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体育人文价值观念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体育论文,价值观念论文,人文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部中国体育史，有艰辛、有屈辱，有兴奋、有自豪。自西方体育传入以来，沉重的历史背景，使中国体育的发展一直受制于强烈的社会政治诉求。强国强种的渴望，导致军国民体育观念浸润于中国体育的生长中，它强大的惯性遮蔽了体育的人文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年的体育事业，20世纪50年代全盘学习前苏联，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和推行劳卫制为标志；60年代一度努力自立，前期以学习“郭兴富教学法”和总结“三从一大”口号为亮点而后期陷入政治漩涡；70年代为阶级斗争服务，但在“乒乓外交”的荣耀中出现基层体育大普及的奇景；80年代中国体育能量集中于国际竞赛场上爆发，高水平竞技的优异成绩重塑了整个民族的自信心；90年代“科技兴体”利弊皆存，努力融入市场经济，以重要成果体育法为基础进入法制化年代，迈向世界一流的竞技强国之路。
讨论最近10年我国体育思想潜移默化的更迭，不能不从一个很远的地方说起。在从未形成统一国家的古希腊众多城邦中，因为对身体训练追求的目标差异，斯巴达和雅典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对待身体的价值观。一种是久居于山地的斯巴达人，从小就要经历严酷的身体训练，为了战争而牺牲了其余的一切，男女青年都进行的身体训练就是创造一个个无敌的战士。他们生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男女老幼都是强壮的战士，军事化的身体训练达到高峰，成为全民皆兵最极端的典范；另一种是面对蔚蓝色地中海的雅典人，他们用宗教的虔诚锻炼自己的身躯，把男女不同风格的人体美通过锻炼而表现到无以复加的神圣境界，成为古希腊数以百计的城邦推崇和效法的人文榜样。在古希腊形成的以斯巴达为典型的军国民体育观念和以雅典为代表的人文体育观念的雏形，成为此后人类体育思想萌芽和演变中此起彼伏交织的两大主线。其后，古罗马延续斯巴达传统，崇尚军事征服，把经过训练的身体作为战争工具，同时也发展了穷奢极欲的血腥而残忍的杀戮式身体娱乐方式；经过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文艺复兴后健美身体重新呼唤起人的尊严，人自身的发展再次受到重视，人文体育观念得到思想家们的提升，在教育实践中尝试。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使人们的体育意识骤然清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的体育思想迅速成熟并得到广泛推崇；而科学的发展使锻炼身体的方法和技术变得先进而规范，科学主义使体育的效果立竿见影，体育的生物价值和政治价值凸显。19世纪末在军国民主义思潮推动下，体育与科学、政治结伴而行，以德式体操为最佳载体，一时间风靡东亚。中国正是在这个军国民主义盛行的时候，引进了西方体育。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省，“晚清新政”曾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活跃时期，各种新观念讨论不断，如严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国化解释，梁启超对尚武精神的理论化宣传，使得体育救国强国深入人心，社会各界对利用西方体育发展军事，取得了高度统一的认识。清朝洋务派在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的军事训练方法，尤其在甲午海战后加速了转道日本学习德式兵操的进程，成为中国早期官方正式引进西方体育的主要内容。1911年，国民政府宣布推行军国民主义教育，各类学校一律重视兵式体操。虽然早期教会学校尤其是基督教青年会把西方体育的人文理想带进些许，但未及渗透，在一片反对文化侵略、收回体育权的政治口号声中，人文精神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体育活动中仅昙花一现。体育作为一种军事训练与教育结合，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不受政权更迭影响而反复强调的核心价值。之后，中国体育思想紧随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两大旗帜，沿着鲜明的政治思维模式来演绎。
西方体育传入之时，正值世界范围内战争风云密布，不少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绪高涨，为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体育政策和实施模式盛行敞开大门。军国民体育观念成为很长时期影响制订中国体育政策的主导思想，实乃一个古老大国在屈辱中艰难崛起的历史必然。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之后，即使美国在一战以后迅速改变了的国内一度风行的军事体育模式，但中国的军国民思潮仍然得以国家主义的面貌在体育中彰显，倡导“一、体育主权应有国人自行掌握；二、提出国粹体育；三、提倡军事训练；四、体育之目的在强兵强国”。[1]其间，虽然也有“土洋体育之争”等思想观念的交锋，但坚定不移地利用体育来强国强种的军国民主义政策是高度一致的。而收回教育权，收回体育主导权，把原本存在于教会学校的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也军事化。1923年的新学制废除了兵式体操，改体育科，军国民思潮似乎偃旗息鼓。但1931年，国民政府又提出“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应一体注重发展国民之体育。