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祥[1]2004年在《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成功率分析》文中认为企业并购是一个企业通过产权交易取得其他企业部分或全部控制权,以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实现自身长远目标的一种经济行为。企业通过并购实现快速扩张、产权结构调整以及资源重新配置。作为企业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并购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壮大,上市公司并购正成为我国经济热点问题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并购都能取得成功。并购是一项系统工程,对并购成功率的分析,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分析方法和评价标准,所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一般地,国外通常采用股价分析的方法来评价并购的成败,而国内的学者则更倾向于用财务数据。本文结合上市公司的公告信息、分别采用财务分析方法和股价分析法对1999年和2000年发生在证券市场上的166起并购成功率进行了分析。本文在对整体并购成功率分析的基础上,又分别对行业相关的并购和行业非相关并购的成功率、有偿转让的并购和无偿划拨的并购成功率以及并购方为民营企业和并购方为国有企业的并购成功率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力图通过不同类型并购成功率的分析,为并购者提供一些借鉴。
徐焕迪[2]2013年在《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成功率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以往国内外对并购成败的研究更多基于并购方并购后股票价格或利润率是否优于并购前水平或行业内平均水平的判定标准来衡量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企业目标。而单纯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目标并不能够全面、完整、理想地反映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价值。本文试图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是否创造价值，该用什么标准判别并购成败，哪些因素影响并购成败等问题做探索性研究，本文提出的研究模型和研究结论可以为投资者及政府监管部门等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本文从保护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目标研究并购成败。本文提出的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成败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投资者、员工和政府的视角选取盈利能力、发展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社会贡献五方面共13个指标研究企业并购成败绩效。本文对2008年83家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并购样本进行实证研究，采用因子分析得出综合因子得分，进而根据判定标准计算不同统计口径的并购成功率。采用配对样本非参数检验法检验并购前后绩效差异，采用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法检验并购与未并购的绩效差异，进而研究并购是否创造价值。采用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性检验研究并购成败的影响因素。通过因子分析和非参数检验对并购方的研究发现，并购并没有创造价值。通过不同统计口径的并购成功率发现，行业相关比行业非相关企业的并购成功率高，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并购成功率高。通过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性检验发现，并购方并购前一年企业规模与并购成功率呈负相关关系，并购当年账面市值比与并购成功率呈负相关关系。实证表明，并购双方行业相关，并购方为民营企业、并购前一年企业规模小、并购当年账面市值比低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并购成功。
朱玉柱[3]2017年在《矿业企业并购模式经济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政府对外提出“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对内采取“供给侧改革”等举措,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试图从矿业企业并购的对策入手,对上述政策和战略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矿业企业并购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及“供给侧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参考和建议。通过对企业并购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博弈论的论述,运用经济学方法对矿业企业并购的对策进行研究,推导出矿业企业实施并购过程中的不同模式,进行效率分析,得出矿业企业应当采取的策略。通过论文的研究主要取得以下成果:(1)论述了企业并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认为在并购理论传统分类的基础上,从实务操作视角,应当把股权性并购和债权性并购作为并购的基本种类。股权性并购通过购买股权的方式进行并购,包括参股、控股等方式;债权性并购通过购买资产或权利的方式进行并购,包括购买目标公司产权和购买目标公司的合同权利等。股权并购和债权并购各有利弊,在实践中应因地制宜或因时制宜进行选择。(2)对博弈论进行论述,运用博弈论对各种并购活动进行分析研究,推导出敌意并购双方博弈过程和可能的结果。(3)对中国矿业企业国外并购遇到各种问题进行了论证和分析,认为矿业企业国外并购应首先选择参股性并购和本地化并购,并配合其他措施,以防范和化解国外并购所面临的风险和障碍,保障国外并购顺利实施。论文的主要创新点:(1)将矿业企业并购划分为股权性并购和债权性并购两大基本类型。(2)通过对不同类型矿业公司并购模式的效率分析,认为小型矿业公司应当立足心国内,采取参股性并购方式;中型矿业应立足国内,放眼全球,以参股或债权性并购为主;大型矿业公司应积极主动进行海外并购,参与国际矿业并购的竞争。(3)通过对不同类型矿业公司国外并购模式的效率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矿业公司海外并购应优先考虑铁矿及贵金属矿种,优先选择本地化策略,优先选择参股性并购。
