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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是明清时期称雄于国内外商界500年之久的强大商业集团。
公元十四世纪中叶，山西商人借助明政府实施“开中法”政策的历史机遇，利用靠近北部边防重镇的有利地理位置，推着满载粮食的木轱辘小车，在长城一带数十万兵马驻扎的军事消费市场经营食盐、粮米、棉布、铁器之类军属用品，崛起于国内商界。进入清代，由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边疆地区的开发，晋商获得长足发展，到道光初年实现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飞跃，首创票号，进入鼎盛阶段。其财力之雄厚，活动地域之广阔，经营商品之众多，管理制度之严密，在国内商界首屈一指。晋商足迹遍天下，纵横欧亚数万里，堪与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相媲美，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著名商人。
诚然，晋商成功的因素和经验不少。除了大家熟知的节俭吃苦，精于管理，敢冒风险，开拓进取外，“诚实守信”、“信誉至上”是成就晋商辉煌的重要法宝。近代思想家、文化巨擘梁启超在评说山西商人的经营之道和制胜法宝时，更是浓墨重笔写下“晋商笃守信用”六个大字。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山西商人执著地践行“诚信第一”的准则，才使晋商在激烈的商海搏击中能不断地抓住商机，拓展市场，发展壮大。
诚信晋商
晋商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数百年的经商实践中，一直奉行“诚信为本”，长期坚持按“信誉第一”的宗旨从事经营活动。
诚信为本，利以义制。在道德观念上，山西商人主张道德为先、利以义制，认为经商虽以赢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基，提倡生财有道、见利思义，反对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明代著名商人王文显把从商40年的经验总结为：“善贾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另一位商人樊现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教育子弟说：谁说公道难信呢？我南至江淮，北尽边塞，贸易之际，人以欺诈为计，我却不欺，因此，我的生意日兴，而他们很快衰败。
《乔家大院》剧中主人翁乔致庸坚持以“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作为经商准则。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之道诚信第一，商家必须重视信用，以信誉赢得顾客；其次要讲义，不能用坑蒙拐骗伎俩坑害别人；第三才是利，推崇以义制利，不赚昧良心黑钱。
正是由于晋商注重道德信誉，把诚信不欺作为经商长久取胜的秘诀，因而市场越拓越宽，生意日渐兴隆，利润逐年递增，终于在当时众商林立的市场浪潮中发展壮大为国内外商界瞩目的著名商人。
信仰对一个人、一个团体至关重要。尽管三国时的关公平生既不经商，又非豪门巨贾，更没有范蠡、管仲的经商理论或实践经验可资效仿和借鉴，可是晋商尊奉关公，崇尚信义，不仅在店铺悬挂关公画像，而且在全国各通都大邑兴建的山西会馆中供奉关公，唱三国题材，赞颂忠义的戏曲，把他奉为财神和偶像。原因恰恰是关公具有中华民族“信义昭著”、“言必忠信”的传统美德，是山西人当中讲诚信、守诺言、重信义的典范。故而晋商以“信义”来团结同仁，凝聚同乡，摈弃见利忘义、背信弃义的商业欺诈行为，赢得人们信赖，收到了取信于社会的良好效果。
信誉第一，顾客至上。开店铺、做生意、设货栈、创票号，赚取钱财利润无可非议，关键是不能靠巧取豪夺、坑害欺骗顾客，更不能违法犯罪。晋商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维护信誉和市场交易秩序，甚至宁可亏本，也不食言失信。旅蒙商号大盛魁在蒙古做生意时，多方面满足牧民要求，不仅送货上门，深入帐篷，还要求员工懂蒙语、会针灸，并针对牧民牲畜多银钱少的实际，发展了春季赊货，秋后用羊算账等多种灵活销售方式。结合长期实践，晋商总结推广了许多商谚，诸如“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销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买卖不成仁义在”、“秤平斗满尺够码足”等，这类商业谚语至今仍是商界至理名言。
产销环节，严格把关。信誉和质量是商家成败兴衰的关键。晋商非常注重商号的信誉和产品质量，绝不掺假售劣，宁吃小亏，也要保证质量信誉。例如，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的复盛公商号，做生意以诚信为本，不图非法利润，在用户中信誉很高，人皆争购其商品。有一次，复盛油坊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到山西销售，经手伙友为贪图厚利，竟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即另行换装，以纯净好油运出，尽管商号暂时亏点，但信誉无价，近悦远来，复字号所销之油成为人们长期信得过的商品，生意更加兴隆。电视剧《乔家大院》中对此有生动形象的反映。
当时晋商进货一定会到最好的地方去采购。老字号太谷广升远药店，严把原料关，制作定坤丹的人参非“高丽”、“老山”不选，茸非“黄毛”、“青茸”不用，故而信誉著于海内外市场，至今数百年不衰。瑞隆裕商号进砂锅，一定要去平定。磨香油原料只选平遥的芝麻，因为平遥长的芝麻个大、皮薄，油质好，出油率高。为保证茶叶质量，晋商还在福建武夷山、湖南羊楼司产茶地方雇人生产砖茶，然后精心包装，通过车船与骆驼转运到蒙古、俄罗斯售卖。