中等学校及大学专门学校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发展体育之目的，故在增进民族之体力，尤须以锻炼强健之精神，养成规律之习惯，为主要任务”。[2]长期高调倡导的体育军事化思想，淹没了体育的人文情怀，连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对运动竞技的广泛推动，也没有使西方体育的人文精神在中国站稳脚跟，以至于主掌中国体育理论启蒙话语权的美国人也不得不附和军国民主义。中华文化遭遇西方文明冲击之后，把西方体育人文观融入到中国传统身体文化的可行性路径阻塞殆尽，中华民族体育的文化身份模糊。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具有东方人文积淀的传统身体活动在“去其糟粕”的口号下陆续退出体育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军事化体育基础上引进前苏联模式的历史背景下，人文学科被认为是“伪科学”，人文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批判，体育军事训练的功能发生转变，成为满足社会需求的工具，体育的社会功能被放大。在激昂的民族主义热情掩盖中，中国体育思想并没有真正转变。在体育圈外的学者眼中，中国体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暴露出来的非人文现象比比皆是，屡屡导致传媒杯葛。
军国民体育观念成长的思想土壤，是中国近代在饱受屈辱的战乱烽火中诞生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把体育作为政治工具的代价就是对人文价值的摒弃。它在战争时期走向训练活体武器的极端，而在和平时期往往用科学主义的旗帜掩护，以国家、民族的神圣光环美化“一金遮百丑”的金牌意识，使中国体育常常忘记了体育应该为“人”服务、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宗旨，附庸于社会功利价值中的种种超体育观念。在努力关注民生的21世纪，已不能引导中国体育自身的健康发展。为了避开这块航道上的暗礁，中国体育思想需要跨世纪的转变。
对西方体育而言，从古希腊竞技中表现出的人文精神曾达到了一个堪称典范的高峰，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传承演变仍然一脉相承，至今浸润于发达国家形形色色的体育活动中；而对中国体育，剧烈动荡的社会历史使人文观念在近代几乎悄然无声，迟至改革开放20年以后才正式提出，由于人文学科长期被打入冷宫，中国体育界对它的认识才刚刚开始，对人文精神的理解由陌生、不理解所产生的抵触情绪至今尚待消除。
从人文的视角来看待身体的活动，才能分析体育的真正意义所在，形成对体育人文价值的一系列认识观念。它作为一种体育思想，着力于体育为何而存在，寻找体育的对人的本质意义，特别是追求它的终极理想。体育的目标、理想或理念成为它的常用语，对推动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体育人文价值观可以表述为：在体育活动中实施人文关怀，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的发展作为体育的根本目标。体育人文价值观首先关注身体运动中人的价值，认为体育应该提升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塑造人的身心，为了人的发展——特别是通过身体运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作为体育发展的价值尺度，道理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它相当复杂和深奥。因为它是体育隐形的核心文化价值，往往被体育活动对人体所产生的明显的生物性效果所掩盖，更容易为体育竞赛所引发的社会效益的光芒所取代。同时，也因为理论解释的路径不同而容易混淆，导致说不清的结果；健康、关怀、民主、和平、友爱、善良、朝气等很难用量化指标来衡量，容易引起科学主义者的质疑；在现实中，如果应用到中国体育制度创新的层面，人文科学的批评精神对工具理性支配下的体育制度的触动，会打破现实中原有的利益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掀起文化热，这对体育人文观在体育界的萌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触发作用。1985年美国杜克大学詹姆逊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演讲，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等书成为中国学者最早接触后现代研究的启蒙读物，也为体育的价值评估开了一扇人文思潮的天窗。受“文化热”的影响，体育界一些富有探索精神的青年学者自发形成体育文化沙龙，呼唤中国体育长期缺失的文化价值本位的回归，并于次年在成都体育学院召开了全国首届体育文化研讨会。掀起诸如关于体育属性和功能的重新认识、编写新学科丛书等理论创新热潮。这一至今仍为当代中国体育思想史所忽略的理论创新的重要事件，不仅使地处西南边陲的成都体育学院当时声名鹊起，也不经意成为西方体育传入一个世纪以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由社会相关各领域纵横评估体育人文价值的萌芽。
在经济建设大潮中，体育界刚刚复兴的文化讨论被大规模的体育具体应用研究所取代，陷入寻找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忙碌中。中国体育在试图从政治工具向经济工具转化的过程中，人文价值观念再次受到忽视。
