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和他的《典论#183;论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曹丕论文,论文论文,典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文帝曹丕生于公元一八七年，死于公元二二六年，字子恒，曹操次子，公元二二0年代汉即位（文帝），国号魏，建都洛阳。他对豪强贵族实行《九品中正》的政策，对人民效法汉文帝施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沿着曹操打击豪强的路线向前发展，后来终于走向豪门贵族妥协的道路。但他在文学理论方面却有所贡献，还是当太子时就著有《典论》，可惜现在仅存一篇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极有价值的著述——《典论·论文》。
一
曹丕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他《典论·论文》产生的原因。
从汉朝末年的黄巾起义被地主阶级血腥地镇压下去以后，汉朝的统治地位基本上瓦解了。从此中国社会形成了军阀割据，各占一方，争权夺势，互相残杀的混战局面，造成长城一带“白骨盈积，残骸馀肉，臭秽道路”的惨状。曹操在建安七年的令里写：“旧士人民死丧略尽”。王粲在他的《七哀》诗中写道：“出门何所见，百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中国社会遭此浩劫，对几百年来汉朝董仲舒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人民的思想，是一个最大的冲击，使儒术失去了权威。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写到：“观古文人，类不拥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曹家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应、刘祯）以及蔡琰等人是当时的军阀混战的目睹者，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的束缚，在某种程度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如曹操写的《蒿里行》：
“吴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把军阀混战，田地荒芜，百骨盈野人死无数的景象活灵活现在读者的面前。最后一句充分表达了作品的人民性的“念之断人肠”是作者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
抛弃“七子”不谈，再看蔡琰《悲愤诗》：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士人脆弱，束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遗，尸骸相掌柜。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向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忘几微间，辄言毖降虏。要以刀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生命，不堪其詈骂。或使加棰汝，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生。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活画出由于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外族入侵：外族入侵所造成的“马边悬男头，马后截妇女”的凄惨景象。
目睹社会动荡教育了作家，从三曹父子、“建安七子”到蔡琰他们的作品中大量的反映了这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时序》篇中写：“观其识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顾梗概而多气也”。由于客观社会的变化，推动了文学向前发展。必然要求文学理论也相应地向前发展，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产生的原因之一。
《典论·论文》产生的原因之二，是曹家父子本身的主观原因。魏武帝曹操他本人出身比较寒微，他在政治上代表着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他比大军阀地主阶级卓有远见，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他能对人民实行一些让步政策，因而，逐渐地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局面。他对知识分子采取“用人唯才”的政策，甚至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可以录用。他在短令中说：“今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合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才行不相掩之说。这样就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异常活跃，从政治上解放了思想。更兼曹家父子本人就是诗文爱好者与提倡者。这就使建安文学发展到一个“俊才云蒸”的黄金时代。曹丕在政治上虽然没有继承父志，可是在文学理论上他却很有建树。因为他认识到了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使文章为维护他的统治地位服务，这是曹丕作《典论·论文》的主观原因。
二
《典论·论文》所揭示的几个问题及其对后代的影响。
第一，《典论·论文》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史上的价值。
打开祖国文学理论宝库的大门，尽管琳琅满目，光辉耀眼，可那映入你眼帘的第一颗闪闪发光的璀璨的明珠，就是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在《典论·论文》之前虽然也有许多宏篇巨制，然而在文学理论方面还是“珠匿鱼腹”、“玉隐石间”，没有专著。《典论·论文》却开源引流，启前人之未启，发前人之未发，作为首篇理论文学专著出现在祖国文坛上，为祖国古典文学理论宝库增加了丰富的内容，给祖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开拓了道路。它继承了前人文学理论遗产，又启发后人沿着这个《典论·论文》所指引的方向向前发展。
第二，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
