力量的崛起，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日益加剧，并初步形成了占据较多社会资源的精英阶层、不断成长的中间阶层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村和城市劳动者阶层。具体来说，这一制度背景的变化可以通过新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特点体现出来，这些特点可以被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精英群体的结盟。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形成的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的三者结盟。米尔斯（C.Wright Mills）认为，精英是具备上等身份和能力的人。[10](P183)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精英是具体的在内部有权威机构的社会组织（国家、经济组织等）中占据首要地位的人。[10](P188)在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看来，现代社会充满着变革性与动态性，从而撼动了严密封闭的阶级壁垒，加上能力与才干本身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变异性，这就打破了人们终身世代固守某一社会地位的凝固化格局。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中，阶级稳定性被一种称为精英循环的社会流动所冲破，稳定性不平等被暂时性不平等所取代。那些天赋很高的杰出人物凭借个人的努力可以晋升到社会阶梯的上层。[11](P22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系统中，占据组织首要地位的人通过精英循环获得了上等身份和能力，比如企业家、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等。这些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由于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爬升到社会组织的上层，并有可能通过利益关系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国家决策，从而实现既得利益的制度化。
二是工人阶级的弱势化。中国社会现阶段弱势群体问题不仅仅是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数量十分巨大的弱势群体成员，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群体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层中的许多成员呈现出一种弱势化的趋向。这里所说的弱势化趋向是指许多成员的生活状态没有能够同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一种同步的关系，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边缘化状态。表现在他们的竞争能力表现出某种弱化和退化，他们的基本权利有时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他们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开始减小，等等。[12]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批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产业工人下岗失业，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一方面，他们丧失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资源，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组织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劳资关系失衡，他们也失去了组织的有力保护。
三是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西方社会所言的中产阶级或者新中间阶级，是指这么一个阶级类属，在这个阶级类属中，许多从事白领工作但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在收入水平上既不像富人那样有钱，又不像穷人那样贫穷，它们构成了社会的中间层。在欧洲许多国家，中产阶级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的中级行政人员、国营和私营垄断企业中的中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以及其他领域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等。中产阶级的概念表明了两层含义：首先，从个体的角度看，中产阶级意味着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中等化；其次，从社会的角度看，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还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优化，因为中产阶级一般也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迈进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产阶级的形成为时尚早。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阶级是这个社会的基本构成阶级。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必将随同中国的现代化走完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是中产阶级形成的社会基础条件；其次要形成一定数量的收入中等的人群；再次是要有相对明确的生活方式和阶级意识，这是中产阶级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四是农村社会分层结构的分化。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对土改时期的阶级成分进行了如下划分：地主，资本家，开明士绅，富农，中农，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贫（雇）农，工人、手工工人，贫民、游民。其中，地主、中富农和贫雇农构成农村社会的基本社会阶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阶层逐步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等。其中，以农业劳动者阶层为主体，农民工和雇工阶层也成为一个新的阶层形态。[13](P178)
以上情况都表明，当前中国转型期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状况是，各个社会群体仍然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前，不同社会阶层的福利需求差异很大，例如，贫困阶层的福利需求主要体现在基本生活条件的满足上，而富裕阶层的福利需求更多的转移到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奢侈品消费上。[14]为此，对于社会福利改革和发展相关问题的讨论，就成为影响民生状态、增进社会质量的关键问题之一。对此，社会质量理论的引入可以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去思考相关问题。
