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詞話》：從文本疏通到價值認同——《人間詞話》百年學術史研究之七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文本论文,人間詞話论文,到價值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間詞話》作爲二十世紀文論經典，如果從發表之年的一九○八年算起，其學術史至今已有一百年了。在這百年學術史中，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史的開端卻要遲至一九二六年俞平伯標點本《人間詞話》單行本的刊行，而第一個研究高峰則是在三十年代前期纔開始形成，並一直持續到四十年代後期。這一時期是《人間詞話》文本的闡釋與普及時期，相關的箋註、講疏數量頗多；同時這也是對其進行學理層面的研究和探索時期，不少在二十世紀卓有影響的學術名家如朱光潛、唐圭璋、任訪秋等加入到研究隊伍中，不僅壯大了聲勢，而且在其學術史開始不久即提升了研究的層次和水平。簡言之，《人間詞話》能够走向經典，三四十年代其實是重要的奠基時期，所以這一時期的學術史值得我們充分重視。而《人間詞話》文本的普及離不開許多學者的箋註、評點以及在這種評析中對其著述性質的確立和著述價值的認同。本文即梳理這一段學術史，以昭示《人間詞話》走向經典之初程。
一、標點、輯佚、箋註、評點、講疏、研究
《人間詞話》手稿本大約完成於一九○八年七、八月間，同年十月開始分三期刊發於上海《國粹學報》，具體刊發期數和則數是，第四十七期二十一則(一九○八年十月)，第四十八期十八則(一九○八年十一月)，第五十期二十五則(一九○九年一月)，共六十四則。其中第六十三則論馬致遠《天淨沙》小令爲手稿本所無，蓋發表時，王國維從文體嬗變的結構考慮，臨時補寫而成。《國粹學報》本《人間詞話》(以下簡稱“學報本”)發表後，並没有造成學術反響。一九一五年一月，王國維將手稿本、學報本及《宋元戲曲史》中的相關論述合並增删爲三十一則，再度以七期連載的方式刊發於沈陽《盛京時報》。具體是十三日刊小序和前五則(一～五)，十五日刊四則(六～九)，十六日刊六則(十～十五)，十七日刊五則(十六～二十)，十九日刊五則(二十一～二十五)，二十日刊三則(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一日刊三則(二十九～三十一)。這三十一則詞話統列於“二牖軒隨錄”名下，王國維並未爲之命名。後來諸家多以“人間詞話選”重新命名這三十一則詞話，似屬無謂。不如直接以“《盛京時報》本《人間詞話》”(以下簡稱“時報本”)爲名更符合王國維論詞之習慣。
王國維前後兩次將《人間詞話》整理發表，都未取得其預期的效果。《人間詞話》能最終進入學術視野，並逐漸成爲二十世紀之學術經典，應該是一九二六年以後的事了。一九二五年八月間，樸社即由陳乃乾通信聯繫王國維，商談將曾在《國粹學報》發表之《人間詞話》予以標點單行出版問題。王國維原擬再行删訂，但最後只是修改了幾處文字，即經俞平伯標點並序後由樸社印行，這是《人間詞話》的第一個單行本，相距學報本的發表已經有十八年之久。②《人間詞話》由此而開始受到關注。③此後各本，如靳德峻《人間詞話箋證》、沈啓無《人間詞及人間詞話》、徐調孚《校註人間詞話》、徐澤人《人間詞話·人間詞合刊》皆以新式標點，梓行問世。其中靳德峻《人間詞話箋證》、蒲菁《人間詞話補箋》、徐澤人《人間詞話人間詞合刊》中的《人間詞話》，收錄文本的底本皆爲俞平柏標點之一卷本。當然，因爲新式標點啓用的時間並不長，在標點的嚴謹與寬鬆上，各家的態度並不完全不同。如沈啓無在《人間詞及人間詞話·例言》中即云：“大凡詩詞之妙，往往意境渾含，似不能以新式標點符號硬行鑿開。至於標點繁瑣更是累贅。本書點句皆取簡單，讀者且自領會，可不必拘泥求之。”故其標點也果然以逗號、句號爲主，另有少量問號，引録作品原文則用引號，書名、篇名、詞牌名則統以左側波浪號爲標誌。這種標點方式雖然不一定能將原文行文語氣完全表達出來，但就方便閲讀而言，已無障礙。④
