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议及会员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平论文,学术会议论文,研究院论文,制度论文,会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0-01-14
中图分类号N092：G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41(2010)01-0026-17
研究机构与学术评议机制的建立，是一个国家科学建制化成熟的重要标志。各国国立性质的科学院，一般都选举院士(Academician或Member)，只有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的学者才能当选，并获得国家的认可。20世纪20年代末，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相继成立，没有立即进行院士选举，而是成立实体的研究所。这是因为现代科学事业处于起步阶段，重大学术成就不多，在国际崭露头角的学者很少，难以选举。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筹备时期实际上更多借鉴法国高等院校的研究院模式，极为重视学术研究的蔡元培和李石曾力图借助大学区教育改革，分别在大学院和北平大学区内筹备研究院。由于这一教育改革遭遇挫折，加之学术界派系对立，以留美学者为主体的中央研究院和以留法学者为主体的北平研究院被迫脱离高校系统，分别在蔡元培和李石曾的领导下建成实体的研究机构。[1]下设研究所并开展具体的科学研究，是我国两大最高科研机构成立初期的突出特点。
抗战胜利在望之际，为促进战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完善学术交流、评议机制，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分别筹备建立院士制度和学术会议制度，二者性质相近，但组织过程迥异，既相互借鉴，也不免竞争。目前，学界对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选举、院士会议等关注较多，其制度方面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2—4]但北平研究院建立的学术评议制度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北平研究院的创建者和院长李石曾是学术会议制度的主要领导和设计者，有许多独到的理解和创新。学术会议既突出北方学界和留法学者群体，又着眼全国，力求学术评价的公正。分析这一制度的得失，并与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相对照，对我们理解我国学术评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1 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所和研究会体制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创立之初采取务实建院策略的同时，并未忽略院士制度方面的建设。中央研究院计划设立评议会，北平研究院则拟议成立“学会”，作为学术评议机构。随着各研究所的次第设立，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评议会”，选聘评议员，以“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
北平研究院在李石曾的主持下，制度方面则颇有创新。李石曾早年留法，曾在巴黎大学和巴斯德研究所学习，对法国的科研和教育体制十分熟悉和推崇。但他不愿照搬，而是按自己的理念和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受百科全书派思想的影响，李石曾在北平研究院的设计上延续其“无所不包”的风格，计划设立天算、理化、生物、人地、群治、国学、文艺等7个部，部下设立研究所和研究会①。
研究会与研究所并列，是北平研究院的一个重要特点。李石曾解释说：
本院中设立研究所与研究会两种组织，研究所与研究会之区别，各有不同。盖研究所有机关性质，有研究员及办事人，每日办公。研究会则仅集多数专门人才，于私人研究之余，在一定时间，共同集合，以交换心得及讨论进行方法。研究所有如外国大学博士实验组及各学院之性质。研究会则与外国大学博士会、学会、研究会等机构相似，此二者本系两种组织，在本院合二为一，实为各国所无，亦为新环境使有新结果之定例。②
李石曾按早年在巴黎参加各类研究会的体会，认为这类研究会各国“随时皆有，足以因之发明新理，获益良非浅鲜”。北平研究院1929年10月制定的《组织规程》第5条规定：
研究院设若干研究会，或以之替代未经成立之研究所之职务，或以之扶助其他研究所之不足。各研究会由院长聘请会员若干人。各研究会各设常务会员及干事各一人或数人，均由院长聘任。有关系研究所之研究员，均为当然会员。([5]，1页)
北平研究院研究会中规模最大、运行最为成功的是史学研究会。常务会员为吴稚晖和李宗侗(兼干事)。1936年升格为史学研究所，所长由徐炳昶担任。水利研究会由副院长李书华负责，成员多来自华北水利委员会。这两个研究会均聘有多名会员，数次召开会议。