蒋墨冰[4]2016年在《跨国并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指出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市场上十分活跃,然而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突出问题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并购成功率。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近十年来逐渐意识到游说对于并购政策的重要影响,开始加入到游说并购目的国政府的行列中。本文以游说竞争为切入点,通过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围绕影响并购政策的因素展开,构造了混合寡头垄断政治捐献模型,研究了外国企业(比如中国)对母国政府(比如美国)的游说如何影响母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政策,以及不同特征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性质通过游说影响跨国并购政策的传导机制,揭示了企业所有制、贸易自由度、并购行业特征等因素通过游说影响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内在机理。首先,本文在Grossman和Helpman (1994) "Protection for Sale"政治捐献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游说影响跨国并购政策的政治捐献模型,通过对并购目的国政府的目标函数进行修改,揭示了政府对外国游说者的“歧视”影响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内在机理。模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当母国政府只考虑社会福利时,则该政府只会批准并购效率高的跨国并购；二是当并购效率较高且母国政府只考虑来自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并对国内外企业的游说一视同仁时,母国政府总会同意该并购,然而当母国政府对外国企业的游说有所“歧视”,或者外国企业游说效率很低时,母国政府将会阻止并购的发生；叁是当母国政府同时考虑社会福利和政治捐献时,母国政府是否“歧视”外国企业的游说,或者外国企业游说效率的高低对并购政策有非常大的影响。当母国政府对外国企业的游说“歧视”很强,或者外国企业的游说效率很低时,外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将大大降低。其次,在游说影响跨国并购的政治捐献模型中,引入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和贸易自由度,假设外国并购方企业是一家拥有国有股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并假设混合所有制企业比私营企业拥有更加宽松的融资约束,在混合寡头背景下进一步分析了企业由于融资约束的不同影响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内在机理。主要得到以下结论：一是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母国政府的跨国并购决策主要取决于外国并购方企业的国有股份比重和跨国并购效率。当国有比重足够低且跨国并购效率较高时,母国政府倾向于批准此跨国并购。而且,随着国有股份比重的下降,并购被批准的范围相应地扩大。另外,母国政府更加偏好发生在边际成本高的行业的并购,总是会拒绝边际成本很低的行业的并购；二是当母国政府完全看重来自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则总是会批准并购；叁是当母国政府同时考虑本国社会福利和政治捐献时,相比较于无私政府的情形,同意并购的范围扩大了。而且当母国政府足够看重政治捐献时,并购总是可以得到批准。第叁,刻画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另一种特征,改变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目标函数,引入了跨国并购行业竞争程度,将模型扩展到双边贸易框架中。假设并购方企业是具有一定国有背景的企业,承担政府赋予的社会责任,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同时考虑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进一步分析承担社会责任的并购方企业通过游说影响跨国并购决策的内在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当母国政府是一个无私政府时,母国政府的并购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企业国有股份比重和并购效率。当外国企业的国有比重较低,且并购效率较高时,母国政府倾向于同意并购。如果母国政府只看重来自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则总是会同意跨国并购；二是当母国的贸易自由度比外国更高时,母国政府总是会同意该并购；叁是当母国政府是无私政府,且行业竞争程度很高,则母国政府倾向于同意并购。然而如果母国政府是政治驱动型的,只考虑政治捐献,则结果正好相反,母国政府将会同意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并购。最后,从国家安全和游说的角度对中国跨国并购案例进行分析,通过对并购目的国政治环境的分析,以及对文章理论部分得出结论的论证,总结了案例失败的原因和成功的经验,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宋迎春[5]2012年在《并购能力与并购绩效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全球在并购上的投资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我国企业并购活动也日益频繁和活跃,而与此同时,我国并购活动失败率却居高不下,甚至在并购交易的初期阶段即以失败告终。