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环境的新变化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周边环境论文,对策论文,新变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兴衰息息相依。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有利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力图通过不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构建和巩固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的有利周边环境，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周边问题多，且非常复杂，目前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势，值得我们深入分析，认真对待，采取有效的对策。
一、中国周边形势的演变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都是围绕政权的生存问题而展开，而且是被动的应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中国都是被迫卷入其中。究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形势发展危及到了中国的政权安全、国家安全，而且，长期以来中国安全威胁也主要来自于周边地区，除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外，包括中国与苏联、印度和越南三国的边境冲突，台海危机，越南入侵柬埔寨等，各种类型的安全威胁接连不断。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努力扭转这样一种局面，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构建发展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方面。首先是我们改善了与西方阵营国家的关系。从特征上看，当时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开放，以吸引和利用他们的市场、资金和技术来发展自己，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首先改善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以改善对美关系为主轴，迅速改善了那些与美国关系紧密的国家关系，其中包括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从而极大地缓和了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拓展了中国回旋和利用的空间。中国改善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也有应对当时的苏联霸权威胁的考虑，但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服务于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需要，只有改善了外部的环境，我们才可以安心与专心地干事，才可以让投资进来，才可以利用外部的市场。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采取的另一重大战略步骤是迅速改善与俄罗斯，以及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新生国家的关系，同时，也恢复和改善那些原来与前苏联关系密切的国家的关系。如在东南亚地区，我们与越南、老挝等曾紧跟苏联与我们关系紧张的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到20世纪90年代，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国全面终于实现了与所有周边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化，从而使从前的对立，甚至敌对性的关系得以扭转，第一次实现周边没有敌国的新环境，这应该说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个重大的转变。
利用这种新的有利形势，中国采取了三个措施，主动地构建新的对外关系与外部环境格局，这是一个新的重大转变。在第一个转变中，中国应对的成分比较大，因此，只能最大限度的追求关系的改善，主动构建的成分少。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取得稳定和改善的基础上，中国积极开始主动构建一种新型的关系。第一是努力解决边界争端问题，为此，先后与新生的中亚国家，俄罗斯以及越南划定了陆地边界，还与越南完成了北部湾海域划定，并与印度就边界问题开始进行积极的磋商。第二是积极构建非对抗、非结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了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全面关系的发展。建立伙伴关系是中国的一大创新之处，它具有新关系的特点，不同于传统的结盟关系。起初，这种伙伴关系主要是针对大国的，以寻求避免和大国的对抗为目标，后来又延伸到其他类型的国家。对有些国家，由于政治、安全问题比较难以处理，则选择以发展经济关系为基础来推动全面关系的发展。第三个措施是推动区域合作，构建区域合作框架，包括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东亚多层合作机制、上合组织、六方会谈等，从而构筑了一种包容的周边关系框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和邻国平等地在同一合作框架下共同参与和实施合作。在这种框架下，由于中国的发展可以为周边国家提供越来越大的市场和利益，从而在周边有了稳定的协商与合作平台。在这些平台上，中国作为主要参与方，发挥影响的主动性开始提升，借此中国可以发挥重要的和主导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有着如此多的邻国和如此多的遗留争端的国家，这些特点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周边关系特征。第一是邻国情况复杂，与中国的关系变数多，近而不亲者多。第二是遗留争端复杂多样，包括领土的、历史的、海域的、人文的等等，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发酵。第三是局势随中国兴衰而动，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不断地激起涟漪，引起多重反应，并出现新的特点，由弱势中国下的关系向强势中国下的关系演变。
二、周边的新变局
周边新变局中一个新变化是以中国为主线的矛盾凸显。众所周知，过去的矛盾和热点问题主要围绕周边的其他国家而展开，和中国有关系，但中国不是主导因素，如朝鲜半岛问题、越南入侵柬埔寨等问题都是由其他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如今，这种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即以中国为主线的矛盾凸显，中国成为了矛盾的焦点，并且形成两种热点。第一是争端升温，“强势中国”带来“双向反应”。所谓“双向反应”，即一方面是中国本身的利益诉求在增加，另一方面是相关国家的对策反应强烈，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最近一个阶段南海问题升温，把脏水泼向中国，越南、菲律宾采取主动“进攻性”策略。第二是应对“强势中国”形成一种“准共识”，催生了一种复杂的“准结盟”势力滋长。从越美关系、美印关系，到越印关系、菲日关系等，尽管各国的具体目标不尽一致，但总的来说各国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联合应对强势中国。这种针对中国的新形势，制约了中国刚刚形成的主动构造周边环境的能力，增加了被动应对的因素。
另一变化是美国因素发生转变，美国的战略重点由改变崛起的中国转向应对崛起的中国，其核心目标是保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利益。遏制中国势力扩张，防止中国替代或者削减美国的存在与影响力，成为美国“重返亚洲”的新战略。2009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开始将更多的战略目光投到东亚地区，外交和军事资源也源源不断的向中国周边地区投放。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的周边热点迭出，几乎中国周边所有的新变局中都有美国的影子。从美日、美韩同盟加强，到美越关系萌生、美菲关系恢复，从钓鱼岛问题到南海问题，莫不如此。美国通过加大在中国周边的投入，利用多层关系机制，主动构建了应对“强势中国”的网络。事实证明，美国因素的存在加重了中国周边热点问题带来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搅乱了中国苦心经营的周边安全环境秩序，给中国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特别是给中国的周边外交带来新挑战，值得中国认真关注。