但在各標點本中，在採錄《人間詞話》論詞條目的數量上各有不同。這就涉及到學術界在王國維去世後對其詞論的輯佚問題了。最早從王國維《人間詞話》手稿本輯出未刊條目及其他論詞條目公佈問世的是王國維助手趙萬里。《小説月報》第十九卷第三號(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上刊登趙萬里輯錄的《人間詞話未刊稿及其他》，其中註明從手稿本輯出者四十四則，另從王國維對《蕙風琴趣》的批點和趙萬里自己《丙寅日記》中所記錄的王國維論詞之語各二則，合共四十八則。輯錄範圍和方向初步向手稿本的還原和向《人間詞話》專書範圍之外的論詞條目擴展。同年羅振玉主持編輯的《海寧王忠悫公遺書》竣工，其中即將俞平伯單行本和趙萬里補輯所有論詞條目全部納入《人間詞話》名下，只是以俞平伯單行部分爲卷上，趙萬里輯出部分爲卷下(署名“人間詞話增補本”)而已。一九三三年，沈啓無編校《人間詞及人間詞話》，其中《人間詞話》部分無論是在分卷、具體條目和署名上，都與羅振玉本無異。一九四○年徐調孚《校註人間詞話》由開明書店出版，其卷上、卷下之内容一同於《海寧王忠悫公遺書》本《人間詞話》，但增加“人間詞話補遺”部分，收錄《人間詞話》之外而未被人輯出之論詞之語及少量單篇文章或單篇中的部分相關論詞部分共十八則，具體包括王國維《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諸跋語、《清真先生遺事·尚論三》、《唐寫本雲謠集雜曲子跋》、《跋王周士詞》、《桂翁詞跋》以及《人間詞》甲乙兩稿序，共十八則(多爲節錄)，附於兩卷本之後。多係從羅振玉編輯之《海寧王忠悫公遺書》及趙萬里、王國華編輯之《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中所收錄各專書或文章中輯出。與此前卷上、卷下的體例相對應，已初具三卷之制。一九四七年開明書店重印《校註人間詞話》時，徐調孚又將陳乃乾從王國維舊藏《六一詞》、《片玉詞》、《詞辨》中録出的七則眉批補入“補遺”中。至此在學報本六十四則之外，經趙萬里、徐調孚、陳乃乾增補的條目已有七十三則之多，已超出學報本原刊的數量了。這還只是解放前的情況，解放後的增補更是呈現出擴大化的傾向了。因不屬此文範疇，暫不置論。
輯佚之外，在三四十年代對《人間詞話》的箋釋工作，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環。對《人間詞話》的箋證，其實在王國維生前一年即已有學者開始了。一九二六年夏，靳德峻的《人間詞話箋證》即告完成，擱置年餘後，由北京文化學社於一九二八年出版。其箋證固在學術界開始增補《人間詞話》之前，這是需要説明的。靳德峻的箋證主要是徵引詩詞作品文獻和典故，簡介書中所涉及的人名和書名，偶爾對王國維原文與所引錄文字有歧義者，則稍加辨析。這與他自稱箋證此書的初衷“乃爲一己誦讀之便”⑤有關，故其並無對《人間詞話》具體詞論的解析。而且靳德峻之箋證出手倉促，未暇一一核對原文，所以其自己也覺得“錯誤連篇，不可卒讀”⑥。一九三三年，顧隨在《人間詞及人間詞話·序》(沈啓無編校)中説：“邇來坊間翻印舊書，或加標點，或加箋註，而句讀往往訛謬，文字往往錯植，每一翻閲，心目俱爲之不快。”⑦令顧隨爲之不快的這個“箋註”本當是指靳德峻之《人間詞話箋證》，因爲這是顧隨作序之前惟一的箋證本。靳德峻箋證本初版之時，趙萬里補錄的《人間詞話》未刊稿等尚未在《小説月報》刊出，故其箋證僅限與俞平伯標點本——亦即後來兩卷本之卷上，但其影響卻也未可小視，至一九三五年三月，靳德峻箋證本已經有了第三版了。
可能正是因爲靳德峻箋證本的影響及其不足，才有了蒲菁的補箋。《人間詞話補箋》雖遲至一九八一年方與靳德峻的《人間詞話箋證》合刊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其補箋當在三十年代初——至遲在三十年代中期即已完成。理由主要有兩點：其一是所補箋的對象是靳德峻的《人間詞話箋證》，其基本體例即先列靳德峻“[原箋]”，再列自己的“[補箋]”其二是在所補《人間詞話》本文仍限於一卷本。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後各家註疏越來越多，而靳德峻箋證本漸趨邊緣之時，再來補箋這本“過時”的著作，似乎情理難通。蒲菁的補箋除了進一步補充有關詩詞作品、詩人生平等基礎文獻之外，主要著眼於對其理論的闡釋，故往往引錄多種類似文獻以彼此參證，如《人間詞話》曾以“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評價馮延巳之詞，靳德峻原箋只是略箋《花間集》的情況，其餘則不遑顧及；蒲菁的補笺連續徵引《陽春集序》、《唐五代詞選序》、《藝概》、《蕙風詞話》、《柳塘詞話》、《白雨齋詞話》、張惠言《詞選》、《詞辨》等八種相關評説，爲王國維此論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旁證，其前後之間理論之異同，也是展玩可得。故其補箋不僅補靳德峻之缺漏，也爲王國維之理論進行學理性的補證，同時也在箋證中表述自己個人的看法。⑧
