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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9；C91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4)05-0136-(07) DOI：10.13852/J.CNKI.JSHNU.2014.05.017 近年，心理学的发展趋势中，对社会心理学发展影响较大的有三个：一是“神经革命”，神经生理的观点渗透到对各种社会心理和行为的解释中；[1]二是“应用革命”，大量受过心理学训练的研究人员进入商学院、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三是“文化革命”，研究者越来越认同人的大多数心理与行为都受到文化的塑造。[2]表面上看，“神经革命”和“应用革命”均有可能抢占传统社会心理学的风头。它们一方面使社会心理学向认知神经科学和经济管理学科两个终端发展，而削弱对社会心理学本身独特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视角的探研；另一方面由于在研究上靠近这两个终端，短期更利于学者学术生涯的发展，而使社会心理学者向两个终端分化，造成典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阵营的空缺。有趣的是，这两个趋势并没有削弱美国社会心理学在心理学中的重要地位，却实实在在地使中国社会心理学在心理学中“边缘化”。然而，在“文化革命”过程中，亚洲社会心理学以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为特色，向以个体心理学为特色的北美社会心理学和以群体心理学为特色的欧洲社会心理学发起了挑战，有突围的趋势。这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我们要摆脱边缘化处境，获得更好的发展，应依托亚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学发展的大方向，在追赶国际最新的研究视角基础上，将跨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和新文化心理学融合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实践之中。 一、美国和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地位比较 2009年，美国《普通心理学评论》发表了一项颇为引人注目的研究，该研究对1970年-2009年近40年间美国心理学会(APA)17个心理学分支学科的顶尖学术期刊的关系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社会心理学的顶尖期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不仅引用了很多其他期刊的文章，而且也是被其他期刊文章引用最多的期刊。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心理学正成为心理学这棵日益繁茂的知识大树的树干(a knowledge broker)，它一方面吸收基础学科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将本学科的研究成果输出给应用学科。[3]由此可见，美国社会心理学不仅没有被边缘化，而且还在心理学学科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张侃曾对美国合众国新闻(U.S.NEWS)发布的2000年美国排名前五的心理学机构研究人员的组成与专业分布进行分析，发现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是这些机构均会设置的最主要的专业和研究领域。[4]2014年4月，我们对2013年美国排名前十的心理学系的专业设置和人员配置进行了分析。与12年前相比，除了行为神经科学(behavior neuroscience)明显成为新的专业设置之外，其他的专业设置在结构上没有大的变化。其中，社会与人格心理学领域的人员配置(faculty)占整个机构总人员的比例，有7家超过了25%，甚至有两家超过了30%，即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31.3%)和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心理学系(32.9%)(见表1)。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社会心理学在美国心理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注：1.表中心理学机构的中文全称依次为：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系、哈佛大学心理学系、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心理学系、耶鲁大学心理学系、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系、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心理学系、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系。2.统计数字来自对上述机构网站的分析，不含退休人员，心理学总人数剔除了不同专业交叉的重复计数。3.UIUC的社会与人格心理学人数为social-personality(8)与industrial-organizational(4)人数之和。4.UMN的社会与人格心理学人数为social psychology(9)与personality，individual difference & behavior genetics(8)人数之和，而personality，individual difference & behavior genetics的人数又剔除了与social psychology交叉重复的2人，与biological psychopathology，cognitive and brain sciences，quantitative/psychometric methods交叉重复的7人。5.MIT设有brain and cognitive sciences研究机构，与UMN和UWisc并列第9名，但没有社会心理学专业，因此未进行分析。 然而，我国的社会心理学却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首先，社会心理学教研人员在主要高校的比例较之其他心理学分支明显偏低。