而经济研究会、字体研究会、海外人地研究会更像是微型的研究所，各只有1—3名会员从事研究。除史学研究会(每月经费1800元，与研究所相近，远高于其他研究会的每月500元)外，各研究会的运行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水利研究会在1932年后就基本停止了活动，经济研究会1934年后才正式开始工作。而且，随着各研究所工作的不断扩展，研究院的经费日益紧张，研究会的经费被削减。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北平研究院迁昆明，这些研究会和其他附属机关全部关闭，仅保留了包括史学研究所在内的8个研究所③。北平研究院初期还打算组织“学会”，分别延聘院内外专家定期开会，研讨各自领域的学术问题，惜未实行。
另外，北平研究院各所早期聘有特约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系荣誉性质，不支薪，均为国内外该领域权威人士。如物理研究所聘有吴有训、叶企孙、胡刚复等，化学研究所聘侯德榜、吴宪等。北平研究院还聘有多名外籍特约研究员，如雁月飞(P.Lejay)、铎尔孟(A.D'Hormon)等，他们大部分来自法语国家，显示了北平研究院与法国科学界的紧密联系。1930年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Paul Langevin)被聘为名誉研究员，这也是北平研究院历史上唯一的名誉研究员。
2 学术会议第一次会议
抗战胜利前夕，我国学术界对战后科学事业的前景抱有极为乐观的态度。经过近20年的积累，学术界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在“院士”制度方面与国际接轨，几乎同时被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提上日程。北平研究院经过多年经营，除北平外，在上海、陕西、昆明等地均有机构，已不满足于“地方研究院”的形象，因此在制度建设方面也不甘居中央研究院之后。借鉴中央研究院以及国外综合研究机构的相关制度，1945年春，北平研究院即筹备改组各“研究会”，并将拟议中的“学会”定名为“学术会议”，准备推举学术专家为会员；开会时将进行学术讨论、宣读研究论文、研究有关北平研究院的若干重大问题。[6]但在1945年夏送交立法院的《国立北平研究院组织条例草案》中，并无“学术会议”的设置，仅规定“得设通信研究员并得聘请国内外有重要发明或贡献之学术专家为名誉研究员”④。1946年初，李石曾从美国经法国回国，在重庆即召集了有关“学术会议”的首次筹备会⑤。
因忙于国际事务，抗战期间李石曾长期在国外，院务一直由副院长李书华负责。1946年3月17日，李石曾从重庆到昆明，特主持召开学术会议。18—19日，在昆明北郊黑龙潭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开预备会，出席者均为院内人士，有徐炳昶、纪育沣、钟盛标、顾功叙、刘为涛、周发歧、张玺、严济慈、刘慎谔等各所所长及少数研究员。20日，“学术会议第一次大会”即宣告开幕。相比中央研究院仅“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的翻译问题就拖了两年之久，“学术会议”召开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而此时学术会议既未制定规程，也未推举会员，时李书华去英国参加讨论创设“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的“伦敦会议”，并赴美国考察甫归，未能出席此会议。
在18日第一次预备会议上，李石曾讲述了组织学术会议的经过和意义：
现复员在即，此种学术研究会，有从新组织之必要：(一)为国际之需要；(二)为国内之需要。以国际方面言，吾人研究所得，大可发表，以与外国学者交换意见。以国内方面言，吾人研究所得，既可报告政府，又可将研究尚未十分成熟之问题先行发表，以引起社会人士之注意。犹有进者，既有学术研究会，则常可以请院外之人到会讲演。学术会议与院务会议不相同，前者侧重学术报告，后者侧重行政事项。⑥
徐炳昶认为，学术会议应分组举行，学理和实用要紧密联系，并建议学术会议出版的刊物用中文印刷。同时他还从呼吁重视历史研究讲到中国学术独立问题：
外国学者在外国社会中所寻得之社会现象定律，决不能完全以之看作我国社会现象定律。总之，吾人须力求学术独立。若常跟踪泰西，人云亦云，则学术始终落伍。⑦
这次会议对学术会议的规程起草、会员资格和人数进行了讨论。如严济慈提到“谁人可作学术会议之会员”的问题，李石曾回答：“所长皆学术优良之人，故应为会员。”
19日，召开第二次预备会⑧，讨论了修正研究院组织法的问题，并决定了次日大会的报告顺序。下午李石曾等会议人员参观各所。晚上继续开会，讨论复员搬迁等问题。
20日，学术会议在黑龙潭北平研究院礼堂正式召开。主席原定吴稚晖，因吴在重庆开会，故由李石曾任主席。院内在昆明研究人员及通讯研究员出席者包括严济慈、周发歧、张玺、刘慎谔、纪育沣、顾功叙、钟盛标、齐钟彦、李光亮、张济舟、黄有莘、张忠胤、纪庆娥、胡媄、凌育宸、李莲塘、刘师锡、张志三、尚爱松、成庆泰、林友苞、程溯洛、夏武平、喻焘、童寿生、王文田、孙云铸、姚从吾、王序、简焯坡、叶企孙、黄子卿、刘为涛(下午出席)等，李书华的夫人王文田女士也出席了会议。
李石曾致词中称：
本院原有地方性。最初吾人主张我国设立中央研究院及地方研究院。中央者总其大成，地方者求其普遍。地方研究院原有在浙江及北平各设一处之拟议。但浙江研究院迄今未成立。政府所承认而辅助成立之地方研究院只有本院。本院研究范围，原限于北平、河北，以至华北。但战前已分设机关于上海。抗战时期，在云南展开工作，四川、贵州亦均涉及。事实的演进，已非地方性的了……早先本院有学会，由院内外学术人员组织之；又有学术会，由院内人员组织之。其性质，都同于学术会议……今天这个会与其说是正式学术会议，毋宁说仍是预备会。将来复员以后，当将本院人员聚齐，再开正式学术会议。法国、德国均有研究院。但其研究人员不在研究机关内工作。我国的两个研究院，研究人员在机关内，作具体工作。此为许多外国学者所赞许。但学术界之交换意见亦极重要！吾人应成立一个学术会议章程起草委员会，以巩固本院此种会议的基础，并为其进展的依据。⑨