纵观国内外对企业并购能力研究的演变过程,不论是直接讨论并购能力,还是间接从并购经验去考察并购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并购能力建立和发展的问题。本文将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从管理者学习视角入手,整合组织学习理论、企业资源理论和并购效率理论的基础上,详细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能力的学习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组织学习过程理论,探讨和检验高管(团队)知识、经验对并购能力的影响,并运用经验学习理论,系统地检验企业并购经验对并购绩效的调节效应。文章还运用Cox风险比例模型,检验了并购经验对并购成功率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为上市公司并购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理论支持,同时对于人们理解并购能力形成的机理以及评价并购能力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章为绪论。本章首先简要阐述论文选题的背景及其意义,然后分别界定并购、经验、并购经验、能力、并购能力、并购能力发展、绩效、并购绩效等概念,接下来介绍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框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说明论文的创新点。第二章为基本理论与文献评述。本章首先介绍并购能力发展依赖的理论基础,分别为组织学习理论、企业资源理论和并购效率理论。然后分别从国内外回顾并购经验与并购绩效的文献,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述评。第叁章为并购经验、并购能力与并购绩效的内在机理与研究假说。本章假设并购能力发展的前提是并购决策与目标企业在组织适应性和战略适应性是一致的。然后应用并购能力发展依赖的叁大理论,分析并购能力的学习机制。最后根据并购学习过程,提出相关研究假说。第四章为管理(团队)知识、经验对并购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第五章为连续并购、并购经验与并购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第六章为并购经验与并购成功率关系的实证研究。第七章为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本章首先归纳总结全文的研究成果和启示,从注重人力资本、刻意学习机制以及重视并购能力发展叁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说明了论文的研究局限性,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管理(团队)知识、经验与并购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不显着。但是,管理团队中的CEO、CFO个人知识与经验对并购能力有显着影响。(2)前后两次并购时间间隔短,管理者对并购中获取的并购经验学习不充分,会给当前并购带来较差的并购绩效。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还发现,之前的并购经验,会使并购绩效发生反转。(3)运用生存分析的Cox风险比例风险模型发现,没有并购经验的企业并购成功率低于有并购经验的企业。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研究并购能力视角的独特性。以往组织学习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层面对并购经验的学习进行研究,而组织学习包含叁个层面——个人、团队和公司,因此,公司层面的研究仅仅包含了其中的一个面,个人层面的学习是组织学习中的关键层面。从高管(团队)层面的并购经验去解释并购绩效,对于更好理解学习有助于公司并购能力的形成非常重要。第二,提出了刻意学习机制对并购能力构建的作用。叁层次(高管个人、高管团队和企业)四阶段(经验清晰化、经验编撰、经验共享和经验内化)刻意学习是我国是企业提升并购能力的长效机制。第叁,实证检验并购经验对并购能力的影响。本文基于我国日前并购中连续并购这一现象,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和稳健性检验直接检验个人、团队知识、经验对并购能力的影响。检验结果发现,高管个人知识与经验对并购能力有显着影响。本文还运用Cox风险比例函数模型,检验结果发现没有并购经验的企业并购成功率显着的低于有并购经验的企业。
张家艳[6]2017年在《复星医药现金并购方式及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并购作为企业外部发展战略的一种重要手段,发挥着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企业生产力和强化竞争地位的作用。但是我国在对并购的有关问题上,很多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因此限制了并购理论的发展和导致很多失败并购事件的出现。2005年以前我国企业间多为现金并购,之后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以及并购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并购交易中虽然采用股票支付、混合支付等方式渐渐增多,但仍然未能撼动现金并购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地位。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宋希亮,2010)【1】提出“当收购方决定并购目标公司时,要解决叁个基本问题:一是支付问题;二是融资安排与控制权结构问题;叁是由此带来的并购绩效。”根据本文对中国上市公司近几年并购支付方式的统计,虽然股票支付等其他形式逐渐增多,但是传统的现金支付仍然是一个重要而又快捷的支付方式,几乎占比80%以上。为何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时仍然青睐于现金支付?并购支付的巨额现金是通过什么渠道筹集而来?企业并购绩效如何?解决上述几个问题,理论上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掌握并购支付规律,有助于加深对并购绩效的把握,而在实务方面,并购企业根据自身和外部情况选择恰当的支付方式,提高企业并购成功率,提升公司价值同时对促进我国并购支付方式多元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案例中以“并购动因——支付方式选择——融资方式——并购绩效”的逻辑线条对复星医药2010年-2014年发生的6起并购事件为案例研究对象,研究公司现金并购动机、并购长短期绩效。案例研究表明,复星医药基于为避免控股股东控制权稀释、股票价值被低估、融资能力强和现金流充沛四个原因导致公司支付方式单一,基本为现金并购。短期绩效计算超额累计收益率CAR值,同时构建了以专利申请数量、新药数量、净资产收益率和境外营业收入增长率等12个财务及非财务指标体系评价公司的长期并购绩效。最后得出结论虽然现金并购方式为复星医药带来了绩效的提升,但仍然应当采取有关措施促进我国并购支付多元化,措施包括(1)完善资本市场,减少信息不对称;(2)减少发行股票的程序;(3)发挥中介机构作用;(4)拓宽并购融资渠道、鼓励混合支付方式。