2014年4月，我们通过网站对国内心理学教研机构的人员配置进行了分析。由于我国高校心理学专业通常按照“基础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三种专业设置，大部分机构没有像美国大学那样公布细分的专业人员设置。因此，这里仅选取与美国心理学机构相对具有可比性的几家进行比较，分别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见表2)。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恢复的心理学系之一，该系现在的教研人员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配置明显较其他分支薄弱，甚至缺失。目前，该系共有4个教研室：认知神经科学教研室22人；工业与经济心理学教研室8人；临床心理学教研室6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教研室4人(与认知神经科学教研室交叉重复的2人没有计算在内)。固然，工业与经济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可以看作社会心理学的应用学科，但社会心理学(包括人格心理)教研室本身的缺失仍然发人深省。如果从各个教研室挑出以社会与人格心理学(包括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人员，共5人，占比只有12.5%。 北京师范大学是2012年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心理学排名第一的大学，设有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和心理学院两个心理学教研机构。在其心理学院，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教研室有教师6人，占总人数47人的12.8%。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是国内心理学研究人员最多的机构，人数达到137人(该网页数据于2014年4月更新)。按照其科研部门来看，社会与工程心理学研究室下属的社会与人研究方向有研究人员24人，其中至少有5人不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因此社会心理学研究人员占比只有15.7%(该网页数据于2010年9月更新)。按照其研究队伍来看，将学术团队制(PI制)中社会与人格心理学领域的团队人数加起来(16)，再加上社会心理行为调查中心的人数(11)，共有27人(该网页数据没有注明更新日期)。即使以这样宽泛的意义计算，占比也没有超过20%(19.7%)。 其次，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心理学成果中的比重也很低。在2014年-2015年CSSCI收录的7本心理学期刊中，除了《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和《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属于专门领域的期刊外，其他都是综合性期刊，并没有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专门期刊。作为中国心理学的综合性权威期刊《心理学报》，其发表的社会心理学论文占比很少。我们于2011年对2003年-2010年该刊发表的948篇学术论文(不含通讯稿)进行统计，发现“管理及社会心理学”分类中的论文共143篇，占比15.1%。进一步根据论文题目进行分析，除去明显的管理(含消费和广告)心理的论文(例如题目中含有领导、组织、员工、广告、消费等词语)，再加上其他领域分类中的社会与人格心理学论文，共有56篇，占比仅为5.9%。2014年4月，进一步分析《心理学报》最近3年发表的论文，发现社会心理学论文数量略有增长趋势，2011年-2013年社会心理学论文数量占比分别为10.3%、11.5%和15.4%，但仍然不高。此外，虽然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属于一个独立的一级学会，但该学会的会刊《社会心理研究》不仅不是CSSCI来源期刊，而且至今仍是内部刊物，这些情况无不表明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心理学界实处于边缘地位。 综合分析上述3家心理学机构的人员配置以及心理学期刊发表论文情况，共同的特点是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比例较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心理学“神经革命”的趋势。而越来越多心理学背景的研究人员离开心理学系、所到商学院就职(例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取消了原来设置的工业与经济心理学研究室)，以及《心理学报》发表的管理心理学论文远远多于社会心理学论文的现状，则与心理学“应用革命”的趋势相呼应。然而，“神经革命”与“应用革命”发展的同时，美国的社会心理学仍然在心理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只有我国的社会心理学却受其影响遭到了削弱。因此，我国社会心理学在心理学中被“边缘化”的情况，是与国际心理学学科的当前发展趋势相悖的一个“问题”。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把握心理学发展的第三个趋势：“文化革命”。 二、北美、欧洲和亚洲社会心理学的特征比较 与“神经革命”和“应用革命”削弱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地位相比，“文化革命”对中国社会心理学则具有潜在的推动作用。因为，以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为主要特征的亚洲社会心理学在心理学的“文化革命”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中国社会心理学理应依托亚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而发展。从世界范围看，社会心理学经历了一个“北美长期占主导、欧洲后来融入、亚洲正在突围”的发展模式。20世纪初，现代社会心理学在欧美发源后不久，由于欧洲陷入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乱，北美长期居于社会心理学的主导地位，使社会心理学在二战前后获得了第一次繁荣。但是，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和过度依赖脱离社会背景的实验室实验方法，使北美社会心理学于20世纪70年代陷入了危机。