作者曹丕身处建安文学的黄金时代，目睹两汉以来骈丽绮靡柔弱的形式主义文风，在这种文风的影响下，文人与文人之间的关系是“相轻”的，这必然要影响到文学正常地向前发展。所以，曹丕在《典论·论文》一开头，就开门见山地击中古之“文人相轻”的弊病：“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付毅之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段文字，有理有据地把两汉以来的恶劣文风，“文人相轻”的陋习揭露得淋漓尽致，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弊帚自珍，“不自见之患”。
反对“文人相轻”，主张文人“相服”举出：“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元瑜、汝南应－德琏、东平刘祯公干。斯士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驿于千里，仰齐足并驰，以此相服”。作者曹丕肯定了“建安七子”能“相服”，在建安文学这个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之为“汉魏风骨”的黄金时代，除了三曹文子而外，就应首推“建安七子”了，他们可以代表这个时代文学的风貌。作者站在这个时代的高度，对“七子”“相服”的健康文风予以充分地肯定。
然后，作者进而公允中肯地评价了“七子”的“长”“短”：“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璃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和而不壮，刘祯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能胜辞……”这是作者在批判了古之文人“相轻”，赞扬了“今之文人”“相服”的基础上，公正地评价了“七子”作品的“长”“短”的同时论述了他们作品风格，为我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痛斥“文人相轻”，赞美文人“相服”被传为千古之绝唱，为我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指明了方向，至到今天我们还应引为前车之鉴，反对文人相轻，主张文人相重。
关于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对后代的刘勰影响很大。刘勰在《才略》篇中大大地发展了曹丕对作家作品的公正评价的观点。全篇虽然仅一千多字，却“纵述九代之文”论及大小作家百余个。请看这段论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恒虑详而力缓，故不兢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辨要，选用短长，亦无憎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逐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琳、－以符檄檀声；徐干以赋论标美；刘祯情高以会采；应－学优此得文；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士；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有足算焉。刘劭《赵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于后进；休琏风情，则《百壹》标其志；去甫文理，则临丹成其采；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从三曹父子论到“建安七子”又论到“竹林七贤”能以简要的评语指出不同作家的不同特点及风格。刘勰还举出“《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冯因获得罪而作《显志赋》，根据不同作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评价。这已经远无超过曹丕，但必须看到刘勰评论作家作品时是曹丕评论作家作品的继续与发展。
第三、文体之说。
曹丕在论述文体之前，首先概括一句：“夫文本同而末异”。所谓“文本”主要是指文章根本思想和法则，也就是所谓“文以载道”。“末异”是指文章的不同体裁和表现形式，关于“文本”在《典论·论文》之前，人们已经有了近乎统一的说法，把“本”“末”结合起来，为了“载道”而采用不同体裁，是作者的首创。
曹丕具体把文体分为“四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诛尚实，诗赋欲丽这样分类之后，又简要地指出各类文体的写作特点，根据文章的不同体裁提出了不同要求。虽然作者分为“四科”实质上是八类：奏、议、书、论、铭、诛、诗、赋。文章从体裁上分类在理论上又能根据不同体裁提出不同要求，还是曹丕的功绩，这对后世的文体论影响颇大。陆机在《文赋》中又具体发展曹丕的文体论，他写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的而训亮。碑披文以相质。诛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调。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绵烨而谲诳”。把文章体裁分为十美，而且又进一步地论述了这十类体裁的特点。这是曹丕论文体的继承与发展，特别是到了刘勰写《文心雕龙》时，从《文心雕龙》的第五篇《辩骚》到第二十五篇《书记》详尽深入地论述了三十五种文体：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诛、碑、哀、吊、杂义、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和记。刘勰在论述探讨体裁时，诠释每种体裁的特点及名称，阐明它们的发展和演变，并举出代表作加以评论……。文体之论始于曹丕，却大大地推动了后人对文章体裁的研究。
第四“文气”之说。
“文气”之说始于曹丕，关于“气”字众说纷纭，有种种解释，要解释清楚必须追溯到我国古代对“气”字的运用。最初用于自然地理方面“去气”、“地气”后来又用于人的呼吸“气息”，从而获得“气”的观念，《管子·内业》：“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气。淖乎如登于天，沓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屺，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比得”。人的生命就产生了“精气”《内业》篇中又道：“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息，息乃知，知乃止矣”。这就把“气”同人类的精神思维，道德联系在起。《孟子·公孙丑》篇中：“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此直养而无穷，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昔五充著述，制养气这篇”。魏文帝曹丕提出“文气”“文以气为主”，气清蚀有体“正是”天地以精华之气赋于人，而人是钟气也，养之全，充之盛，至于彪炳闪肆而不可遇，往往因感而发，此宣造化之机，述人情物理之宜，达礼乐刑政之具，而文章岂焉”。