随后，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化学研究所所长周发歧、药物研究所纪育沣、动物研究所所长张玺、植物研究所所长刘慎谔分别报告了各所的研究成绩和现状。当张玺讲到动物学研究所注重滇池水产养殖动物研究时，一贯主张素食、视肉食为“弱肉强食”之象征的李石曾提出“吾人可以经营水产，但可不以动物为对象，如盐，即水产之一”⑩，明确表示不赞成渔业。但滇池渔业是艰苦时期食物的重要来源，此论可堪发噱。如今我们看到这些史料，也仍对前辈学人认真而迂阔的态度风神颇感兴味。
北平研究院的通讯研究员叶企孙、黄子卿等也相继发言，均提及复员后各学术机关和各学科之间的合作问题。并特别注意食物革命，阐明素食与和平之关系。此外研究员孙云铸、姚从吾两先生及王文田女士亦先后讲演。(11)
20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学术会议的性质和起草学术会议规程的问题。
李石曾提出，学术会议规程可由院内数人起草。草成寄诸位通信研究员交换意见，以三个月左右时间完成此项工作。可设起草委员会专办此事。关于学术会议的内容，则包括探讨各国学术机关的报告及讨论具体科学研究等问题。
叶企孙认为，学术会议范围可扩大，使之具有全国性。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议可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其组织序列可列入院组织条例中。其组织之人员可称院员。(12)
刘为涛提议，因有些问题涉及哲学，故在会员构成方面，也应当包括哲学家。
李石曾、严济慈和周发歧等均表示，学术会议应当多延请有学问的人参加，研究问题的范围不妨宽泛，对社会上一些作假和错误的说法，不宜置之不理，而应予以研究，加以批判。李石曾还讲到与郎之万的一次谈话，郎之万认为“人类应当作的科学工作已经很多，那有工夫顾及许多闲事”(13)，李石曾则不赞成这种态度。
对于本次会议，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云南日报》、《朝报》、《正义报》、《国民日报》、《和平日报》等媒体于20日、21日曾予以报导。
3 学术会议制度的建立和会员的产生
昆明会议决定，北平研究院将于1947年在北平召开第二次学术会议，但因为复员工作迟至年底才完成，故未能举行。1948年1月12日，李石曾在上海吴稚晖先生住宅开学术会议筹备会谈话会，拟定规程草案及产生首届会员的办法(14)，成立了学术会议第二次大会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名义上以吴稚晖为首，由委员13人组成，在上海和北平数次召开会议，决议委托院务会议推举本院学术会议第一次会员，由院长聘任之，并决定于1948年9月9日即研究院成立19周年纪念日在北平召开学术会议第二次大会。(15)
对于筹委会的决议，1948年3月3日和9日李书华连续主持召开北平研究院复员后第三、四次院务会议进行讨论。决议先约请六、七十位为首届会员，将来由首届会员推举新会员，上限为500人。学术会议最初被分为天算、理化、地学、史学、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六组。后增加医药、工学、农学和文艺四组，达到十组。(16)院务会议将讨论结果送交筹委会参考。
3月18日，在北平召开的第二次学术会议筹备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暂行规程草案》(17)，内容如下：
第一条 本会议定名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
第二条 本会议会员分左列两种
甲 当然会员 本院历任正副院长与现任各研究所所长
乙 选任会员 选任会员之资格如下
1.国内外有重要发明或著作之学术专家。
2.国内主持学术机关满十年以上者。
第三条 本会议除当然会员外其选任会员第一次不超过九十人，经北平研究院院务会议推举后由院长聘任之。第二次及以后之会员由本会议自行选举。
本会议自行选举初次所选之会员不超过六十人，以后每年所选举之会员不超过二十人，至全体会员满足三百人时，非会员出缺，不得选补新会员。
选任会员为终身名誉职。
第四条 本院研究员及通信研究员均得参加本会议。
第五条 本会议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均由大会推选之，任期三年。本会议设执行秘书一人，由大会推举之，任期三年。
第六条 本会议暂分下列各组：(一)天算组(二)理化组(三)生物组(四)地学组(五)历史科学组(六)社会科学组(七)农学组(八)工学组(九)医药组(十)文艺组
每组设主任一人由大会推选之，任期三年。
第七条 本会议每年举行大会一次，必要时得开临时大会。大会开会时讨论有关学术问题，宣读论文。
会员除宣读其个人研究论文外，并得介绍其他国内外学者来宣读研究论文或代为宣读。
不能到会之会员得委托其他会员代表，并得用书面提出意见或将其论文托其他会员代为宣读。
第八条 本会议常会由主席、副主席、秘书、各组主任组织之，每年至少开会两次，必要时得开临时会。常会讨论各组工作联系并处理日常会务。
第九条 本规程由筹备委员会通过施行，如有未尽事宜，得由本会议大会修改之。
在该草案中，首届会员名额被定为“不超过90人”，联想到中央研究院即将进行的首届院士选举名额为80—100名，二者的关联显而易见。
