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争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洛茨基论文,新经济论文,启示论文,哈林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5-0174-06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由于种种原因，联共（布）党内对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逐渐产生分歧。至1925年4月，即开始形成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公开论争。在当时政治局的成员中，斯大林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最早提出者，而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则是“一国建成”论的坚定捍卫者。在长达三年的论争中，布哈林曾发表《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苏联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等论著，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因而被视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真正代表。相反，被称为“反对派”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则严厉批评和否定“一国建成”论。尤其是托洛茨基，虽然在1926年4月才加盟“反对派”，但是他的主张事实上却成为“反对派”的后期政纲。因此，要深入研究“一国社会主义”论争，就不能不研究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的争论。本文仅就他们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分歧作一初步探讨。
一、对新经济政策的早期看法
说起来难以置信，作为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的“最坚定”的捍卫者，布哈林最初曾极力反对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并否定在过渡时期有商品和商品经济的存在。例如，当列宁在1918年4月主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后，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愤怒地表示反对，认为这将使革命有“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①。甚至就在列宁对他多次点名批评和教育后，布哈林在1920年初也仍然顽固地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显然谈不上任何‘国家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在原则上就排除这种可能性的。”②再如，对过渡时期是否存在商品和商品经济的问题，布哈林也断然认为：“当生产过程的不合理性消失的时候，也就是当自觉的社会调节者出来代替自发势力的时候，商品就变成产品而失去自己的商品性质。”③布哈林的这些看法显然是混淆了共产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区别，尽管当时他和列宁等大多数俄共（布）党人都对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并带有强烈的战时共产主义特征。
然而不到一年，面对严峻的现实，布哈林的态度就基本转变。1921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列宁代表中央提出以实物税取代余粮收集制时，布哈林不仅表示赞同，而且还在此后的7月和8月，先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作了《苏维埃俄国新经济政策》的演讲，后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经济政策的新方针》一文，可见其思想已完全认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1922年11月，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布哈林又从理论的高度论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作用和意义。至列宁逝世后，布哈林更“成为”联共（布）党内新经济政策的坚定捍卫者和解释者，曾撰写《论今日的取消派》、《苏维埃经济的新发现或如何毁灭工农联盟》、《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等论著，比较全面地回答了对发展私人资本和富民政策的种种责难。甚至就在1938年斯大林对他进行审判的被告席上，布哈林也仍然把自己的主要贡献概括为：“在经济方面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善于经营的个体农夫，减少集体农庄，实行对外国的租让制，放宽对外贸易垄断制。”④
与布哈林不同，由于主管军事，托洛茨基在1918年4月以后主要忙于组建红军和抗击外国军队的干涉。从现有资料来看，还找不到他对列宁所提议但被战时共产主义打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评论。然而到了1919年冬，随着抗击国外入侵和国内战争的节节胜利，托洛茨基的目光就开始转向国内已越来越陷入困境的经济局势。他在考察乌拉尔地区的经济后，曾于1920年2月向列宁和中央提议：“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同时“建议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并建立商品交换制度”⑤。尽管他的建议当时被列宁和中央拒绝，但这却说明托洛茨基至少应该是最早倡导新经济政策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当俄共（布）十大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托洛茨基还曾两次写信抱怨列宁和中央“在延迟了一两年之后才开始在经济政策上作出极重要的改变”⑥。当然，托洛茨基的提议并不说明新经济政策就完全是他的发明，因为早在1918年春列宁即已提出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应该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共中央的集体发明，正如郑异凡先生所说：“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发展是集体的创造，当时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⑦而列宁的贡献无疑最大，所以他也当之无愧地被视为新经济政策的发明人和主要制订者。像研究托洛茨基的波兰学者伊萨克所说：托洛茨基“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党还在固执地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把新经济政策称为是列宁的天才的重大措施……这一功绩至少是被夸大了”⑧，这就未免偏颇了。
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托洛茨基也多次从理论和实践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性质、重要意义和目的。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所作的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就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对农民的一个让步，而且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新经济政策无非是工人国家通过利用核算、结算和估价企业的实用性这些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创造的方法来比较缓慢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托洛茨基还就新经济政策为什么不会导向资本主义的原因专门解释说：“诚然，人们完全有理由评论新经济政策说，这里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因为你如果将手指给魔鬼，你也必须将手、胳膊乃至整个身体给他。”但由于“政权掌握在工人国家的手中。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和对外贸易被垄断了”，也就是说，因为存在着国家政权的“限制”，所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会变成真正的资本主义，而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⑨甚至到了1927年9月，托洛茨基仍然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条绝对必要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它部分地复兴了资本主义，也复活了许多敌视社会主义的力量”。⑩
