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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4-0001-06
我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2007年贸易顺差更是达到2,622亿美元。我国贸易顺差是国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转变以及我国凭借劳动力禀赋优势，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充当价值增值地和出口平台的结果。对于我国贸易顺差的认识存在一些似是而非观点，如有效需求不足说、人民币币值低估说和价值链低端锁定说等，这些看法对于我国贸易顺差本质原因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其政策建议往往具有误导性。
一、引言
1994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顺差，尤其是2005年以来我国贸易顺差更是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同时我国对外贸易顺差集中于美国和欧洲等国家或地区。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外贸顺差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下两类观点较为普遍。第一，内需不足论，以宏观经济恒等式为基本依据，指出我国存在大量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需不足或者过度储蓄，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通过刺激内需来改变我国经济发展对外需的依赖；第二，人民币币值低估论，政界和学界都有不少的分析指出我国外贸顺差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的结果，该观点从汇率对进出口量的可能影响入手，将我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归咎于人民币币值的低估，因此其政策建议是人民币升值。
当然，其他学术观点还有很多，这里列举这两类类观点是因为一方面这些观点较为普遍，几乎成为共识性看法，另一方面这些观点的确存在似是而非之处，认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不能仅从表象入手或者仅从统计数字入手，而要从数字背后隐含的国际分工格局转变的角度认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成因与性质。本文将首先从国际分工模式的转变的角度对我国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然后对上述提及的一些观点进行评析。
二、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
我国的贸易顺差需要从国际分工模式的转变以及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角色的转变中寻找原因。当代国际分工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产品内分工，亦即最终产品的价值链分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分工形式。而我国抓住本次国际分工转变的机遇，利用我国优势要素积极融入国际分工，成为国际生产网络特定环节的重要配置地，这是我国贸易顺差存在的根本原因。
（一）产品内分工的快速发展是我国贸易顺差的重要背景
1.国际生产网络快速发展的成因
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是产品内分工的重要载体，其快速发展是本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以国际生产网络为载体的产品内分工正与以最终产品国际分工为代表的传统分工模式，包括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相比，一个最重要的区别是每个国家专业化生产最终产品的特定生产环节，或者说不同生产环节按照不同特征被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或地区。
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产品内分工下，中间品需要多次的跨境流动以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因此关税水平的高低对产品内分工的影响被放大。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关税壁垒和非关税逐步减弱或消除，使得货物跨国流动的成本降低，这为以中间品频繁跨境流动为特征的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国际直接投资作为跨国公司在全球组织生产的重要手段，投资自由化的发展显然促进了国际生产网络的构建。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国际生产网络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与在本国生产相比，国际生产网络下的分散性生产需要付出更多的协调成本，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远距离通讯变得快捷而廉价，“地球村”的概念逐步形成，大大节约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协调成本，显著地促进了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全球竞争的加剧为国际生产网络发展提供了动力。全球市场的逐步一体化引起了跨国公司对于国际市场的日益激烈的争夺。全球竞争日趋激烈。而利用国际生产网络合理配置资源，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将非核心环节转移出去，降低成本，集中精力发展核心竞争力成为跨国公司普遍采用的战略，这推动了国际生产网络的建立和发展。
2.产品内分工的基础
国际生产网络下，国际分了的基础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际生产网络以国家间生产环节分工为特征，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一国（地区）专业化生产哪些环节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应该看到在生产环节国际分工背景下，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在下降，规模经济来源于固定成本的分摊，因此固定成本大的行业和产品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但是在生产环节分工下，一个企业可能只集中生产最终产品的一个零部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会显著下降，规模经济在生产环节国际分工模式决定中的重要性也因此下降。从要素禀赋看，在资本国际流动十分便捷的条件下，资本价格逐步趋向国际间均等，而且跨国公司面对的资本价格也不是东道国的资本价格，即便东道国资本稀缺而出现利息率高于国际市场，跨国公司仍然可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所以，在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环节国际分工模式下，由于资本的国际“一价”，需要关注的更多的是劳动力的特征。
劳动力是具有专用性的，也就是特定类型的劳动力只有进行特定环节的生产才是最有效率的，不同类型劳动的替代意味着效率的损失。因此，一国劳动力供给特征就决定了该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层次，亦即从事何种特征的生产环节的生产。所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基础就是一国劳动力的供给特征，包括价格和专用性特征。所以，对于确定各国具有优势的环节的特征不再是该环节是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的，而是该环节使用的劳动力特征与该国具有禀赋优势的劳动力的特征相似程度。
3.贸易差额的新含义
