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技术风险的内在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险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8;N02 文献标识码：A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描述了当今日益扩大的风险社会现实，初步构建了风险社会理论框架。贝克、吉登斯等风险社会理论学者认为，技术风险（以及因技术进步而引发的工业风险）是现代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是其它社会风险的重要成因。吉登斯就曾指出，“风险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今天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两项根本转变。两者都与科学和技术不断增强的影响力有关，尽管它们并非完全为技术影响所决定。第一项转变可称为自然界的终结；第二项，传统的终结”[1]。
正如风险社会有别于传统工业社会，风险社会中的技术风险也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中的技术风险。本文将当代风险社会语境中的技术风险称为现代技术风险。理解现代技术风险，需要从“客观实体派”与“主观建构派”相结合的视角进行分析[2]。现代技术风险是指在风险社会语境下，技术发展对社会公众及其所生活的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以及人们对这种可能性的认知，包括客观风险与主观风险两部分。研究现代技术风险的形成机制，既需要从技术、经济等“客观实体”的视角进行分析；也需要从文化、心理、哲学等“主观建构”的视角进行探讨。但无疑科学技术自身的不足是现代技术风险生成的根本原因。
一、科学的不确定性是现代技术风险的内在根源
技术是科学的应用，科学的确定性程度影响技术的风险属性。传统科学观认为，科学是确定的，科学承诺给我们的也是一个确定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科学所塑造的确定性世界中。因此，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是正确的，遵循科学规律，将科学知识应用于技术实践是没有风险的。这种确定性的科学观以拉普拉斯理论的诞生而达到极致。拉普拉斯决定论认为，只要知道了世界的初始条件，我们就可以依据既定的逻辑规则，推演出今天的发展现状以及世界的未来发展。科学发展的未来图景是明朗的，科学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确定性的世界。
这种确定性的科学观和世界观在上世纪初因量子力学和测不准关系等理论的出现而受到挑战，普里戈金耗散结构理论的诞生表明了西方确定性科学理论的终结。按照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西方确定性科学理论是建立在以牺牲“时间之矢”为代价的基础上的。“从经典观点——包括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来看，自然法则表达确定性，即只要给定了适当的初始条件，我们就能够用确定性来预言未来，或‘溯言’过去”[3]3。从今天来看，他们的这一科学理论既不符合现实，也经不起理论的推敲。常识告诉我们，从摇篮到坟墓，从白天到黑夜，时间一往直前，是不可逆的；现代科学理论告诉我们，科学研究不能忽视时间、之矢的存在，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不能等价的，因此，科学规律作为对过去科学事实的总结与提炼，在今天只有概率意义上的真理性或确定性，科学理论对于未来的预言更是令人疑惑的。科学规律在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这正如普里戈金所指出的，“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3]5。有学者将科学不确定性的来源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科学认识对象的复杂性和认识主体的局限性；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征；科学的范式；科学的文化和体制特征以及科学与社会联系的加强[4]。
首先是科学认识对象的复杂性与认识主体的局限性的矛盾。一方面，整个世界是无限的，人类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始终是有限的，人类所认识到的只是整个世界体系当中的很小部分，以对世界小部分的理解和认知，去总结整个世界的发展规律和预测整个世界的发展图景，是存在显而易见的逻辑缺失和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世界初始条件的全备信息，更不可能确切知道事物演化发展的确切路径，无法去推测世界的未来发展。人类的科学知识是建立在不完备的初始条件基础上的，科学知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另一方面，整个世界是一个由各个部分共同组成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并且，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世界变化发展中包含着大量偶然性和随机性因素。可是，传统科学视野中的世界却是一个“被肢解了的世界”，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识缺陷。比如，肥料科学只研究如何提供作物生长所必须的养料，以提高作物产量，而没有注意到肥料也可以与土壤发生相互作用，导致土壤板结，降低土壤肥力；农药化学只研究怎么样有效地杀死害虫，而没有注意它把益虫同时也杀死了，更不可能注意到农药在生物体内的慢性聚集可以导致人体免疫功能的降低，患病甚至死亡。因此，作为科学认识对象的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变化性，是科学的不确定性的最基础的来源；而科学认识主体的局限性则加剧了科学不确定性的产生。科学认识主体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人的感官功能的有限性和知识结构“缺省配置”。人的感官功能的有限性使个人所认识的只是客观世界或客观世界作用机制的很小部分；知识结构“缺省配置”使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学科背景和主观色彩。