大致同一时期，欧洲社会心理学者在对北美社会心理学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将社会现象与实验室实验结合起来，重新发现“群体”在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地位，发展了社会认同理论。至20世纪80年代末，与北美已然兴起的社会认知相结合，促进了社会心理学新的繁荣。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心理学的“文化革命”，以亚洲为主要载体的文化视角矫正了西方个人主义心理学的知识偏差，并且发展了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心理学，代表了社会心理学新的发展方向(见表3)。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亚洲社会心理学不仅包含亚洲社会心理学者的研究，更不限于狭义的有关亚洲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而且包括活跃在西方社会心理学界的亚裔社会心理学者的研究(Chiu，2007)。
顾名思义，社会心理学的重点在于“社会”两字，无法想象一个完整的社会心理学由个体心理的知识所建构。因此，研究群体心理自然是“社会”心理学的基本任务。然而，究竟什么是群体心理？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这两个问题，自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其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对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产生了北美、欧洲和亚洲三种具有不同特征的社会心理学。 以奥尔波特为代表的北美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个体是唯一的心理实体，群体中并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已经在个体成员身上存在的，群体心理现象完全可以通过个体心理来解释。虽然以勒温为代表的来自欧洲的社会心理学家采用互动主义的观点看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并推动群体动力学研究成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北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但是，北美社会心理学始终将“群体中的个体”作为研究关注的焦点，认为个体受他人和群体的影响(例如从众与服从)代表了个体的不理智。即使对于宏观的社会现象，它仍然采取个体主义的解释。例如，它以个体层次的人格特质(权威主义人格)解释种族灭绝现象。因此，个体如何受到现实的、想象的和隐含的他人的影响(社会影响)，个体对他人和社会事物的看法、观点和信念(社会态度)，个体对他人和自我的知觉和认知(社会知觉与自我知觉)，构成了北美社会心理学持续关注的三个最基本的研究主题。[5]它采取的元理论视角是个体主义，认为个体是独特的，是自己心理与行为的动力中心，与他人和社会是独立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北美社会心理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危机可以归因于其还原主义的理论化过程，即用个体心理解释群体和社会现象。当时，来自欧洲的社会心理学对此进行了最有力和最完整的批判，尤以泰弗尔(Tajfel)领导创建的社会认同理论最有影响。社会认同理论抨击北美社会心理学纯粹从个体性出发解释国家间冲突、种族灭绝等现象的做法，在重视社会历史因素的基础上，对北美的实验室实验方法进行修正。它主张社会是由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ies)组成的，个体的自我认同根本上是由其所属的社会范畴和其所具有的群体成员资格(group membership)决定的。[6]因此，群体现象虽然可以通过个体心理来认识，但个体心理的属性本质上不是个体的，而是群体和社会的。群体心理的实质在于个体通过与其他群体成员共享有关群体的知识而“在心理上形成群体”，群体心理研究的重点不再是群体中的个体，而是个体中的群体。社会认同理论最初关注群际关系的研究，后来扩展到社会影响、群体凝聚力、群体极化、群体中的领导、集群行为等群体过程的各个领域。社会认同不仅本身是一种理论，而且它对个体与群体关系所持有的基本观点，成为塑造整个欧洲社会心理学特征，乃至后来影响北美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元理论视角。[7]在2001年出版的4卷本欧洲社会心理学手册中，《群体过程》和《群际关系》各占1卷，与《个体内过程》和《人际过程》篇幅相当，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群体心理学特征。 从本土心理学的视角看，北美社会心理学就是北美的本土心理学，只是由于它想当然的主导地位，不像其他非北美地区的社会心理学本土化那样有一个反抗和批判主流社会心理学的背景(因为它自己就是主流)。如前所述，欧洲社会心理学正是这种反抗和批判北美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的成果。类似地，亚洲社会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反抗和批判北美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为特征。由于亚洲社会与西方社会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亚洲社会心理学最早以西方心理学家为主导的跨文化研究比较对象的方式进入国际视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跨文化心理学逐步建立了跨文化比较的基本理论框架，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独立我—依赖我”的应用最为广泛。一般认为，西方人是个人主义的，具有独立我的自我概念；东方人(亚洲人)是集体主义的，具有依赖我的自我概念。 多年来，亚洲社会心理学在该框架的基础上，以3种方式不断拓展和丰富人类社会心理学的知识：1.通过跨文化研究的方式阐述东西方社会心理的文化差异，以尼斯比特(Nisbett)及其中国和日本学生为代表的文化与认知研究最有影响。[8]2.