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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时代的古典名著《世说新语》（简称《世说》）的许多基本问题至今仍然悬而未决。笔者近年来研治《世说》，略有所得，兹考论如下，以就正于海内方家。
一、《世说》成书的时间和地点
《世说》成书的具体时间，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多数学者认为此书撰成于元嘉时期。郑学韬先生认为“《世说》的撰集，当在元嘉三年之后”，“有可能撰于元嘉十年之前”①。其论据虽不充分，却使这一问题的探讨深入了一步。杨勇先生说：“元嘉十六年，（刘义庆）出任江州刺史，书之编成，殆在此时也。”②此说极是，但杨先生未加证明，兹申论如下。
《世说》之编撰有一最基本之通例，即不载录生人之事（但并非不录生人之名），此乃无庸置疑之客观事实。清人王晫云：
临川取汉末，魏、晋数百年之事，网罗编次，遂勒成一家言，而予欲以数十年中所见所闻，与之颉颃，……（《今世说·自序》）
临川当日，以今人述古人，故取裁多而征信亦易。吾之为此，以今人述今人，见闻多所阙遗，……（严允肇《今世说·序》）
“以今人述古人”，这是《世说》记言叙事的基本角度。“古人”，即是已经作古之人。这一情况对我们考察《世说》成书之时间是很有利的。
《世说》提到的由晋入宋的人物共有六位，即傅亮、羊欣、王惠、袁豹、谢灵运和孔淳之。淳之生卒年不详，其余五人情况如下：傅亮（？-426年）；王惠（385-426年）；袁豹（373-414年）；谢灵运（385-433年）；羊欣（370-442年）。
孔、谢事，见《言语》108：
谢灵运好戴曲柄笠，孔隐士谓曰：“卿欲希心高远，何不能遗曲盖之貌？”谢答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
傅亮，见《文学》99：
殷仲文天才宏赡，而读书不甚广，傅亮叹曰：“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才不减班固。”
又见《识鉴》25：
郗超与傅瑗周旋。瑗见其二子，并总发，超观之良久，谓瑗曰：“小者才名皆胜，然保卿家，终当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袁豹，亦见上引《文学》99。
羊欣，见《伤逝》18：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与羊欣书曰：“贤从情所信寄，暴疾而殒，祝予之叹，如何可言！”
王惠，见《贤媛》31：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
从这些记载来看，孔、羊、王、袁四人并非记述之主体，其是否在世与《世说》之编撰关系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傅、谢二人。傅亮于元嘉三年（426年）被宋文帝诛杀。因之，《世说》之撰集不会早于此年；谢灵运于元嘉十年（433年）遭到与傅亮同样的结局。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世说》当成书于元嘉十年之后。
《世说》乃成于众手之书，故此书之编撰必在群彦聚首之时。元嘉十六年（439年），刘义庆37岁，此年四月他出任江州刺史。此时他招聚文士，如袁、鲍、何、陆诸人皆在其身边。史载：
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宋书》卷51《刘义庆传》）
卫军临川王义庆雅好文章，请为咨议参军。（《宋书》卷70《袁淑传》）
（鲍）照始尝谒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义庆奇之。赐帛二十匹，寻擢为国侍郎，甚见知赏。迁秣陵令。（《南史》卷51《刘义庆传》）
至元嘉十七年（440年）十月，他又被任命为南州刺史。
他在江州任所的时间总共为18个月。
《世说》全书凡85000言，以18个月的时间完成这样篇幅的著作，虽然对刘义庆一人来说并不可能，但鲍照等才士通力合作，则并非难事。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世说》撰集成书的时间是在元嘉十六年（439年）四月到元嘉十七年（440年）十月间，撰成之地点即在江州。除此以外，任何时间和地点刘义庆都不具备率领幕下文士编撰《世说》的条件。因之，我们也有理由进一步推断：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其目的正是为了编撰《世说》、《幽明录》等著作。
二、刘义庆主编《世说》的原因
刘义庆主编《世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政治原因。
《宋书》卷51《刘义庆传》：
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