杨崇悦[7]2018年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中国的“走出去”的战略进一步加强,在“一带一路”以及供给侧改革的支持下,中国对外投资市场资金面宽松,对外投资审批简政放权,人名币汇率持稳。同时,后金融危机时代,大量优质外资企业价格大幅跳水,为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提供了良机。依托着政策优势和市场利好,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活力进一步释放。目前中国跨国并购市场上,制造业上市公司并购最为活跃且增长速度惊人。在政策及市场两架马车双双驱动下,未来中国跨国并购市场将涌现大量并购机会,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发展将迎来黄金十年。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采用文献分析、定性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跨国并购活动进行研究。本文借助wind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Zephyr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通过整理数据以及绘制统计图的形式,探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的现状并探究其跨国并购实施过程的影响因素。通过整理、筛选出2014-2016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发生的238起跨国并购样本,从企业层面、交易层面以及国家层面叁个层面共选取9个影响因素构建跨国并购影响因素体系。这9个影响因素分别是:企业规模、企业偿债能力、一般海外经验、跨国并购经验、并购方式、并购支付方式、资产转移方式(资产并购、股权并购或混合并购)、东道国经济发达程度以及文化距离。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通过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多重共线性检验、回归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对九个影响因素进行实证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从企业层面来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越好,拥有的跨国并购经验越丰富,跨国并购成功的可能性越大。从交易层面来说,采取横向并购以及现金支付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更容易获得跨国并购的成功。从国家层面来说,母国和东道国文化距离越大,跨国并购失败率越高。而企业规模、一般海外经验、资产转移方式(资产并购、股权并购或混合并购)、东道国经济发达程度对跨国并购的实施没有显着作用。根据以上研究成果,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提高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的成功率。
杨赟[8]2004年在《并购对象的选择分析》文中认为控股权的争夺是并购的核心目的。本文从1993年至2002年十年我国上市公司所发生的全部控股权转让案例中,挑选战略性实质性并购作为全样本,依据个股并购前3年和并购后3年(含并购当年)的财务数据,结合股价及其它公开信息,以最低的要求(未考虑公司应有的业绩增长)从盈利性、成长性、股本扩张能力、股价等方面考察被并方并购效果,提取此意义上的并购成功的案例,然后从以下影响因素分析全样本和成功案例:被并方所在区域、区域特性及并购双方区域关系、被并方所在行业、并购方式、被并方股本大小、并购前被并方业绩、被并方原控股性质、并购方控股性质等,得出一些具有实战意义的结论,经统计检验,总结并提炼出最终的选择标准,以期为企业选择并购对象提供一个参考性意见。
徐晓慧[9]2015年在《中国上市企业并购短期绩效研究——基于并购双方的行业相似性》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2003-2013年中国企业并购交易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评估并购方超额收益。得到:国企采用现金支付、进行不同行业的并购可以获得正超额收益,民企采用股权等其它支付方式、进行完全相同行业(或不同行业)的并购可获得显着收益。从行业分布来看,化学、石油加工及塑料制造业行业的国企进行完全相同行业并购会损害企业绩效。医药制造业及交通运输仓储业的国企进行完全不同行业的并购可以获得显着超额收益。此外,我们还发现并购双方的行业相似性与并购成功率成正比,与并购方短期绩效无关。