所以曹丕所谓“文气”应当指的是作家的精神世界，思想道德修养所形成的作家所特有的气质，在文章中的体现，简言之，可以称为作家的世界观。“气之清蚀有体”正是作家刚秉性格在文章中的体现，也就是所谓的“文如其人”。“文以气为主”，“气清蚀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是说作家的世界观决定文章的思想内容，由于作家的世界观不同又形成作品的不同风格，“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文史，不能以移子弟”。由于作家的个人的道德修养不同，所形成的作品的风格特点不同无法传于后世子孙。此意是渊于《庄子·天道》篇：“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责也；语之所跚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研论，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子亦不能受之于臣”。爱正是“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的道理。
“文气”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写道：“《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期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所符契也……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是以缀堞裁篇，务盈守气……思不环周，索莫乏气”。范文澜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的注里说：“本篇以风易名，而篇中多方气。《广雅·释言》‘风，气也’。《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气’。《诗大序》‘风以动之’。盖气指其已动，国风所际，多男女饮食之事，故曰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又主：“志气有感而动，其所述之情始真”。
“风即文意……风虚气实，可于篇中体会得之”。孟子在《公孙丑》篇中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诗大序》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方为，诗”。这既证明“文气”是指作家的思想意志，在文章中的体，册时提出在创作过程中的“包气”、“意气”、“守气”、“乏气”运用。这是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蚀有，体，不可强力而致”。的孔融有“体气”，徐干有“齐报”，刘祯有“逸气”在作品风格的评述上的继承与发展。
第五，《论文》中论述了文学作品的价值。
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史上，作者第一个提出“美国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提到是治理国家大事，有“不朽”的功绩的高度，这就充分地肯定了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社会功能。这一点为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又开辟了先河，使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使得后世的许多作者沿着这个方向去探索。陆机指出文学可以“济文武于将附。言风声于不泯”（《文赋》），挚虞也说创作是为了“宣上下之象，明人论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文章流别论》），刘勰则在《文心雕龙》中更过一步提出：“文”“原”于道“文之为德也大矣”，“文”在于“鼓天下之动”，作者创作观是《经圣》，向圣贤学习，“宗经”向经书学习，这就把文学怎样为社会政治服务阐述得更加清楚明白了，从而把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学理论更进一步推向了前进。
三
作者的历史局限性与批判地继承问题。
虽然作者在开头已经十分明确地表明他要写《典论·论文》的目的是为了“审已以度人，锡于期紧而作论文。从表面看来是他写《典论·论文》的真正目的是在于维护他们封建统治阶级地位，用文章去治国安邦，所以作者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才是他写《典论·论文》的真正目的。正如毛主席所说：“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作者在关键的问题上，是无法摆脱他的阶级局限与历史局限性的。所以他更进一步鼓励作家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寄身于翰墨，见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他在《与王朗书》中说“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士，惟立德立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入，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集诸儒于萧城门内，讲论大义”。一方面鼓励作为他的统治阶级“治国”而写文章，一方面从字里行间渗透人生常，唯立“言”者“无穷”的世界观。
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文学遗产，我们如何从“沙里淘金”“璞中取玉”，就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古人的作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民主性的精华来丰富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理论，作到“古为今用”，批判地继承。
我们要历史地看曹丕的《典论·论文》。尽管它有着历史的局限性和作者的阶级局限性，但它仍然不愧为我国文学理论宝库中的一块美玉，它的局限性不过是美玉之瑕，无论如何瑕是不会掩瑜的。它完全称得上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宝库中的一颗闪闪发光的璀璨的明珠。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鲁迅先生说：“搔痒不著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我们凡读曹丕的《典论·论文》觉得应当谈谈不成熟的看法，当然这是在鲁迅先生的“蛰痒不著赞何益”的思想鼓励下，才鼓起勇气写出来。虽然达不到“入木三分”的境地，诚然不是“骂”，根本谈不上“精”。因此我们衷心地希望读者，教师，学者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