应该说，在开始阶段，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关于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原则分歧，甚至在所有俄共（布）领导人当中都基本没有分歧。只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一段时间以后，由于对新经济政策的侧重点理解不同，党内才逐渐出现分歧。“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首先认为有必要鼓励私营企业，而另一些领导人虽然并不否认这种必要性，却迫切希望促进社会主义成分。”(11)根据伊萨克的总结，托洛茨基就基本属于后者。他在1922年下半年曾多次提出应发展计划经济和保持对外贸易的垄断，遭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反对，甚至列宁对他的计划经济也不以为然。但由于列宁当时仍然主政，在中央有着关键的平衡作用，同时列宁也强调对外贸易的垄断，并在最后支持了托洛茨基的计划经济主张(12)，因而这些分歧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在列宁再次中风和逝世后，这些分歧却逐渐形成了论争。
二、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主要分歧
统观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争，其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新经济政策发展方向的估计。在这一问题上，其实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并没有原则分歧，因为他们都断然认为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他们的分歧主要是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关于资本主义成分及其危险的判断。在布哈林看来，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长期和认真的，由于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因而不用过分担忧私营企业的发展，应努力促进各种经济成分的共同繁荣，鼓励“全体农民”致富。他在《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中就明确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我们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我们现在不应当因此就要掩盖、抹杀和害怕资本主义关系的某种发展。”(13)在更早的《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一文中，布哈林更宣称：“无产阶级及其国家对新资产阶级则抱另一种态度，因为这个新资产阶级在当前各种社会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是社会所需要的一个阶层，它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和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着对社会有益的职能。”(14)所以为了鼓励农民致富，以保证农业积累，他甚至对农民号召：“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15)而托洛茨基则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资本主义成分已大量滋生，大批耐普曼和富农的出现，就是鲜活的例证。所以当前应该尽可能地限制私人资本，一方面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更多地采用计划经济；另一方面还要提高对富农的税收，以遏制农村的贫富分化。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托洛茨基就特别强调：“在我国已有相当广泛影响的商业资本同开始逐渐支配其他手工业者的富农小手工业者的结合，可能第二次在我国造成真正俄国的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我们将使我们的国库、税务机关日益适应农民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的各种特点，即更多地压制富农和富农小手工业者。我们将千方百计地帮助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尽力使这种发展纳入一定的轨道，把它同我们的国营经济联系起来。”(16)而在《新方针》一书中，托洛茨基更明确主张：“在国营工业争取控制市场的斗争中，计划经济是我们的主要武器。没有它，国有化本身就会成为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而私人资本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17)
今天看来，无论是布哈林，还是托洛茨基，他们对形势的判断都存在偏颇。就布哈林而言，他显然过于乐观地看待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乃至陶醉于城乡经济的“繁荣”，而低估了它的危害。尽管他也多次提到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限制”和“调节”作用，要警惕“富农的危险性”，但在其内心深处实际却很少给予重视。在《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书中，布哈林竟无视事实地宣称，“在我国的总的经济中，绝对看不到与国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相比私人资本日益增长的现象”(18)，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托洛茨基则过于悲观地看待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显然是高估或者夸大了所谓危险。别的不说，他的《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即给人一种危言耸听的感觉。实际上，如果不是涉及权力之争，非要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而是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并通过实践来检验，他们完全可以对这一问题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也完全可以找到一条使新经济政策发展更为完善的途径。
二是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具体来说，又可以分为经济发展速度和工农业平衡发展问题。
关于前者，布哈林主张缓慢地建设社会主义。他曾在同反对派论辩中宣称：“我们不会由于国内的经济差别和我们技术上的落后而灭亡，甚至在低下的技术基础上我们也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将非常缓慢，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我们终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19)而所以主张缓慢地建设社会主义，除了强词夺理，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布哈林认为：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在苏联这样一个经济技术落后、有着众多农民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必然是长期、缓慢和困难的，其形式也必然是落后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即使没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直接的技术和经济援助，我们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诚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近时期内，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必然是落后的社会主义的形式，不过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即使这些形式也会保证我们越来越朝着日益完善和日益完全的社会主义形式前进。”(20)也正因为主张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必然是落后的”，所以布哈林强调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缓慢过程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不可能急于求成，而只能通过“排挤、战胜和改造一系列过渡的形式”逐渐地“长入社会主义”(21)。而托洛茨基认为，为了赢得对国内外资本主义的胜利，则必须加快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因为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仍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如果苏联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赶上或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向苏联人民显示社会主义的实际优越性，苏联的无产阶级政权就有可能丧失，更不可能巩固工农联盟和遏制农村的贫富分化。所以托洛茨基强调，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除了要免除武装干涉外，还应当努力做到使苏联能有一个比西方发达国家高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例如，“在目前最初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就是工业化的速度必须迅速到足以保证在最近的将来至少解决”提高无产阶级的物质条件、保卫国防和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等。(22)托洛茨基甚至还设想了工业增长的可能速度，认为如果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国家的优越性，并利用计划来避免资本主义危机，苏联“就能够在最近几年内使工业增长率比战前的百分之六提高两倍、三倍，甚至更多”(23)。