1948年7月15日，李石曾携新夫人林素珊到北平，不久住到女儿李亚梅(字允修)和朱广才夫妇的“广修堂”中，筹备研究院19周年纪念大会及学术会议第二次会议。李在这里会见了北平研究院同仁及李宗仁、傅作义、吴有训、熊庆来等政、学界人士。自此，李石曾数次到院召开茶话会和由李书华、李麟玉、严济慈、周发歧、徐炳昶、张玺、刘慎谔等参加的学术会议筹备会。
筹备第二次学术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推举首届会员。根据规程，8月13日召开的复员后第五次院务会议商定首届会员名单。该次会议也是李书华主持的最后一次院务会议，严济慈、刘慎谔、徐炳昶、张玺、周发歧、杨光弼出席会议。
在此次会议记录中，保存有一份关于会员名单的讨论稿。从笔迹分析看，该稿最初将会员分为天算、理化、地学、历史、社会科学、生物六组，继而增加农工医、文艺两组，最后又将农工医分为农学、工程、医药三组，这样，学术会议由十组组成。该稿先是一份初定名单，然后会上增加提名，同时圈掉被否决者。
天算组初定熊庆来、李珩、陈省身、赵进义，此次会议增加提名江泽涵、张云，6人均获通过。
理化组初定吴有训、李书华、严济慈、叶企孙、饶毓泰、钱三强、李卓皓、马士修、庄长恭、赵承嘏、李麟玉、纪育沣、周发歧等13人；增加提名林世谨、吴宪、陆学善、高济宇、曾昭抡、吴学周、高崇熙、袁翰青、杨石先、黄子卿等10人；讨论通过李书华、严济慈、吴有训、叶企孙、饶毓泰、马士修、周发歧、吴宪、庄长恭、吴学周、曾昭抡、杨石先、黄子卿、林世谨等14人。
地学组初定翁文灏、杨钟健、李四光、竺可桢、黄国璋、裴文中6人；会议增加提名袁复礼、孙云铸、尹赞勋、李士林、张印堂5人，11人均获通过。
历史组初定徐炳昶、陈寅恪、陈垣、汤用彤等4人；增加提名李俨、顾颉刚、张星烺、张政烺、姚从吾、韩儒林、董作宾等7人；除韩儒林、张政烺外，其他9人获通过。
社会科学组初定王宠惠、吴敬恒、胡适、费孝通4人；增加提名陶孟和、杨端六、陈序经、何基鸿、罗喜闻、吴克刚、顾孟余7人；吴敬恒、胡适调整至文艺组，在定审时又加入崔敬伯，共确定10人。
生物组初定李石曾、刘慎谔、张玺、朱洗、张景钺、陈桢、李惠林、胡先骕、周太玄等9人；会议增加提名胡经甫、戴芳澜、秉志、童第周、沈同5人；结果除李惠林和沈同，其他12人获通过。
农学组原为农工医组，初定林可胜；会议专设农学组，另提名刘大悲、戴松恩、汤佩松、俞大绂、冯泽芳等5人，获通过。林可胜改医药组。
文艺组提名吴敬恒、胡适、朱光潜、谢寿康、魏建功、陆志韦等6人，均获通过。
医药组提名赵承嘏、陈克恢、汤飞凡、李宗恩、朱恒璧、林可胜、戚寿南、朱广相等8人，均获通过。
工学组提名魏寿昆、李书田、刘仙洲、朱物华、侯德榜、张克忠、顾毓珍等7人，均获通过。
在该份档案的右侧，有铅笔注明“石曾先生抬举杨家骆、毕修勺、郑麟、吴克刚、罗喜闻、林世谨”。按李石曾早年即信奉无政府主义，杨家骆和毕修勺都是多年追随李石曾的人。杨家骆编纂百科全书，帮李石曾成就其“中国狄德罗”的梦想[6]，毕修勺是无政府主义者，抗战前即受李派遣到法与无政府主义者邵可侣(Paul Reclus)一起翻译《人与地》。吴克刚和罗喜闻均是留法的经济学家，吴学刚亦信奉无政府主义，著有《一个合作主义者见闻录》、《生存互助论》、《法国合作运动史》等，而罗喜闻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抗战时期曾在昆明任中法大学训导长和文学院院长。林世谨是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的化学博士，且为李石曾夫人林素珊之弟。本次会议上，吴克刚、罗喜闻和林世谨获得通过。值得注意的是，留法派的主要成员，北平研究院创建者之一、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虽经提名但未获通过；曾担任过研究会常务会员或干事且为李石曾亲属的朱广才和李宗侗，则未获提名。
此次会议确定的88人名单中，院内学者9人，即院长、副院长和各所现任所长等当然会员，他们是李石曾、李书华、严济慈、周发歧、刘慎谔、张玺、朱洗、赵承嘏和徐炳昶。除此之外，院内在任研究员无一入选。该名单只有文艺部后来增加张元济和沈尹默2人(18)，经过8月21日学术会议筹备会讨论，全部通过；90人名单正式确定并印发各会员(19)。研究院还函告吴有训等被推举为会员的原通信研究员，不必再兼任通信研究员。
与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提名、评议会选举等程序相比，直接由院务会议拟定名单的做法实在过于简单化。院务会议由清一色的留法学者组成，几人的研究领域只涉及理化、生物和历史，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学术派系、学科方面的局限性，加之名单讨论过程中没有要求明确会员的入选依据，一些入选者的学术成就不够过硬，名单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因此受到影响。当然，由于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已成功完成，北平研究院在拟定名单时自然可以参照，并突出自己的特点。
4 学术会议第二次会议
1948年9月9日上午9时，北平研究院在北平中海怀仁堂举行成立19周年纪念大会及学术会议第二次会议开幕式(20)。出席会议的学术会议会员有戴松恩、李士林、马士修、徐炳昶、李书田、胡经甫、戴芳澜、刘仙洲、费孝通、陈桢、张玺、魏寿昆、李石曾、李书华、李麟玉、张克忠、杨石先、严济慈、周发歧、朱广相、何基鸿、李宗恩、汤佩松、张景钺、胡适、陈垣、刘大悲、朱光潜、黄国璋、顾毓珍、魏建功、俞大绂、张星烺、刘慎谔、袁复礼等35人。在此之前，北平研究院已致函平津以外各学术会员(21)，寄上聘书、会员录和学术会议暂行规程，并称因近来交通不便、旅费开支太大，碍难约请平津以外各地会员出席，所撰论文请托付在平会员代为宣读。故出席者不足应到会人数之一半。会员赵进义、杨端六、裴文中、杨钟健、吴学周、尹赞勋、谢寿康、李文邦、林世谨、李俨等则向会议致电、致信或寄论文。