周一良先生从“世路艰难”四字出发，结合宋文帝刘义隆不断诛杀大臣的许多史实，说明“世路艰难”，“就是指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特别是指宋文帝刘义隆的猜忌，使诸王和大臣都怀有戒心，惴惴不能自保”。进而得出结论说：
他（指义庆）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世说新语》里记载的人物、事件、议论，都和刘义庆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相去悬远，不相涉及，而这正是他著述的宗旨所在。③
周先生的见解是十分深刻的。“世路艰难”确是刘义庆主编《世说》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原因。但先生所说，亦有言而未尽之处，兹更申之。
“马”在中国古代是武力的象征。《三国志》卷32《先主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刘）备住荆州数年，尝于（刘）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备曰：“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
英雄俊杰之建功立业，离不开萧萧骏马，盖于马上方能得天下。“马”是战争、雄力、进取之象征，而“髀肉复生”则为英雄失意之慨叹。郝懿行《晋宋书》故：“有马”条云：“马畜息耗，可以觇民力之兴衰。”④“马多”既可说明国富民安，又足以显示军事力量之强大。六朝子弟本尚马术，义庆“少善骑乘”，足见其长于此道。成年之后，他却放弃了这一爱好，转而移情文史，这正是“世路艰难”造成的。《宋书》卷51《刘义庆传》：
（元嘉）六年，加尚书左仆射。八年，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迄求外镇。太祖诏譬之曰：……。义庆固求解仆射，乃许之，加中书令，进号前将军、常侍、尹如故。
元嘉八年（431年），义庆29岁。前此五年，即元嘉三年（426年），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徐羡之和尚书令傅亮被文帝杀掉，不久又杀荆州刺史谢晦、吴郡太守徐佩之；元嘉七年（430年），又杀兖州刺史竺灵秀。这些惨剧都发生在刘义庆的眼前。而宋文帝之心胸又特别狭窄。史载：
世祖以（鲍）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同上）
连作文章都不许手下人超过自己，其它方面就可想而知了。鲍照真是聪明人，否则其下场和以“空梁落燕泥”的佳句取祸的薛道衡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在这样一位皇帝身边，义庆时刻都有“伴君如伴虎”之感，其请求外任、避免“灾祸”，自然是情理中事。元嘉二十年（443年），义庆在广陵病重，此时他才向文帝申请重归阔别11年的京城建康。而在这11年内，京城里又发生不少的惨剧。由此可见，刘义庆在诸王中是一位很有头脑、善于自保的人物。
（二）社会原因。
刘宋去魏晋未远，讲说前朝人物故事，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世说》之编撰正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反映。《宋书》卷81《顾凯之传》：
……（凯之）尝于太祖坐论江左人物，言及顾荣，袁淑谓觊之曰：“卿南人怯懦，岂办作贼。”觊之正色曰：“卿乃复以忠义笑人！”淑有愧色。
顾荣乃江东名士，屡见于《世说》。《宋书》卷54《羊玄保传》：
子戎，有才气……戎二弟，太祖并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
同书卷57《蔡兴宗传》：
兴宗幼立风概，家行尤谨，奉宗姑，事寡嫂，养孤兄子，有闻于世。太子左率王锡妻范，聪明妇人也，有才藻学见，与锡弟僧达书，诘让之曰：“昔谢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兴宗亦有恭和之称。”其为世所重如此。
一是皇帝给孩子赐名，一是“聪明妇人”对小叔的训词，并援引魏晋的人物、故事以为依据，当时上流社会之风气可见一斑。
刘义庆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侯王，他出生于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元兴二年（403年），至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二年（420年）东晋灭亡时，他已经18岁了。因此，他对于魏晋人物、事迹的了解更不会逊色于同时代的其他人。易宗夔说：
二刘去晋未远，竹林遗韵，王谢余风，不啻身亲酬酢，掇其语言而挹其丰采也。（《新世说·自序》）