再从工农业的平衡发展看，由于公认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标志，而且苏联的机器设备大多要依赖进口，因而托洛茨基主张：苏联的经济发展战略应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重工业。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这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杠杆。”(24)在《俄国局势真相》一书中也说：“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有一种政策使我们可以……把有步骤地发展我国工业和文化的一个长时期一下子跳过去。但是我们在工业和文化上十分落后的状态要求特别紧张的努力，把我们的一切财富真正地、及时地动员起来，正确地利用每一种资源，最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25)而布哈林则认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固然重要，但还必须保持工农业的平衡发展。在布哈林看来，工业和农业实际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工业要得到发展，需要农业取得成就；反之，农业要取得成就，也需要工业得到发展。”(26)而如果没有农业的充分发展和积累，也就不可能实现工业的快速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国家工业化也意味着农业工业化”。所以他批驳反对派说：“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家天真地认为，每年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能保证整个工业的最大发展速度。但是，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只有工业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达到高涨这样的结合下，我们才能长期地保持最大的速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的发展才会打破纪录。然而，这要以农业能够有迅速的真正积累为前提。”(27)
显而易见，在这一问题的争论中，布哈林的论辩大多是不正确的。他反复强调苏联的社会主义形式“落后”，在概念和语义表述上明显存在着混乱。在落后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其最初阶段当然要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这只能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而不能说是落后的社会主义形式。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形式最落后的社会主义，也要比资本主义先进。所以，即便当时还是布哈林亲密战友的斯大林，对这种说法也不以为然。只不过为了共同对付反对派，斯大林才没有公开表示反对而已。至于“乌龟速度”，则更是明显的谬误。虽然布哈林曾极力辩解，他所以会提出这种主张，实际只是为了说明能否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但这却无疑是违背列宁的“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28)的思想的。而且，苏联、东欧的剧变，也已经用事实证明：在没有国际革命援助的情况下，要真正保障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仅仅靠免除武装干涉仍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迅速发展经济。
当然，从长远来看，布哈林强调工农业发展必须保持平衡，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在当时却有些不合时宜，因为直到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苏联工业的机器设备63%都还是战前进口的，非常简单的国产机器设备仅占1/3。所以要振兴经济和巩固国防，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以机器制造业为代表的重工业。而这一点则恰恰是托洛茨基比他高明的地方。尽管从长远来看，托洛茨基的这种主张将肯定破坏工农业发展的平衡（他对工农业关系的有些论述也欠妥），也存在着很多隐患，但在当时却是形势所迫而必须作出的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大林之所以最后实际是采纳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这就是一个主要原因。
三是放宽还是厉行苏联的对外贸易垄断制。布哈林持放宽态度，而托洛茨基则持厉行态度。
关于放宽还是厉行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争论，最早可追溯到1921年冬。当时参加里加谈判的苏维埃代表米柳亭宣称将取消从1918年春开始实行的外贸垄断制，而且斯大林、布哈林等大多数领导人也认为这将有利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但列宁表示反对，认为这将严重损害苏维埃国家的利益。由于列宁的坚持，因而在1922年春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在重申这一制度的同时允许各地的国有企业和合作社同外贸人民委员部达成协议，直接经营进出口业务。但会后索柯里尼柯夫、布哈林等人却仍然要求取消外贸垄断制，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表示赞同。1922年10月，他们在列宁因病、托洛茨基外出不能出席中央全会时，通过了放宽国家外贸垄断的提案。对此，列宁进行了决不妥协的斗争。他给斯大林和全体中央委员发了一封《论对外贸易垄断》的急函，批驳布哈林等人的肤浅认识，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得惊人的时代，任何关税政策都不会有效果”。并特别强调说：“布哈林几次提到关税保护，但没有看到，在上述条件下，任何一个富有的工业国都能够把这种关税保护完全摧毁。为此，它只要对输入俄国的那些我国征收高额关税的货物给予出口补贴就行了。”(29)同时，列宁还与坚持外贸垄断制的托洛茨基协商，希望他“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甚至在必要时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30)结果，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终于接受列宁的主张，宣布原来的决定无效。然而在列宁逝世后，随着一国社会主义的公开论争，这一问题又被迂回提起。
当然，由于列宁已严厉批评，布哈林不可能再提出完全取消外贸垄断，但他通过变换语词还是要求“放宽对外贸易垄断制”。而且事实上，由于他主张对小商品生产者和农民“让步”，主张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富农希望以自己的农产品换取国外价廉物美的工业品时，客观上也起到了迁就富农、放宽外贸垄断的作用。所以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废除或者‘放宽’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思想从来没有在会议上也没有在报刊上正式宣布过。但是在各主管部门的办公室里面，在贸易工作人员、包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在内的狭小圈子里，越来越公开承认‘改革’意即‘放宽’对外贸易制度是增加农业出口和发展全国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中央政策的总方向及其客观后果比任何口头保证都更有力。”(31)值得一提的是：主张放宽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布哈林，在分析苏联经济对世界“越来越大的依赖性”时，实际却认为苏联的经济已“越来越独立”(32)；而主张厉行外贸垄断制的托洛茨基，在分析苏联经济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斗争时，则认为苏联经济越来越被“纳入世界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体系中”(33)。这里似乎仅仅是侧重点不同，其实却截然对立地反映了他们对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认识。
