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之后：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史研究论文,思想论文,Modern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西方思想语境中的modern
Modern一词译成中文，有“近代的”、“现代的”、“现代化的”等义。就此而言， 英语对“近代的”与“现代的”这二者不作区分，故仅以modern一词指之。但是，在中 文里，“近代的”与“现代的”所指历史时段并不相同，因此，考究的中文译者遇到modern一词，往往需要根据上下文所提供的有关时段说明来决定究竟是译成“近代的” 还是“现代的”。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译成“近代的”还是“现代的”并不做 特别严格的要求。讨论翻译问题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已经成为思想 史研究中的意义单位的modern。那么，modern是如何从单纯表示时间向度的矢量词成为 思想史的意义单位的?它究竟指称什么?它是统一的还是多元的?如果存在分歧，这些不 同的意义设定又分别蕴涵着什么?本文在以下的部分将着重探讨这些问题。
首先，一如我们在有关翻译的讨论中所指出过的，modern是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因 此，要考量有关modern的问题意识，就不能不回到西方思想语境。
依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现代的”(modern)有与时间相关的三层含义：(1 )与早先的、从前的相对应的现在的、当前的意思；(2)与旧对应的新的意思；(3)与永 恒相对应的暂时的意思。“现代化”(modernization)则有四条关键性原则：(1)它与时 间相关，指新鲜的或现在的事物，与古老的、过去的、传统的形成对比；(2)它承继了 一条在18世纪启蒙思想中就已经出现的绵长的社会-历史理论化的路线；(3)它具有一个 系统的范畴，其中涉及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各种转变之间的关联；(4 )它暗示较落后的国家最终将向较现代的国家发展，它的整个趋势被视为积极的、令人 向往的。(参见kocka,p.278-279)而近年来，经典的现代化范式已发生变化，人们更喜 欢多谈现代性(modernity)而少讲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反映出对于文化和一系列 更加公开的期望越来越重视。最重要的是，现代性发生了从单数到复数的转变，“多元 的现代性”观念已迅速扎根。(同上，p.262)
二、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traditional/modern二分
据柯文(Paul A.Cohen)，在20世纪50、60年代，几乎所有美国的中国史专家都采用traditional和modern来划分中国漫长的历史(modern一词通常指与近代西方接触比较频 繁的时期)。柯文指出，Modernization理论作为分析社会的一整套学说，是在二次大战 后几年中开始定型的。当时冷战爆发，这种理论应运而生，它适应了西方的、主要是美 国的社会科学家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被用以对付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落后”和“未发达 ”现象的解释。同时，它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说法来解释traditional社会如何演变为modern社会。虽然modernization理论产生的近因是战后世界的某些情况，但它对非西 方文化以及某些所谓宁静地区的变化性质所持的最根本假设，则大量汲取了19世纪西方 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一套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中国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社会，一个处 于永远宁静状态的社会。(参见柯文，第45-46页)
19世纪的这种惰力最生动地表现在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著作中。列文森的问 题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第一卷序言 开头提出：由于17、18世纪中国出现了一批唯物主义思想家，是否有迹象表明“貌似稳 定的带传统性的中国社会，无需西方工业主义入侵起催化作用，也能够独立发展为具有 科学气质的社会”?(列文森，第1-2页)他的前提是认为惟一的一种重要发展——因此也 是在中国历史上值得追寻的发展——是导致modernization的发展，而这个modernization是按照西方的历史经验来理解的。与此同时及稍后的时期里，中国的大 陆史家提出了列文森类似的问题，即在西方人大批来到中国之前是否有迹象说明资本主 义萌芽已经在中国出现?