为表明学术会议的非地方性，李石曾在致词中又抬出吴稚晖，称自己并非以院长资格与会，而是以代理主席的身份，代吴参加会议。(22)为什么李石曾一再让吴稚晖担任学术会议主席，并曾在吴稚晖家中召开学术会议筹备会呢？原来早在大学院改革时，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筹设中央研究院和各地方研究院，议定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负责筹备，浙江研究院由张静江负责，北平研究院由李石曾负责，而由吴稚晖总其成。吴虽不担任任何名义，但参与各研究院之事务。(23)因此学术会议由在政界、学界均具资望的吴稚晖任主席，就有超越北平研究院地方性的意味。而且，李石曾也认为自己作为院长，不宜再兼任会议性质机构的主席，在制度构建方面二者必须分立。
随后，李书华报告北平研究院工作概况，北大校长胡适代表会员、严济慈代表研究员分别致词。其中胡适还提出，北平研究院与中央研究院应招收学生并给学位。
下午3时，北平研究院在中海怀仁堂召开学术会议第二次大会第一次会议，李书华任主席，出席会员包括胡先骕、张玺、马士修、张克忠、戴松恩、袁复礼、陈桢、何基鸿、费孝通、陈垣、刘大悲、朱光潜、李书华、黄国璋、严济慈、刘仙洲、杨石先、李士林、李宗恩、李书田、李石曾、魏建功、汤用彤、徐炳昶、刘慎谔、周发歧、顾毓珍、魏寿昆等28人，杨光弼列席。李石曾提议对研究院方针及制度等问题进行讨论。他说自己正在写一本书，叫做《世界研究院的中国研究院》(24)，其中讲到“研究院”三个字的历史和意义，并比较了法国、德国的研究院；说明“学会”的研究院与“研究所”的研究院应当联合，研究院既应重视研究所的设立，也不能忽略学会的建设。同时，他还阐述了学术与教育、学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学术应社会化，社会应学术化”等主张。(25)这里“学会”的研究院即荣誉性机构，如法兰西学士院、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所”的研究院即中央研究院、俄罗斯科学院等实体研究机构。
本次会议修正通过了《学术会议暂行规程》，重要修正之处包括：增加“本会议讨论有关学术问题，及有关本院重大问题，开会时并宣读研究论文”为第二条，其他各条依次顺延。原第二条中选任会员资格下，增加一项为：“3.对于有关学术事业有重大贡献者”。原第四条列席本会议者增加本院“总干事、秘书”。原第六条“每组设主任一人由大会推选之，任期三年”改为“每组设召集人一人，秘书一人，由大会推选之，任期一年，必要时秘书得代理召集人。”(26)原第八条首句改为“本会议常会由主席、副主席、执行秘书、各组召集人及秘书组织之”。会议还推选吴稚晖为会议主席，李石曾、李书华为副主席，叶企孙为执行秘书。(27)
10日上午和下午分别召开第二次大会第二、三次会议，会员宣读研究论文，并进行专题讨论。其中顾毓珍的《大豆研究计划纲要》引起了李石曾的兴趣。李早年研究大豆，故在致词中大讲大豆的好处。宣读论文环节体现了学术会议在学术交流方面的功能，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也作了这方面的规定，但在首届院士会议上并未实现。
在本日的会员大会上，还选定了学术会议各组召集人及秘书(表1)。
1)《本院学术会议各组召集人及秘书名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5。
大会结束后，11日上午召开学术会议常会第一次会议，出席者为李石曾、何基鸿、徐炳昶、李书田、严济慈、李麟玉(列席)、周发歧、张玺、黄国璋、李书华、刘大悲、刘慎谔、袁复礼等13人。议决成立论文整理委员会，由叶企孙(召集人)、朱光潜、袁复礼、刘慎谔、徐炳昶5人为委员，将所有宣读论文分类整理后付印。
常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选举办法起草委员会，聘李书华(召集人)、叶企孙、何基鸿为委员，研究新会员选举方式办法。(28)该委员会起草的《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三次大会会员选举办法草案》，是有案可稽的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最后一份文件，全文如下：
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三次大会会员选举办法草案
第一条 本办法依据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暂行规程第四条之规定订定之
第二条 第三次学术会议选举之会员人数不得超过四十人
第三条 第三次学术会议选举会员提名以左列方法推选之
甲 学术会议各组每组得推举候选人四人至八人，依各组会员过半数之通过推选之。
乙 会员五人联名得推举候选人一人，但每一会员签名推选候选人不得超过二次。
第四条 依前条办法推选之候选人，应提交本会议常会审查核定之。
第五条 第三次大会开会时就常会提出之候选人名单投票选举新会员，以得票过半数者为当选，但每组之当选人不得超过六人。
第六条 第一次投票结果当选人未满四十人时应举行第二次投票。第二次投票应就第一次投票未当选候补人中之得票较多者，提出未足额之加倍人数为第二次投票之候选人，以得票较多者为当选。
第七条 本办法由本会常会议决施行之。(29)
