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南北关系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关系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发展是旨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一种新发展观。它要求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要遵循公平性原则，处理好人类之间的“代内”、“代际”关系。当今世界的南北关系集中地体现了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代内”平等问题。这一关系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全球的安全和稳定。
一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是当今世界引人注目的四大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口增长过快、粮食短缺、贫富差距扩大、能源和资源逐渐匮乏、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困扰着人类。由于这些问题程度不同地触及到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具有全球性质和世界性影响，因而被称为“全球问题”。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深刻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的不断加深。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可持续发展作为“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唯一出路”被提出，并逐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解释，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p.10）它包含有两个关键性的意思，一是人类的需要， 包括各种需要，特别是穷人的需要，这些需要应该被置于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二是环境限度。环境满足现在和未来各种需要的能力是有限的，经济发展不能突破环境限度。因此，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要遵循公平性原则。
所谓公平性原则（Fairness）是指人类要公平地享受利用资源的机会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代内公平，即全球范围内同代人之间的公平。代内公平要求经济发展必须满足全球所有人民的基本需要并给予他们提高福利水平的机会，消除不同阶层之间、不同地域之间和不同国家之间在机会选择和成果占有上的差别悬殊和两极分化的现象，尤其是要把消除贫困作为经济发展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二是代际公平，即经济发展在保证当代人福利增加的同时又不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代际公平原则强调，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当代人不能因为谋求自身福利的改善而掠夺式地使用资源，从而降低后代人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必须改善至少要保持自然环境以维护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在这里，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一种旨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新发展观，着重提出了人类在生存权和发展权上的公平与平等问题。自古以来，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生命线。它们之间是否和谐，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加强，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今天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不仅仅决定于人与自然的和解，还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本身的和解。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解是以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前提的。因此，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我们更应该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可持续发展中，人与人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人与人之间的纵向的“代际”关系。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当发展促使当代人的福利增加的同时，不应该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当代人不能为了自己的消费和享乐，剥夺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第二，人与人之间横向的“代内”关系。可持续发展还意味着必须体现公平、平等的原则，即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该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21世纪议程》提出要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以保证人类拥有一个更加安全和美好的未来。
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要公平地解决“代内”与“代际”关系。这是可持续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的最根本差别。在传统的发展观中，公平性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代际”公平问题逐步突出出来，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仅以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为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持的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的45年中，大约有12亿公顷土地（相当于中国和印度两国国土面积之和）主要因为农业活动、砍伐森林和过度放牧而造成中度到极度退化，相当于地球上有植被地表面积的11%；全世界受退化影响的耕地有4300万公顷，每年有600万公顷土地退化成类似沙漠状态。〔2〕（p.10）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代际”公平问题普遍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但尤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代内”公平问题。这不仅仅是由于代内问题往往优先于代际问题，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而且还因为“代际”公平问题是由当代人代理事实上还不存在的后代人来提出和努力解决的。如果人们连代内公平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怎样相信能通过当代人的代理来解决代际公平呢？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即南北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集中地涉及到代内的公平或平等。这一关系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全球的安全与稳定。
二
自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并通过《21世纪议程》以来，全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现实选择和行为规范。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种原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的分歧与矛盾。首先，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目标理解不一。发达国家过分强调可持续发展中的环境因素，用保护环境来制约发展中国家开发和利用本国资源的主权。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只有促进可持续发展才能逐步解决好环境问题，环保不应该成为发达国家提供资助的一种附加条件。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更加突出。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目标更侧重于环境的保护和生态效应，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增长的质量，改变消费模式，减少单位产值中资源的消耗以及污染物的排放量，并通过关心气候变暖等全球环境问题，企图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其进一步掠夺发展中国家的丰富自然资源而作各种尝试。而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则主要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解决温饱和人口的健康、教育和安全等社会问题，提高保护环境和生态的能力。其次，关于国家主权问题。发达国家认为，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正是主权国家的行为造成的。为了保护人类的共同财富和避免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灾难的发生，必须限制国家主权。国际机构有权力监督各国的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行为以及经济发展政策的制订。发展中国家认为，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国际合作必须以相互尊重主权国家为基础，本国的资源利用和各项经济政策的制订属于一国的内政，不容他国干涉。限制主权国家的观点不过是以环境保护为名来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而已。再次，关于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发达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需要，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要求发展中国家用环境政策来指导经济发展，并采取种种经济手段迫使发展中国家屈从它们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在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上，发展是它们的首要任务，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来换取环境的改善。环境问题应同发展问题联系起来，因为贫困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和妨碍发展中国家保护治理环境的主要原因。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更好地保护环境。而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又必须改善国际经济环境，打破不合理的和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由于存在着上述分歧与矛盾，特别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明显加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争吵与斗争不断发生，有时还相当激烈。
