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的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它必须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在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中，排除万难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它必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在全球化主导和领先地位的境地中，前无古人地创造崭新的适应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但是又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一系列的制度、体制和社会机制。在中国面向全球化的道路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没有模式化的道路可走，没有既定的制度安排可以原封不动地为我们所用。创新，是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的唯一抉择。
创新的动力：全球化条件下从内生型转向外生型的中国改革
对于经历2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全球化进程与我们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客观的全球化进程”和“主观的全球化进程”。这种概括与最近某些国内学者（冯绍雷，1999.7）的“全球化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即侧重于全球化本身存在的主观与客观两种向度不同，它是指全球化进程与2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之间，事实上存在的两种关系：
一是“客观的全球化进程”，即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已经开始的，一直延续至今，并且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是我们近几年感受特别强烈的话题，但是这一客观进程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就显现出来。今天的全球化话语也许有其特定的含义，然而，客观的全球化进程却不是今天才刚刚出现的。包括西方的学者也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在对市场的紧密依赖关系中进行的，全球化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注：狄特玛尔·布洛克：《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与国家》，转引自王列、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也就是说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它的启动与发展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工业革命的发生是密切相连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作用有着极为生动的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革命开拓了世界市场，推动了商业和交通，使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种世界性破坏了民族工业，一些使用别国原料的工业取代了民族工业，他们的产品在世界各地销售。这样国际商业网络取代了国内市场，并通过相互依赖关系把各国联系在一起。20世纪末出现的全球化虽然具有许多当代表现形式，特别是科技革命与金融资本紧密结合，但这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它是反映一种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并被人们所认知的现象的加速变化，实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进程。这种全球化是客观存在的，对于中国来说，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游离于这个进程之外。
二是“主观的全球化进程”，即被改革开放的中国所主观地感受到的，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微电子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的发生，所带来的全球自由市场、投资流动、贸易信息的一体化进程。主观的全球化进程，实质上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客观的全球化进程对中国影响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深刻，使中国对于当代世界了解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科学的产物。主观的全球化与客观的全球化之间是有落差的，过去我们置身于客观存在的全球化进程之外，全球化进程尽管事实存在并且持续发展，但我们没有感受。所以，主观的全球化进程是20年中国改革开放逐步形成的，对外开放的中国面对世界已经走向全球一体化，特别是当代世界加速一体化的进程，中国面临发展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不得不主动地知难而进，以保持在全球化进程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
“客观的全球化进程”和“主观的全球化进程”以及两者的关系，提供了这样的分析框架，即：从中国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如何迎接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既要创造适应全球化发展，又要克服全球化进程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消极影响的角度来看，创新不能不是全球化进程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动力之源。或者说，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创新之源，从根本上来自内部的改革推进，即客观全球化进程通过开放日益被中国所感知，使得其内部的改革越来越具有从内生自发型转变为外生压力型的特点，这种转变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制度，越来越提出了创新的要求。
现代化在当今世界上分为“内生的”和“外发的”，与此相关联的作为一国现代化之组成部分的改革也可以区分为“内生型”和“外生型”。可以说：中国1978年的改革，从开始初期更具有“内生型”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到来，我们的改革才更加具有“外生型”的性质。总之，随着对世界的面向度的增大，中国越来越具有紧迫和强烈的理论与制度创新要求，这种逼迫是一种真正的动力！
内生型改革：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创新的初期阶段。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即从“文革”惨痛的教训出发；从建国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出发；从中国最大的国情出发。8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曾多次与外国领导人在谈论中国的改革时阐述这些观点（邓小平，1985.4）从“文革”灾难性浩劫出发，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必须改革的最直接和最直观的认识。60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理想，但是，由于“文革”的干扰，特别是极左路线的防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实践始终被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打断，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为此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从建国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出发，这是因为在对十年“文革”的深入分析中，接触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根本性的问题，这样使得我们对改革的认识不仅仅局限在“文革”的十年，而是扩展到建国以来的30年，邓小平说：“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0-11、65页。）因此，我们必须改革！从中国的最大国情出发，是中国内生型改革的最根本的基础和出发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启动的改革本身，在一段时间内主要面对过去和国内的压力，因为改革本身涉及怎么改的问题，当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即当时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巨大成功后，改革从农村转到城市，然后工业、商业、教育、科技等等各行各业都在内（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0-11、65页。）。