诚信互济，劳资双赢。晋商在选择合作伙伴方面十分慎重，不随便建立盟友关系，但一经确认对方信用可靠，便与之发生业务交往关系，且不轻易拆台挤兑，而是同舟共济。即便对方中途因市场变化暂时亏损，一般不轻易催逼欠债，不诉诸官司，而是从中汲取教训，共度难关。如榆次常氏天亨玉商号掌柜王盛林在财东将要破产时，曾向盟友大盛魁商号借银三四万两，又让财东把天亨玉的资本全部抽走，另换字号名为天亨永，照常靠借贷营业，未发生倒账。1929年大盛魁商号发生危机时，王盛林认为本号受过大盛魁的帮助，不能过河拆桥，于是不顾别人的反对，毅然设法从经济和业务上支持大盛魁，帮其度过困难。
晋商东家与伙计的人际关系处理较好，伙计对主人十分忠诚，合股经营非常成功。明代人沈思孝在《晋录》中写道：平阳、泽、潞，富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他们以品行相交，其合伙经商者，名叫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发誓但绝无私藏。祖父以子母利息借贷于人而中途死亡，贷者放弃已数十年，子孙出生并知道祖先负债后，必定要勤劳苦作还清所贷。因此，那些资本富厚的人，争着要这些人做伙计，“谓其不忘死岂肯背生也”。所以有无资本都可以合伙做生意。只要伙计干得好，重诚信，没有银两也可顶身股，年终账期同样参与分红。这样一来，既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又协调了劳资矛盾。
失信惩治机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没有《银行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约束不法奸商的行为。于是在资金周转清算环节上，晋商形成了父债子还，夫债妻还，一诺千金，信守契约，凭商业信用交易的惯例，实行标期结算，违规惩戒，并创立商号信誉注册登记办法，有效地防范了金融风险。雍正时，河南赊旗镇有的商家为图暴利偷换戥秤，市面度量混乱不一，晋商招集全行商贾于山西会馆，公议称足 16两，依天平为准，其后不得私自更换戥秤。违者罚戏三台。再犯者，举称送官府究治。为了防止有的商号赖账拖欠进而产生债务纠纷，晋商在长期实践经验基础上，建立了定期赊购结账的“标期”制度。例如，平遥的春标期为农历3月 25，夏标期为6月28，秋标期为9月29，冬标期为12月初10。在赊货时定明结算期，不能隔年。票号、钱庄的贷款收回，也按标期约定。凡赊购标期货物的商号，如到期不付款，叫作“顶标”，顶标商号经理人姓名、籍贯，要在汇兑行业登记。一经登记，便失去信用，各商家便与其断绝业务往来关系，以后就不能或很难买到标期赊购货物。“顶标”是—种严明的失信惩罚制度，对商家来说关系到自身的信用与生存。它有效地加快了资金的周转速度，维护了市场秩序，保证了汇兑信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呆账、死账与三角债的发生，减少了金融风险，深受商家欢迎。
诚信赢天下
晋商笃守诚信数百年，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公认，在工商业界声誉极高。
明清时期的一些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甚至于普通老百姓对于晋商的诚信给予很高的评价。早在道光年间就有人说：千金纸票，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到了咸丰时，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讲：各省银号汇兑银两，盈千累万，“竟以一纸为凭者，信也。”近代外交家，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对晋商作过中肯评价：中国商贾一向称道山陕商人，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心朴而实也”。
1843年上海开埠后，中外客商云集，外国银行纷纷而来。到二十世纪初，上海很快发展成为远东商贸金融中心。票号、钱庄、外资银行一度在上海呈鼎足之势。起先，外国洋行要采买中国内地土特产品必依靠票号在全国的汇兑网络。因此，票号与钱庄、外国银行常发生一些业务往来关系。每个票号都和四五个基础牢固信誉好的钱庄订立往来合同，常把游资交给钱庄保管，需用时候随时提取。有时票号也将闲余款子存放外国银行。因此，当时上海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曾对晋商的信用给予这样的评价：“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山西商人的信誉使外国人心服口服。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城许多王公贵族随着慈禧、光绪帝仓皇西逃，他们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这些人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在这种情形下，山西票号按情理完全可以向北京来的储户说明京城分号在战乱中银库被劫，损失惨重，甚至连账簿都被烧毁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后再行兑付。但是，以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没有推延，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面额数目多大，一律立刻兑现。他们不惜以甘冒风险的惊人之举再次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风险过后必然伴随着更多的机遇，带来更大的收益。战乱一结束，当山西票号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老百姓纷纷将多年辛劳积蓄的银两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清政府也将一笔又一笔大额官银、军饷交给票号汇兑、收存。诚信经营给票号带来了巨额利润。京号经理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十分感慨地说：此后信用益彰，即使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足取信”，票号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