考察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适应，以康萤仪(Hong)和赵志裕(Chiu)对双文化人的文化启动研究及文化社会建构理论最有影响。[9]3.探索传统文化(尤其儒家伦理)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及其对现代人生活适应的影响，并发展和建构包含理论和方法在内的本土心理学知识体系，以杨国枢领导的台湾本土心理学研究最有影响。[10]梁觉(Leung)对《亚洲社会心理学杂志》1998年-2002年创刊前4年间发表的文章引用率进行了分析，发现被国际引用最多的11篇文章主要集中在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为框架的跨文化研究和本土心理学研究两个方面。[11]不管是跨文化研究还是本土心理学研究，亚洲社会心理学所采取的元理论视角均可以用“关系主义”来概括。[12]关系主义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作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关注点。 三、不同华人地区(群体)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路径比较 中国社会心理学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依托于以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为特色的亚洲社会心理学正在国际突围的形势，是一个有利的大方向。但是，如何发展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及文化心理学呢？我们不仅不能照搬北美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个现成的、一体的亚洲社会心理学发展模式等待照搬。因为，在亚洲社会心理学内部，不同地区的社会心理学仍然存在差异。甚至在华人社会心理学内部，也存在几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只有对这些研究路径的差异了解清楚，才能更好地寻找到适合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道路。 在康萤仪(Hong)看来，Chinese Psychology即可译为中国心理学，也可译为华人心理学，建议用更广泛的“华人心理学”作为中文对等词。[13]她借用杜维明(Tu)的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概念，[14]认为华人心理学不仅包含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心理学，也包含新加坡等其他华人地区的心理学，还包含西方华裔心理学家的心理学，以及其他非华人心理学家所做的有关华人、华人社会和华人文化的心理学研究。华人社会心理学也是如此，下面对大陆社会心理学、香港社会心理学、台湾社会心理学和国际华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路径进行比较(见表4)。其中，国际华人社会心理学包含中国以外的国际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所做的华人心理学的研究。
实际上，香港社会心理学、台湾社会心理学和国际华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路径均已包括在上述的亚洲社会心理学研究路径之中，它们组成的整体大体代表了亚洲社会心理学的细致全貌(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家的社会心理学与它们中的一个或几个具有类似之处)。具体而言，香港社会心理学更偏重经典的跨文化视角，以建立融合华人本土特征的跨文化普遍性心理框架为目标，例如跨文化的价值观研究[15]、梁觉的社会通则(social axioms)研究[16]和张妙清(Cheung)的人格结构研究。[17]台湾社会心理学以本土视角为主，关注传统文化及其变迁，这一点从《本土心理学》期刊历年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以台湾学者的工作为主体而编纂的两卷本《华人本土心理学》看出来。[10]国际华人社会心理学以跨文化心理学的当代实验视角(这里称为新文化视角)为主，以彭凯平(Peng)[18]和纪丽君(Ji)[19]的文化与认知研究、康萤仪和赵志裕的双文化启动研究[]为典型代表。综合的华人心理学研究工作的梳理，则以在香港工作生活的加拿大人彭迈克(Bond)主编的《牛津华人心理学手册》为代表。[20]下面重点分析大陆社会心理学与以上三种社会心理学研究路径的不同之处。 如前所述，大陆社会心理学起步较晚，又受到近年心理学“神经革命”和“应用革命”的影响，在心理学界处于边缘化地位。然而，更让人忧虑的是，中国社会心理学不仅在心理学界中被“边缘化”，还在中国社会结构空前转型的社会实践中“失语”。诚然，就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以及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近年召开学术会议时的参会盛况而言，就市面上著译的社会心理学教材的丰富而言，中国社会心理学呈现一派“繁荣”景象。[21]但是，我国目前的大多数社会心理学研究：要么过于追求实验方法的科学性，在研究主题和理论上追随西方学者而走国际化道路，从而失去了研究工作与中国社会的关联性；要么一头扎进社会现象和社会实践中，不是停留在对现象的分析上，就是做一系列应景的对策性和应用性经验分析。甚至一部分学者纠缠在理论与应用研究的无畏争论之中，有人还错误地认为理论就是不做实验和实证研究，应用就是套用书本知识或者不需要理论指导的现象描述和田野调查。最后，做出的研究既没有理论意义也没有应用价值。这恐怕就是方文所谓中国社会心理学“泡沫繁荣”的主要原因所在。[22]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大陆心理学整体的迅速发展，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规范化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追随国外的西方视角和西式研究也进一步发展，逐渐有青年学者在北美顶尖社会心理学期刊发表文章。[23]但是，这种西式研究的国际化，不同于香港社会心理学的跨文化视角，也不同于国际华人社会心理学的新文化视角，所做的研究是一种不考虑文化背景和文化差异的典型北美社会心理学研究。而香港社会心理学和国际华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均融入了文化背景和文化差异。