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种艺术哲学的新范式——略论阿兰#183;巴迪欧的艺术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范式论文,阿兰论文,哲学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4)01-0120-06
在当下知名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艺术思想颇具特色：作为哲学家，他关注艺术与哲学的整体性关系，将艺术视为哲学思考的重要条件之一；作为长期从事创作实践的艺术家，他十分关注艺术存在的合法性问题，艺术不仅是哲学的条件，其自身就是对真理的言说。这使他对艺术的思考走向了一种艺术哲学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不仅阐明了艺术真理的独特内涵，还回答了艺术对于当代世界的现实意义何在的问题。
一、“诗人时代的终结”：诗与哲学的“解缝”
写作于1989年的《哲学宣言》(Manifesto for Philosophy)是巴迪欧对当代哲学的一份症状诊断书，也是哲学重获新生的战斗宣言。《哲学宣言》一方面拒绝当代的哲学终结论，另一方面为重建哲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艺术给予了极大关注。巴迪欧指出艺术是重建哲学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又宣告“诗人时代的终结”是这个时代返归哲学的关键一步。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主张，实则是他重新界定了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即艺术是哲学存在的条件之一，但艺术生产的真理和哲学追求的真理是不同的，艺术的真理不能取代哲学的真理。
巴迪欧通过柏拉图认识到，哲学的存在需要四个条件(科学、艺术、政治、爱)，也称真理的“类属程序”(generic procedures)，简称真理程序。真理是一种“程序”，是就其与思想的稳定性关联而言，这种程序在时空中反复出现，可以得到识别。巴迪欧认为像数学公理、伟大的艺术作品、政治制度的创造等都是这样一些超越时空的、可识别的、可重复的真理程序。哲学探寻真理，但本身并不生产具体的真理，生产真理的是哲学的四个条件。由于四个条件生产的真理是独立的、单一的、互不相容的，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专注于这些真理，进行思索，力图建立一个能够使之共存的概念空间。不过自启蒙时代以来，哲学似乎就丧失了自己的概念空间，反将自己的思想任务交给了四项条件。巴迪欧称这种状况为“缝合”(suture)。巴迪欧将现代哲学史视为哲学与科学、政治、艺术、爱进行了缝合的历史。实证主义哲学是与科学缝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科学、政治双重缝合的产物，德国浪漫主义以来的诗化哲学是与艺术缝合的产物，巴迪欧甚至还发现在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的伦理学那里，存在着哲学与爱的缝合。这些缝合式哲学的共同特点是，分别用哲学的四项条件去构造哲学的普遍的概念空间，即用一种真理程序去构造完整的真理系统，并同时排斥其他的真理程序。比如在实证主义哲学那里科学就是整合的真理(Truth)，科学成为衡量政治、艺术、伦理等领域的真理(truths)的唯一标尺；与之相应，在浪漫派哲学那里，艺术取代了科学的地位成为最高的真理。哲学与其条件的缝合，实际上意味着哲学的消亡。巴迪欧重建哲学的第一步就是要“解缝”(de-suture)，其中解除哲学与艺术(诗)的缝合被巴迪欧视为最重要、最紧迫的思想任务。(1999:67)
巴迪欧认为诗与哲学去缝合的工作应该开始于对策兰(Paul Celan)诗歌事件的思索，并以此宣告诗人时代的终结。他从策兰的诗歌中读到了：“诗歌已经不足以自立了；它要求卸掉缝合的重担；它希望哲学摆脱诗歌压倒一切的权威。”(2010:113)策兰诗歌“最深刻的意义就是把我们从这种拜物教中拯救出来，把诗歌从思辨的寄生场所中解救出来，将其回归给时代的友爱，在那里，它将与数学、爱和政治发明并肩栖居于思想之中”。(114)消除诗与哲学的呼声首先来自诗歌内部，这也体现了诗歌在缝合中已疲惫不堪。由此可见，巴迪欧宣告诗人时代的终结，消除诗与哲学的缝合就具有两层重要意义：一是恢复哲学应有的权利和责任，重建哲学的思想空间。这是《哲学宣言》的思想主旨。二是将艺术从哲学的职责中解放出来，恢复艺术本来的面貌。艺术不能取代哲学去建构普遍的概念空间，从浪漫主义诗学的抱负中可以看到，艺术对世界的审美化，贬低科学、敌视技术，以及在政治、伦理上进行的审美游戏已经与这个时代的思想构成了不可消解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哲学宣言》对当代艺术的重要启示就是：当代艺术应该抵制浪漫主义诗化哲学的主张，诗的真理也不是最高的真理，艺术妄图对其他领域(政治、伦理等)进行审美化的渗透和统合，都是一种僭越和自我伤害的行为。