概率论、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和复杂性科学都表明了事物固有的以及主客观互动必然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可以说，世界是不确定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科学知识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其次是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简化、受控的实验方法，模型方法与归纳方法等，一度是科学突飞猛进的重要“法宝”，但这些方法在逻辑上也不是完备的。就简化、受控的实验方法而言，在简化的、受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产出的知识，在说明和运用于复杂的现实条件时，就可能出现未预见到的状况，产生不确定性，社会变成了一个大实验室。模型是科学研究的常用手段，但由现实向模型“翻译”的过程中，省却了许多复杂的条件，所建构的模型可能只是一种“虚拟的现实”，与现实状况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包含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科学的推理中也包含着不确定性。归纳法“从个别到一般”的逻辑不完整性是显而易见的。医学研究中的动物实验的可靠性也是令人质疑的。人与其它动物是存在差异的。在医学研究中，由于法律、伦理等多方面的原因，毒性实验与遗传实验只能以动物取代人体，但从动物实验向人类推广却存在着逻辑上的缺环或缺陷，这种“无视”人与动物区别的做法肯定是有风险的。
再次是科学的范式。科学家对客观世界的把握，对科学事实的选择、观察，对科学定律的总结以及对科学体系的建构，都要受到科学范式的筛选、影响与制约。科学范式是科学家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不管科学家是否注意到，科学范式都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常规科学家并不直接研究自然界，而研究由范式所定义的自然现象，也就是由他们的仪器、方法、信念呈现给他们的‘现象场域’”；并且，“作为科学训练和对范式的信奉的结果，科学家感到他们所处理的是‘客观的’现象”[4]。这种经过科学范式筛选和过滤的“客观世界”是一种带有科学家学科背景、兴趣朝向和价值取向的客观世界，是科学家“有色眼镜”视野中的客观世界。这种“客观现象”的客观性是令人质疑的，其中的主观成分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是科学的文化和体制特征。科学的人文化是科学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普里戈金在为《确定性的终结》中文版作序时再次强调科学与文化的联系是他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科学不确定性的一个基本方面和重要原因。他认为，现代科学的科学化特征日益淡薄，文化特征日益明显，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关系正在拉近，科学的整体性特征日益增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科学的价值和文化特征。惠特利认为，科学活动可分为研究实践（观念、规范、准则）、程序和技术、说明模型、一般关注和兴趣、价值和信念等五种组分。在他们看来，价值和信念已成为现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4]。
最后是科学与社会联系的增强。在当代社会，随着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周期的日益缩短，科技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科技对社会的支撑和影响作用日益增强。科技的建制化特征日益明显，科学技术正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建制。在社会建构论者的视野中，科技与社会是一体的，科技的社会运行是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的社会属性是内在于科技自身的。照此观点，科技社会运行的风险也是科技自身的内在风险之一。
非确定性科学观告诉我们，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内在于科学规律之中，科学知识所描绘的是一幅概率性的图景，科学规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概率性的，按科学规律办事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如果无视这种危险性，视科学知识为完备无缺、拯救人类的“圣经”，就会从主观上降低我们的技术风险意识，从客观上减少应对风险灾难的防范与规避措施，从而加重现代技术风险可能对我们造成的实际损害。因此，我们既要认识到科学的不确定性，增强科技发展的风险意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面对科学的不确定性和技术风险，我们并非束手无策。“如果我们把不确定性作为我们知识系统的基本建筑材料，我们或许还能构建对现实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本质上是近似的，当然不是决定性的；但仍然有助于启发我们关注我们现在——我们大家都生活在现在——所具有的历史性选择”[5]。
二、现代科技的“逆逻辑性”是技术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
现代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学化的技术”。这正如有文章指出的，“就技术风险，或那些源于科学技术的社会风险来说，尽管作为日常经验常规化的传统技术也有其潜在的风险，但当技术获得了科学的特性以后，其产生社会风险的机制和水平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现代社会中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那些由科学化的技术或技术的科学化而引起的潜在社会威胁”[6]。