国际分工模式的转变，贸易差额的成因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在国际生产网络下，贸易差额的成因与表现与传统分工模式有着不同的特点。一国贸易差额的结构与规模与该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贸易差额是生产环节国际分工下，中间品跨境流动并发生价值增值的结果，作为生产环节增值地的国家就会表现出对某些国家顺差的扩大以及对某些国家顺差的减少或者逆差的扩大。跨国公司是国际生产网络控制者，其母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下出现贸易逆差或者逆差扩大是容易理解的，比如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将生产环节配置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但是其母国则可能是该跨国公司的重要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进口增加的现象，这种效应可以称为贸易差额创造效应。此外，特定生产环节配置地区出现对特定国家（地区）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则可能是贸易顺差转移效应的结果。所谓贸易顺差转移效应，以中美日三国为例，日本服务美国市场有两种方式，在第一种方式下，日本在本国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在第二种方式下，日本在本国生产部分环节，然后向中国出口这些中间品，并在中国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或组装，最后向美国出口，服务美国市场。国际生产的发展使得第二种方式的比重增加，这个转变的结果是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增加，对日贸易逆差增加或顺差减少。
因此，在生产环节分工背景下，对于贸易差额的传统看法需要修正。首先，从特定国家间顺差或逆差的长期存在来定义贸易失衡不具有科学性。在国际生产网络下，作为生产的过程，中间品依托国际生产网络进行多次跨境流动，这时的贸易顺差就不再表现为传统分工模式下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贸易差额，而是生产环节国际分工模式的必然表现，一国与他国的进出口都可能包括其他国家的价值增值部分，甚至他国的增值部分占了主要的比重。其次，从贸易差额状况来判定贸易利益不再具有合理性。在资本国际间不可自由流动的最终产品国际分工模式下，一国的优势要素只有本国企业可以运用，因此贸易顺差表现为本国的贸易收益。但是产品内分工在宏观上表现为国际分工的模式，但在微观上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跨国公司战略，国际生产网络的发展与跨国公司战略的演变密切相关。因此，一国优势要素成为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共享的资源，一国的贸易顺差不仅包括顺差来源国的要素收益，还包括跨国公司的利润，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而言，本土企业缺乏直接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能力，其国际生产网络供给商主要外资企业充当，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利润在顺差中占用很大比重。这种情况下，顺差国顺差的规模与该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收益不再一致。 第三，这种表面上的经常账户失衡正是国际生产网络下，各国优势互补，整合各国要素优势，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表现。从国际生产网络下贸易差额成因看，贸易差额是各国分工细化到价值链具体环节的结果，是各国要素专业化生产最有效率的环节，通过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进行整合的结果，因此这种“失衡”意味着全球要素优化配置，帮助各国实现要素的最优使用，进而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可以预见，在国际生产网络下，失衡将是有效率的常态。
（二）我国快速融入国际生产网络是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内在原因
1.我国已经快速融入国际生产网络
在生产环节国际分工快速发展的趋势下，中国快速融于其中。首先，我国廉价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成为吸引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流入的重要区位优势。其次是我国抓住这次分工国际分工模式转变以及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大规模产业国际转移的机遇，积极吸引产业转移的结果。我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就是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一个显著表现。
我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具有典型的“外资嵌入型”特征，就是说我国国际生产网络的供给商主要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担任的。跨国公司等在中国设立工厂从事中间品的生产，这些FDI具有“出口平台型”特征，亦即其产出不是以中国最为主要市场，而是要出口到母国或者其他第三国市场。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为7055.50亿美元，占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的68.07%，同时约占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85%。因此，不仅外资企业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执行者，而且外资企业进出中主要为加工贸易。
也可以从外资投资企业进出口的主要商品与方式中寻找线索。《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7》显示，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项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294.38亿美元，占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92.56%。在大型出口企业中，96家企业属于IT类企业，出口产品均为高新技术产品，以从事加工贸易为主，其出口额总计为1,767.08亿美元，占前100位企业出口总额的96.54%，占同期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的31.34%。以上事实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国际生产网络的外资嵌入型特征。一方面，以IT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是外资大型出口企业的主要行业领域，这是我国积极吸引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客观上加快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建立，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层次；另一方面，加工贸易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最主要贸易方式，说明了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性质主要属于“出口平台型”直接投资，扮演国际生产网络供给商的角色。中国国际生产网络的“外资嵌入型”特征能够很好解释我国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的双顺差现象，即外商投资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在我国构建国际生产网络的价值增值平台，通过价值增值再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贸易顺差和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同时存在，导致双顺差的出现。