二、“非美学”：艺术和哲学的新关联
巴迪欧在《哲学宣言》中表明：为重建哲学的思想空间，需要解除诗与哲学的“缝合”状态，重新界定诗与哲学的关系。而《非美学手册》(Handbook of Inaesthetics)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化和解决。如果说《哲学宣言》的主题是哲学的重建，那么《非美学手册》的主题就是“艺术之思”的重建。艺术与哲学的关系依然是问题的焦点。
巴迪欧在《非美学手册》中提出了inaesthetics(“非美学”，另译“内美学”)概念，国内已有研究者对该概念的主要内容进行过介绍。从译名的差别中可以看出研究者对该概念的理解有难以达成一致的地方。巴迪欧对这个词的定义是：“我把‘非美学’理解为诗与哲学的一种关系，即主张艺术自身就是真理的生产者，无须要求艺术成为哲学的对象。与美学的思辨相对立，非美学描述由某些艺术品的独立存在而产生的严格的、内部的哲学效果。”(2005:i)从定义上看，inaesthetics是作为aesthetic(美学)的对立面而提出的。在西方美学的研究传统中，艺术是哲学反思的对象或客体，艺术中的真理需要哲学思辨来揭示。哲学反思和艺术存在之间是一种主客体关系，这是巴迪欧明确反对的。因此inaesthetics首先传达的是一种否定性意义，译为“非美学”较妥。当然inaesthetics也有肯定性的内涵。有论者把握住定义中“内在哲学效果”，将其译为“内美学”。(毕日生：6)实际上，内在哲学效果是就艺术自身生产真理而言，并与美学中艺术需通过哲学的思辨来揭示真理的外在效果相区别，因而这种“内在”仅是相对的。另外，巴迪欧认为艺术真理与艺术“构型”(无内外之分的开放性系统)相关，如果译为“内美学”，就使inaesthetics概念指向不明，也会引发理解上的困惑。
“非美学”首先指涉一种哲学与艺术的新的关系类型。在西方思想史上，自古希腊时代起，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就呈现出多种形态。巴迪欧总结并列举了三种经典模式：启蒙型、浪漫型、古典型。启蒙型模式的论点是“艺术不能成为真理，或所有的真理都外在于艺术”。(2005:2)代表性人物有柏拉图、卢梭以及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家布莱希特。与启蒙型相反，浪漫型模式认为艺术能独立追求真理，是真理的主体，是真理的化身。(2005:3)这一类型的代表是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以及当代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在启蒙型和浪漫型之问的是古典型。古典型认为艺术是模仿，因此艺术存在的意义与真理无关，而是发挥一种治愈功能。这一类型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说及其当代追随者。“非美学”的关系类型正是基于以上三种类型提出的。巴迪欧认为在当代艺术中，启蒙型、浪漫型、古典型的发展都各自达到饱和，始终没有新的类型出现。因此，有必要对第四种类型的存在可能性进行探讨。新类型的提出基于真理的两个范畴：内在性(immanence)与特一性(singularity)。如图所示：
在启蒙型中，真理外在于艺术，因此不具有内在性；但艺术可以模仿真理的效果，其表现形式是特有的，因此具有特一性。在浪漫型中，艺术就是真理的体现，因此是内在的，但如同浪漫派诗学所称，诗的真理是最高的真理，艺术的真理可以贯通其他领域，所以不具有特一性。古典型认为艺术与真理无关，所以两者皆无。毫无疑问，新类型存在的可能性就必定要主张艺术真理既是内在的又是特一的。但这如何可能？巴迪欧需要从理论上给予解答。
