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宋庆龄与中共合作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探析论文,中共论文,宋庆龄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庆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宋庆龄长期与中共合作的原因是什么？应作深层的分析与探讨。
一、宋庆龄与中共都是孙中山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的捍卫者、继承者和实践者
1936年9月，毛泽东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说：“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①]孙中山逝世后，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之后，宋庆龄在先后发表的声明和谈话中，强调指出，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具有无畏的精神，“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在我们革命中是基本的”，“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进而严正地指出：“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②]尽管那些国民党冒牌领袖们危害了三大政策，但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③]孙中山“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④]她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⑤]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宋庆龄曾多次强调，“唤醒民众，组织民众，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才能救中国于危亡。”[⑥]她根据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曾设想“这个合作在当前和将来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⑦]她曾痛斥汪精卫“这个卖国的汉奸，竟敢曲解孙先生的学说，随便加以涂改。”[⑧]并对那些“一知半解的信徒们”提出忠告：“进一步，我们要晓得，抵抗侵略，提高民权，改善民生，有同样的重要性，应该同时并进的。”并强调“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全部实现之日，也便是国家独立的真正实现之时。”[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不仅在国民党“一大”上表示执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而且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之后，继续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在革命斗争中，实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将民主革命推向前进。在当时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了工农武装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着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就是“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在我们革命中最基本的”问题。对农民组织起来，推翻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宋庆龄是十分支持的，称赞说：“成百万个有组织的农民，……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参加了斗争。”关于土地革命，她强调指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⑩]早在30年代，宋庆龄就把实现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理想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曾对美国反法西斯战士达德教授说：“你这次来中国是初次。你一定会发现中国的情形很糟很糟。但是我劝你相信，中国的情形一定会好起来的。中国有个共产党，我看希望就在这里。”[(11)]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向当时当权的国民党表示：“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12)]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模范地实行对外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当蒋介石集团准备发动内战之时，中国共产党在它所领导的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宋庆龄热情洋溢地称颂：“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可靠的保证。”“中共在农村所实行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已证明了这一点。”[(13)]由于宋庆龄和中共都是孙中山事业的捍卫者、继承者和实践者，因此就能长期合作并能广泛地团结一切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力量，个人、组织和团体。
二、宋庆龄与中共合作的出发点都是依靠人民、相信人民、为人民服务。正因为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因而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尊敬和爱戴
宋庆龄在1924年7月陪同孙中山出席了广东省第一次农民大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农民的革命精神，“我深深地受了感动”，并认为“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14)]宋庆龄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严正声明：“我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血腥的反动派。”[(15)]她痛斥戴季陶时再次表示：“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是你知道的。”[(16)]宋庆龄曾明确表示：“我对人民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一点，从不失去信心。”[(17)]一再要求自己及其所领导团体的工作人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8)]只要是人民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她对中华民族总是充满着信心。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宋庆龄坚定地相信：“中华民族像一个人样的站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了。在中国全部历史中，我们从未见过精神、行动和意志这样的团结一致。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华民族是必然不会灭亡的。地球上没有一个力量可能消灭她。”[(19)]而“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20)]上海解放后，她非常兴奋地对朋友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21)]随后，她在1949年7月1日发表了《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中，怀着极为欢欣鼓舞的心情热烈呼唤：向人民的力量致敬！向人民的自由致敬！向全世界民主斗争中的同志致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中国共产党致敬！这是正义之声，它反映数亿中国人民的心声。宋庆龄参加开国大典返沪后发表了《华北之行的印象》一文，指出：“它使我更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我看到凭了人民的力量，我们具有历史性的政府诞生了。我亲眼看到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真正革命精神所获得的杰出成就。”[(22)]几十年来，宋庆龄一贯热爱人民，相信和依靠人民的力量，相信和尊重代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同样，宋庆龄被中国共产党视作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和亲密战友。
三、宋庆龄与中共合作有牢固的思想基础——无产阶级世界观
经过大革命的实践、赴苏欧考察以及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共刊物，在三十年代初，宋庆龄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义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如果说，在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在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上，还是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思想基础，认为民生主义“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23)]那么，她赴苏联及欧洲考察的革命实践是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起点。访问苏联和欧洲这虽并非直接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她深入实地考察的活动也是革命的社会实践的一种。自身的实践往往比时代的影响更有力，赴苏联及欧洲考察，参加世界反战活动，同时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追求真理过程中实现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密切结合。这是宋庆龄比许多同时代的人，以较快速度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重要原因。
宋庆龄到苏联以后，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所以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一方面有了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促使她为寻找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勤奋学习。另一方面，经过对苏联和欧洲的访问活动，看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社会制度，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看到帝国主义的战争本性，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对劳动群众剥削压迫的残酷，文化与生产进步的停滞等，这些现实促使她发展了新的思想意识，新的观点，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宋庆龄在30年代初发表的几篇论著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反映了她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其中特别是1933年9月的《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在上海反战大会上的演词》，显得尤为集中。