另一方面，大陆社会心理学除了国际化视角，自始至终也总有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声音，本土视角一直是它的主要研究视角之一。[24～25]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港台本土心理学的影响，大陆社会心理学界曾经对本土化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也培养了一批社会心理学人才。[26]但大陆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具有不同于台湾地区的独特特点，它由于起步较晚，没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历史)去经历像台湾地区那样清晰的对西方心理学的“移植—反思—抛弃”的发展过程。目前，在西方社会心理学获得日新月异发展(如“神经革命”)的环境下，我们很难(也没有必要)像台湾地区那样暂时抛开西方社会心理学而一心研究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相反，我们要借亚洲社会心理学向主流社会心理学突围的机会，用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最新方法(包括国际华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路径)研究本土及文化心理学，努力在研究的开始就与国际对话。[27] 实际上，本土及文化心理学的实质是结合当地社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正是不同华人地区(群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了研究路径的不同。高度国际化和长期多元化的原生华人社会背景，决定了香港社会心理学以融合华人文化特色的跨文化研究为主导；传统文化未间断的延续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并存，塑造了台湾社会心理学重视传统文化及其变迁的本土心理学主导格局；从“集体主义文化”社会移民到“个人主义文化”社会的跨文化适应，成就了国际华人社会心理学的新文化心理学这一全球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新方向。方文在梳理欧洲社会心理学发展繁荣历史的基础上，提出大陆社会心理学应该以中国宏大的社会转型研究，尤其是社会分层和阶级群体研究所兴起的群体资格研究为基础，重点考察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人的群体分类及其解构、建构和认同等过程对心理的形塑和影响，称之为转型心理学。[28]我们认同这种强调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心理现象进行研究的社会心理学，但它需要结合包括跨文化视角、本土视角和新文化视角在内的本土及文化心理学研究路径，才能产生既属于自己又能走向世界的独特贡献。在这方面，杨中芳所领导的包括海峡两岸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的中庸心理学研究团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29]如此，华人社会心理学研究群体将有可能作为一个整体迈向世界社会心理学的前沿。 四、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建议 不管是在心理学学术阵营中被“边缘化”，还是在社会实践中“失语”，中国社会心理学(这里不包括港台)的尴尬处境，都来源于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困局，其间混合着重理论还是重应用的研究策略选择之纠结。毫无疑问，随着全球化的加快和社会心理学学科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心理学者面临着尽快以西方人认可的方式在国际发表论文的压力，即学者和学术发展要求国际化；但是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又决定了其受到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即要求本土化。尽管两者并不矛盾，但短期之内仍然造成了一种两难困局。通过上述比较视野中社会心理学发展路径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应该抓住亚洲社会心理学正在向美欧社会心理学突围的机会，在学习和运用国际最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中国空前的社会转型为背景，融合跨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和新文化心理学等研究视角，努力发展本土及文化心理学。 对此，我们对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提出5条具体建议： 第一，以本土化推动国际化。21世纪的今天，本土化与国际化齐头并进是时代赋予中国社会心理学者的使命。我们不能像本土化运动产生之前那样盲目地追随西方的研究，因为历史已经证明那是错误的做法；我们也不能像本土化运动之初那样，暂时抛开西方的研究而只专注于自己的问题，因为深度的全球化没有留给我们闭门探索的时间和空间，不吸收和融合西方的视角也会让我们丧失对话的权力。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必须在国际化的同时进行本土化。国际化(虚心学习西方)是本土化的前提，本土化是真正国际化(以自己的方式为全球社会心理学做贡献)的保证，要以本土化带动国际化。因此，本土化与国际化困局的最终解决，不是二选一，也不是排一个优先顺序，而是直面挑战，两者结合。 第二，面向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研究，融理论与应用于一体。面向社会现实进行研究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正是前述本土化的实际内容。在研究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要站在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视角上，注意现实问题发生的传统与现代相冲突的背景和含义。例如，杨宜音指出：研究群己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是我国社会心理学的核心课题，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群己关系以“关系”为主，与西方文化下群己关系以“分类”为主不同。