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先秦的语体与语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体论文,先秦论文,略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3)05-0001-07
一、“语”的本义
语，先秦时本为文体，后发展成为语书。先秦及两汉学者著述，时有征引，然文本多已失传，作为文体，其原貌如何，似无以详细讨论。本文稍稽文献，对语体和语书略作分析，同时对《国语》即是语书之一亦略作讨论。
先秦明确说语是文体的，见于《国语·楚语》。其中，记申叔时对楚庄王问傅职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①这一段论述，是申叔时告诉楚庄王作为太子老师应该教太子什么样的书，而什么样的书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很明显，申叔时所言都是当时流行的文本。除《春秋》、《诗》、《礼》、《乐》等后世的经书外，其余若《世》、《令》、《语》、《故志》、《训典》，往往并不为后人所熟悉。据韦昭注说，《世》指先王之世系，《令》指先王之官法时令，《故志》指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指五帝之书。据此，《训典》指《尚书》一类上古帝王遗书。伪孔《书序》说：“《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②语与世、令、故志、训典相并，可见均是文体。据韦昭注说：“语，治国之善语。”③这是上古以来有关治国的名言。申叔时称，教太子《语》，可以“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据此，所谓“语”又特指先王治国之言。语是文体，而申叔时可以用之于教，则见其时已成书，即语书。
据申叔时所说，其时语书已成规模，那么语书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案，语在上古见于文献者，还有《诗经》。《诗·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④《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⑤此论“言”、“语”有别，但未定“语”为文体。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卷38“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条，引宋郑节卿“抑扬高下使自得之，相酬酢谓之语，独自说谓之言。独说是教者自言，学者无所答问”句，宋郑锷注曰：“食不语，寝不言，则言语异矣。自言其己心之所藴者曰言，以言而与人应答，则曰语。”⑥此亦阐述言、语之别。《说文》解言、语，亦用《毛传》。段玉裁引郑玄注《周礼·大司乐》曰：“发端曰言，答难曰语。”又引其注《襍记》曰：“言，言己事；为人说为语。”⑦均指说话的方式。然强分言己事和为人说，似乎分类太过苛细。《盘庚》说“迟任有言曰”，其言则是格言警语，并不合“言己事”之义，故《正义》说：“其人既没，其言立于后世。”⑧迟任是古贤人，其言亦记录传于后世，是古时有与王言(若《尧典》一类)并传录于世之书，因非王言，故或称“语”以示区分。又《牧誓》：“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⑨又《周书·多士》亦有：“我闻曰：‘上帝引逸。’”《正义》释为“我闻人有言曰”⑩，恐未必准确，当亦如《盘庚》所引迟任之言一类。又《左传》僖公十五年记“且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杜预注：“史佚，周武王时大史，名佚。”(11)杨伯峻注说“史佚”即《尚书·洛浩》之“作册逸”(12)。迟任、史逸，都是古之贤人，或皆为史官，他们谙于史事，能够总结出警世之言，或即语书。先秦典籍常有引“言”或“闻”的记载，如《左传》宣公十二年随武子(士会)曰：“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杜预注：“仲虺，汤左相。”(13)《左传》记时人引仲虺之言，还有襄公十四年，中行献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14)又襄公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15)辞略异而意同，应该是同一出处。案，伪《古文尚书》有《仲虺之诰》，其辞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16)虽为伪《书》，但其辞当出自真《书》之《仲虺之诰》。是以上诸人所引皆出自《仲虺之诰》，然皆不称《书》，一则称“仲虺有言”，一则称“仲虺之志”，似后世之《尚书》，其时尚未编纂，《仲虺之诰》仅以贤者之语传世。称“言”、称“志”，亦见其时“言”、“语”、“志”不甚区分。
此例还有《国语·周语》记王子晋谏周灵王引：“人有言曰：‘无过乱人之门。’又曰：‘佐饔者尝焉，佐鬭者伤焉。’又曰：‘祸不好不能为祸。’”(17)清徐元诰《国语集解》以为是逸《诗》，因为“无过乱人之门”句，《吕氏春秋·原乱》引《诗》曰“无过乱门”，故徐元诰以为后二句亦是逸《诗》(18)。按《左传》昭公十九年子产引此语称为“谚”。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引桂馥说：“古者谣谚皆谓之诗。其采于遒人者，如国风是也。未采者，传闻里巷。凡周、秦诸书引诗不在四家编者皆得之传闻，故曰逸诗。或谓逸诗皆夫子所删，此浅学之臆说也。”(19)上古时言、语各自为书，言为王言，所谓左史书之；语则为贤人之语，非史官所掌，所谓有关治国之嘉言善语。至春秋时，以史官所记王言名《书》，语书则与谚、记诸书相杂，故时人所引或称“语”，或称“言”，或称“闻”。