沈啓無《人間詞及人間詞話》雖有註釋，但其宗旨主要還是突出文本。⑨故其没有採取隨文註釋的體例，而是將所有註釋置於最後，總題“附錄徵引詩詞雜文”，下分徵引書目、詩詞原文、詩人詞人之生平籍貫著述等。其註釋方式雖不同於靳德峻，精審程度也高出其上，但仍可以看出其受靳德峻箋證本的影響。⑩
徐調孚的《校註人間詞話》由開明書店一九四○年初版，是最早的通註三卷本《人間詞話》。因徐調孚“發原載誌相對校，冀得其真”，故詞話文字的校勘更爲精審，爲其成爲此後最通行之本奠定了基礎。此書註釋工作實由周振甫完成，但其註釋之思路則當受之於徐調孚。徐調孚在《校註人間詞話》後記中説：“……復請同事周君振甫，將文中所及之一題一句，悉就善本徵引原詞，詳加詮註，並標明所自。”(11)徐調孚、周振甫校註此書，主要是徵引詩詞原文及所涉及的論述原文，以文字精確、簡明見長。不僅將此前通行之上、下兩卷全部註釋，即對自己補遺的十八則，亦校註一過。
以上標點、箋證、校註、補箋等，其價值主要表現在普及文本方面，這在彌補詞話體著作形式上的散漫確實具有重要作用。但理論文本的普及只是基礎，對其進行學理上的分析纔是宗旨。在三十年代，以著作的方式側重對《人間詞話》展開學理式研究的學者，當推顧隨與許文雨二人。在三十年代中期，顧隨曾在靳德峻《人間詞話箋證》文本上作了不少隨文評點，後經顧之京整理爲《〈人間詞話〉評點》刊發於《詞學》第十輯。據顧之京跋文，顧隨在《〈人間詞話〉評點》基礎上，曾撰有《〈人間詞話〉笺釋》一書，惜未及出版而手稿毁於“文革”動亂之中。《〈人間詞話〉箋釋》原貌已難窺其詳，好在《人間詞話》的評點仍在，這些評點的内容大致可以見出其“箋釋”的雛形。顧隨的評點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初步厘清了《人間詞話》的結構特徵。將前九則劃爲“總論”，提出境界説的理論體系；第十～五十二則未“各論”，品評自五代、南北宋及元代諸詞人詞作；第五十三～六十四則爲“結論”，由詞體之論而總結文學、文體的一般性規律。總論部分九則評點了其中七則，各論部分四十三則評點了十二則，結論部分没有評點，則其對“總論”的重視可見一斑。第二，對《人間詞話》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範疇作了初步的解析。如對境界與人生的關係、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的區别、動詞與境界的關係等，都闡述了自己的看法。第三，對《人間詞話》的得失均有評騭，如對於王國維以詞人之句還評詞人，他認爲“最爲得當”等。而對温庭筠“句秀”、韋莊“骨秀”、李煜“神秀”之説，則評爲“太玄”，等等。(12)顧隨的評點可能在他任教的輔仁大學課堂上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但因爲此評點本在他生前没有正式出版，所以其許多包含真知灼見的言論其實一直是消隱在學術視野之外的。
許文雨從三十年代初即開始講疏歷代文論，其講稿後匯成《文論講疏》，起王充迄王國維。《人間詞話》即爲其《文論講疏》之一種，一九三七年南京正中書局將其從《文論講疏》中别出單行，始易名《人間詞話講疏》。許文雨採用的並非專題研究式的講疏，而是將註疏分散在單則詞話，故其體例實兼有一般性的註釋和理論解説的雙重意味。就註釋而言，許文雨也後來居上，不僅在徵引文獻上注重版本選擇，使相關文獻的精確度得到大幅提高，而且注意將詞話中没有標明的隱性文獻也一一徵引出來，其實類似於一種理論溯源了。不過《人間詞話講疏》的最大貢獻在於對王國維詞學理論的剖析上，如境界之内涵、造境與寫境之區别等，許文雨都在講疏中用現代觀念剖析其中内涵。對於王國維立説欠周延的地方，如南北宋之優劣等問題，許文雨更是在講疏中直陳自己的立場，帶有商榷的意味。並初步整理出王國維以“境界”和“自然”爲内核的理論體系。許文雨此書不僅在解放前影響一時，即在今天，也是一本不可忽略的著述，其學術價值可見一斑。(13)
在三、四十年代《人間詞話》的刊行中，將《人間詞話》與《人間詞》合刊，看來也是一種比較流行的做法。(14)如沈啓無、徐澤人所編校的文本都是將《人間詞》與《人間詞話》合刊的。沈啓無没有解釋合編的原因，倒是徐澤人在《人間詞話·人間詞合刊·弁言》中説：“蓋《人間詞話》者，乃先生對於詞之理解，亦即其詞之創作之基礎也。取詞話證其詞，以詞證其詞話，兩者合刊，相得益彰矣。”(15)注意到王國維填詞創作與詞論之間的關係，當然不只是表現在這些以合刊方式的文本中，也表現在不少對《人間詞話》的專題研究當中。