2.国际生产网络与我国贸易顺差
中国贸易顺差与中国融入国际生产网络密切相关。有效率的生产是多种生产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仍然是我国主要的要素禀赋优势，作为国际生产网络供给商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进入，不仅仅使得我国的劳动力要素与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技术、品牌和营销渠道相结合，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同时在国际生产网络下，这种禀赋优势的进一步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贸易顺差的增加，这可以称为外资投资企业进入的比较优势激发效应。
我国贸易顺差还与贸易顺差的转移效应密切相关。我国贸易顺差具有不对称特征，亦即在与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地区保持较大规模贸易顺差的同时，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如图1所示，2007年对这三个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分别达到319亿美元、476亿美元和776亿美元，总计逆差达到1571亿美元，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图1、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省的贸易逆差(2001-2007)
贸易顺差的转移效应可以通过图2更为直接地表现出来。图2显示了1998年到2007年日美贸易顺差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和日中贸易顺差占日本贸易顺差的比重。
图2、日本对中美贸易顺差状况(1998-2007)
注：(1)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数据计算。(2)比重为负数表示日本对中贸易为逆差。
1998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达到25.5%，就是说美国1998年的贸易逆差的1/4来自日本，这个比例不断下降，到2007年只占10.2%。而同期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占其总贸易顺差的比重则不断提高，1998年-2001年的四年中除1999年外， 日本对中均为贸易逆差，但是2002年以后，日本对中贸易顺差不断扩大，2006年和2007年来源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已占日本贸易顺差的35.5%和34.7%。上述变化趋势清晰地表明了显著的贸易顺差转移效应。贸易差额的不对称性及顺差转移效应的显著存在充分说明了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价值增值地以及“出口平台”的地位。
三、关于有效需求不足说和人民币币值低估说的评论
理解中国的贸易顺差必须从国际生产网络快速发展大背景下产品内分工的事实与特点以及中国自身要素禀赋与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角色特点入手。中国参与的国际分工模式发生了根本转变的情况下，依然从传统分工模式的视角出发来认识我国贸易顺差就难免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有效需求不足能否解释我国贸易顺差
把我国长期存在的外贸顺差归因于我国有效需求不足是一个流行而且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该类观点认为长期存在的储蓄持续大于投资是我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如许少强等(2007)[1]，何帆等(2007)[2]，曹吉云等(2007)[3]等。该类观点共同的论据其实来源于国民经济核算的恒等式CA=S-I，即经常项目差额等于储蓄减去投资。这样把贸易顺差(CA＞0)解释为储蓄过多(S-I＞0)，储蓄过多也就是意味着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尽管有效需求不足说在宏观经济恒等式上能够找到依据，但是从这个视角解释我国长期贸易顺差存在明显不足。
首先，该观点对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的解读存在偏差。应该看到CA=S-I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恒等式，从这个恒等式出发可以把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贸易差额归因于储蓄或者有效需求不足或者过度需求。事实上，这种观点误把宏观经济恒等式错误解释为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难免不能看到顺差形成的本质原因。应该看到，这一恒等式只具有统计上的意义而不具有解释宏观行为的功能，CA、S和I是相互决定的反映外部冲击的内生变量。
其次，从有效需求不足角度研究我国贸易顺差很难得出准确而深入的结论。这个角度的研究一般都是首先将外贸顺差归因子有效需求不足，然后把重点放在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以及提升有效需求的政策建议上，往往偏离了对顺差分析的主题，因此有效需求不足说难以就我国贸易顺差问题给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甚至有些研究基于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给出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第三，即便是从宏观经济恒等式本身出发把贸易顺差经济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也是有一定误导性的。在恒等式中储蓄(S)等于总产出(Y)减去消费支出和政府支出(C+G)。因此，在贸易顺差促进总产出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总支出增长低于产出增长时储蓄规模就会扩大，而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是经济学的基本共识。但是把有效需求不足和贸易顺差联系在一起进行解释，可能产生外需抑制内需的理解上的误导。事实上，外商投资企业进入和贸易顺差的存在有利于促进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升，而有利于有效需求的提升。FDI与贸易对促进我国劳动力就业的效应不仅可以从每年大量的劳动力向外资集中地区流动中可以显著地观察到，并且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证实。大规模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仍然是我国要素禀赋的基本特征，即便长期来看也是如此。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根本动因在于工业部门能够达到更高的工资水平，外资企业进入我国搭建价值增值平台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显然提高了这类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国家统计局的研究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比重稳定上升，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2007年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人均1,596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38.6%，比上世纪80年代初期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主要是由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推动的。1997年以来，农民外出务工收入一直呈两位数增长，在工资性收入中占有突出地位。2001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为36.5%，到2007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已经达到40.8%。①