先秦时亦有用“语”不可理解为文体者，如《论语》所记颜渊说“请事斯语”，清人有以为此处“语”当指上古贤人之语者，恐未必是。殿本《春秋左氏传注疏》卷45附四库馆臣《考证》引张氏说：“按《国语》曰：‘教之语。’‘语’者，先圣先师之嘉语也。《鲁论》颜子曰：‘请事斯语。’冉子曰：‘请事斯语。’知此皆非孔子自言，皆述古语也。故曰：‘请事斯语。’”(20)此以颜渊所说之“语”为孔子所述古语。案，《论语·颜渊》载此事曰：“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又：“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21)观颜渊、仲弓所称“请事斯语”，意当为遵行孔子所言，而非指孔子所述为古语。
又如，《国语》：“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韦昭注：“庶人卑贱，见时得失，不得达，传以语士也。”(22)此处“传语”之“语”，亦非文体。《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师旷对晋侯云：“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此“士传言，庶人谤”之“言”、“谤”，同于“庶人传语”之“语”。杜预注“士传言”说：“士卑不得径达，闻君过失，传告大夫。”又注“庶人谤”说：“庶人不与政，闻君过则诽谤。”(23)传告大夫和诽谤，明非用古《语》书。《说文》训“谤”为毁，则是妄谤不实之辞。韦昭《国语注》训“谤”为“诽”，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诽之言非也，言非其实。”④据此，庶人所谤多是妄谤，是诋毁，则与邵公所谏不合，也与同列之史、瞽、工、大夫不等，故当依孔颖达疏《左传》语为解。按孔《疏》说：“庶人卑贱，不与政教，闻君过失，不得谏争，得在外诽谤之。谤谓言其过失，使在闻之而自改，亦是谏之类也。昭四年传‘郑人谤子产’，《周语》‘厉王虐，国人谤王’，皆是言其实事，谓之谤。但传闻之事，有实有虚，或有妄谤人者，今世遂以谤为诬类，是俗易而意异也。”(25)故《左传》“庶人谤”即《国语》“庶人传语”，其“语”即“谤”言，非古《语》书。
二、语体的发展
从申叔时所说，可证古时有语书，其特征是记治国之嘉言善语。这种语书，至楚庄王时还有流传，而且作为教育太子乃至贵游子弟的教材。其原貌如何，则今人已无从知晓。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语书，主要是《论语》和《国语》两部书。我们先说《论语》。《论语》系孔子门人所编，循名责实，是语书无疑。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后人尊为素王，但在当时，不过一家学说的创始人，徒众多，影响甚广，故门人辑其言成《论语》一书。其书至汉时据《汉书·艺文志》说是八寸策，与经书不同，是其时亦为子书而已。《论语》一书成于何时，其名最早何时而定，亦颇值得研究。王充《论衡·正说》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州刺史，始曰《论语》。”(26)孔安国是武帝时人，至此书名始定，并不合于事实。盖《礼记·坊记》已引《论语》。《礼记》一书，学者谓成于汉儒之手，然近年上海博物馆所获楚竹书已有《礼记》中的《孔子闲居》、《缁衣》、《曾子》等篇，故《礼记》在战国时应已成形，是则可旁证《坊记》所引《论语》，或亦在战国时已经出现。《汉书·艺文志》说：“武帝末(当为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27)孔壁古文，当避战乱而藏，时当汉初，但其文字为古文，则其成书又当更早。《论语》是其中一种，可见成书甚早。《论语》一书记孔子之言，何以称为语？何晏《论语集解叙》引刘向说：“《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28)记善言称语，与春秋前语书相合。《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29)《汉志》所记当出刘向，此以“论纂”释“论”。颜师古注说：“辑与集同，纂与撰同。”(30)是“论”即纂辑的意思。孔子既卒，门人纂辑孔子生前应答弟子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纂而成书，是为《论语》。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序》又申说此义曰：“于是弟子佥陈往训，各记旧闻，撰为此书，成而实录。上以尊仰圣师，下则垂轨万代。既方为世典，不可无名。然名书之法，必据体以立称，犹如以孝为体者，则谓之《孝经》，以庄敬为体者，则谓之为《礼记》。然此书之体，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诗、书互错综，典、诰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难求乎诸类，因题‘论语’两字，以为此书之名也。”(31)这是说《论语》之名，并非无意义，而是因为孔子平日所论深广，义难以定于一方，故题“论语”。《汉志》释“论”为纂辑，后儒则或解为伦。伦，伦而有理之谓，诸说平议，可参皇侃《序》文。后儒尊孔，未免深解，实则孔子门人以“语”名书，仍取古语书之义。皇侃据《毛传》“论难曰语”，说：“按此书既是论难答述之事，宜以‘论’为其名，故名为《论语》也。”(32)《论语》一书，主要记孔子之言，所谓善言嘉语，又多与门人问答讨论，故以“论难”解释，亦无不可。《论语》一书以记言为主，合于古语书体例。然偶亦有记事，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记事入微，作者旨在对话中显示人物的性格，与古语书明显不合，此受春秋以后叙事的影响至为显明。