然而，traditional与modern这种两分法存在严重问题，它在70年代以来受到很大质疑 。概括而言，它存在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它迫使人们对现实只能严格按两极来划分而 排除了任何中间的可能；其次，它假设在一特定的社会中，花费在成对的两极因素上的 能量是固定不变的；最后，它试图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 。(参见柯文，第78-79页)
Modern一词本身也有致命的问题：第一，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封闭式的概念，它对历 史进程抱有固定的看法，认为它是严格按照直线方式向前发展，而且带有浓厚的目的论 0的性质。(注：正如Joseph La Palombara所言，modern与modernity这两个词本身就意 味着对政治发展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式：它暗示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是沿着可以明 确划分的阶段向前发展的，演变过程的后一阶段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复杂，而且也必然 比前一阶段更加美好。(参见Palombara,p.38-39))第二，它来自Dean C.Tipps所谓的 “现代化理论中根本的种族中心主义”(Tipps,p.216)。
因此，对西方史学家来说，放弃modernization理论的整套术语(特别是traditional与 modern的概念)，寻求另外一种西方中心较少的方法，来描绘一个世纪以来席卷全球的 各种大规模历史过程，当更有可取之处。
三、质疑与修正：超越作为研究范式的modern
柯文以上的描述并非泛泛之谈，下面我们将通过分析美、日、中学者的一些相关论著 给出说明。
我们先来看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刘子健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中，所反对的正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将宋代中国( 公元960—1279年)视为“Early Modern”——大城市的兴起，蓬勃的城市化、手工技术 的进步、贸易的发达尤其是纸币的使用，与这种经济进步相伴随，更有文官制度的成熟 、文官地位达于颠峰、法律受到尊崇、教育得到普及、文学艺术取得种种成就，最后是 新儒家对古代遗产的重构。凡此种种，表明宋代中国因而具有了与modern欧洲相类似的 某些表征，而且，它比欧洲要早得多。刘子健指出，将宋代中国视为Early Modern的东 西方史家是在比较史学或者全球历史的关照之下，将欧洲历史当作了度量衡。而事实上 这种认识并不恰当，因为所谓Later Modern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modern西方来临 之时也未出现。宋代是中国演进道路上官僚社会最发达、最先进的模式，其中的某些成 就在表面上类似欧洲人后来所谓的modern，仅此而已。很明显，刘子健的理论前提是： 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 特定步骤前进。相反，不同的文化常常有不同的发展重心。(参见刘子健，第1-2页)
何伟亚1995年出版的《怀柔远人》一书，以其独具一格的后现代主义方法在欧美学界 引起轩然大波。何伟亚在这本讨论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的中国史专著的最 后一章，对中国研究中的现代式观念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指出，1911年以后的史 学著作里列入了有关民族-国家的形成的叙述、古代文明和当代文明的故事、旧中国与 新西方的差异、有关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的猜想、民族-国家对知识分子的 特殊需求等等，在这类史学研究中，有两个突出时段，一是中国思想家以欧美方式重新 审视中国的过去；二是冷战，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尤其是涉 及到对外关系的部分，经历了重大变化。在这些过程之中，“中国”和“西方”的学者 都忙于净化和造伪工作。他们按照界限清晰的时空实体来安排他们的叙述，把文明和民 族作为恒定的历史分析单位；以直线式的因果关系组织事件，明确地以宗教、政治、经 济、文化等类别来界定社会成分；并将历史发展分割为黑白分明的各个阶段。这些词汇 、术语和类型为研究程序提供基础。他们所赞同的对马嘎尔尼使团的阐释，完全是现代 化的，并且有违或漠视清廷统治者的想法和信仰。(参见何伟亚，第250-251页)