焦点之一，关于全球环境恶化的责任问题。发达国家认为世界各国对全球环境的恶化都负有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坚决主张发达国家应负有主要责任。因为在历史上，正是由于发达国家在过去一两个世纪中盲目追求工业化，才造成了现在这种恶果。直到今天，发达国家依然是世界资源的主要消耗者和污染物的主要排放者：占世界人口25%的发达国家消耗了世界资源的80%，排放有害气体占全球的65%。由于对全球环境恶化的根源和责任认识不一，直接影响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资金筹措和技术转让问题。发展中国家认为，既然发达国家在全球环境恶化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理所当然地应向发展中国家以非商业性的条件提供资金和技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保护和治理环境。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发大会上，迫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一些发达国家作出了提供资金和环保技术优惠转让的意向性承诺，即拿出各工业化国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0.7%作为海外援助资金（ODA ）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尽快摆脱贫困。但在实际上，只有北欧的挪威等少数几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发达国家1993年的ODA只占GDP的0.29%，比1992年占GDP的0.33 %还有所下降。〔2〕（p.22）据联合国环发委员会估计，到2000年前， 每年用于保护地球环境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费需要6250亿美元，其中的80%应由发展中国家自己解决，剩余的20%（1250亿美元）由发达国家提供。但是，至今为止，这笔资金只落实了550亿美元。在环保技术方面，发达国家居世界领先地位。根据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应当按照优惠或非赢利原则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保的技术和设备。但西方国家同样不予承诺。他们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将技术转让和保护知识产权捆在一起，并且不想通过政府行为去购买再转让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的技术。其实质是利用他们目前掌握的先进技术捞取更多的高额利润。这进一步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
焦点之二，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南北关系最突出地表现在南北的贫富差距不断在扩大。当今世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以占世界人口5%的首富和南方赤贫的人均收入为例，1960年二者相差30倍， 1970年为32倍，1990年增加到60倍。〔2〕（p.23）据世界银行统计， 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在1980年底达6390亿美元，1990年底达13410 亿美元。迄今世界上160个发展中国家积欠的外债已高达2.5万亿美元。到1997年，41个最贫穷国家的外债总额已高达2320亿美元。目前非洲的外债已超过3000亿美元，相当于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80%，其中20个国家的外债已超过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已从10年前的36个增加到48个，它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0%，而收入仅占世界总收入的0.1%。〔3〕（p.55）
焦点之三，生态帝国主义的种种行为。生态帝国主义，或称生态殖民主义，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形态。在理论上，西方生态帝国主义以美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伽瑞特·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的“救生艇伦理观”最为典型、影响也最大。〔4〕（pp.368—369）他认为，地球上各国之间是一种“救生艇式”的关系，占世界人口1／3的富国处于救生艇上，而其余2／3的穷国则落于救生艇之外的水中等待救援。但由于救生艇的承载力有限，它最多只能救起几个落水者。否则，它自身也会因超载而倾覆。所以，富国没有必要以食物、货币、技术等形式帮助穷国。如果那样做不仅会降低和恶化富国的生活水准，而且会使穷国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继续大量增加人口，从而使情况变得更糟。在实践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内采取措施治理环境污染，开发环保技术，限制污染的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的同时，却转嫁环境污染危机，以邻为壑，损人利己，这种行为主要有：（1 ）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将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如，1983年美日英德四国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投资中的1／4是投在化工部门，它们或是在投资时使用国内已不再使用的高污染、低成本的技术，或是在发展中国家生产他们自己已禁用的产品（如杀虫剂滴滴涕，DDT），再全部销往发展中国家。 由此形成了所谓的“环境天堂”现象。〔5〕（P.200—201）（2）将资源破坏性企业建在发展中国家，再进口以满足其国内的需要。如，日本国内明令禁止生产他们所开发的“一次性筷子”，却是在中国投资生产的，仅1996年就从我国进口了200亿双。日本的森林覆盖率达65%， 而我国仅为13%，人均森林面积列世界第119位。〔6〕（p.10）这是一种极为自私的行为，并且从长远来看，既损人又不利己。因为自然资源的破坏（如森林面积的减少）将引起一系列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生态恶果。（3）发达国家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垃圾，每年以5000 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危害，已成为当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为此，1989年3月， 联合国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控制有毒废物越境转移的国际会议，制定和通过了“控制有毒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但是，《巴塞尔公约》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据报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年向境外输出废物达200 万吨。1996年夏天，洋垃圾冲击北京城，仅从美国运抵北京平谷县的垃圾共1000吨。〔4〕（p.351）
三
南北双方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政策上的差异，行动上的不协调，已影响到南北合作和南北关系，阻碍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协调南北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要进一步强化全球可持续发展意识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其周围的环境息息相关。科学知识告诉我们，地球是一个联接着生物、微生物、有机物、无机物的有机生态系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每一次改造，都意味着对生态系统的不同程度的破坏。这种破坏，在临界点内是可以自动修复的。而在临界点以外，则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紊乱乃至崩溃。这并非是危言耸听。众所周知，地球上恐龙的灭绝被认为是生态灾难的结果；美索不达尼米亚文明、玛雅文明等古代文明的衰落也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的。在这些地区，人口的剧增加大了对环境的压力，大量砍伐森林造成了水土流失、粮食减产，最终破坏了这些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与古代的环境生态危机相比，现代的生态危机在量、质上都有所不同。以往的环境生态危机是局部的，我们的祖先可以用迁移的办法来摆脱。而现代的环境生态危机则是全球性的，我们已无处可逃；以往的环境生态危机是缓慢进行的，可以通过自然界内在的自我调节机制恢复到自然平衡状态。而现代的生态危机来势凶猛，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以往的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农业和畜牧业引起的地球表面结构的变化，如森林面积的缩小、水土流失、沙漠化等。而现代的生态危机主要是工农业生产向生物圈排放了种种物质，改变了生物圈的成分。而其中的“废物”往往都是有毒物质，污染了水和大气，严重地威胁人类和一切生命的生存。