在學術界對《人間詞話》進行標點、輯佚、箋證、講疏的同時，對《人間詞話》的專題研究也已經開始。如俞平伯《重印人間詞話序》不僅揭出其境界説、隔與不隔説等理論核心，同時也對其豐富的内涵及其在文藝批評史上的地位予以充分估量。俞平伯此序影響極爲深遠，除了徐調孚《校註人間詞話》仍以之冠諸書端之外，其他刊本序言也多沿其基調，各作引申而已。而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署名“潔”在第一時間即在《支那學》四卷之二(一九二七年三月)“新刊紹介”欄目評述《人間詞話》，對其境界説及詞評予以高度評價。一九二七年六月，賀昌群在《文學周報》發表《王國維先生整理中國戲曲的成績——及其文藝批評》一文，論及文藝批評部分，主要即論述《人間詞話》的内容。從三十年代開始，一些專題研究論文開始見諸報刊雜誌，按時序而論，如朱光潛《詩的隱與顯》(16)、任訪秋《王國維〈人間詞話〉與胡適〈詞選〉》(17)、劉任萍《境界論及其稱謂的來源》(18)、唐圭璋《評人間詞話》(19)、吴徵鑄《評〈人間詞話〉》(20)、葉鼎彝《廣境界論》(21)、王鎮坤《評人間詞話》(22)等。這些專題研究論文或立足全書進行總體評騭，或由境界一端生發，或與同時代人相關著述比較異同，立場有中西之不同，持論有褒貶之差異，大體在一種總體肯定、側重批評的模式下展開研究，代表了解放前《人間詞話》學術史的主要特色和水平。另有一些對詞話個案的關注，如李敦勤《王靜安論周美成詞》(23)等，也有對當代一些刊本的商榷性文字，如徐緒昌《〈人間詞話〉箋證正誤》(24)，即對靳德峻箋證本提出了不少文獻方面的闕失等。與這一時期刊行《人間詞話》多有與《人間詞》合刊的現象相一致，也有數篇文章論及《人間詞》，如賀昌群《王國維先生整理中國戲曲的成績——及其文藝批評》(25)，在“文藝批評”部分不僅認爲《人間詞話》“把唐宋詞人估量的半斤八兩”，而且認爲王國維的詩詞創作總體“平穩”，並認爲這與王國維原是學問家而不是詩人的身份有關。奂軍《人間詞中的人間》(26)、馬文珍《詞人王靜安》(27)，繆
《王靜安與叔本華》中也有不少文字涉及對王國維《人間詞話》、《人間詞》的分析，其中對《人間詞》的分析尤爲細致，其對《人間詞》含有哲學意味的判斷，以及“在近五十年之作家中，能獨樹一幟”，“在近五十年詩詞作者之中，王靜安應據一重要地位”(28)的定位，至今看來，不失其鋭眼。所以《人間詞話》的學術史其實同時是伴隨著《人間詞》的學術史的。
二、總體價值定位與著述性質認同
《人間詞話》作爲二十世紀的文論經典，其總體價值之定位已無疑義。但走向經典，三四十年代是最爲關鍵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學人的價值判斷或多或少會對此後的經典化進程產生重要影響。傅斯年的《讀宋元戲曲史》雖然主要是評述《宋元戲曲史》一書，稱其“皆極精之言，且具世界眼光”，但在文末也捎帶而及《人間詞話》，其語云：“余向見其《人間詞話》，信爲佳作。年來聞其行事不甚可解，竟成世所謂‘遺而不老’之人，此非本文所應論。就本書論本書，卻爲甚有價值耳！至於今日，中國聲樂之學，衰息極矣。世有有心人，欲求既往以資現在，則此書而外，更應撰論述明南曲之書詞之來源與變化。漢魏以來，至於明清聲樂之遷嬗，亦應有專書論次。蓋歷來詞學多破碎之談，無根本之論，樂學書中《燕樂考原》、《聲律通考》雖精，而所説終嫌太少也。必此類書出於世間，然後爲中國文學史、美術史與社會學史者，有所憑依。”(29)傅斯年對於《人間詞話》的價值是充分認同的，從中國聲學的源流角度肯定其成就，對於其“根本之論”——即體系性也表達了讚賞。傅斯年的這一節評論雖然没有深入到《人間詞話》的具體理論之中，但在王國維生前，能認識到其超越傳統詞話“破碎之談”的方式而追求“根本之論”的特點，還是值得提上一筆的。
在《人間詞話》各單行本及相關書評中，頗有涉及對《人間詞話》總體學術價值的定位問題。這些定位雖往往是寥寥數句，但早期的這種簡單而準確的定位，對於《人間詞話》的傳播並最終成爲二十世紀學術經典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二六年二月，樸社本《人間詞話》單行出版。憑藉王國維國學大師的身份，《人間詞話》在沉寂了近十八年後，以一種頗爲强勢的方式進入學術視野。而對其進行學術價值定位，則是早期研究者共同關注的話題。俞平伯在《重印人間詞話序》中雖然没有爲其價值地位下一語，但對其論詞的精審極爲讚賞，稱讚其所論“持平入妙”。