三、社会质量理论对中国福利改革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福利体制大致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一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形成的以国家劳动保险福利、民政福利、单位职工福利和农村集体福利等组成的传统福利制度阶段；二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至今，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传统福利制度进行重构并逐渐向新型福利制度变革的时期。在传统福利制度阶段，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深受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具有如下几个典型特点：一是福利制度服从于意识形态需要。这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体制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价值导向，是人民当家做主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二是平均主义的福利分配方式。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分割性，但是在板块分割的二元福利体系内部，却采取平均主义的福利分配方式，除了“干部—市民—农民”的等级划分对福利分配有一定影响外，整个国家的福利分配相对均等化。三是福利制度对政党统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有限。由于在初次分配领域基本解决了私有化和贫富悬殊问题，福利制度在政治统治和经济生活中基本上处于次要位置。四是低水平的福利需求设计。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物质供应短缺，各种票据制度、粮油供给制度加上无所不包的单位福利和集体福利，共同维系着一个相对平均却是低标准的国家福利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福利改革经历了从国家保险福利、单位福利和集体福利到“去福利化”改革的过程。在强大的市场力量冲击下，这个过程沿袭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在福利改革之初，国家全力建设以企业缴费（社会统筹部分）和职工个人缴费（个人账户部分）为基础的社会保险制度，提出了“社会福利社会化”等改革思路，使得新型福利制度近乎完全抛弃了计划经济时代下的国家福利模式，而进入一个自由主义主导的福利改革时期。自市场化改革以来，新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弥漫于社会福利制度构建的理念中，并最终影响了制度设计。这种状况在近年来有所改变。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进一步加剧，从而增进了福利制度的设计和发展在政府工作议程中的地位。基于这种实践需要，福利理念开始从自由主义逐步转为社会公平正义，制度建设的目标也逐步从为市场经济改革配套过渡到为政治稳定和社会建设服务，社会政策在经济生活中的“婢女”角色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
在这一背景中来讨论社会质量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理论对于提高我们增进社会建设方面的意识，对理解我们进行社会建设的方向具有积极意义。社会质量理论的出现以及对欧洲社会模式的讨论，无疑会对我们思考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例如，要探究中国福利体制改革的可能选择是沿袭欧洲福利国家的最低标准，还是跨越最低标准直接进入到社会质量阶段的社会模式？可以预见，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不会因为福利改革而停滞，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主义仍然大有市场。但是，在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推进，必须考虑经济发展对于提升社会质量的意义所在。
在欧洲社会质量理论家看来，公民增进社会质量的手段包括经济保障的程度、社会融入的水平、社会凝聚和团结的范围、自治和赋权这四个方面。[9](P12)为此，在针对中国国情来讨论社会质量问题时，我们要关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是提升社会质量的主要途径。经济发展是解决贫困，保证人们获得就业机会和收入保障的主要途径。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经济保障是提升社会质量最为重要的基础性条件。在欧盟，社会—经济安全要求有高质量的就业和社会保护，以及保障生活水平，保障人们获得收入、教育、健康照顾、社会服务、环境、公共卫生、个人安全等方面资源的权利；[2]在中国，消除贫困，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增长势头，是解决大多数人就业和收入保障、提高国民福利的最主要途径，也是被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所证明了的提高社会质量最核心的途径。
第二，政治民主是社会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无论是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的开创者们，还是中国研究社会质量的学者，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社会质量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或者社会质量中的政治因素）。在一个整体性社会中，政治系统是最为核心的社会系统，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集权传统的国家，政治权力是一切权力的核心，政治民主是高质量社会的重要标志。只有政治民主，才能有效遏制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等行为，才能保证行政管理的公开透明，才能保证公民权利的合法获得。因此，在中国谈论社会质量，政治民主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市民社会的培育是提升社会质量的重要方面。如果把实体的市民社会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那么这个连续统一体在中国是不完整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使得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成为自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培育了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平等互惠的契约关系、自由奔放的个性意识，而且重新界定了产权关系和社会资本以及个人财产的占有和分配原则，这些都是形成市民社会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与中国社会福利改革建设近乎是同步进行的。在社会福利服务和提供方面，发挥个人、家庭和邻里互助的传统，积极推动社区福利服务，不仅可以降低福利使用的成本，增加社会福利的效能，进而在社会福利领域实现政府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也可以促进社会整合，改善功利主义和日益金钱化的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
第四，社会质量离不开机会平等。机会是指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和余地。机会平等有两层含义：一是共享机会，即从总体上来说每个社会成员都应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二是差别机会，即社会成员之间的发展机会不可能是完全相等的，应有程度不同的差别。[12]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的影响，在平等问题上，中国民众的总体差距不是很大，即客观上社会成员整体起点平等的程度较高。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社会成员共享机会增多，而最初的起点平等逐渐被社会分化所造成的结果不平等所取代。现阶段，中国的城乡二元板块、户籍身份制度、单位制、官本位等现象，是影响机会平等的重要阻碍因素，也是影响社会质量提升的重要阻碍因素。
四、余论
社会质量理论对于形成我们推进社会建设价值导向、思考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具有积极的意义。不仅如此，这一理论对于我们推进福利改革的现实途径也提出了一些具有政策性意蕴的理念。
总的来说，社会质量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视角，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福利改革而言，社会质量理论及其倡导的社会发展路径，提供了福利世界的另一种模式，使我们可以高屋建瓴地思考中国社会福利改革与社会发展的目标走向。采用社会质量理论对中国国情展开具体的研究，使我们可以获得对中国现有的福利改革更多的选择和参照。
［收稿日期］201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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