这一阶段的所谓内生型改革，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从外部压力来看，这种改革主要从一些表面直观的现象出发，如我们落后了，我们还比较贫穷，所以需要改革，需要激活我们对四个现代化的记忆和追求，但是理论和制度的创新还不是到外部世界给我们的压力中去寻找；二是我们当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直接缘由，主要来自国内的原因，即“文革”教训和长期以来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三是我们改革的具体理论和制度“创新内容”，主要是到我们自己长期以来的实践中去寻找，我们在改革初期几乎扫描了建国30年来的制度记忆，采用了我们过去在理论和制度实践中曾经使用过，但是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严格意义上说当时的改革还没有真正的“创新”。
外生型改革：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经过10多年改革，进入90年代后的中国，内生型的改革逐渐向外生型改革转变。从中国的开放来看，早期的开放初衷主要是为了打破闭关自守，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开放的中国与全球化的世界越来越多地接触，使中国对世界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制度的现实有了更多的了解，它使中国知道了许多没有预料到的东西，感受到了长期以来与这个世界因为种种原因而造成的巨大的信息环境和条件的差距，因此，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创新。从中国的渐进改革推进来看，早期的改革从农业改革、企业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改革以及市场的培育，这一系列渐进的举措积累而成中国制度性的根本变化，看起来它的表面是渐进的，但是实质上却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转化为一种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然而市场体制却超出了中国原有的一切理论和制度记忆。从世界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的实际影响来看，越来越开放的中国面对新自由主义与科技革命紧密结合的全球化世界，一方面，新科技革命正在把世界历史推向一个新阶段，“由于技术、交通和通讯方面的变化，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产品可以在任何地方生产并且可以销售到任何地方去。国别经济逐渐消失。”（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背后，西方资产阶级加紧使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化的强势语言，“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议会，签定一个又一个协定，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他们的决定消除了资本和商品跨国境流通的障碍。”（注：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新自由主义借助科技革命的力量，以更加开放的价值取向，使资本主义在国际领域获得更加广阔的市场开拓空间。对此，进入90年代的中国改革，如果既不想自绝于这个世界之外，又坚定地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进行新的理论和制度的建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正是在90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理论和制度的创新能力的窒息，在全球化的挑战面前彻底衰败了。
进入90年代以后的中国，在外生型改革面前，中国开始了理论和制度的真正创新阶段，它的显著标志就是90年代初中国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因为，在中国改革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还没有比市场经济更具有迎接全球化挑战的内涵。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背后，是一种全新的革新机制，这种机制在中国任何过去的制度记忆和体验中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建立这种机制的压力和经验几乎全部来自于外部世界。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过程中，中国在实践中形成的新经验、信息交流过程中形成的新认识等等基础上所积累的理性体验，从根本上都是如何适应全球化趋势，增强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强烈愿望。事实上，在具体实践中，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几乎每一个全新的认识和制度安排都参照了国际惯例和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总之，70-80年代，中国的改革更多的是内生型面对过去和中国当时“现实”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它的作用多半是批判旧体制、启动改革；90年代以后，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的改革越来越具有的外生性，使全球化构成了中国改革理论建构和制度选择创新内容中关键的部分。
创新的内容：全球化冲击下社会主义理论创造和制度安排的统一
中国社会主义的创新由自然走向必然，由内生型改革对过去理论和制度记忆的“翻新”，走向外生型改革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前无古人创新的进程，实质上反映了中国面对世界全球化浪潮冲击视野不断开拓和理性的飞跃。从已经过去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内容看，我们的确说着前人没有说过的话，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去我们不熟悉的世界面前，理论和制度的创新仍然存在不平衡的问题，特别在全球化的冲击面前，社会主义理论层面和制度层面从内部到外部的不平衡问题仍然是必须重视的内容。
过去的总结：全球化冲击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创新成就。
全球化冲击面前，与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不同，中国主动迎接全球化挑战，面对资本主义新情况和新变化的条件下，反思过去社会主义建构起来的理论和实践模式，重构了面对全球化趋势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处于强势地位的环境中，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新格局。
首先，对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科学的时代定位。当代中国如何适应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其中首要的一点就是对全球化条件下时代主题的转换。结束“文革”后的中国，把注意力紧紧集中到世界的变化中来，敏锐地发现过去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已经不符合世界形势的发展，面对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各国越来越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特别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在世界舞台上明显的优势地位，果断地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重要判断。这一大理论指导我们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指导我们确定国内工作的中心任务，并且成为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国民经济“三步走”战略的重要依据。自此，中国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的关系，不是越来越遥远，而是开始追赶世界文明的步伐。