就文体上看，《论语》为语书，当无疑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讨论先秦散文发展的进程时，可能会对已有的结论进行改写。据先秦散文研究的现有成果，认为先秦散文的发展经历了由语录体至论说体的过程，语录体即《论语》，其在散文史进程中属于早期论说逻辑不发达的产物。然若从文体的角度看，《论语》本身是语体书，与论语文发展的进程没有任何关系，《论语》与《墨子》、《庄子》、《荀子》等，不具有共同讨论的基础。事实上，至汉初，仍然有语体书的发展，如《新语》。《论语》与《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其发展与后人所论的先秦散文发展历程并不相符。
事实上，单纯记嘉言善语的古语书，至春秋以后的确发生了以事入语的变化，其代表者即是《国语》。
《国语》一书，《史记》和《汉书·艺文志》均称其为左丘明所作，这也是因为《国语》和《左传》极为接近。《国语》中的人和事，许多均可在《左传》中得到印证，至有称《左传》是内传，《国语》是外传的说法。《国语》与《左传》有关系，容或是一人所作，但绝不可能是内、外传的关系。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体。《左传》是传释《春秋》的解经之作，是作者以叙事阐发孔子删述《春秋》大意的作品。史迁《太史公自序》载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左传》即详叙春秋242年间史事，以释《春秋》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之大意，此谓“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33)。《国语》不同，它是语书，并不为释《春秋》而作。因此古人的争辩，实在是不明文体所致。《国语》以记言为主，当然，语书在这个时期已经发生了以事入语的变化。故《国语》与上古语书纯记嘉言善语不同，作者似乎比较关注“语”产生的背景：即着重交待“语”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发生的。出于这样的考虑，作者往往在记“语”之前，简要交待背景，这就是“语”前记事。作者不仅关注“语”产生的背景，还关注“语”的后果，因此在记“语”之后，往往又交待结局，以证实“语”的效果。当然，在全部的写作中，作者的中心仍然是“语”，事只是为“语”服务，所以《国语》一书虽然有许多记事，仍然和《左传》不同。对这个特点，台湾学者张以仁先生有过总结。他说：“《左传》重点在事的记述，《国语》则在言的铺张。有时言辞之首，或书史以交待其背景。言辞之末，或附史事以为之征验，皆无非是增加其说理的效果而已。”(34)
后儒或不同意，但均难有切实证据。无论如何，《国语》与《左传》具有密切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故《国语》一书，体裁因仍古语书，但却杂记事，有的部分甚或较《左传》更为曲折细致。这也是语书至春秋末时的新变化，这个变化影响到其后的语书写作。1973年末，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种记述春秋史事的文献，无书名，整理者复原后定名为《春秋事语》。这批材料与《左传》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人认为是《左传》系统，也有人认为与《左传》无关，而是另一本古书(35)。帛书共有16章，其中有13章均与《左传》相近，故多数学者相信其与《左传》有关系。比如帛书第10章：
吴人会诸侯，卫君后，吴人止之。子赣见大宰喜，语及卫故。大宰喜曰：“其来后，是以止之。”子赣曰：“卫君之来，必谋其大夫，或欲，或不欲，是以后。欲其来者，子之党也；不欲其来者子之雠也。今止卫君，是堕党而崇雠也。且会诸侯而止卫君，谁则不惧？堕党崇雠，以惧诸侯，难以霸矣。”吴人乃□之。(36)
这一段记载是帛书中与《左传》最近者。《左传》哀公十二年记：
秋，卫侯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以相辞也。今吴不行礼于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子盍见大宰？”乃请束锦以行。语及卫故，大宰嚭曰：“寡君愿事卫君，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之。”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雠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雠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雠，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大宰嚭说，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执焉而又说其言，从之固矣。”(37)
上引帛书，学者多以为是依据《左传》简化而来，亦有疑《左传》因袭《春秋事语》者。其实这些观点可能并不正确。因为《左传》与帛书《春秋事语》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左传》叙事以释经，强调事件的详实，帛书《春秋事语》其实是语书，重点是记言。故《左传》记事在曲折上下力，如在交待事件的起因之后，又插入子服景伯对子贡的话，子贡束锦以行，以见大宰嚭。《春秋事语》重点在记言上，故在简单交待起因后，即径直记子贡对大宰嚭的话，省去了子贡之所以见大宰嚭的细节。这其实不是简化的问题，而是记事之体与语书之体的区别。所以，整理者将帛书定名为“事语”，是非常合于此书体例的。
《春秋事语》是语书，以记善言为主，也杂有记事。但其记事显然还是与《左传》的记事不同，这是因为尽管至战国时，语书已杂采事件，但仍保留着语书的特征。虽然如此，《国语》中的记事，仍然是为记言服务。对于此点，张以仁先生有很详细的分析。他说以《左传》和《国语》相比，同一件事，往往《左传》实而《国语》虚(38)。《左传》重点在事的叙述，《国语》则在言的铺张。其叙事，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用来加强说理的效果而已(39)。这的确是《国语》的特点，其不以叙事为主，故不可以实录叙事来要求它。
