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学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财政学科的特点和发展前景
财政学的建立、演变和发展的规律证明，财政学是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理财学相互渗透和融合成的多科性综合性很强的一个独立学科。
追本溯源，财政学是从经济学中分化和独立出来的一个新学科。在此以前，财政学思想首先反映在其经济学著作中。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财政思想，从而创立了资产阶级财政学。德国卡尔·海因里希·劳将经济学区分为国民经济学、经济政策学和财政学，并于1832年出版了《财政学》，把财政学中官房学分离出来。19世纪后半叶，德国冯·史坦因提出，财政学可称为国家财政学或国家经济学；休·道尔顿认为，财政学系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种科学。此外，西方的著作中还有把财政学称谓《财政社会学》、《财政政法学》、《财政行政学》、《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
在我国作为财政学的，还有《分配经济学》、《综合财政学》、《改革财政学》、《理论财政学》、《发展财政学》等等。老前辈财政学家尹文敬教授在其新作《财力经济学》一书中写道：“随着财政本身性质和内容的不断扩展和深化，研究财政科学的财政学，也随之由原始的就财政论财政，从财政政法学而发展为财政经济学，再深入发展创新为当代的财力经济学。”老当益壮的财政学家许毅老教授一贯创导建立广义财政学，他在近著《广义财政学体系初探》一文中指出：“提出研究广义财政理论体系的命题，目的也正是在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经济基础与国家职能的辩证关系入手，以生产力结构优化为中心，以生产力要素配置和物质利益分配之间互相协调为基点，拓展财政科学研究视界，在更广阔范围上重新研究财政理论和政策。”笔者认为，就财政收支论财政收支的行政财政学，政府仅为弥补市场失效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财政，都不能涵盖社会主义财政学的本质和丰富内容，不是财政学发展的方向。充分认识财政学具有跨越多学科的综合学科的特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适度拓宽财政学研究的领域，立足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理财学的有机统一，其研究内容应涵盖财政与经济、财政与政治、财政与社会等各种关系，运用预算、税收手段和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和社会分配，促进国家治理、社会安定、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把财政学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关于财政学研究的对象
财政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基础上，伴随着国家出现共生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
“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国家依仗公共权力参与社会资财再分配的政府经济行为，便是财政分配现象或财政活动。财政是国家上层建筑作用于社会经济分配的产物，是上层建筑与经济相互作用的产物。财政现象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
学科的划分有粗细之分，要考虑主观和客观条件，即需要与可能而定。关于学科划分的依据，毛泽东同志精辟地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财政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是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
什么是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概括地说，它是研究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运用分配方式和财政政策，直接地和间接地对国民生产总值和收入进行再分配，合理的配置资源，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以实现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
具体的说，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方面，财政学是从经济学分化和独立出来的一门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经济学和财政学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再生产运行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包括经济运行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是社会资源配置问题，后者是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并从整个经济总体上探讨运行和发展的规律。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学的一个特定的侧面，是以政府为主体，以社会国民生产总值和社会收入为分配对象的财力分配关系，并从社会总体上研究其运行和发展规律。在商品经济中，国家财力分配表现为财政资金收入与支出的资金运动，财政学要研究政府在调节资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过程中财政资金筹集、分配、使用及其运行的规律，探讨生财、聚财、用财之道，把保障社会公共性需要纳入经济总体运行和发展的轨道。为此，财政学研究的重点应放在揭示财政基本矛盾及其运行的基本规律上，包括财政与经济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规律，财政收支辩证关系和收支平衡的规律，财政分配按比例发展规律，物质利益规律及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规律等。另一方面，现代财政学还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研究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经济运行的关系，要从政府层次上研究财政管理规律，即各级政府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宏观经济管理目的，对其管理客体施加影响进行调节和控制的规律。为此，财政学还要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中，研究财政思想、财政政策、财政管理体制及财政法治管理等问题，使财政成为国家对经济总体进行干预和调控的有效的政策工具。传统的财政学强调了对财政分配规律的研究是必要的，但对财政政策的研究则有所偏疏。理论指导实践不能离开政策的桥梁作用。当人们在认识财政运动内在规律性的基础上，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制定出正确的财政政策，并有效地运用政策去实现政府预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影响变革实践，这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忽视财政政策的研究，便难以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三、关于财政学的理论基础
研究财政学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观察和分析问题。财政是国家为主体形成的分配经济关系，是政府实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作用中来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社会再生产理论、价值理论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理论是财政学建设的理论基础。