20世纪90年代末，经过了长时间开放的中国体育界，国际体育文化交流频繁，中国人亲历西方体育，对体育中的人文关怀有更多感受和体会，旧体育观念中的工具理性也不能不发生变化。1997年，中国体育学科首次设立了体育人文社会学。但是，当时因长期封闭使体育界并不知“人文”为何物，即使在国内思想界已广泛接受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的社会环境下，很晚才在中国体育刊物上出现的一篇倡导人文体育观的短文，仍然陆续遭到体育理论界若干学者的猛烈反驳，其批评文字不惜超越学术范畴上升到意识形态立场，其激愤程度几近“文革”期间的批判文章。其间，虽有一些支持倡导体育人文观念的论著出现，但延续到2007年，竟然还在体育核心报刊上出现抨击体育人文价值观念的论文，反映出一些体育理论工作者对人文精神的陌生程度和对观念更新的潜意识畏惧。回顾持续了10年的新旧体育思想的跨世纪争鸣，其实是稚嫩的人文价值观念面对强大的以科学主义面貌或在“讲政治”大帽子下出现的军国民思潮残余的冲突。当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科学发展观席卷神州之际，“人文奥运”的口号响起，人文价值观念的倡导才逐渐在体育界得以默认。
中国体育人文价值观在20世纪末的勃起，既为受辉煌业绩所累的中国体育分担不堪承受之重，也促使中国体育从长期的政治压力和工具形态中摆脱出来，走上为民谋福利之路。21世纪，小康社会发展的目标已经指向了全面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人文价值观作为一种现代体育思想的表达，在其他领域早已不新鲜。但是，在体育界的观念更新中，不可避免的批判过程所带来的旧观念强大阻力需要时间来消解，人文价值观对中国体育理论的更新发挥应有作用、进而在实践层面收到效果，需要相当长的过程。中国体育走过了一个世纪，刚刚开始一次跨世纪的思想转变，重塑和提升被忽视已久的人文价值。
回顾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前半个多世纪人文价值观念的进入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等异域舶来社团的无意识推动，因而在本土严酷政治风云中昙花一现；而后半个多世纪是本土理论界主动正面清理军国民体育观念惯性思维，在政府主导的全社会广泛接受人文思潮的基础上，重塑体育文化价值观念，因此可以确认它的成立。
当前，中国体育人文价值观念虽已确立，但尚需巩固，并有效渗透到体育发展规划中去。这需要在体育思想领域扫除两个障碍。
障碍之一，是体育圈内在科学主义和国家主义掩盖下的军国民主义思潮惯性仍然对深层次认同人文价值观念产生阻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人文奥运”的大力倡导，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核心价值的确立，影响到体育活动的各个层面，使体育人文观日益深入人心。但是，在体育理论研究的热点前沿，在体育体制改革的操作层面，旧体育观念仍然有着近乎麻木的惰性，人文精神的火炬并没有完全照亮中国体坛，以至于最新出版的中国体育思想史专著也缺乏对体育人文思想的梳理。这表明，中国体育界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长期被军国民主义思潮所笼罩，虽然曾经受了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后各种思潮的洗礼，一度以科学主义、国家主义的面貌示人，但其主流观念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至今仍然还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体育人文价值观来取而代之，引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国体育只有真正具有人文精神，以人文价值观念作为衡量中国体育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得失的一把尺度，才能走出相对封闭和垄断的尴尬境地，融入到以人为本的社会大发展中去。
从近几年对倡导体育人文价值观的抵触情况看，主要是过去根深蒂固的军国民体育观念在体育所掀起的民族主义热潮所掩盖，在当代各种观念交织流变的激荡过程中，往往借单纯的生物观念或科学主义的掩护，利用体育作为政治工具，获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同时，荣誉的光环隐蔽了一些违背人文精神的阴影，夸大意识形态宣传效用而扭曲了体育以人为本的文化精髓。因此，中国体育人文价值观的构建，首先需要恢复人文研究的批评精神，剖析过去军国民体育观念的利弊，防止其左右新时期的体育方针政策，防止利用狭隘民族主义对公众体育观念产生负面影响，中国体育才能够真正回归到文化本位上来。同时，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经验，也不能致力于观念复古，而是要根据当代中国的国情，构建符合21世纪中国国情的体育人文价值观。以西方体育为参照系，反观中国古代身体活动，会发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与生俱来的和谐价值，顺应了后工业时代体育的需求。它是自然经济基础下产生的原生态体育，为后现代休闲娱乐的回归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原料，顺应自然的和谐价值、体现多元的文化生态价值、其游憩养生道特征都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走向繁荣提供可能。提倡探索体育人文观的过程，其实就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复兴，离不开体育人文价值观的确立。中国体育应该汲取传统文化营养，把中华民族传统身体活动的潜在优势发挥出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人文思想，为后工业社会的人类体育活动寻求到一个明亮的航标，这将是中国体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好奉献。