学术会议刚刚落幕，深谙时局的李石曾即带上自己的书画物品等离开北平，经上海旋抵台湾。1948年12月24日，李石曾在台湾发表了《召开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三次会议启事》[7]，筹备于次年在台湾召开第三届会议。但国民党政权的迅速溃败以及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绝大部分会员和北平研究院的科学家，如他倚重的严济慈等各所所长，以及朱广相、李麟玉等人，都选择留在大陆，“第三次会议”也就成了泡影。
第二次学术会议的召开，是北平研究院落日前的最后余晖。经历了八年的艰苦抗战，北平研究院上下正满怀信心，李石曾也比以往倾注了更多的心血。然而，复员后的条件更加恶劣，战争和通货膨胀使得正常科研几乎无法进行。在这种条件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仍分别召开学术会议和院士会议，这不仅表达了科技工作者希望健全国家科研体制、投入战后建设的心愿，同时也是他们为争取科研权利、呼吁国家和社会重视科技发展而作出的努力。学术会议和院士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院士(会员)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李书华在第二次学术会议报告中认为，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国科学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他宣称：“以后以学术会议为研究的主体，以各研究所为实行科学研究的中心。此后如无特别事故，北平研究院的前途当更光明。”[8]
但仅仅数月之后，北平研究院的“光明前途”就画上了句号。1949年1月北平解放，4月南京解放，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相继停止活动。后来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继承了两院的各个研究所，却没有延续两院的院士(会员)制度，而是实行学部制。
5 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与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以研究所为主体的组织形式，使我国科研水平迅速提高，尽快实现了西方科学本土化。经过近20年的积累，中国科学家队伍日益发展壮大，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样，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需要，以及研究院追求学术自主、制度完善的需要，终于促成了我国院士(会员)制度的正式建立。
在评议会制度的基础上，中央研究院建立了院士制度，第一届院士的提名和选举工作于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进行，1948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正式公布当选院士名单，9月23日举行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从此由院士选举评议会和院士，评议会则成为院士会议的常设评议机关，保留选举院长、增设研究所等重要权利。院长、评议会和院士会议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其制度设计经过多人长期、广泛的讨论，至今仍不乏借鉴意义。
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议和会员制度则由李石曾一手促成，因而能克服战后种种困难，短期内召开学术会议、推举会员。不过在制度设计上不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度精巧。如名称和学科划分方面，学术会议沿用了建院初期李石曾的规划，不免陈旧。在制度设计理念上，李石曾坚持他所推崇的“分工合作”而非“竞争制衡”。“学术会议”与“院务会议”只是分工不同，一个负责学术，一个负责行政。学术会议虽设有“常会”，但无论学术会议还是“常会”，并没有明确的监督制约或推举院长、所长的权力，只是突出学术交流功能，如规定宣读论文，介绍国内外科技成就，常会讨论各组工作联系等。按李石曾在北平研究院具有超然之地位，但因忙于社会事务，院务一直由副院长李书华主持，整个抗战期间仅到过昆明一次。战后李石曾回北平研究院即召开“学术会议”，而由李书华召开“院务会议”，都表明自己无意过问院务，“学术会议”评议权的缺失，与之不无关系。在学术会议的召开程序上，李石曾率性而为的行事风格则显露无遗。“第一次学术会议”既未通过任何规程，也无正式会员，仅经过两天的筹备会即宣布召开，从会议的内容和形式看，不过相当于一次筹备会。学术会议的首届会员由院务会议推举并由院长聘任，因此显得不够开放，受主事者的主观影响较大。
从院士(会员)会议组织规程看，院士与会员的产生方式、评价标准、组织形式等方面大致相当而又略有区别。人数方面，首届院士人数规定为81-100人，嗣后每年选举不超过15人，结果首届院士实际当选81人。而首届会员人数规定选任会员至多90人，以后每年增选20人，会员还包括由院长、所长组成的当然会员。结果实际推举会员也为81人，加上当然会员共90人。在院士(会员)构成上，院士会议分为数理、生物和人文三组，学术会议则分为天算、理化、生物、地学、农学、工学、医学、史学、文艺、社会科学十组。资格方面，都主要按照科研成果和对科学事业的贡献进行评选。院士和会员在职能方面则稍有区别，院士会议有“议定国家学术之方针”及“讨论政府委托事项”(30)的任务，为学术会议所无。