首先，“科学化的技术”存在明显的逻辑缺失。科学技术一体化是当代科技发展的重要特征。正如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所指出的，“在知识领域中，正如技术是应用科学那样，现在的科学也是应用技术。粒子加速器、计算机、空间探索等使当代科学具有独特的形式”[7]。技术发展获得科学的特性后产生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实验与技术开发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通道。在科学实验中总结的知识或证明了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必然可运用于技术开发。这是因为实验室知识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实验室知识的可控性。实验室知识都是在实验室可控制的条件下得出来的，但社会条件是不可控的，将可控条件下的知识运用于不可控的社会，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理所当然。二是实验室知识的简化性。在实验状态下，我们通常选取复杂社会条件中的某些条件进行实验，而对其它的实验条件忽略不计。这种简化对于检验那些隐藏在现实社会复杂结构中的因果关系是必要的，但这种简化造成了实验室结果与实验室外表现的不可通约性，使之对实验室外部的现实世界的说明准确性下降。三是实验室知识的相对稳定性。模拟现实世界得出的实验室知识，它所指向的是实验发生时的外部世界，将这种知识运用于社会时，外部世界条件发生了变化，“不可预见到的因素”和“新出现的因素”就可能以意外的方式发挥作用，从而使现实状况与原有结果不符，产生技术风险。四是实验室知识的相对不完整性。我们在实验室看到的结果可能只是某一完整自然变化过程的一部分，或者是某一自然变化过程的一个阶段。正如科劳恩所指出的：“研究设计是当前的，在一些实例中，如臭氧空洞，它们是清晰的以及为公众所知的；但在另外一些实例中，实验结果要等到事故发生以后才会出现；在其它一些实验中，如放射性实验，要想得到实验结果，细致的调查必不可少。”[8]因此，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从实验条件下总结出来的科学知识并不是完备的科学知识，还需经受完整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检验，并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如果忽略这一环节，将实验室知识直接应用于技术开发，则可能将本应该在实验阶段予以规避和治理的技术风险演化为社会风险。
其次，科学研究违背科研逻辑加剧技术风险的发生。从前面可以看出，即使将科学实验结果应用于技术开发和社会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但现代科学的这种“实验外移”特征（将科研实验室移到了人类社会，让某一地区甚至全人类承受实验的结果）加剧了风险。贝克认为，传统科学研究遵循“先试验后应用”、“先研究后生产”的科研逻辑，这样可以将科学实验中的风险局限于实验室之内，避免了实验室风险演化为技术风险。但现代科学实验完全违背了这一科研逻辑，代之以“先应用后试验”、“先生产后研究”的科研逻辑。
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当今时代科学研究之逻辑规律在很多领域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不再是首先将所研究的对象放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实验成功后再生产出来投入应用，而是先投入应用，然后再开始观察、实验、总结；也不再是先进行充分的研究，然后再投入生产，而是先制造出来，然后再进行研究。”[9]这种对科研逻辑规律的背离与颠倒造成这样一个事实，即本应该局限在实验室中发生的风险事件，却在社会领域中发生了，造成了不必要的风险影响和损害的扩大化。这不但酿成实际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可能会产生技术风险的放大效应，给公众心理造成阴影与恐慌，导致技术忧虑与技术恐惧症状的发生。
著名科学社会学家科劳恩指出，当今社会正在向一个“试验社会”迈进。“试验社会”的现实将现代技术的风险扩展为社会风险。科劳恩在《将社会作为实验室：实验研究的社会风险》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在现代科学中，有一种越来越明显地将研究过程及其相应风险从实验室或相关机构直接延伸到社会的趋势”。“在许多的研究领域，科学知识生产在实验室之外进行。这是因为复杂技术的操作模式，特别是它们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模式，通常不能在实验室里面进行。以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为发生条件的风险，只有通过在现实世界水平上的执行，其结果才能展现出来。起因于技术系统的潜在的致命功能错误或附加在生态系统或人类健康上的不能预料的风险，定义了‘相关知识缺乏’的情形，开辟了真正生活实验的领域”[8]。甲流疫苗的使用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按照科学常理和规律，疫苗从研究到实用的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上十年时间。即使这样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但是，很显然，这样的研制生产程序很难满足控制当前甲流蔓延的需要。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就省去了许多试验和检测手续，直接上市，这就加大了接种者承受风险的概率。到现在为止，已出现数例接种甲流疫苗致人死亡事件[10]。虽没有明显证据表明被接种者死亡与疫苗有直接的关系，但也无法找出证据证明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三、现代技术的复杂性是技术风险产生的时代诱因
首先，现代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加剧了风险。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伴随着风险的实践活动。技术风险具有必然性，而非“异常事故”。并且，技术越复杂，则意味着技术风险越大。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认为，技术具有的两个特征使技术系统充满风险，即“紧密结合性”和“复杂相关性”。如果一个过程是按照以下两个方式连接起来的，即一个环节影响另外一个环节，并且通常这种影响是在很短时间内实现的，那么这样的过程就是紧密结合的。在这样的紧密结合体中，通常没有什么时间留给我们去排除故障，并且几乎不存在把故障局限在某个部分内的可能性，所以整个系统会遭到破坏。进一步说，要使一个系统既松散地结合又不复杂化是不可能的。一个既复杂又紧密结合的系统发生事故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事故是“正常的”[11]。由于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将一个小的设计疏漏放大为技术灾难的事例很多。2009年12月22日清晨上海轨道交通一号线发生两列列车侧面冲撞事故，调查结果表明，事故肇始缘于九年前的一个设计疏漏[12]，这一设计缺陷通过复杂技术系统的无限放大，造成整个地铁管理系统一环接一环地出现问题，使系统自身具有的自我纠错功能得不到发挥，终于酿成了事故。另外，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与技术系统的复杂性不无关联。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导致了金融大厦的坍蹋。