吉川幸次郎(署名“潔”)是最早專文評述《人間詞話》的學者，他大體承繼俞平伯的説法，充分肯定《人間詞話》的學術價值，認爲“此書具備精到的見解”，其境界説“超脱了俗趣俗論，觸及了詞的真諦”，“可與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相媲美”。(30)何昌群則注意其具體批評的敏鋭精確，他説：“《人間詞話》是一册薄薄四千餘字的小書，然而，他那種明確精當的眼光，把唐宋詞人估量得是半斤八兩，使人讀了他的一字一句，無不‘傾心帖耳’的肯服。”(31)徐澤人《人間詞話·人間詞合刊·弁言》也認爲：“王國維(靜安)先生之《人間詞話》，久爲文壇所稱譽。良以其所見卓絕而語語肯綮也。”都對其詞人詞作的評點表達了讚賞。
這一時期考量《人間詞話》的學術價值和學術地位，大都是以“當代”爲勘察範圍的。朱光潛説：“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學者關於文學批評的著作，就我個人所讀過的來説，似以王靜安先生的《人間詞話》爲最精到。”(32)朱光潛雖然加上了時間限制和强調個人所讀之外，還有一“似”字以示慎重，這自然是在《人間詞話》初步進入學術視野後被謹慎接受的正常情況。唐圭璋也説：“海寧王靜安氏，曾著《人間詞話》，議論精到，夙爲人所傳誦。”(33)“爲人所傳誦”當然是指向當代的。這種有限度的價值認同，與他們主要持批評的角度有關。而非置於整個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背景中確立其地位。
當然也有把眼光放得更遠的。繆將王國維整體定位在“近世中國學術史上之奇才”，而對於王國維“兼及”的文學史、文學批評，則以“有深詣創獲，而能開新風氣”相評，認爲其總體學術成就“求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34)。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對《人間詞話》的評斷在内。這是從清代詩學史着眼的。也有少數學者是從整個中國文學批評史角度來考量的。如王鎮坤《評人間詞話》云：“《人間詞話》一書，尤爲世人所樂道。其立説以境界爲主，實不刊之論。其批評謹嚴，議論矜慎，且深中窽竅，孚尹旁達，洵堪爲文評之法式。”(35)王鎮坤所論雖限於詞學問題，但既視其爲“文評之法式”，則顯然也是從批評史的角度來衡量其地位的，而非僅限詞之一體了。
價值往往是在比較中凸顯出來的，把《人間詞話》與《白雨齋詞話》和《蕙風詞話》三種詞話進行對勘，以定其高下位置，也是三四十年代比較流行的一種做法。戚法仁《人間詞話補箋序》云：“清人論述，《白雨齋》及《蕙風詞話》，最爲時人推重。然求其推究文心，盡極精微，且本末賅備、條貫厘然者，則海寧王氏《人間詞話》一編，尤有所長。論詞主境界，不爲虚無要渺之談。”這是“挺”《人間詞話》的一派，不過這種聲音在當時並不宏亮。在三四十年代，似乎更有《人間詞話》不及《白雨齋詞話》、《蕙風詞話》之議。如關於句和篇的關係問題，王國維因爲持有境界則“自有名句”一説，其批評作品，也多摘錄數句以定高下，遂有重句輕篇之議。如王鎮坤曰：“試觀陳廷焯之《白雨齋詞話》、況周頤之《蕙風詞話》，皆論斷精審，不專標榜一二字句爲已足；而先生謂‘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又曰：‘北宋之詞有句，南宋之後便無句，如玉田、草窗之詞，謂一日作百首也得。’似以一二名句評章作品高下，先生之不重篇章也可知。”(36)雖非對三種詞話進行學理上的分析，但其抑揚可見。無論是褒讚還是貶低《人間詞話》在三種詞話中的地位，解放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將《人間詞話》與《蕙風詞話》合刊通行，也當是沿承了這一段學術史的特點的。
在三四十年代的文論通史或文學批評史中，給王國維《人間詞話》留下位置的是許文雨。他的《文論講疏》共選擇了十二位作者十四篇(部)文論作爲講疏對象，其中有兩篇(部)入選的只有劉勰和王國維二人。許文雨不僅講疏了兩卷本《人間詞話》全部，而且選了《宋元戲曲史·元劇之文章》作爲煞尾，其以王國維爲中國文論之殿軍的意圖是十分清晰的。許文雨在《文論講疏·導言》中説：“總攬各期，獨表自然英旨，則著以梁劉勰鍾嶸、唐司空圖、宋嚴羽、明唐順之、清末陳廷焯王國維爲遥承不絕之説。”(37)批評家與文論的入選標準雖然只是側重在“自然英旨”和“純粹文學”兩個方面，但這兩個方面恰恰是中國文論的核心内容之一。故即此而言，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殿堂中，許文雨是最早在帶有通史性質的著作中爲其確定位置的人。