同时当选首届院士和会员的有36人，他们是陈省身、李书华、严济慈、吴有训、叶企孙、饶毓泰、庄长恭、吴宪、曾昭抡、吴学周、陈桢、秉志、胡先骕、戴芳澜、张景钺、童第周、翁文灏、李四光、杨钟健、竺可桢、汤佩松、俞大绂、侯德榜、林可胜、陈克恢、李宗恩、陈垣、陈寅恪、顾颉刚、董作宾、汤用彤、吴敬恒、张元济、胡适、王宠惠、陶孟和。会员张云、赵承嘏和胡经甫虽非院士，但都曾担任过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说明这些人的学术成就得到了不同学术机关的公认。
同时，两个名单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有：(1)产生方式尤其是北平研究院“当然会员”制度造成的差异。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总干事和各所所长虽为当然评议员，但并未保留“当然院士”的资格，院士完全通过公开选举进行，而北平研究院的首届“会员”由院务会议推举，将院长、副院长和各所所长都列为当然会员。9名当然会员中仅有2名被选为院士(李书华、严济慈)。(2)学科划分造成的差异。院士初选时划分了20多个学科，几乎涵盖当时我国所有的学科，而学术会议仍坚持李石曾在建院初期固有的学科划分理念，并有“文艺组”这样与我国学科体系较为脱节的分组。(3)北平研究院仍未摆脱地方和派系色彩。过于偏重北方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北平的会员占到44名)以及具有留法背景的学者(23名)。(4)学术会议由李石曾一手推动，会员名单中存在较多诸如机构、亲友、学术派别等私人关系方面的考虑。如刘大悲在华法教育会，沈尹默在北平大学区，何基鸿在北平大学，罗喜闻在中法大学，崔敬伯在早期平研院，皆是李石曾倚重之人。亲属关系则例如李书田为李书华之弟，马士修为李麟玉之婿，朱广相为李石曾之婿朱广才的兄长，林世谨更是李石曾的妻弟。虽然也说明了这些科学事业的开创者不少来自“学术世家”，但推举程序的不完善容易导致这种做法授人以柄。
因第二次学术会议闭幕后仅一个月国民党即在北方溃败，学术会议并未举行过会员的选举。不过北平研究院参与了两次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候选人推举工作。1947年的首次院士选举，北平研究院推举李书华、严济慈、赵承嘏、庄长恭、周发歧、纪育沣、张玺、沈嘉瑞、刘慎谔、林镕、朱洗、徐炳昶等12人为候选人(31)，结果李书华、严济慈、庄长恭当选。1948年11月北平研究院提名徐炳昶、周发歧、纪育沣、张玺、沈嘉瑞、朱洗、刘慎谔、林镕等8人为1949年度院士候选人。在提名公布时，刘慎谔还致信北平研究院秘书杨光弼，称“本人既为本院学术会议会员，已足情愿放弃中院院士候选人之资格，谨提请改推林镕先生为该项候选人，以示公正。”(32)当然北平研究院未从其请，乃将二人同时上报。
1)本表根据北平研究院编《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录》(1948年8月)、陶英惠《国立北平研究院初探》(《近代中国》，1980年第16期，第90—114页)，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整理。
2)有些学者曾留学数国，此表作了简化处理。
致谢 写作过程中，刘钝研究员、王扬宗研究员、郭金海副研究员，以及审稿专家提出不少宝贵修改意见并给予鼓励，原学术会议会员魏寿昆院士接受作者采访，在此深表感谢！
注释：
①限于经费和人员，实际成立的只有理化部、生物部和人地部，至1932年，共下设物理学、化学等8个研究所，史学、水利等5个研究会。
②李石曾：《史学研究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0.1.7)》，《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0年，1卷1期，第21页。
③抗战开始后北平研究院停止了对地质学研究所的资助，故不计入。
④《北平研究院组织条例》，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2。
⑤《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5。
⑥《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昆明第一次预备会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5。
⑦《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昆明第一次预备会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5。
⑧《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昆明第二次预备会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5。
⑨《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5。
⑩《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5。