障碍之二，是体育界的一些理论研究者仍然把人文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担心犯政治错误或否定过去成绩，听任思维的混沌和懒散而不去正面思考它们的联系。如果潜心对西方体育人文观的来龙去脉做一次全面的纵向梳理，不难看出自古希腊哲人的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体育人文观的演进上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体育理论多年来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影响，一直笼罩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之中。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体育的实践相结合，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凝聚西方人文精神的关于人的发展的学说。我们一度错误理解马克思的一个观点“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3]以至于出现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开门办学”的浪潮中体育院校的师生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接受教育的荒唐之举。其实，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劳动的异化，劳动产品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工人不仅不能占有劳动产品，反而在产品中丧失自己，即：“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是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劳动者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4]。马克思用截然相反的两种现象的强烈对比，深刻批判了劳动异化，并不能由此引申出“劳动创造美”、“劳动创造体育”之类的结论。相反，“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应该理解为用体育来弥补生产劳动的弊端，防止或减轻劳动异化。这才是马克思一贯的以人为本思想。
可以这样认为，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涵。当中国顺应时代潮流走到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时，中国体育应该重新寻回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以体育的普世价值来提升国人的思想境界；同时自觉地挖掘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营养，重建能够消解当代西方体育文化困境的更加完善的体育制度，维护人的美和尊严，为中国体育寻找回自己的理想家园。
马克思离开我们很久了，但他认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缩短工作时间”，至今仍然是金玉良言。今天，人类社会在发达国家的引领下以“缩短工作时间”为基础条件而面临整体进入休闲时代，在金融风暴的席卷下，“分享工作”的机制通过“减薪、度假”的新形式在世界范围得到进一步认同和推行；体育的人文价值将得到空前的提升，正在发生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的根本性转折。“21世纪的人文精神将继承过去人文主义的优秀部分，强调首先要把人当人看待，反对一切可能使人异化他物的因素；强调关心他人和社会的幸福，关怀人类的发展和未来。它接受科学为人类带来的便利和舒适，但从人的立场出发，对科学可能对人类造成的毁灭性灾难保持高度警惕；它赞赏后现代思维方式对中心和权威的消解，对人类思想的解放，但同时也企图弥补它所带来的消极方面——零碎化、平面化和离散。”[5]
北京奥运会后，“人文奥运”的观念已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借此东风，体育理论的重要任务，就是提炼和继承东方的人文传统，分析和借鉴西方人文思想，尽快形成符合时代需求的新人文精神。“奥运后”的中国体育，正进入以人为本的轨道运行——以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为本，以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为本，以人人都应该享有的身体运动权利为本。中国体育的未来运行，将逐渐围绕这一宗旨。
可以这样认为：以人文价值观作为中国体育发展的核心理念，符合中国执政党一再强调、指导我国新时期社会长期发展的“以人为本”理念。它绝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也不是短期的宣传，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基础上，广泛吸收中西方人文学科理论精华，21世纪的中国体育实践中生根发芽，正在成长为主流的体育思想，将有效指引未来的制度变革。
展望未来，中国体育将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价值理念，把全人类共同的体育理想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注重个体生活对体育的需求，真正惠及全民，融入到世界体育之中。中国体育将在人文价值观念的启迪下，在关注民生的人文精神引领下，树立体育为生活、体育为大众、体育为人类的远大发展目标，走向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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