王世懋说：
……晋人雅尚清谈，风流映于后世，而临川王生长晋末，沐浴浸溉，述为此书。至今讽习之者，犹能令人舞蹈，若亲睹其献酬。倘在当时，聆乐、卫之韶音，承殷，刘之润响，引宫刻羽，贯心人脾，尚书以之含笑，平子由斯绝倒，不亦宜乎？（《批点世说新语序》）
作为刘义庆及其幕中文士集体劳作的结晶，《世说》也是元嘉时代社会风气的产物。
（三）家学原因。
刘义庆主编《世说》，不仅出于其个人的兴趣，而且与其家学传统有一定关系。彭城刘氏虽发迹行伍，但素来推重文章学术。刘勰说：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文心雕龙·时序》）
事实确如刘彦和所说。史载：
高祖少事戎旅，不涉经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宋书》卷64《郑鲜之传》）
宋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南齐书·王俭传》）
长七尺五寸，博涉经史，善隶书。（《宋书》卷5《文帝纪》）
帝少机颖，神明爽发，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南史·孝武帝纪》）
帝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南史·明帝纪》）
又据《隋书·经籍志四》，有《宋武帝集》12卷、《宋文帝集》7卷、《宋长沙王道怜集》10卷、《宋江夏王义恭集》11卷。另据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有《道规集》4卷、《义欣集》10卷、《义宗集》12卷、《义季集》10卷。其他如南平王休铄、建平王弘、庐陵王爱真、始兴王浚等也都爱好文义，诸王本传均有记载。其中宋武帝刘裕是义庆的伯父，刘道怜是义庆的父亲，宋文帝刘义隆、江夏文献王刘义恭与义庆为堂兄弟，刘义欣乃义庆之兄，义宗为义庆之弟，义季为刘裕之子、义庆之从兄弟。
这些情况说明重视文学是彭城刘氏一族的家学传统。刘义庆作为“宋室之表”，在王事余暇招集文人编撰《世说》，也是家风使然。
三、《世说》之原名
《世说新语》之名称颇多，见于文献者，有《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刘义庆世说》、《刘义庆说苑》、《晋宋奇谈》等等，纷纭不一，而无定式。宋人黄
《东观佘论》卷下著录其父黄伯思《跋〈世说新语〉后》云：
《世说》之名肇刘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书今亡。宋临川孝王因录汉末江左名士佳语，亦谓之《世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云：
宋临川王刘义庆有《世说》八卷，梁刘孝标注之为十卷，见《隋志》。今存者三卷，曰《世说新语》，为宋人晏殊所删并，于注亦小有剪裁。然不知何人又加“新语”二字，唐时则曰“新书”，殆以《汉志》儒家类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已有《世说》，因增字以别之也。
显然鲁迅先生也认为《世说》为《世说新语》之原名。对此，杨勇先生考证详明，已不容后学置喙⑤；日本学者松岗荣志据其国内独有之文献，⑥更申杨说，益令人信服。杨师援引刘孝标注称《世说新语》为《世说》之五例，论证极为有力，但先生所举尚有未尽，兹更广其例如下：
《雅量》40刘注云：“此星见，多为兵革事。此后十六年，文帝乃崩，盖知长星非关天子。《世说》虚也。”
《赏誉》143刘注云：“按述虽简而性不宽裕，投火怒
，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虚相褒饰，则《世说》谬设斯语也。”
《捷语》6刘注云：“按《中兴书》，愔辞此行，温责其不从，转授会稽。《世说》为谬。”
《贤媛》13刘注云：“……三家之说并不同，未详熟是？然李氏不还，别有余故。而《世说》云自不肯还，谬矣。”
《惑溺》5刘注云：“寿敦家风，性忠厚，岂有若斯之事？诸书无闻，唯见《世说》，自未可信。”
此五例及杨师所举，便足以证明《世说》为《世说新语》之原名。
据《梁书》卷50《刘峻传》，刘孝标于天监七年（508年）开始编撰《类苑》，而完成于天监八年（509年）。⑦《世说新语注》的撰写当在此年之后。孝标卒于普通二年（521年）。设使他于天监九年（501年）开始为《世说》作注，则距《世说》之成书（元嘉十七年，即440年）为70年。孝标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距《世说》之成书为22年。又《梁书》卷50《刘峻传》：
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岁，为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刘实悯峻，以束帛赎之，教以书学。……峻好学，家贫，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