表面上看，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主张都不无道理，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外贸政策都不可能永远采取自由贸易或垄断制度。但结合苏联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托洛茨基的主张就明显要比布哈林的主张更为合理。关键在于：苏联的工业基础当时还相当薄弱，农业也非常落后，如果完全取消外贸垄断，允许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私人“将现金、外币和各种贵重物品汇到或运到国外去购买食品”(34)，将严重损害苏联的民族工业，并使得苏联的财富被外国资本卷走。也正因为如此，列宁才反复强调：“在对外贸易垄断制方面，我们现在不能超出列扎瓦（对外贸易副人民委员）在提纲中一直建议实行的让步了。不然，外国人会把一切贵重物品都买走、运走。”(35)当然，在苏联的经济已经成长壮大后，如果还是一味坚持对外贸易的垄断，那就不是保护国内市场，而是阻碍经济发展了。
三、几点结论与认识
总结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的论争，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和认识：
首先，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都坚决拥护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都对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原则、目的和意义作了论述。在列宁中风和逝世后，他们的主要分歧并不在于是否实行新经济政策，而是对新经济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有着不同的看法。过去一般认为，布哈林是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最坚定的捍卫者和阐释者，而托洛茨基则反对和破坏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且不说托洛茨基是最早提议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领导人之一，就是从整个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看，我们也找不到托洛茨基反对或破坏新经济政策的言行。因而如果说布哈林是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最坚定的捍卫者和阐释者，那么托洛茨基显然也应当是新经济政策最坚定的捍卫者和阐释者，只不过后来布哈林更侧重发挥新经济政策“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托洛茨基则注重新经济政策对资本主义的“限制”而已。况且无论“利用”还是“限制”，实际也都是新经济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并不能以此来判断究竟是谁更忠实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既可以说都忠实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也可以说都歪曲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其次，从托洛茨基强调计划经济看，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托洛茨基是苏联乃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最早倡导者之一。然而在计划经济仍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特征的当时，这一殊荣是根本不可能被赋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名下的。
再次，在肯定托洛茨基优先发展重工业主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肯定布哈林是社会主义国家工农业平衡发展的先驱。尽管布哈林的主张在当时明显脱离实际，但从长远来看，却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别的不说，斯大林模式完全形成后，苏联一直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使得苏联后期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无论布哈林的认识存在多少偏差，对于这一点我们都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郑异凡先生曾高度评价布哈林提出了“一套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保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运用价值规律、市场机制，采用经济的而不是行政命令的办法进行经济管理，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互相繁荣、互相促进作用，用竞争，而不是查禁的办法逐步排挤资本主义成分”(36)。仅就其中保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和运用市场机制而言，这一看法就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
最后，无论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有多大分歧，他们的争论都并非“路线之争”，而是究竟应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我们也应该承认：这些探索为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并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35页。
②③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91页，第115页。
④《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0年增刊《布哈林专辑》第98页。
⑤《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04页。
⑥⑧［波］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879-1921》，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页，第564、555页。
⑦(36)参见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238页，第3页。
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7、358-359、360、363、361页。
⑩(16)(17)(23)(31)《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12-813页，第374页，第476页，第652-653、671页，第894页。
(11)参见［波］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12)(29)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4页，第330页。
(13)(14)(15)(18)(20)(21)(26)《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370页，第296页，第368页，第439页，第473-
474页，第360、63、418-419页，第423页。
(19)(24)(32)(33)《“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第242页，第252页，第244页。
(22)(25)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0-51页，第51页。
(27)《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279页。
(28)(34)(35)《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6页，第605页，第459页。
(30)《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48、550、551页。
标签：布哈林论文; 新经济政策论文; 托洛茨基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列宁全集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列宁论文; 斯大林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