先秦语书，除上述几种外，据史书记载，在西晋太康年间发现的汲冢古书里有一种亦是语书，整理者定名为《汲冢琐语》。此书后来失传，宋人类书如《太平御览》尚有引用。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杂史类》辑有一卷，主要辑自《太平御览》。此书据《晋书·束皙传》：“《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40)《太平御览》卷908引《琐语》曰：“晋平公梦见赤熊窥屏，恶之，而有疾，使问子产。子产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败于颛顼，自没沉淮之渊，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顾，其状如熊，常为天王祟，见之堂上，则止天下者死，见堂下，则邦人骇，见门，近臣忧，见庭，则无伤。窥君之屏，病而无伤。祭颛顼、共工则瘳。公如其言，而疾间。”(41)据此似合《晋书》所说。唐刘知己《史通》亦引此事，可见确为《琐语》所载。按《左传》昭公七年亦记此事，然称黄熊入门，则与赤熊窥屏不同。可见当日确有此种传说，《左传》亦采传说叙事，但《琐语》则旨在记语，此皆见“传”与“语”文体性质不同，故虽记同样的事，却不能视为同类之书。
三、语书体的变化
战国时语书变化而形成的这一特点，影响到汉初的语书写作。如汉初陆贾的《新语》，亦是语书，故以记言为主。其书实为论，与荀卿诸书相合。其以论杂记事，与古语书不同，故称“新语”。“语”称“新”，与汉以前“语”体示别也。《论衡·案书》说：“《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42)是其内容主论政治得失，引古事古义以为汉之镜鉴，讨论当代政事，故称“新语”。以“语”名其文者，盖体同古“语”，但事为新事，故称“新语”。以陆贾《新语》与《国语》相比，可以见出汉初的语书已经明显带有论的特征。当然，“语”的定义本就是论难，但陆贾此书显然受到荀子等论说文的影响。其以议论见长，颇骋文辞，《汉书·刑法志》：“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43)陆贾之以辩辞名世，固亦“新语”之义。
语书在先秦时流传应较广泛，时人颇有引证。《荀子·君道》：“《语》曰：‘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44)《荀子·正论》：“《语》曰：‘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鼃不可与语东海之乐。’”(45)案，此条所引《语》“坎井之鼃”，典出《庄子·秋水》，则见《荀子》所见的这本《语》书，当是在庄子之后所编。故语书之编，各代皆有，且及《庄子》，或是战国之末，语书于古时已有变化，不尽是圣贤之言，亦不必出于儒家。又《荀子》皆称《语》而不加区分，与时人常引所谓《谚》同，或见语书的性质已经通俗化？又《荀子·大略》说：“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46)案，此“民语”，非出语书，当如“俗言”之义。又《荀子·大略》：“《语》曰：‘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知者。’”(47)然其评论说：“此家言邪学之所以恶儒者也。”(48)杨倞注说：“家言，谓偏见，自成一家之言，若宋、墨者。”(49)如此，《语》所引乃宋、墨之言，亦见其时代晚出，且非儒家之说。又《荀子·哀公》：“《语》曰：‘桓公用其贼，文公用其盗。’”(50)此明是在春秋以后的语书。又《荀子·尧问》：“《语》曰：缯丘之封人见楚相孙叔敖曰：‘吾闻之也：处官久者士妒之，禄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国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孙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禄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礼愈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之士民也。’”(51)案，此《语》以事记言，与《国语》略同。
春秋末战国时人引语书甚多，足见当时语书的流行之广。从上述引文看，语书发生的变化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不限于记圣贤之嘉言善语；二是选择的范围也扩大至当世的格言。战国诸子及秦汉时人引《语》书的材料甚多，略举例如下：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墨子·非攻中》)
《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韩非子·备内》)
《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韩非子·饰邪》)
晏婴子聘鲁，哀公问曰：“《语》曰：‘莫三人而迷。’”(《韩非子·内储说上》)
《语》曰：“诸侯以国为亲。”(《韩非子·难四》)
《语》曰：“不大其栋，不能任重。”(《淮南子·泰族训》)
《语》曰：“仁不轻绝，智不轻怨。”(《新序·杂事第三》)
《语》曰：“转败而为功，因祸而为福。”(《新序·杂事第四》)
《语》曰：“桓公任其贼，而文公用其盗。”(《新序·杂事第五》，案，《荀子》引用过)
《语》曰：“唇亡则齿寒矣。”(《新序·善谋》，案，此乃述晋借虞道伐虢事，宫之奇引《语》曰)
《语》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见未萌。民不可与虑始，可与乐成功。”(《新序·善谋》)