其次，对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挑战牢牢把握发展的紧迫性。总结“文革”的教训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经验，中国对世界进行了重新认识，发现我们在世界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发展慢就没有什么优越性；发现我们所处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不仅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较快，而且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也较快，我们处在不进则退，犹如逆水行舟的境地；发现近代世界科技革命发展非常迅猛，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除非在发生世界战争的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这些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强势话语，支配着每一次制度和体制和改革与创新，无论是来自国内左的或右的干扰，还是来自国际的理论上的新自由主义，实践上的自由化诱惑，政治上的渗透和高压，经济上的冲击和制裁，都没有动摇中国现代化建设稳健步入世界全球化浪潮之中。
再次，对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始终坚持科学的辩证性。全球化条件下，处于强势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语境体系，就是借助一系列经济的逻辑，使社会主义国家沿着所谓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的实践顺序步入不归之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实践，不但没有步入全球化条件下新自由主义的陷阱，而是进行一系列创新，这个“新”就是对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始终坚持科学的辨证性。如：讲改革开放，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我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强调还处在初级阶段；搞市场经济，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突出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同时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制、社会可持续发展置于战略地位；全面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等等。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这些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创新整体，使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难以找到突破的缝隙。
当前的分析：全球化冲击下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创新存在的不平衡性。
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制度的创新过程，仅仅20多年的过程还是非常初步的，我们在这个创新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不足之处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从目前来看，突出的问题是理论创新和制度安排的不平衡性。
首先，理论层面的不平衡性。全球化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强化了个人主义、放任主义、私有化、自由化等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全球化冲击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针对新自由主义，创造性地阐述了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坚持，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2）这一价值目标无疑是对新自由主义价值目标的针锋相对的回答。但是，我们在理论层面上，还缺乏在全球化冲击中对这一价值目标的有力证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如何在全球化冲击下优越于新自由主义价值目标的？新自由主义价值目标在全球化进程中导致的巨大副作用会不会在被全球化冲击下的中国出现？社会主义这一价值目标如何在当代中国理论层面上展开，并且怎样筑起防止新自由主义理论冲击的“防火墙”，从而使社会主义沿着自身既定价值目标的方向前进？我们需要深化理论的创新以解决这种矛盾。
其次，制度层面的不平衡性。在全球化条件下，与新自由主义所向披靡地推行经济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政府非控制化的制度性措施截然相反，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进行了根本的创造，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共同发展多种所有制结构，实施多种分配方式；在借鉴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坚持政府的宏观控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两个市场上都坚决反对绝对自由化原则；在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的基础上，明确反对照搬多党制、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的西方制度；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目标，等等。这些根本性的制度层面建设，有力地反映了我们对全球化浪潮冲击的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但是，这些制度层面的创新，在内部仍然还缺少体制性、机制性层面的制度与之相配套，即在这些创造中如何运用具体制度性措施保证根本制度的体现，或者说我们的根本性制度还需要相应配套的、有机的机制和体制的创造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再次，制度层面与理论层面的不平衡。制度层面与理论层面的平衡是当然要求，实际上，全球化冲击带给中国的每一个问题的背后，都不仅仅是理论层面或是制度层面的，例如：经济的飞速发展使我们对市场经济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引入，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和文化层面都是对我们原有制度的挑战，对于这一理论背后深刻的西方政治和文化制度背景，我们只有作过认真的研究，并且建立相应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配套的体制，才能说我们在理论和制度层面是一致了。可以说，当前我们在理论和制度层面的平衡问题上，面临突出的表现是重理论而轻制度。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使人眼花缭乱的思潮，我们引进了许多最新和最前卫的理论，但是对它们的制度背景的了解却不是全面的，或者说有的是片面的。再例如：知识经济的引进和被炒热，一时间几乎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关于知识经济理论的大本营，什么“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社会”等等遍布媒体，但是，对于“知识经济”的制度背景我们几乎没有认真的研究。事实说明，对于中国而言并不缺少知识经济的理论，而真正缺少的是产生知识经济的制度，知识经济是末，产生知识经济的制度背景是本。那种热衷于理论表层的论道，而疏忽于制度深层的建构和对理论相应的制度层面的营造，集中反映了我们制度建设与理论层面建设的矛盾。
现实的问题提出，也是未来要求的体现。从当前我们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的创新成就和存在的矛盾看，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全球化冲击，未来中国的思想解放不仅表现在理论的创新上，而且还表现在制度创新的能力上。只有与理论创新配套或者平衡的制度创新，才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创新！如果从现实和未来的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对中国的考验来看，解决好社会主义理论创造和制度安排的统一，是中国继续迎接全球化挑战和在全球化推进进程中，长期的、始终的、永远的屹立在这个世界上的关键！
创新的挑战：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远虑
近忧与远虑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中国的内生型改革越来越被外生型改革的主题替代，全球化的内涵日益成为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那些我们在社会主义创新中存在的理论和制度的各个层面的矛盾或不平衡的“近忧”，正在以远虑式的课题挑战中国的未来，即全球化的客观趋向与中国社会主义未来必然选择的挑战。