不過無論是把《人間詞話》的地位定位在“最近二三十年”，還是近三百年，還是就整個文學批評史。在三四十年代的研究中，關注《人間詞話》的闕失幾乎成爲一種研究共識。所以相關研究論文往往在褒讚數語後，即轉入對其不足的分析，這幾乎成爲這一時期論文的常見模式。如唐圭璋在稱讚其議論精到之後即云：“然其評諸家得失，亦間有未盡當者，因略論之”。(38)吴徵鑄也主要針對《人間詞話》之“偏頗之處，不定爲定論者”(39)。王鎮坤在稱許《人間詞話》的境界諸説未“不刊之論”後，也接曰：“然其所論，亦間有未安，臣昌期期，以爲不可，兹摘其偏頗之處，略加評騭。”(40)以下就句與篇、小令與長調、境界與情韻、隔與不隔、北宋與南宋等問題，一一指摘其立説未周之處。這種寫作模式也是《人間詞話》處於“前經典時期”的一個旁證。
價值定位往往同時伴隨著對著述性質的考量。《人間詞話》到底是一部什麽性質的著作？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包含著很多的爭議，在三四十年代，視其爲美學、詩學著作者有之，視之爲純粹的詞學著作者，也不乏其人。不過從數量上看，視之爲泛文藝批評的言論要佔據著主流。俞平伯雖然在《重印人間詞話序》中對其論詞之精妙讚嘆不已，但序言是從“文藝批評”的話題開端的，又認爲“書中所暗示的端緒，如引而申之，正可成一龐然巨帙”，並説自己“頗思得暇引申其義”，則在俞平伯眼裏，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正是以詞體爲載體，而内蘊涉及到文藝批評衆多領域的一部著作。朱光潛對其的解讀，正可視作是對俞平伯引而未發的“文藝批評”的一種引申。《人間詞話》就是一本廣義上的詩學著作，或者説是美學、文藝學著作，因爲超越於具體的文體形態，所以朱光潛多以近代西方美學爲參證角度，解讀其中所蘊含的文藝美學的理論因子，其肯定或批評，都以這種理論爲背景。
蒲菁和許文雨雖然只是箋註、講疏《人間詞話》文本，但他們對此書性質的看法，倒是與俞平伯、朱光潛相似的。蒲菁《人間詞話補箋》主要是徵引文獻和提供有關理論的背景資料，直接的評説並不多，但在資料選擇上，其實也可以看出一種理論判斷。譬如在第一則之下，蒲菁補箋曰：“近三百年來説詩者，王士禛之神韻説，屈復之寄託説，趙執信之聲調説，翁方綱之肌理説，沈德潛之格調説，袁枚之性靈説，舒位之才氣説，而先生則持境界説也。”蒲菁在清代詩學的源流中來考察其地位，其以“詩學”來涵括《人間詞話》的學術性質，當然是十分清楚的。許文雨的《文論講疏》完成於三十年代中期，始於王充，迄於王國維，對於王國维的《人間詞話》和《宋元戲曲考·元曲之文章》，均予以講疏，其文論的基本視野當然是無可懷疑的。在整個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數種《中國文學批評史》中，無一爲王國維留有應有位置的情況下，許文雨從純粹文學、自然英旨的理念出發，將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和《宋元戲曲考》列爲中國文論的殿軍，這種從整個中國文學批評史角度對其歷史地位的認定，確實更顯出一種深邃的歷史眼光和理論膽識。顧隨則直言：“靜安先生論詞可包括一切文學創作。”(41)所以從俞平伯、朱光潛、蒲菁、許文雨、顧隨等，幾乎都没有限於詞之一體來認識其性質，而更多是從一般文藝創作理論的高度來評價的。
但畢竟書名叫“人間詞話”，立足於詞體本身的解讀，仍是一種頗爲主流的做法。不遑説俞平伯在《重印人間詞話序》中對王國維論詞的直接稱賞。次年吉川幸次郎在對《人間詞話》的書評中也説：“詞話詞論之類的書，自古以來就不少，但此書具備精到的見解。”並認爲其境界説“觸及詞的真諦”。又説：“我聽説靜安先生還是一位當行本色的詞人，我深深地爲當代能有這樣創作與理論兼擅的詞家而高興。”(42)可見，吉川幸次郎完全是在詞體的範圍内認同其價值和特色的。任訪秋則就詞論詞，一開頭就是《人間詞話》是“論詞的書”，認爲“近幾年來一般人對詞之見解，迥與前代不侔”，即與《人間詞話》的刊行有關，任文的分析重點也在詞史的分期，詞人的評騭等方面。繆對《人間詞話》的分析注重的是其與叔本華哲學之間的關係，其云：“王靜安《人間詞話》之論詞，精瑩澄徹。”則與任訪秋所云大體相近。不過與任訪秋重點分析其詞論内容及其與胡適《詞選》之關係不同，繆重點分析的是其詞論在話語和理論内核上與叔本華哲學之關係。