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在现代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秩序下，西方中国史研究中根深 蒂固的作为范式的modern，必然地也作用于东方学者。易言之，作为西方学术生产的“ 东方学”(Orientalism)，它并不孤立地只存在于西方世界，这种学术生产又通过各种 方式向它所描述的对象——东方输出，在此过程中，东方本土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 了共谋。东方本土学者在分享这种范式的同时，又不同程度地经受着一种认同的焦虑。 不但持普遍主义观的学者如此，持民族主义或特殊主义观者亦然。这一情形显示，在中 国史研究中，modern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表决，相关研究者不得不首先对此投 票。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其所著《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一书，对日本中国史学 界所习用的modern一词作了深刻反思。他认为：“modern这一概念，本来是地区性的欧 洲的概念，至多不过是他们欧洲人内部对旧时代而言的自我歌颂的概念，可是随着欧洲 自我膨胀到世界一样大，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世界性的概念，这时，modern一词甚至成了 证明他们在世界史上的优越地位的标志。亚洲对此则或由抵抗而屈服，或由赞美而追随 ，结果是被迫接受了这个概念。由于经过这样的历程，所以对亚洲来说，modern一词不 得不成为经历种种屈折的概念。”(沟口雄三，1997年，第7页)
需要说明的是，沟口雄三并不反对modern这一概念本身，其所不满的是欧洲学者所描 述的亚洲走向modern的曲折历程。基于这种立场，沟口雄三遂采取如下策略：接受modern这一概念，但对它予以改造，使之纳入亚洲固有的历史与思想中。
这样一来，沟口雄三实际上是在对modern从事一种重构工作：“对欧洲既不是抵抗也 不是追随。既然接受了modern这个概念，那么索性使它扎根于亚洲。如果要在本来和欧 洲导体的亚洲看透modern，那就只有上溯到亚洲的pre-modern，并在其中找到渊源。也 就是说，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modern。”(同上)究其本心，是要“由此亲自认识 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固有的或本来的历史价值”(同上)。
沟口雄三此书在日本于1980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中国史学界 主流观点的一个反动。当时中国史研究的大势是：在亚洲发现欧洲，即要在亚洲历史中 寻找出欧洲历史的发展阶段，例如：modernisms(近代主义者)以欧洲modern(近代)的价 值观为基准，提出诸如亚洲在何时、何地、如何产生“契约观念”以及“个人主义”、 “近代的自我”的确立等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者则就“资本主义萌芽”、“ 封建制的亚洲的特殊性”等展开讨论。其理论前提是：欧洲代表了世界史上的历史价值 的普遍性。与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文化观相对，从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出发，沟口 雄三主张世界上所有民族各有其独自的历史和文化。另一方面，沟口雄三也不放弃普遍 主义的信念，认为有着长久历史的民族，在有自己独特性的同时也遵循着人类历史的发 展规律的展开。
沟口雄三的如上理念发端于其对李贽的研究。他注意到，在中国，容肇祖以来的李贽 评价，即女性解放、肯定欲望、合理的精神、反儒教等，都非常偏向于欧洲的modern。 在日本有一种看法认为，李贽是中国的modern的真正先行者，由于中国思想史上的modrern诞生过早，所以不得不遭受挫折。问题是，依据欧洲modern史观，不能不认为 ，这个modern在明末清初遭到了挫折，因为王学左派所重视的这些所谓modern倾向，随 着阳明学的告终，在清代就完全消失了。由此，沟口雄三想到，实际上在中国思想中存 在着不同于欧洲思想史的展开的中国独自的思想史的展开。
如何看待明中叶以来社会思想的新变化及其在中国社会史、思想史上的地位，这实在 是值得探究的问题。中国学者的见解又如何呢?
众所周知，在中国大陆史学界，20世纪50年代以来，围绕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展开了热烈讨论，其理论背景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进入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热衷于以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说法解释东亚经济 modernization的突出现象(即所谓亚洲四小龙奇迹)，中国学者对此也作出了积极反应 ，相关讨论大量涌现。
其实，这两次讨论背后都蕴涵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即西方的modern资本主义是每一个 社会所必经的历史阶段。这一设准是否经得起推敲?余英时以其对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 商人精神的研究对此提出了严重质疑。
余英时指出，不但中西文化之间具有基本性的差异，而且西方自宗教革命以来的历史 经验和中国自明清以来的历史经验尤其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像“西方modern资本主义 为什么在中国史上迟迟不能出现?”或者“儒家伦理对于今天资本主义在东亚的发展究 竟是一种助力还是一种障碍?”这一类的问题，都是不太恰当的。(余英时，第277-278 页)
不难看出，在对待中国modern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张力。那么 ，这两者的关系是否就非此即彼?易言之，强调中国史的特殊性是否就必然意味着排斥 文化的普遍性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反对以普遍主义 之名推行东方主义的学者，是否有意无意之间陷入了另一个误区——狭隘的地方主义呢 ?