《语》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新序·善谋》，案，此记长平之战事)
《语》曰：“知命者不惑。”晏婴是也。(《说苑·权谋》，案，《韩非子·内储》晏婴曾引《语》书)
《语》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轸不能战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车不作之马趋疾而
致远，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远中微。”(《说苑·指武》)
《语》曰：“鸢鹊蒙害，仁鸟增逝。”此之谓也。(汉赵岐《孟子·离娄下注》)
是自战国以来，时人对《语》书非常熟悉，随时称引其格言，此适可证明语书的功能主要是为当时人提供引据的格言。
①③韦昭注：《国语》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37年，第191页。
②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页。
④⑤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17，617页。
⑥王与之：《周礼订义》卷38，《通志堂经解》本，广陵书社2007年影印清同治年间钟谦均重刻本第12册，第26页。
⑦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⑧⑨⑩(16)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第126，155，234，108页。
(11)(13)(14)(15)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3，392，564，682页。
(12)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59页。
(17)韦昭注：《国语》卷3，第37页。韦昭注：“犹财色之祸生于好之。”
(18)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99页。
(19)陈奇猷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89页。
(20)《四库全书荟要》经部第30册，北京：世界书局，1988年，第329页。
(21)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17—824页。
(22)韦昭注：《国语》卷1，第4页。
(23)(25)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第562—563，563页。
(24)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97页。
(26)王充：《论衡》卷2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29页。
(27)(29)(30)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06，1717，1717页。
(28)皇侃义疏，何晏集解：《论语集解义疏》“论语集解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31)(32)皇侃义疏，何晏集解：《论语集解义疏》“论语义疏序”，第1—2，3页。
(33)司马迁：《史记》，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545页。
(34)参张以仁：《春秋史论集·从〈国语〉与〈左传〉本质上的差异试论后人对〈国语〉的批评》，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第109页。
(35)参见《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1974年第9期。
(36)《马王堆汉墓帛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37)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第1026—1027页。
(38)参张以仁：《春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08页。原注引《左传》孔颖达《疏》。按孔《疏》：“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
(39)张以仁：《春秋史论集》，第108—109页。
(40)房玄龄：《晋书》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33页。
(41)李昉：《太平御览》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024—4025页。
(42)王充著：《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8页。
(43)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1090页。
(44)(45)(46)(47)(48)(49)(50)(51)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40，331，503，516，516，516，545，551—552页。
标签：荀子论文; 儒家论文; 礼记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汉书·艺文志论文; 太平御览论文; 左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