再略略辨説一下“人間詞話”的書名問題。王國維早年撰述的幾種著述或專篇，多以“人間”二字命名，如《人間詞甲稿》、《人間詞乙稿》、《人間詞話》、《人間嗜好之研究》等，這“人間”二字的頻繁使用，確實是非常突出的一個現象。在王國維生前，似乎一直對此没有過書面的解釋。一九二七年六月，賀昌群著文説：“……(靜安詞)以蝶戀花、浣溪沙二調爲多，每調下半闋末句多以“人間”二字復詠，如“人間須信思量錯”、“人間……”，便是‘人間詞話’之名所由來。”(43)這是對“人間”一詞最早的闡釋。何昌群是自己猜度，還是聞之他人，已難確考。但這一説法在三十年代羅振常所撰的《人間詞甲稿序·跋》中得到了證實，據該跋文所云，在當時東文學社的幾位同學如樊抗父、羅振常等之中，稱呼王國維即多直稱“人間”，其原因如羅振常所云：“時人間方究哲學，靜觀人生哀樂，而甲稿詞中‘人間’字凡十餘見，故以名其詞云。”(44)其早期兩種詞集即均以“人間”命名，稍後論詞之專書承襲此名，亦自然之理。則“人間”一名原自帶有哲學意味，《人間詞》以西方哲理入詞，《人間詞話》也多逸出具體品評，帶有體系建構，其理路是有前後一致性的。
三、餘論：關於經典的普及與導引
歷史上的經典形成就時間上而言一般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問世之初即成經典，這主要表現在一些單篇文學作品方面，如左思的《三都賦》、周邦彦的蘭陵王(柳陰直)等，都在篇章初成，即或被廣爲傳抄，或爲都下盛唱，其時效性特别明顯，而且由此即長期佔據著“經典”的位置；另外一種則是在接受過程中慢慢形成的，理論經典的情況多爲如此，如劉勰《文心雕龍》在其誕生數百年間，基本不爲人所重，經明清學者的註疏、音解，方逐漸步入經典行列。《人間詞話》作爲理論著作，大體屬於後一種情形，因爲從初次發表到進入普及和研究領域，畢竟也經過了近二十年的沉寂。但這段沉寂的時間如果放在歷史的長河中來衡量，也實在是短暫的。所以從這一意義上説，王國維又是幸運的。追尋其中的原因，除了有晚年王國維國學大師的身份堪加憑藉之外，也與一批一流學者如俞平伯、朱光潛、唐圭璋、任訪秋以及許文雨、顧隨、徐調孚等的積極參與密不可分，這種“高規格”的參與與導引大大提速了《人間詞話》的經典進程，這是我們在回顧《人間詞話》的經典化過程時不能忽略的。
注释：
①之一爲《俞平伯與《人間詞話〉的經典之路》，刊《學術研究》二○○八年第一期；之二爲《蒲菁〈人間詞話〉補箋研究》，刊《中國韻文學刊》二○○八年第三期；之三爲《許文雨〈人間詞話講疏〉研究》，刊《詞學》第十九輯；之四《〈人間詞話〉：一個文本的戰爭》，刊《河南大學學報》二○○九年第二期；之五爲《朱光潛與解讀王國維詞學的西學立場》，刊《蘇州大學學報》二○○九年第一期；之六爲《梁啓勛〈詞學〉與王國維詞學之關係》，刊《清代文學研究集刊》第二輯。
②關於俞平伯標點《人間詞話》及其相關評述，可參見拙文《俞平伯與〈人間詞話〉的經典之路》，《學術研究》二○○八年第一期，該文亦轉載於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二○○八年第六期。
③徐調孚在《校註人間詞話·後記》中説：“王靜安先生《人間詞話》三卷，上卷看載《國粹學報》，閱時已久，搜求維艱。民國十五年，俞平伯先生錄付樸社印單行本，流傳於是始廣。”
④顧隨《人間詞及人間詞話·序》評價沈啓無此書云：“師兄此書，標點正確，箋註詳明，校對更爲仔細。”沈啓無編校《人間詞及人間詞話》，人文書店一九三三年版，第二頁。
⑤靳德峻《人間詞話箋證·再版贅語》，北京文化學社一九三○年版。
⑥同上註。
⑦沈啓無編校《人間詞及人間詞話》，北京人文書店一九三三年版，第二頁。
⑧關於靳德峻之箋證和蒲菁補箋的特點及其兩者之關係，可參考拙文《蒲菁〈人間詞話補箋〉研究》，《中國韻文學刊》二○○八年第三期。
⑨沈啓無在《人間詞及人間詞話·編者小引》中説：“大凡箋註之類，都是一種低能的事情。與人以惰，在己猶拙。即便你是兩脚書櫥，讀得書多，卻把好好幾句原文弄得支離破碎，甚至差以毫厘而有千里之謬者，笑殺些個大雅方家之士。”
⑩沈啓無在第七十一則尾註中説：“按詞話增補稿中，曾以梅溪、夢窗、玉田、草窗、西麓諸家並言之，此處‘中麓’當系‘西麓’之誤，靜安先生一時筆失之耳。《人間詞話箋證》一書，未之細察，竟指爲明人李開先(中麓)，不知於此果何以能相提並論，殊笑人也。(此書已再版而謬誤之處反更多，可怪孰甚。)”這説明靳德峻箋證本正是沈啓無藉以參考的一個註釋本。《人間詞及人間詞話》，人文書店一九三三年版，第四二頁。
(11)徐調孚《校註人間詞話》，開明書店一九四○年版，第八九頁。
(12)參見顧隨《〈人間詞話〉評點》，《顧隨：詩文叢論》(增定本)，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八二～八六頁。