巴迪欧抛弃了主客二分的艺术真理观，即艺术真理既不来自作者的直觉创造，也不是来自对艺术作品的阐释，而是“艺术事件引发的艺术构型(通常，事件是一组作品，是一种单一的多)，并且由通过作为主体节点的作品形式的偶然性得以展开”。(2005:12)艺术真理就是艺术主体对艺术构型中事件的忠诚的结果。这个看似简单的定义需要加以具体说明：首先，艺术构型不是一种艺术形式、风格或艺术史中的一段“客观的”时期，也不是一种“技术性”机制。宁可说，它是一种由事件引发的可辨别的序列，构成一个近乎无限的作品混合体。当谈论它时，这样说就合乎情理了：它生产了(从所谈及的艺术的严格的内在性角度)这个艺术的一种真理，一种艺术真理。(2005:13)艺术构型是由众多的艺术品构成的一组序列，通过概念的命名(即艺术类别或风格)可以得到识别。其次，艺术事件发生于艺术构型的饱和状态，是对当前构型的突破，具有偶然性，因为不可预测；具有瞬时性，因为不会在时间中长存，事件发生后，就会迅速消失，但会留下踪迹。最后，艺术主体不是艺术家，而是“某一类”作品，即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称为“主体”，只有捕捉到事件的踪迹，忠诚于事件，并将事件所引发的变革精神贯彻到底的作品才是主体。
艺术真理来自于艺术构型，那么巴迪欧的艺术真理就同时具备了内在性(仅属于艺术领域，与哲学无关)与特一性(不能贯通其他领域)的特点。巴迪欧通过非美学重新界定哲学、艺术及真理的关系，实际上是继续着《哲学宣言》的事业。在“非美学”概念中，艺术的真理区别于哲学的真理，通过事件哲学的规程，艺术的真理得以识别，巴迪欧由此实现了诗与哲学的“解缝”。但是，“非美学”的意义不只是实现了艺术与哲学的解缝，还为探索一种新的艺术哲学范式提供了方向。
三、“非美学”的界限：走向艺术哲学的新范式
在非美学思想引发的争议中，存在着对巴迪欧的“非美学”概念的诸多误解。实际上，对巴迪欧而言，非美学只是一个“未完成”的概念。以下是对“非美学”概念的限定性描述，除了表明“非美学”的界限，同时也试图指出巴迪欧沿着“非美学”的路径走向了一种艺术哲学的新范式。
首先，不能过分放大“非美学”概念在巴迪欧艺术思想中的涵盖性和包容性。非美学只是体现了他艺术思想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一个总体性概括。考虑到他思想发展的整体过程，“非美学”概念仅为一个阶段性标识。其次，巴迪欧确立了“非美学”模式的艺术和哲学的新关系，并不是要宣告启蒙、浪漫、古典型模式的失效。这不符合巴迪欧“多”的真理思想，真理是多元的，生产真理的范式也是多元的且可以共存的。一种新范式的提出并非毁灭了旧范式，正如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并没有宣告古典音乐创作的无效。非美学与启蒙、浪漫、古典型模式共存于艺术世界之中，只是它试图突破当代艺术的“饱和”状态，带来一系列新变化。
由此，可以进一步指出：非美学虽然称不上一种艺术哲学的完整范式，但却为探索新范式提供了方向。在提出非美学之后，巴迪欧对艺术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在《非美学手册》中，巴迪欧指出艺术真理是艺术构型的产物，但在《世界的逻辑》(Logics of World)中，通过“表象的逻辑”理论(logic of appearance)重述了艺术真理的主题：艺术真理借助“主体化”中的主体和积极的创作行为在既定的艺术构型中创造一个新世界，(2009:79—89)正如有论者指出：“艺术帮助巴迪欧实现了‘世界’、‘事件’与‘主体’概念的连结——以及它们的推衍：踪迹和身体。”(During:88)世界的概念与艺术真理联系起来，就可以理解巴迪欧对布莱希特显得矛盾的评价。在《非美学手册》中，巴迪欧批判布莱希特的艺术美学是一种“斯大林式的柏拉图主义”，是一种艺术教条。但是在《世纪》(The Century)中，他称布莱希特是所有共产主义艺术家的楷模，因为他的戏剧反对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和道德颂歌，并让我们明白了在当今时代，戏剧如何成为一种建构真理的手段。(2011:48)《非美学手册》关心的是哲学与艺术的关系，《世纪》则通过艺术思考时代(世界)。他对布莱希特前后不一致的评价表明，他的艺术思想实现了一种内在的演进：从界定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到考察艺术与构成哲学的条件的关系。于是，我们说非美学为提出一种艺术哲学的新范式指出了方向，这是因为巴迪欧通过非美学概念实现了哲学与艺术的“解缝”，重建了哲学的空间。哲学的四个条件通过哲学的概念空间形成了交互性的影响，即艺术、政治、科学、爱的真理通过哲学相互影响、相互关联，最终能够产生一种改变世界情境(situation)的新力量。
这一主题思想更为具体地体现在巴迪欧的《当代艺术的十五个论题》(Fifteen Theses on Contemporary Art)和《肯定主义艺术宣言第三纲要》(Third Sketch of a Manifesto of Affirmationist Art)中，他不仅对非美学思想进行了增补，还结合当代世界状况，提出了艺术的使命和任务。