一是经济市场化的挑战。经济的市场化是当今中国以至未来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也是全球化的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未来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共同话语，但是，这两者之间有着许多不同的语境内涵。在全球化的客观趋向的背后，有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对经济市场化的特定的内涵的界定。乔治·索罗斯直言不讳地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受到一个根源于完全竞争理论的意识形态之支持。根据这个理论，市场倾向于均衡，而均衡就是资源最有效的分配状态。防碍自由竞争的行为就影响到市场机能的效率，因此应该予以排除。”（注：乔治·索罗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正因为如此，“全球经济的密切连接绝对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由于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造成的结果。”特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历史性的倒退以后，“西方更加强硬地为建立世界市场的专政而努力”（注：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所以，看起来，全球化的市场化与中国的市场化都是一种客观大势所趋，而且在字面的“市场化”上也很难区别两种市场化的实质。但是，中国市场化的未来无疑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从它与全球化的市场化的关系来看，两者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对立和技术操作层面的兼容等双重关联，如果对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期发展的趋势展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化必然面临着意识形态和市场建构能力的长远挑战。
二是政治民主化的挑战。政治的民主化在全球化的世界和面向未来的外生型改革的中国目前，字面认同和内容理解的差距就更加巨大。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民主化已经是越来越确定的宏伟目标，而且我们同样也能以越来越平静的心态和宽容的理性去面对它。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化的世界的所谓“民主化”浪潮冲击面前妥协和退让，而是在全球化冲击下更加高举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旗帜，深化建设面向世界文明的社会主义。全球化冲击下的“政治民主化”的强势语言，直接的政治内涵就是针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所谓失败，证明西方的价值观和民主制的优越性和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而且必须以这样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重新建构世界秩序。英国的一位学者道出了这一民主化的本质，他说，在更加全球化的时代必须重新考虑民主，这种民主就是“在国家、地区和全球的网络内深化和扩展民主”，这种民主的进程可以称之为“世界主义民主”，“世界主义民主的要义在于创造新的政治机构，这个机构将与国家体系并存，但在一些明确划定、无疑具有跨国和国际影响的活动领域，将比国家具有优先地位。”（注：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页。）事实上近年来，他们不仅这么说，也在这么做，用行动来对一些弱小民族和国家来实践他们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主义民主”。如何在全球化的政治民主化浪潮冲击面前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如何在西方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所谓世界主义民主大棒面前维护自己起码的民主——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生存权，这是走向21世纪去争取实现基本现代化的中国面临的极其重大考验！
三是思想文化多样化的挑战。思想文化的多样化是面向全球化的中国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掌握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融入世界文明主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正确选择和发展趋势。同时，它也是全球化世界潮流中，走在前列的发达国家有意识地推进全球化进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弱小民族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强势语言。如果不加区分地将我们为了推进学习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明，与一些国家有意推行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的多样化，统统视为一个意义上的思想文化的多样化，那么长远的未来，挑战中国的所谓“西化”就不是一种战略愿望，而是一种现实。事实上，思想文化的多样化，在中国面向全球化挑战中的内涵与一些国家推行全球化的思想文化多样化的内涵是不同的。面向世界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多样化是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地繁荣我们的科学文化，更快地赶上先进的国家和民族，但是，这从来不是或者不等于在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相反，全球化浪潮中，一些国家有意识地推进的思想文化多样化，实际上就是打着思想文化上的多样化旗号，推行实质上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而且，这种多元化的最终就是其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可以这么说，就是那些鼓吹全球化时代指导思想多元化，极力推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多元儿的西方国家，其自己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未必也是多元化的。代表着西方资产阶级在全球化时代，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遭受挫折，资本主义国家暂时处于良好状态，因而极其自信地鼓吹西方价值观念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越接近千禧年的终点，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式中央经济计划越面临相似的危机，以隐含普遍有效性的意识形态站在战斗圈内的竞争者也就留下了一个人，即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注：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实际上，这里道出了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极其霸气的一面，同时，也道出它借助全球化时代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同化一切国家和民族的企图。从长远来说，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中国，在思想文化的多样化实践中挑战是极为严峻的！
长远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未来理论和制度创新持久的要求。没有创新就没有能力迎接挑战，战胜挑战是成功创新的标志。因此，从现在起的中国，必须着手从“远虑”式的课题入手，在理论和制度创新中迎接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创新。