不过，余英时倒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行之道。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中，余英时的首要任务虽然是揭示中国宗教入世转向的特殊途径以及中国商人阶层兴起 的特殊形态，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宗教的入世转向和商人阶层的兴起是中西历史进 程中的共同现象。易言之，尽管具体的历史经验彼此大相同，但仍然存在着文化的普遍 性。
四、余论：由modern所派生的语词丛林
由modern这个词根派生出一系列孪生术语，形成一片密集的语词丛林。
据Susan Friedman的研究，作为词根的modern既是名词又是形容词，不同的后缀赋予 它不同的语义和文法功能：modernity(现代性)中的“ity”将modern限制为名词——作 为事物或条件的一种状态，与其他的事物和条件区别开来；modernism(现代主义)中的 “ism”将modern从名词转化为一种倡议、宣传和运动，处于哲学、政治学、意识形态 与美学系统的中央；modernization(现代化)中的“ization”则指向一个过程，也即由 一种状况过渡到另一种状况的进化或革命——正是modernization过程成就了modernity 状况。此外，又有：pre-modern(前现代)、post-modern(后现代)、post-modernity(后 现代性)、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许多社会理论家都用post-modern或post-modernism指涉相对于enlighten-modernity(启蒙现代性)的决裂，将19—20世纪 对这一modernity的美学肢解看成20世纪晚些时候辐射面更大的“变化”的先兆。于是 ，那些被另一部分人视为modernity和modernism的东西，就被叠加入post-modernism。 这样的例子可参见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和哈维的《后现代性的状况》等著。由于术 语使用的歧异，他们对社会学层面的modernism的批评往往被误认为同时是对美学层面 的modernism的攻击。“modernity/modernism”和“post-modern/post-modernism”的 混乱应用，也使得对“post-modernism究竟代表modernism的强化还是断层”这一问题 的判定难上加难。
关于modern/modernity/modernism的名词性讨论往往很受专业的限制，定义中的不和 谐音甚至尖锐冲突是学科分界的必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政治学家、社会理论家、 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最初都是在与其他学科相隔绝的状态下发展出自己的 modern/modernity/modernism话语的。大多数专业(从哲学到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家和社 会理论家都对西方历史的习惯性分期有一个基本的认同：modernity起源于文艺复兴与 中世纪的决裂。在这一欧洲中心式的框架里，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文明体现了modernity一步步的发展状况。从这一视角看，modernity是一个西方的现象——一系列 发生于意识形态、认识论、文化、政治、物质诸层面的复杂的现象群：它们被西方所创 造，并以不同程度的“胜利”，向全球的其他地方输出或倾销。尽管在有关modernity 的价值判断上，社会科学家存在严重分歧，但确定无疑的是：modernity作为一个具有 特定、确定和可测定内涵的名词，其作用点已被牢牢地固置如下：历史(大约从16世纪 到20世纪)、空间(在西方发源)、定义(突出显示西方的特征：对这些特征，世界上的其 他地方或是在“奋起直追”的努力下效仿，或是在维护自身传统的意图下抵抗)。另一 方面，对于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家，modernity的意味截然不同：与其说它是文艺复兴 后西方的启蒙人道主义以及与之伴生的历史形态，毋宁说它恰恰是对这一阶段的反叛。 美学意义上的modrernism无论起于何时止于何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20世纪西方艺术界 的一个独特现象——它以后启蒙和post-Victorian时代的欧洲及英美世界所发生的全方 位剧变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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