其发，既觉复读，终夜不寐，其精力如此。
刘峻8岁时为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此时距《世说》之成书为30年。《世说》当为孝标8岁之后所读之书。因之，孝标既然称《世说新语》为《世说》，则其原名必为《世说》，此事已无庸置疑。
不仅如此，在孝标之前曾为《世说》作注的史敬胤也称《世说新语》为《世说》。敬胤注今存51条，见宋人汪藻《世说叙录·考异》，其中13条无注。汪藻云：
其所载以宋齐人为今人，则敬胤者孝标以前人也。
周祖谟先生进一步推断说：“案敬胤事迹无考”，据“王丞相云刀玄亮之察察”一条注文，知与卞彬同时，当为南齐人。敬胤注与刘孝标注全不相同，虽采录史书较详，而缺乏剪裁，除引史书外，间或对临川原作有所驳正。……敬胤原书早已亡佚，而刘孝标注独传至今，这或与孝标书晚出，且引据洽，注释详密，剪裁得当有关。孝标的名声又高于敬胤，自不待言。“（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前言》）”周先生所论颇为中肯，但有两个问题尚需申明：一是敬胤之姓氏问题，二是敬胤生活之时代问题。
《企羡》2“王丞相过江”条，敬胤注曰：
以……史畴太肥，为笨伯。……史畴位至豫章太守、御史中丞、武昌内史，民其后也。
其中的“民”字，是部下对地方官长的自称，表示谦卑。此为六朝习语。敬胤既自称“民其后也”，那么作为史畴之后人他自当姓史。
汪藻以史敬胤为“孝标以前人”，周祖谟先生以之为“南齐人”，这固然不误，但尚不够具体。今详检敬胤注原文，“王大将军在西朝时”条注记述周顗之后人云：“玄孙颢，今尚书郎，颙，今散骑郎。”又云：“朗生仁昭，今新安太守。”“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条注：“（卞）延之生彬，彬今南郡丞。”“许侍中与顾司空俱作王丞相从事”条注：“（顾）台民生阮之，始兴相也。”“江仆射年少”条注：“（江）
，南康王友，”“王丞相过江”条注：“（江）象字元卫，尉定侯，六世孙淹，今骁骑将军。”“会稽虞騑”条注：“（虞）慭孙，今北中郎咨议。”又云：“（虞）踏生安，今正员外郎。”又云：“（孔）景生广，今太尉西曹掾。……山民生道存，今步兵校尉。”
以上敬胤注涉及之人物凡11位，这11人，周颢、顾阮之、虞慭虞安四人正史无传，周仁昭、孔道存为宋人，周顒、卞彬、江、孔广为齐人。江淹属于梁人，但《梁书》卷40《江淹传》云：
永明初，迁骁骑将军，掌国史。出为建武将军、庐陵内史。视事三年，还为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寻复以本官领国子博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
“永明”为齐武帝萧赜年号，“少帝”指海陵恭王萧昭文（他卒时年15）。江淹为骁骑将军，时在永明初（483年）到少帝初（494年），历时11年。敬胤既称“六世孙淹，今骁骑将军”，则其《世说新语注》必作于483～494年之间。再联系敬胤注所涉及的两位宋人，四位齐人，史敬胤当为宋末齐初之人无疑。他为《世说》作注距《世说》成书为43～54年，比刘孝标为《世说》作注要早16～27年。因此，他对《世说新语》的称法更具有可信性。《世说·尤悔》4：
刘琨善能招延，而拙于抚御。一日虽有数千人归投，其逃散而去，亦复如此，所以卒无所建。
该条敬胤注云：“琨以永嘉元年为并州。于是，晋阳空城，寇盗四攻，而能收合大众，抗行渊勒，十年之中，败而能振。若不能抚御，其得如此乎？且凶荒之世，千里无烟，岂一日而有数千人归之？……若一日数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纪之间，以对大难乎？《世说》苟欲爱奇，而不详事理也。”
既然史敬胤也称《世说新语》为《世说》，参以《南史·刘义庆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世说新语》之原名为《世说》，已是铁案无疑。余嘉锡先生说：
《隋志》以下但题《世说》者，省文耳。（《四库提要辨证》卷17“《世说新语》”条）
周本淳先生也说：“著录称《世说》者，为从简之例。”⑧
后世之文献涉及《世说新语》时，固然有简称为《世说》者，但史敬胤、刘孝标以《世说》称之，这一客观事实“简称说”是解释不通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等文献以《世说》之名著录《世说新语》，乃是尊从原名、存其旧貌之意，至于当时社会上流行何种异称，史官们是略而不顾的。
四、《世说》体制之渊源
《世说》36门，依门系事，条理井然。这一广为后代笔记小说追摹的体制并非《世说》首创，而是渊源有自的。
渊源之一为西汉刘向的《说苑》。
今本《说苑》凡20卷，依卷立名，有“君道”“臣术”、“建本”、“立节”等20类。这些卷次名称皆由二字组成，在形式上与《世说》各门之名称相同；从内容上看，《说苑》的某些门类与《世说》也颇为相近。如“贵德”与“德行”，“政理”与“政事”，“正谏”与“规箴”，“善说”与“言语”等等。蔡元培先生说：