展望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可谓任重道远，前进中有什么样的急流险滩和艰巨考验，我们今天难以预料，尤其是在越来越风急浪涌的全球化冲击面前，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面临严峻考验。所以，未雨绸缪，为未来社会主义前途作准备，今天首先就必须在理论上做好充分的创新准备。也许有人说，我们改革开放的20多年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方面做的已经相当多了。但是，这些工作相对于一个长远未来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创新仅仅是刚刚开始，或者是叫做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如果从社会主义已经走过的运动、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进程来看，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不仅是面对过去的经验教训总结，对社会主义的整个价值目标提出未来的导向，而且社会主义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人类的生存价值和文化所体现的文明体系，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始终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与人类的生存价值和文化所揭示的方向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必须能够体现这种面向未来的长远性和一致性。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是非常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是比给社会主义下定义更为重要的方法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面向未来创新的一种飞跃。根据这个革命的方法论，我们可以怀疑过去以往社会主义现成理论和制度体系的合理性，可以勇敢地提出前人所没有提出的制度选择，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话，做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做过的事，这种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以及所导致的实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中从来没有，就连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没有，正所谓前无古人！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从更加长远的未来看，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化的问题。今后，我们仍然面临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标尺，究竟是设定在过去既定的、前人留下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度框架上，还是设定在当今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对我们的严峻挑战的未来方位上？设定在前人的实践和前人的结论的某些原则上，还是设定在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大转折和大变化的现实基础上？所以，相对于过去来讲，我们已经作了很大的创造，但是相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我们仍然需要革命性的创造？
第二，面向长远未来的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问题，但是，面向长远未来的制度创新却是我们不够重视和不熟悉的课题。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制度创新极其重要，因为制度创新的特殊性根本的就在于它的长远性。全球化世界带来的大转折和大变革，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挑战都是深远的，在全球化冲击下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着从长远利益出发进行制度创新的课题。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的革命，但是，我们对这场革命的长远性是否有着足够的思想准备？全球化的世界，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民主化的冲击巨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着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安排，中国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不仅面临一个要成为世界强国的巨大阻力，从长远来看，中国将面临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强国所面临的一切挤压，面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社会主义并且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象征所面临的一切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防力量的打压。对新自由主义寄予幻想是没有出路的，对在一个长远的未来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也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必须面向长远未来进行制度性的创造，这个长远是着眼于今后50年、100年的未来，这个创造意味着我们现在还仅仅是刚刚开始。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可以借鉴，但是不可以现成照搬，而且也做不到现场照搬；改革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创造没有提供现成经验，而且相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制度创造中都陷入悖论和新自由主义陷阱，这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因此，只有制度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才有出路；只有制度创造，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有长远的未来！
第三，真正着眼于长远确立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根本原则。
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来认识这个长期性，而是真正着眼于“长远”来认识它的长期性，就必须为这个长远未来确立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根本原则。首先，这个长远就是国家、民族的长远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无论理论还是制度创新，都不是中国今后几年或者十几年的事情，而是一个世纪或者几个世纪的未来，这是需要大创造、大智慧甚至大勇气的事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生存和发展，有些抽象的原则，有些意识形态的框框，有些眼前的争论，是可以超越的；为了国家和民族长远繁荣和兴旺，有些陈旧的思维方式，有些历史的包袱，有些习惯的偏见，是可以抛弃的。中国近代在世界落伍的教训，根本的一条就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世界大发展的契机中，理论和制度创新缺乏着眼于长远的目光和动力机制。其次，这个长远就是真正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在各种先进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善于学习。全球化的一个长时段进程，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正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过这样的先例，即有的国家在资产阶级生机勃勃走向世界的革命年代，善于学习当时人类创造的先进的理论和制度安排，为本国资产阶级创造了一个崭新的长期发展的世界强国；有的国家在咄咄逼人的外来资产阶级的先进的文明面前，从器利的落后到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急迫感，从而毅然与本国落伍的理论和封建制度决裂，再造了一个世界强国。从长远未来出发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的中国，不仅要反思自己五千年文明的得失，更加重要的是全球化的世界逼迫中国向世界学习，因为在中国过去的理论和制度储备中，没有在全球化世界体系中使我们能够站在世界前列的资本。
全球化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崭新的课题也从本质上赋予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创新的内涵，从我们已经走过的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这个创新事业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从全球化世界为中国展开的今后的长期历程来看，这个创新事业仅仅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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