于明涛[10]2016年在《政府竞争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偏好与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分权及政府竞争的政府治理体系及其驱动的改革进程,是实现兼具“高增长速度”和“长持续时间”双重特征的“中国奇迹”的关键因素,但另一方面,在转轨经济背景下以GDP为导向的考核晋升机制,导致地方政府竞争的弊端日益凸显。地方政府基于地区经济利益,在吸引资本、人才等要素流入本地区的同时,对辖区企业和产业实施限制资源流出的地方保护主义策略。由于受地方政府保护、市场分割等的影响,我国企业规模偏小,产业集中度低,各地区之间的产业同质化严重,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不强。伴随着中国经济从“增量改革”过渡到“存量改革”,企业并购成为持续的社会经济热点。企业跨地区并购作为推动企业跨越式成长、实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其巨大的微观协同效应和产业整合能力正日益受到重视。因此,立足中国式分权和政府竞争的宏观视角和制度背景,分析其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偏好和绩效的影响并提出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采用规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数理推导等综合研究方法,基于中国式分权及政府竞争的宏观视角,在理论分析和文献述评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企业跨地区并购所处的制度背景及微观动因和政府动因,系统分析政府竞争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偏好及并购绩效的影响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竞争、财政支出竞争等“顺市场”竞争手段促进了企业跨地区并购,而地方保护主义则阻碍了企业跨地区并购投资；中央政府的区域一体化战略规划和中央企业的引导示范,有助于推动企业跨地区并购的顺利进行。同时,地方政府的“顺市场”竞争形成的竞争水平差异及策略多样性,有利于提升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而地方保护主义则对并购绩效具有不利影响。最后,针对政府竞争及跨地区并购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推进企业跨地区并购的政策建议和管理启示。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深入探讨企业跨地区并购所面临的政府竞争的制度背景,系统剖析跨地区并购的微观动因和政府动因,构建政府竞争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的一般机理模型。以“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为核心的中国式分权改革,激励着地方政府围绕以GDP为核心的相对经济绩效指标展开地区间的锦标赛式竞争博弈；围绕辖区的资源及资本集聚为核心,地方政府主要采取了吸引资源流入和限制资源流出的双重策略。企业跨地区并购的动因,是企业微观经济利益动因、产业整合动因和政府干预动因的动态耦合。中央政府为追求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集中度提升的政策目标而积极推动跨地区并购；而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及资源禀赋差异性等方面的考虑,对跨地区并购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要素吸引型政府积极激励区外企业跨地区并购本辖区的目标单位,而持保护型策略的地方政府则对跨地区并购采取抵制态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政府竞争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的一般机理模型。第二,基于政府竞争的制度背景,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政府竞争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式分权及政府竞争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基于经济绩效和政治晋升的综合考虑,通常会选择吸引要素流入和限制区内要素流出的占优策略,而中央政府则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战略目标,积极推动企业跨地区并购投资。首先,地方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财政支出等优惠措施和公开竞争手段,大力吸引外地资本通过跨地区并购流入本地,促进了企业的跨地区并购投资。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和控制权收益的考虑,利用并购审批、行政规制等非公开手段进行隐形地方保护,阻碍区内企业的跨地区并购行为,限制本地区的要素流出。同时,主并企业的地方国企身份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对跨地区并购偏好的阻碍效应。最后,中央政府通过制定跨省域的一体化发展战略、中央企业的示范效应等,不仅积极引导和推动着企业跨地区并购交易的顺利开展,而且能够弱化地方保护主义对跨地区并购的不利影响。第叁,系统分析并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竞争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的影响。鉴于中央政府主要关注国家总体层面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层面的结构优化,因此,本部分主要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的微观绩效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式分权和政府竞争的制度环境,不仅影响着企业并购投资的区域选择,而且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也具有促进效应和阻碍效应。一方面,地方政府基于优化资本区域配置及企业并购式成长的“顺市场”竞争战略定位,对本地企业和跨地区并购企业采取“一视同仁”的公平对待,从而为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环境保障。同时,积极的“顺市场”竞争形成了地区间竞争水平及竞争策略的差异化分布,为主并企业通过跨地区并购形成的资本跨区域布局而进行“制度套利”创造了机会。并购双方所在地区的竞争策略的差异性越大,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绩效越好。“制度套利”租金,主要通过财政补助收入的中介桥梁作用提升跨地区并购绩效。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及主并企业“引税动机”的担忧等方面的考虑,对跨地区并购企业采取“差别化对待”和“歧视性政策”等,从而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产生阻碍效应,地方保护主义越强,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绩效越差。