三、如何认识与把握大局
首先，新变局意味着我国周边关系架构与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对此，必须进行新的认识并给予高度重视。一个判断是，我国周边形势的大格局没有发生逆转，没有形成一个敌对包围圈，应对“强势中国”是周边国家的一个战略性布局，具有多层含义，对中国留有运筹空间。第二个判断是，尽管新变局增加了中国的被动应对性，但中国因实力增强形成的主动构建环境的能力仍在。过去，中国对外关系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在于中国开始主动地构建这种环境。第三个判断是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依赖性和我国的干预能力提升，使得中国得以制约变局升级能力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要保持冷静、理性的头脑，不可自乱阵脚。
其次，把握中美关系大局仍然是核心。美国的主导战略是构筑对我国的制约与平衡网，其挑动周边国家对抗中国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是不破大局，否则也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一个现存霸权国家与一个崛起大国之间有这么难分难解的、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不发生大的对抗”是双方的战略底线，这是中美关系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稳定器。中国对美“避免对抗，寻求合作”的大战略没有必要改变，应将继续坚持下去。在新的形势下，让美国参与东亚合作机制可以增加中国的操作空间，也是制约美国的重要一步棋，“请君入瓮”，要比让它在外边“自由行”更好。自从2000年以后，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构筑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合作机制，取得了很大成效，理想的发展是，一个联合的东亚与美国构建一个类似大西洋关系的太平洋关系架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做的就是实现东亚的联合，但是实践证明，如今构筑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合作机制已不现实。因此，应调整战略，主动布局，利用新的形势，来对美国在东亚的行为形成制约。
再次，东北亚地区仍是我国需要重点经营的区域。就日本来说，中日关系非常重要。在当前的中日双边关系中，历史问题开始有所淡化，现实利益矛盾逐渐突出，日本把“应对强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由来已久的钓鱼岛问题掀不起大浪，不要为其所左右，需“抓大放小”，稳住中日关系大格局，抓住大利益。朝鲜半岛问题涉及的因素很多，在过去几年中，六方会谈中一直有一个核心的设计，即以解决朝核问题来推动整体框架和格局的变化，当前，这种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让他轻易放弃很难。在中美战略缺乏协同的情况下，只要不出现大对抗格局，朝鲜半岛问题“留着尾巴”，也许可以增加中国的战略活动空间，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六方会谈”，这个机制还是要维护，因为可以争取主动权，防止一边倒。尽管六方会谈还存在着很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但是作为中国主动构建的一个重要机制，即便只是存在，谈而不决，也具有很大的意义。推动中日韩对话合作机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增加战略性问题的对话内容。目前该机制主要集中于经济问题，但可以也应该增加安全话题。例如，今年的一个变化就是其对话内容增加了核安全合作并且签订了相关协议，其对话内容仍可以继续拓展，以提升三方合作的战略性含义。
东盟对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两个转变。由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接纳中国”发展到“利用中国”，即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力图搭上中国经济发展快车，这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重要背景。如今，这个关系增加了“应对中国”的内容，但“防华而非反华”是东盟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战略基线，因为反华不符合东盟的利益。因此，应继续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加大在各个领域对东盟国家的投入，增强东盟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之间的融合与依赖性，尤其要加强对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帮助其发展。
就南海问题而言，在我看来，越南、菲律宾利用外来势力增强其干预力和潜在控制力，主要还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如石油、天然气资源，而非与中国对抗的战略设计。在解决争端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各方都清楚，贸然使用武力代价太大，维护稳定是上策。因此，要以寻求政治解决为主，积极利用东盟框架，突出和渲染各方及整体利益，以求大局稳定。毕竟，卷入南海争端的只是少数几个国家而不是所有东盟国家，要积极利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框架，缓解矛盾，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已经将南海争端置于中国与东盟整体合作框架来处理了，解决南海争端不那么容易，要继续利用好这一框架。与此同时，还要大力提升中国的干预能力，以对挑衅性行为进行有影响力的反制。不可否认的是，如今南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周边大局的重大问题，应“多重下注”，包括提升干预能力，将南海问题分类，变被动应付为主动提出倡议等。需要指出的是，各方争端的不是整个南海，而是南海地区的岛礁，所以，中国也可以高举保护南海航行安全的大旗，比如，主动召开有关的国际会议，让美国、日本、印度也来。再则，在东盟“10＋1”框架下中国可以做两件事：一是倡议不在争议区单方面开发资源，二是召开南海争端当事方非正式对话会议。在东亚峰会上和中美战略对话中，也可以主动谈及南海地区国际航行安全与保护地区稳定的议题，争取主动，特别是不必担心美国、俄罗斯参与东亚峰会之后谈及南海问题。
作为新安全观的产物和典型代表，上海合作组织是维系各方关系的一个稳定器。中国应进一步大对该组织在各个方面的资源投入，不断提高其合作水平，特别是要重点加强中俄之间的战略协商，要最大限度的发挥上合组织的作用，不能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目前上合组织已经吸收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蒙古四国为观察成员国，不宜再吸收新的成员。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持上合组织的内部结构稳定，在现有的基础之上整合已有资源，提升其合作水平，而非一味地寻求扩大成员规模。
总之，新兴大国的崛起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的扩展，因此中国的崛起过程必定会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这其中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个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只要把握好大局，就不会出现反华包围圈，也得以避免变成一个“孤独的大国”。
(本文根据作者在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举办的第二届西南论坛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经本人审阅并同意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