因此，在这些全球性问题面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都不能不负责任地继续采取大规模破坏自然环境的行动。而要遏制当前呈日益恶化的全球生态环境趋势，更有赖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真诚合作。只有这样，人类的生存和延续才有保障。否则，环境恶化到一定程度将不可逆转，将以无数倍的方式报复和惩罚人类。
明确双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21世纪议程》指出，南北双方“应享有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的生活的权利，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环境和发展方面的需要。”为此，南北双方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首先，必须认识到他们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责任和义务，是他们从近代以来的殖民主义扩张和他们所追求的高生产、高消费以及由此造成的高污染，对落后国家和地区以及本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对这一点，就是发达国家自己也已公开承认。如，1997年6月在丹佛召开的第23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 法国总统希拉克批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世界1／4”的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污染源”。美国总统可持续发展理事会（PCSD）在一份报告中也承认：“富国在利用地球资源上有优势，这一由来已久的优势取代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地球资源的合理一部分来达到他们自己经济增长的机会。”〔7〕（p.39）因此，发达国家对全球自然环境的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和现实的主要责任，理应承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责任和义务。在这个问题上，发达国家仅仅作出承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拿出实际行动。其次，发达国家要充分理解和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权。生存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任何把民主、人权凌驾于生存权之上的做法都是不人道的。发展权是每个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发达国家不应该以保护环境、资源为借口，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更不能为了自身的私利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最后，发达国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世界是一个在政治、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整体世界。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它们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发展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发达国家自身的发展也将成为问题。只有不断调整民族和国家的局部利益同人类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才能求得人类的共同进步和繁荣。正如美国的保罗·肯尼迪所言，不可想象占全球人口1／10 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将能够作为繁荣的岛屿存在于一个贫穷和社会冲突的海洋里。
在当代，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最大问题的是发展中国家，主要表现在：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贫困现象，相当一部分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尚没有得到满足；资源利用效率低，经济发展持续性差；环境保护能力低，环境污染严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阻碍其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是贫困。由于经济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人们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为了生存，往往不得不对赖以为生的自然资源采取掠夺性的开发，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环境的污染，由此形成贫困与环境退化、资源破坏的恶性循环。这正如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萨乌马所说：“真正的敌人是贫穷和社会不平等。怎么能让饥饿的人们在生存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以及为后代创造财富呢？ ”〔8〕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前提。发展经济，尽早消灭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国际上的经验也证明，没有经济发展作为基础和大量的资金投入，没有技术进步和正确的政策的指导，是不能解决环境问题的。如，美国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着手大规模研究环境问题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1000 美元（1980年价格）；日本在大规模实施污染控制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已达4000美元。而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几百美元的情况下，要完全解决经济、环境、资源问题是不现实的。其次，发展中国家在坚决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履行义务。要从本国的环境与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辩证统一的关系，做到“边发展、边治理，边利用、边保护”，而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再次，发展中国家要自强自立。从目前来看，南北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环境日益恶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难有根本性的改观。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本国经济和摆脱贫困，并在摆脱贫困的过程中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发展中国家单纯地将希望寄托在外援和外部环境的改善上，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自强自立，在保持本国稳定的同时，把握国际机遇，搞好本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促使环境保护水平的提高，并进一步巩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性。
建立有效的国际解决机制 由于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南北关系是跨国界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因此，迫切需要在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机制，用来规范、协调各国的环境行为，共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在这里，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国际机制是指所有涉及国际合作的解决机制，它既包括国家之间的直接的合作解决机制，也包括那些国家之间通过国际组织和订立国际条约、协定和规则等所形成的合作解决机制。较一国力量而言，国际解决机制无疑有着显而易见的作用。它通过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无偿或优惠的跨国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所急需的财力、人力、技术和政策缺口。同时，国际机制也通过规范、调整各国的行为而为许多跨国界、超国界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根本的途径。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已签署了152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条约， 国际组织和机构也愈来愈多地介入到有关环境争端的协调中。但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不能停留在公约、协定上，还必须克服由政治阻滞、利益争夺和观念束缚所形成的各种障碍，建立一套激励机制和对违规者的惩罚机制。
改变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南北关系，最根本的是要改变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南北矛盾就根源于此。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帝国主义殖民时代的产物，它包括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等价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体系和以垄断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被迫承认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决权利，放弃了殖民统治，但它们仍利用所掌握的技术和经济优势，极力维护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控制和剥削，攫取大量的垄断利润。这是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物质基础，但同时它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社会贫困的症结所在。因此，不合理、不公平的国际旧秩序是南北关系的核心，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