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人“我们”概念的形成很可能是传统的“关系化”和现代的“类别化”相互交织的过程。[30]不难发现，群己关系的课题，一方面关涉诸如群体事件、民族和谐、社会阶层冲突等各种现实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联系着“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这一北美社会心理学和欧洲社会心理学发生分歧的关键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对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深耕，是解决“重理论还是重应用”这一研究策略纠结的良好途径。 第三，立足跨文化比较，着力建构核心理论。核心理论的建构对于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成功，功不可没。同样，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在关注自己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也要着意建构自己的核心理论。这里的核心理论是指超越于个别研究的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在跨文化比较基础上，对全球性问题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思想和视角，是中国社会心理学建构核心理论的英明之选。这也是前述亚洲社会心理学以本土及文化心理研究向主流突围形势下的有效途径。例如，国际华人社会心理学的新文化心理学研究，以及香港社会心理学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都是在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寻找华人心理与西方人心理的共性和差异，并将具有华人特色的心理维度发展成具有文化普适性的内容，最终与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现一起，构成一种更全面的对人类某方面心理进行解释的整合理论。可见，立足跨文化比较建构理论，是以本土化推动国际化的一种具体体现，也可能是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进行深耕的最终成果。例如，对推动欧洲社会心理学发展起核心作用的社会认同理论，由于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如今已发展成能够启发和引导一系列新理论的元理论。[7]遗憾的是，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理论，尤其是元理论，在我国还很少。 第四，重视学科建设，建立学术共同体。从组织的形式来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正是担此责任的主体，应该在教材建设、学科建设和学位点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这是解决中国社会心理学“边缘化”的组织和体制保障。首先，在教材建设上，要在体现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最新进展的同时，着力于激发中国学生如何利用这些最新方法来研究中国自己社会问题的兴趣。因此，在介绍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成果时，应把重点放在他们的研究方法上，放在他们的研究如何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上，放在揭示其研究视角和结论所具有的文化偏差上。其次，在学科建设上，应该给社会心理学至少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的位置，独立的硕士及博士学位点设置，定期的社会心理学学术交流及培训体系的建立，以及有影响的专门的社会心理学学术期刊的创立。如此，才能逐渐形成有规模、有影响的中国社会心理学学术共同体，并不断为新时期中国社会心理学培养出大批人才。 第五，加强平等式甚或主导式的国际合作。长期以来，港台学者和大陆学者主要是以国际知名学者主持的跨文化研究项目合作者的方式出现在国际社会心理学的舞台上。现在，我们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于此，要加强平等式甚或主导式的国际合作。首先，我们要在合作中对研究问题有更多的实质性贡献，而不仅是本土资料的收集者；其次，我们要在问题提出之前建立平等式的合作关系，然后共同去发展研究问题；更进一步，我们要把自己已有的研究成果或率先提出的研究问题，拿到国际平台去寻求扩展和合作，在合作中增加对研究的主导性。除了研究问题本身的合作，我们还要加强在学术期刊和学术组织上的合作，推动学术成果和学术人才的国际化。所有这些合作的切入点和重点，在于以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为突破口，跟亚洲和全球华人社会心理学家合作，这样既有利于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又有利于国际化。 简言之，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归根结底在于真正地坚持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以中国社会“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只不过，这个本土化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本土化，虽研究本土现象，但具有全球意义，本土化的最终是国际化；以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为中心，以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为宗旨。只要解决好了中国问题，也必将能为世界提供宝贵经验。让我们一起期待中国社会心理学更好更快地发展，期待中国社会心理学早日融入国际社会心理学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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