试看：“第九条：当代艺术的唯一发展就是不能成为‘西方的’，如果民主意味着遵守西方政治自由的观念，那它也不应该成为民主的。”(2007:146)“西方的”也指涉“帝国的”。当代艺术不能成为“西方的”，也就不能成为“帝国的艺术”。所谓帝国的艺术，巴迪欧指出了以下特点：一“是对帝国权力的喧杂的歌颂，是一种病态的、陈腐的表现论者的陶醉，为消沉人民的意志提供鸦片”。(138)其代表是当代的大众娱乐和消费文化。二是对形式的极端迷恋，追求形式变更中的新奇性，并以此产生出独立于帝国权力之外的自由的假象，巴迪欧称之为一种浪漫主义的形式主义。三是帝国艺术受到帝国商业传播和经济流通法则的控制。西方的民主实质上就是“流通和传播”，那么一种真实的、非帝国的艺术就要反这种“流通和传播”的西方民主，成为一种稳定的、普遍意义的民主。因此，巴迪欧就为当代艺术提出任务和使命：反对成为帝国的艺术，进而反对帝国本身；成为一种非帝国的艺术，进而开启一个新世界。
如何成为非帝国的艺术？巴迪欧认为艺术应该从其他几种真理程序中借鉴经验：比如说数学、政治。试看第十条：“就以下这种意义而言，非西方的艺术必然是一种抽象的艺术：它是从一切特殊性中抽象出来的，并把这种抽象行为形式化。”(2007:146)当代艺术要反对浪漫主义的形式主义，就要创造一种新的知觉抽象。科学尤其是数学可以帮助艺术实现这一任务。“这一条路径曾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采用，也被20世纪之初的画家们所采用：他们转向了几何学。我们也应该转向几何学，这将带来巨大的变化。”(2007:147)同样第十一条：“非帝国艺术的抽象化不关注任何特殊的公众。它和一种无产者的贵族主义相联系：对人群不加区分地去行动。”这条法则要求当代艺术应该向政治借鉴一种伦理原则：无产者的贵族主义。这类艺术的典型是法国戏剧导演维特兹(Antoine Vitez)言及的戏剧艺术：“每一个人的精英主义。”(2007:147)可见，艺术与政治的关联始终无法被忽略，因为“艺术问题在今天是一个政治解放的问题”。(2004)
巴迪欧认为当代艺术若要非帝国化，就应该吸取其他真理程序的经验，在自身中形成一种突破，创造一种全新的、不同于帝国艺术的真理。这将为反抗帝国本身创造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艺术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如何开启一个新世界的问题。“全球化带来的信念是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可能的。……艺术向每个人证明，向人类证明，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是完全可能的。”(2004)巴迪欧由此给出了一个诗学命题：“第十二：艺术，即那将来的艺术，应该有如数学论证一样稳固，有如黑夜的伏兵一样令人惊讶，有如星星一样崇高。”(2007:147)这是艺术创作的三重律令：一、艺术创造的形式应该像数学逻辑一样严肃和稳定，因为要反对帝国市场的流动性，要反对帝国艺术的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二、艺术创造作为一个事件的发生应该如同黑夜伏兵的奇袭，令人惊讶，无法预料，这样的艺术无法按照帝国既有的逻辑得到理解，是一种全新之物。三、如同星星般崇高，指非帝国艺术以一种全新的冷峻的形式高居帝国之上，帝国无法将其纳入自身的权力建制和商业循环之中。但是当代艺术的最大难题不是如何践行这三条律令，而是将其统一起来，创造艺术的新形式，开启世界的一个新视野。
巴迪欧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哲学，因为艺术本身不能实现这统一。巴迪欧对帝国艺术的审视和判断，以及对当代艺术的使命和任务的界定都借助了其他真理程序，确切地说，巴迪欧是在哲学的视野下完成这一工作的，因为哲学的真理总是对各种真理的把握，是一种全新的视野，是突破当前情境的力量的集结。哲学可以通过艺术来影响世界，艺术则需要借助哲学来获得“在世界中”的意义。不过在巴迪欧那里，一种真正的哲学不易获得，成为一名真正的哲学家也十分困难，因为“哲学家必须践行哲学的条件。要知晓现代诗，要研习近代数学，要经受并去思考爱的数字“二”，要在政治创新中成为一名斗士——这是期望成为一名哲学家的严格底限。”(Hallward:181)同样，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也是困难的，因为他虽然不从事哲学家的工作，但却应知晓这时代真正的哲学。这大概算是巴迪欧的艺术思想传递出的最令人惊讶的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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