(13)關於許文雨《人間詞話講疏》的特點，可參見拙文《許文雨〈人間詞話講疏〉研究》，刊《詞學》第十九輯。
(14)當然也有王國維詞集的單行本的出版，如陳乃文輯《靜安詞》出版於一九三二年，即是早期的重要單行本。
(15)徐澤人《人間詞話人間詞合刊》，出版界月刊社一九四四年版。
(16)《人間世》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四月。
(17)《中法大學月刊》七卷三期，一九三四年七月脱稿。
(18)《人間世》第十七期，一九三四年。
(19)《斯文》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一期，一九四一年。
(20)《斯文》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四一年。
(21)《國文月刊》四十九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22)《國文月刊》七十九期，一九四九年五月。
(23)《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
(24)《晨星》半月刊，第八期。
(25)《文學周報》，一九二七年六月。
(26)《厦大周刊》十四卷四期，一九三四年十月。
(27)《武漢日報》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28)繆鉞《王靜安與叔本華》一文作於一九四三年八月。載繆鉞《詩詞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一○七、一一○頁。
(29)轉引自朱傳譽主編《王國維研究資料》(九)，臺北·天一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二四七頁。
(30)此書評僅以“人間詞話”作爲標題，刊日本京都大學編輯的《支那學》四卷之二，一九二七年三月。
(31)賀昌群《王國維先生整理中國戲曲的成績——及其文藝批評》，《文學周報》一九二七年六月。
(32)朱光潛《詩的隱與顯——關於王靜安的〈人間詞話〉的幾點意見》，載何志韶主編《人間詞話研究匯編》，臺北·巨浪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二頁。
(33)唐圭璋《評〈人間詞話〉》，姚柯夫《〈人間詞話〉及評論匯編》，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九三頁。
(34)參見繆鉞《王靜安與叔本華》，《詩詞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一○三頁。
(35)王鎮坤《評人間詞話》，載何志韶主編《人間詞話研究匯編》，臺北·巨浪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六九頁。
(36)同上書，第七一頁。
(37)許文雨《文論講疏》，正中書局一九三七年版，第八頁。
(38)唐圭璋《評〈人間詞話〉》，姚柯夫《〈人間詞話〉及評論匯編》，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九三頁。
(39)吴征鑄《評〈人間詞話〉》，姚柯夫《〈人間詞話〉及評論匯編》，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九六頁。
(40)王鎮坤《評人間詞話》，載何志韶主編《人間詞話研究匯編》，臺北·巨浪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六九頁。
(41)顧隨《顧隨：詩文叢論》(增訂本)，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六七頁。
(42)該書評刊日本京都大學編輯的《支那學》四卷之二，一九二七年三月。
(43)賀昌群《王國維先生整理中國戲曲的成績——及其文藝批評》，《文學周報》一九二七年六月。
(44)羅振常此跋文刊《藝譚》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标签：俞平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