(11)《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开会志盛》，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5。
(12)这是沿用中央研究院的译名。1944年3月8—10日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次年会上，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的译名暂称“院员”，直到1946年10月第三次年会投票决定译为“院士”。详见参考文献[3]。
(13)《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5。
(14)《复员后第三次院务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3。
(15)《国立北平研究院概况》，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编印，1948年，第11页。
(16)《复员后第三次院务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3。
(17)《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暂行规程草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5。
(18)《复员后第五次院务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3。
(19)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编：《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录(1948年8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4。
(20)《国立北平研究院举行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及学术会议第二次会议开幕式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13。
(21)《函平津以外各学术会议会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5。
(22)《国立北平研究院举行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及学术会议第二次会议开幕式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13。
(23)《国立北平研究院举行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及学术会议第二次会议开幕式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13。
(24)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李石曾早年成立“世界社”，从事社会、教育、科研、出版等事业。在他看来，北平研究院不过是他设想的“世界研究院”的一个小部分，正如中法大学是其“世界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他的“中国狄德罗”理想，也是要出版“世界学典”，即“世界的百科全书”。
(25)《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二次大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13。
(26)《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暂行规程》，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5。
(27)《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二次大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13。
(28)《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常会第一次会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13。
(29)《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三次大会会员选举办法草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413。
(30)中央研究院编印：《中央研究院法规》，1975年，13页。
(31)《北平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及候选人提名者》，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21。
(32)《北平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及候选人提名者》，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卷宗号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