首先，阐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
她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上，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目前时代的特征。她说：“目前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求出路”，“寻求消除世界危机的办法，但结果反而加深了危机，使矛盾和冲突较前更加明显。”“今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陷于剧烈的经济战争中”。“这个建筑在剥削制度之上的旧社会，必将进入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的支配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
“因此，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了。”[(24)]
第二，强调必须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她强调：“反动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来对抗。”“我们并不反对一切战争”“一个革命阶级为反抗压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一个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两种情形下，武装斗争是必需的，因为反动势力永远不会自动放弃它们的权力。”[(25)]号召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战争，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待战争的基本观点的。
第三，把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看成是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到来的关键所在。
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领导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十分重视，指出这条道路的深远意义在于“只有从这些斗争中才能发展出权力和力量，来解放中国，统一中国，驱逐帝国主义，收回东北和其他失地，给中国人民以土地、粮食和自由，并给各个民族以生存、发展的自由”，“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她还强调必须建立工农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中国劳动人民指示了出路”，只有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成。她肯定苏维埃是“工农大众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机构”[(26)]。
宋庆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的论述，标志着她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列宁曾经说过：“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27)]。正因为宋庆龄能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观察中国革命问题，从而选择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即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而奋斗终身，宋庆龄不愧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这也是宋庆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与中国共产党持久合作的根本的内在原因。
四、中国共产党人对宋庆龄的影响和帮助，是宋庆龄与中共长期合作的重要原因
早在20年代初，宋庆龄随同孙中山与李大钊、林伯渠等人往来。孙中山认为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28)]宋庆龄对此深信不疑。宋庆龄想要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曾写信给在北京的李大钊，请他寄一本他认为较好版本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版，李选寄了一本。[(29)]美国尤恩森说：1922年秋天，宋庆龄和孙中山一起阅读和研究马克思列宁的著作。[(30)]美国的海伦·斯诺说：“宋庆龄是中国第一位女马克思主义者”。[(31)]人们普遍认为，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宋庆龄和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党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孙中山亲自主盟让李大钊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为了寻找革命的道路和实现孙中山的遗愿决定赴莫斯科访问，由中共地下党派人护送登上了赴苏船只。在后来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她筹组、参与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远东反战会议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领导组织下建立起来的。许多活动也是与共产党配合的，如营救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牛兰夫妇、邓中夏、廖承志、罗登贤、陈赓等。为发表《中华人民对战基本纲领》事，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书记盛忠亮[(32)]与宋庆龄接触。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到宋庆龄寓所，与宋庆龄会谈5个小时。[(33)]1936年4月，冯雪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来到上海，先后与鲁迅、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见面，向他们介绍了瓦窑堡会议精神。与宋庆龄见面时，双方商定中共派李云做地下党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34)]中共中央为了在上海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于1936年7月决定成立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他委派胡愈之直接指导救国会工作。救国会在宋庆龄、沈钧儒等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救亡运动，将抗日救亡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在重大事件发生或中国革命发生重大转折时，中国共产党总是及时地同宋庆龄取得联系，相互介绍情况，交换政治主张，取得共识，使重大问题获得圆满解决，有力地推动局势顺利发展。瓦窑堡会议及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时局的发展，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表明对日对共的政策亦有明显的变化。1936年9月，中共中央派潘汉年来上海，潘汉年会见宋庆龄并递交了毛泽东给她的亲笔信。宋庆龄多次与潘商讨开展统战工作问题，并把他引荐给宋子文和宋美龄，宋子文一度提供寓所让他居住。[(35)]西安事变发生，潘汉年及时地将中共解决事变的主张向宋庆龄通报。宋庆龄根据毛泽东1936年9月来函，出席了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利用国民党中委资格积极开展活动，她联络了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
在为新中国奋斗中，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十分尊敬和钦佩宋庆龄。她是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在组织上没有入党，但在思想上已经完全入党。廖承志同志说：“从她一生革命的长河中每个阶段都可以看到。她——是革命家，是斗士，以共产党员自许。”[(36)]在革命战争艰苦年代，宋庆龄常常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工作和战斗，中国共产党总是委派最忠实、最优秀的共产党和革命者负责她的安全保卫工作。宋庆龄和这些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使她为创建新中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长期合作，原因应是多方面的，上述几点是基本的。宋庆龄和中共的合作，特别是同以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合作，不仅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注释：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②—⑩ (13)—(19) (21)《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44、47、49、52、205、278、297、297、55、468、46—47、69、75、452、201、198、477页。
(11) (20)《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7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22) (23) (24) (25)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3、65、69、65、36页。
(26)《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27)《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
(28)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29)（美）罗比·尤恩森：《宋氏三姐妹》，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30)《参考消息》1981年5月22日。
(31)盛忠亮，又名盛岳，时任中共上海局书记，后叛党。
(32)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8页。
(33)《潘汉年回忆七七前后国共关系的情况》，《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5—6期合刊。
(34)《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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