财政是与国家有本质联系的经济范畴和历史范畴。国家的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决定了由此派生的财政分配总是具有阶级性的烙印。国家的职能决定财政的职能，行使政治职能、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可缺少的。但由于国家性质、国家具体国情、国家发展阶段及实施政策的差异，某种职能在表现的范围和力度上存在实际上的差异，而国家政权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95页。 ）政治职能的极端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国家为了达到有效地干预经济的目的，势必要强化财政调节经济周期的功能；财政是推行国家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的工具，是以国家权力为依托的行为，是国家机器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学研究自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指引。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阐明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全部历史发展过程，进而揭露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为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也是现代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劳动创造价值，生产决定分配，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构成分配环节一部分的财政分配、只能建立在价值形成及其分配的基础上。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阐明了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是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分配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统一。为了使社会再生产在扩大规模上不断更新和重复，必须保持生产、流通、消费之间的均衡发展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财政分配要按社会再生产规律办事，对国民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比例失调采取必要的财政措施及时加以调整。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财政学的指导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适合于我国国情。它有不同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定性，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产权制度方面看，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二是从社会分配制度方面看，既有先富后富的区别，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防止两极分化以共同富裕为奋斗目标；三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管理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而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必须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功能作用。
财政学研究还要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和财政学的某些科学理论和管理方法，特别是反映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的科研新成果。但借鉴外国理论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洋为中用。为此要把握相互联系的三个要点：一是对其理论本身有一个清楚、正确的认识；二是了解其理论的产生背景和应用条件；三是弄清其理论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适用性和协调性，为我所用。
四、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评价
在西方国家，经济学各流派提出的边际效用学说、公共产品理论、混合经济理论很早便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经济实践。西方经济学者把现代西方经济称为“混合经济”。混合经济包括私人经济和公有经济（或称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两个组成部分。私人经济按市场机制有效的范围运作，为社会提供个人产品；公共经济在市场失效的范围内由政府介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早在上个世纪末，奥地利和意大利学者将边际效用价值论运用到财政学科研究上，论证了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合理性、互补性，形成了公共产品理论，为西方现代财政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对于公共产品的定义，据萨缪尔森的解释是：“每一个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能减少任何他人也消费该产品”。由于公共产品一般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对消费者个人无法按其价值收取费用，所以私人不愿意也不宜选择和提供公共产品。混合经济中的公共产品其价值如何确定？边际效用价值论便赋予无形的公共产品以主观价值，从而使社会能采用统一的货币尺度去衡量对比公共产品的供应费用与运用效用之间的关系。公共产品理论还提出，遵循效用——费用——税收的程式，税收成为公共产品的“税收价格”，是人们享用公共产品和劳务相应付出的代价，从而将公共产品供应的成本和收费有机地连结起来。依据市场经济和公共产品理论，政府不仅要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还要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填空补充、矫正和调节作用。政府成为公共经济活动的中心，为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和劳务。财政筹集收入和分配支出的活动，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分配，也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劳务，进行资源配置和市场需求的调节。这就超越了亚当·斯密把财政理解为一种分配活动的范围，财政已经成为一种生产活动，使西方财政理论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西方公共经济理论对政府经济职能和财政的界定对我们是可以有所借鉴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中，适应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的要求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部门职能应尽快从包揽微观经济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向强化宏观管理方面转变。首先要保证政府机构运行和各项公共开支必不可少的资金；其次，要保证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重点建设的必要投入；第三，要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和财政融资、贴息等经济杠杆，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增强企业经营机制和提高经济效益；第四，进行收入再分配，调节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水平，实现公平分配；第五，成本——效用分析法的应用，首先要确定在公私部门之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均衡；其次要确定公共经济的规模及其内部的项目和不同方案的分析比较和选择，获取效益最大化。第六，保持和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基本平衡，适时适度地实行财政平衡政策，财政紧缩政策和财政膨胀政策，并且与为以调控社会需求总量为主的货币政策协调运用。
总之，要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中和政府与市场的协调运行中，来探求财政的定位和职能作用，发挥财政杠杆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
西方对混合经济都取得了共识，但对公共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份额和协调运用则并不尽相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必然要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色。所以，借鉴形成于西方社会的公共产品理论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参照，不存在从根本上替代我国财政理论的基础。诸如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公共产品主观价值、市场机制和公共产品的模拟市场机制，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和目标、政府提供服务与私人纳税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公共产品效用函数不确定性等。说明了公共产品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适应。照搬公共产品理论作为建立现代财政理论框架的基础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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