昔汉魏之际，渐尚清谈，逮晋宋而极盛。临川王义庆，乃仿刘子政《世说》之例而作《新书》，务以标新领异已耳。（《新世说·跋》）
蔡先生认为《世说新语》是模仿刘向《世说》的产物。而向宗鲁先生则云：
予谓《世说》即《说苑》，原注《说苑》二字，浅人加之。考《御览》三十五引《世说》，不见义庆书而见《说苑·君道篇》。《书抄》百四十一引《世本》，其文与《世本》不类；“《世本》”乃“《世说》”之讹，今见《说苑·立节篇》。此所引皆中垒《世说》也。《初学记》十七引刘义庆《说苑》，今见《世说·捷悟篇》。又卷十九引刘义庆《说苑》，今见《世说·文学篇》。黎刊《太平寰宇记》一百十八引刘义庆《说苑》，今略见《世说·排调篇》。此所引皆临川《说苑》也。是则临川之《说苑》即《世说》，而中垒之《世说》即《说苑》审矣。（《说苑疏证·叙例》）
宗先生所言虽证据不足，但考证严密。他又说：
中垒之与临川，一则推本经术，一则祖尚玄虚，其旨异。一则辞多繁博，一则言归简要，其文异。所以得同名者，以其分门录事，体制相类也。（同上）
此论颇为中肯。依向氏之说，则《世说新语》与《说苑》之关系则密同形影了。
渊源之二是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
《风俗通义》原本30卷，每卷为一篇，分子目134条。今本为10卷，即“皇霸第一”、“正失第二”、“愆礼第三”、“过誉第四”、“十反第五”、“声音第六”、“穷通第七”、“祀典第八”、“怪神第九”、“山泽第十”。其《姓氏篇》宋时已亡，后自《永乐大典》辑出，附录于末。此书分门别类地叙述各种事物，其中的“愆礼”、“过誉”、“十反”等篇，就事论人，颇似《世说》中的人物品评。显然，《风俗通义》的体制受到了刘向《说苑》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了《世说》。
渊源之三是晋代的志人和志怪小说。
西晋人郭颁著有《世语》一书。《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魏晋世语》10卷，原注云：“晋襄阳令郭颁撰。”此书一般简称为《世语》，刘孝标注引用多达十四次。
《世语》原来是分类的。《三国志》卷23《裴潜传》裴松之注云：
案本志，宣名都不见，惟《魏略》有此传，而《世语》列于《名臣》之流。
“名臣”系《世语》中的一类。据此可知，志人小说之分类法西晋时期的《世语》已经采用。清人叶德辉说：“《世说新语》佚文引见唐、宋人类书者，往往与《世语》相出入。按《世语》晋郭颁撰，见《隋志》杂史类。孝标作注，时亦援引以证异同，则临川此书，或即以之为蓝本也。”（《世说新语佚文·序》）如此则《世说》之体制即受到了《世语》的直接影响。
东晋荀氏著有《灵鬼志》一书。荀氏名字、籍贯无考，仅从“鬼侯”一条知其于义熙年间任南平国郎中。此书《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为三卷，《新唐书·艺文志》载入小说家类。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得其佚文24则。刘孝标注《世说》四次引用之。如《方正》37刘注引《灵鬼志·谣征》曰：
明帝初，有谣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硕，峻弟也。后诸公诛峻，硕犹据石头，溃散而逃，追斩之。
其它如《容止》23、《伤逝》9、《念狷》7刘注皆引《灵鬼志·谣征》。显然《灵鬼志》原书是分类叙述的，“谣征”为其中的一类。刘义庆平时是很喜欢志怪的，他又是志怪小说家，著有《幽明录》、《宣验记》等书，故《灵鬼志》分门别类的体制肯定会影响他主编的《世说》。
总之，由刘向《说苑》、应劭《风俗通义》到晋代的某些小说，其分门录事的体制都曾对《世说》的编撰者有所启迪。但追本求源，刘向之《说苑》还是这一体制的鼻祖。
注释：
①《〈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
②《〈世说新语〉“书名”、“卷帙”、“版本”》，《东方文化》第8卷，第2期，1970年。
③《〈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并参见《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159～161页。
④台湾版《丛书集成新编》第114册，第370页；郝氏引《论语》，见《卫灵公》：“子曰：‘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又《周朗传》见《宋书》卷82。
⑤《〈世说新语〉“书名”、“卷帙”、“版本”考》，台湾《东方文化》第8卷第2期，1970年。
⑥《〈世说新语〉原名重考》，《思想战线》1989年第5期。
⑦刘之遴《与刘孝标书》云：“铅摘既毕，东青已就，……自非沉郁淡雅之思，安能闭志经年，勒成若此？”（《全梁文》卷56）
⑧《〈世说新语〉原名考略》，《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