这正如风险文化学者斯科特·拉什对当代技术资本主义的现状进行批判时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执行和完成难度很大的确定性判断，各种门类的专业系统程序自身设计超乎寻常的复杂，然而这种复杂性可能会将更多更大的不确定性带入这个世界，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混乱无序，甚至会导致更为迅速更为彻底的瓦解和崩溃”[13]。以现代信息技术的联结形成的复杂网络系统为例，现代信息技术加剧了技术系统的复杂性联系，减少了系统之间发生交换的成本，提高了系统交互作用的效率，促进了联系的扩大化、密切化、复杂化。但是，技术系统网络化的另一不可避免后果就是风险的扩大化。通过技术系统中介环节的联接，任何单一部门、单一环节的风险都可以演化为系统风险，任何局部风险都可以扩大为地区甚至全球风险。拥有高超技术的电脑“黑客”可以通过识别技术系统的某一缺陷，通过对系统某一环节的入侵而导致整个部门或地区电脑系统的全盘崩溃，造成灾难性后果。
其次，现代技术的自主性特点加剧了风险。技术本是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是人类追求福祉的工具。但是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先进和经济效益成了技术发展的唯一目的，技术的人文本质和人文目的被技术的飞速发展所遮蔽和遗忘。因此，在现代社会，追求更先进更完善的技术成为社会公众的一种信条，人们潜藏着一种刻意追求技术进步的思想倾向，使得技术手段成了“技术目的”，人成了实现技术目的的工具。这种摆脱人类目的和人类控制的技术发展，必定会脱离既定的“技术轨道”，增加技术的风险。特别是现代技术系统的复杂性提高了技术的自主性和不确定性，加剧了技术风险的发生。“现代技术创造设计的是高度专门化的复杂技术系统。它们是一个具有自身规律的领域，只有人们愿意服从其固有规律的时候，它们才会产生并发挥出预期和非预期的结果。它们与人相分离，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而存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社会的形态和面貌”[14]。
再次，“技术升级”消除技术风险的非彻底性。常识告诉我们，技术不但是引发现代社会风险的根源，同时又是现代社会风险的根本治理对策之一。这是因为，技术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技术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还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升级来解决。正是由于这种科学知识及其技术应用具有的“反身性”，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被用于处理其它技术所产生的危害，比如运用污染治理技术去处理工业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大量污染物，运用水的净化技术去处理工艺过程产生的废水，运用杀毒软件技术来预防和治理电脑病毒的入侵，运用安全检查技术来预防各种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运用反导弹技术来阻止和对付导弹的来袭。可以说，以技术手段来治理技术风险和技术问题的现象在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效果，因而在实践中产生了处理技术风险的一种科技乐观主义思想，即认为科学技术所引发的风险和产生的问题，唯有通过科技的进步才能解决，只有科技才能将我们从科学产生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较低级的技术产生的问题可通过技术的升级，借助于技术的高级化可得以解决；人类完全有能力不断追求新的技术，并通过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开辟更多的领域，创造更多的机会。
但是，事实并非完全为人们所料，技术升级在解决一部分技术问题时，往往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以技术手段来规避和治理技术风险的过程是不彻底的，有时甚至是徒劳的。比如说，污染处理技术自身会发产生二次污染问题，有时甚至会比前次污染更严重；杀毒软件技术只能识别和杀死已列入软件包中的常规病毒，给高级别的病毒留下了可乘之机；安全检查技术难以应对恐怖分子精心设计的“体内炸弹”；反导弹技术系统所构筑的安全屏障也是令人质疑的。后现代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的“非彻底性”。他指出，就技术而言，有了化肥生产技术，就解决了提高农作物产量的问题；有了建坝蓄水技术，解决了稳定水源的问题；有了水净化技术，解决了由于化肥未被作物吸收而污染水源的问题；运用磷肥，解决特殊建造的去污工厂的污染问题；紧接着又需要一项去除那些富含磷酸化合物的水库中的毒藻的技术……难题的解决又导致了难题的产生，又需要新的处理技术[15]。因此，如果说提高农作物产量技术，稳定水源技术是一般工业技术，可能引起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话，那污染水源净化技术，去除毒藻技术就可以算作一种名符其实的“生态技术”，但是，显而易见，“生态技术并非有利生态”，甚至可能产生破坏性影响。因此，这些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复杂技术，在解决原有风险问题的同时，可能会将更多更大的风险带入这个世界，使我们真正置身于后果严重的“风险社会”中。正如德国社会学家U·施曼克指出的，经过修正的技术本身仍然是风险的生产者，技术水平的升级不仅不会消除风险，反而会带来风险水平的相应升级[6]。
综上所述，风险是现代技术的内在属性。所有的技术都蕴含风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风险技术，这是由现代技术的特点所决定的。试图开发一种只对人类有利的无风险技术的想法是徒劳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技术的生态化与人性化转向，来达到从科技自身出发规避技术风险和降低风险损失的目标。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话题。
收稿日期：2010-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