因此，有效需求不足说既不能对我国贸易顺差给出本质性的解释，也不能据此给出恰当的政策建议。我国抓住分工模式转变以及电子信息等现代产业转移的机遇，利用我国劳动力禀赋优势主动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而出现的长期贸易顺差不仅没有抑制有效需求而且促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有利于提升有效需求。应该看到，有效需求提升对于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需要肯定的，但是对于提升有效需求应该使用“对症规则”，从直接影响有效需求的因素，如收入分配体制等方面入手。
（二）人民币币值低估能否解释我国贸易顺差
政界和学界都有不少的分析指出我国外贸顺差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的结果。但是，最近一些研究表明人民币币值的调整对中美贸易失衡的调整作用不大（Nicolaas Groenewold等，2007；[4]Guihuan Zheng等，2006；[5]Yin Zhang等，2007[6]）。Yin Zhang等(2007)同时表明中国贸易失衡是实体冲击(Real Shock)的结果，货币手段难以有效解决中国贸易失衡问题。我们认为我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不是汇率问题，汇率的调整也不能根本改变我国贸易差额的发展趋势。[6]
首先，从现实情况看，2005年7月21日汇率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保持了稳定的升值趋势，但是贸易顺差也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而且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没有减少。因此，现实情况说明人民币汇率调整不能改变中国贸易顺差状况，换句话说中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顺差不太可能是汇率原因。
其次，从理论上看，汇率作为一个名义变量，其调整在长期对于贸易差额的影响作用有限。短期看，由于国内价格水平难以及时调整，名义汇率的变动将影响国内的生产和消费，进而可能影响贸易差额。但是，长期来看，汇率的变动将导致该国价格水平出现相应的调整，汇率变动的影响将主要被价格水平的调整所抵消，或者说实际汇率水平将向调整前的实际汇率水平恢复。因此，至少从长期看，汇率的调整对于贸易差额调整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第三，汇率调整对加工贸易影响有限，而加工贸易是我国顺差的主要来源。如果以美元计价结算，加工贸易企业受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的主要方面就是该企业产品在中国国内的增加值部分，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国内增加值部分的美元成本。显然，在其他情况相同时，国内增加值比重越小人民币升值使其成本上升越小。因此，传统理论就汇率对贸易差额影响的分析不能完全适用于加工贸易。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比如2005年到2007年我国加工贸易顺差占总体贸易顺差的比重达到140%、106%和95%。因此，汇率调整对于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有限。需要看到，人民币升值可能提高加工贸易企业国内采购的美元成本，刺激加工贸易企业增加中间品进口以替代在我国的采购，不利于发挥外资企业进入对本土产业成长的带动作用。
第四，汇率的变动对内资企业的影响将大于外资企业。一方面，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占其贸易总量的70%左右，如前所述加工贸易受汇率变动影响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还可以使外资企业获得未汇回利润的汇率收益，部分抵消汇率变动可能带来的成本增加。
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但不能改变我国贸易顺差状况，还不利于我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下国内价值链的延伸，不利于本土企业依托外资企业进入的联系效应，通过外向配套而成长，而且对我国内资企业的发展，对一般贸易的发展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应该看到，我国的贸易顺差是融入国际生产网络下要素禀赋优势进一步发挥的结果，是我国伴随外资进入出口制造能力、加工能力快速提升的结果。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这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基本趋势，也不能显著削弱我国廉价劳动力等带来的成本优势，因此，将贸易顺差归因于人民币币值的低估不但不能发掘贸易顺差的本质原因，而且其蕴含的政策建议也不利于我国抓住国际分工模式转变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促进本土企业成长，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四、结束语
我们需要从国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转变以及国际生产网络迅速发展的大背景出发为我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寻找答案。我国主要以廉价劳动力禀赋优势参与国际生产网络，成为国际生产网络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平台，这不但决定了加工贸易是我国重要的贸易形式，而且也决定了我国价值增值部分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环节，同时解释了我国贸易顺差的来源。
对于我国贸易顺差的认识存在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贸易顺差和有效需求不足事实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贸易顺差具有误导性。把贸易顺差的存在简单归因于人民币币值低估不但没有得到事实的支撑，就是在理论上也难以完全立足。因处于国际生产网络低端而出现被跨国公司“低端锁定”的现象没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相反，低端环节的存在有利于吸引更高层次环节的进入，也为生产环节升级奠定产业基础。
此外，不能把未来理想的发展方向当作近期的目标，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建立在我国要素禀赋优势和经济发展阶段之上。需要清醒地看到，劳动力禀赋优势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来源，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环节将是我国长期的分工和贸易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看起来与贸易顺差或者加工贸易相关的问题简单归因于贸易顺差或加工贸易的发展，政策措施要使用“对症规则”，比如有效需求不足就要找到不足的根源采用直接性的政策措施，加工贸易过程出现的环境问题应通过环境的立法和执法解决等等，对付这些问题采用贸易政策不但效果不确定而且成本很高。
我国近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壮大是我国利用要素优势积极融入国际生产网络，吸引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这一发展思路符合国际分工的发展趋势，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不宜轻易改变。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农业与农村经济三十年辉煌成就——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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