并购双方政府所在地区的竞争针对性和竞争强度的存在,会进一步强化地方保护主义对跨地区并购绩效的负向影响。第四,针对地方政府竞争可能导致的“博弈困境”和“低水平均衡”及跨地区并购中的体制性障碍和制约因素,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主并企业叁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和管理启示。应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引导与规制功能,构建跨省域一体化合作组织并完善地区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等,改变以地区GDP为导向的单一经济指标考核,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等以推动企业跨地区并购行为的开展。地方政府应在明确自身定位及角色转换的基础上,尽量减少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的不当干预；树立合作共生的新型理念,通过优势互补和强强联合实现政府合作盈余的最大化。对主并企业而言,应在综合考量宏观制度背景和自身竞争优势基础上,制定恰当的跨地区并购战略并选择合适的目标单位,树立合作共赢的整合理念,充分调动并购中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并提升并购绩效。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1)将政府竞争理论引入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研究中,研究视角新颖。在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中国式分权及政府竞争的制度背景,自然成为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投资的重要情景因素。而政府干预影响企业并购的相关文献,主要关注和强调了政府干预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并购的不利后果,特别是对地方国企并购的负向影响。既没有深入挖掘政府干预背后的政府竞争背景,也缺少对政府干预的正向效应的全面剖析。本文运用政府竞争理论解释我国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现实困境,系统分析政府竞争影响跨地区并购的内在逻辑和主要路径,拓展了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研究视角。(2)构建了政府竞争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偏好的理论框架,丰富了政府竞争理论和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研究成果。以往文献主要分析了政府竞争对资本投资总额的影响,忽视了资本流动的方向性、投资来源及投资方式的异质性等。本文根据政府竞争理论、并购理论和博弈论等多学科理论,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系统分析并构建了政府竞争影响跨地区并购偏好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顺市场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分别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具有促进效应和阻碍效应,主并企业的地方国企身份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效应；而中央政府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和央企的示范效应等,不仅推动了企业跨地区并购,而且还能够减弱地方保护主义的负向影响。这些结论和观点有助于丰富政府竞争理论和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研究成果。(3)运用数理推导方法,构建了地方政府的“顺市场”竞争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的内在机理模型。在将并购交易区分为顺流交易和逆流交易的基础上,选择企业所得税负担和托宾Q比率的变动值作为核心变量构建简单模型并进行数理推导,系统分析在顺流并购情况下并购双方所在地的“顺市场”竞争策略对跨地区并购绩效的影响。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顺市场”竞争形成了地区间竞争水平的差异化分布,为主并企业通过跨地区并购进行“制度套利”创造了机会；并购双方所在地的竞争水平的差异性越大,跨地区并购绩效越好。这些研究结论不仅能够深化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理论研究成果,而且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的提升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成功率分析[D]. 冯永祥. 清华大学. 2004
[2].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成功率的实证研究[D]. 徐焕迪. 北京化工大学. 2013
[3]. 矿业企业并购模式经济分析[D]. 朱玉柱.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7
[4]. 跨国并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蒋墨冰. 浙江大学. 2016
[5]. 并购能力与并购绩效问题研究[D]. 宋迎春. 武汉大学. 2012
[6]. 复星医药现金并购方式及绩效研究[D]. 张家艳. 云南财经大学. 2017
[7].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影响因素实证分析[D]. 杨崇悦. 东南大学. 2018
[8]. 并购对象的选择分析[D]. 杨赟. 清华大学. 2004
[9]. 中国上市企业并购短期绩效研究——基于并购双方的行业相似性[J]. 徐晓慧. 当代经济科学. 2015
[10]. 政府竞争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偏好与绩效的影响研究[D]. 于明涛. 山东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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