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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集权型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是国有化，计划经济留给我们的重大经济遗产之一就是大型国有企业，但迄今仍然存在着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偏好。在市场化取向的关键转型期，路径依赖性使得“我们搞错了寻求改善的方向。”①市场经济优质高效发展的内在诉求，首先不是垄断性大型企业这类组织形态，更不是国有制这种反市场化的产权结构，而是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广泛存在及其自由竞争。中国获得卓越转型和持续繁荣的关键路径，就在于果断而理性地采取“国退民进”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将优先发展民营中小企业置于国家经济发展序列的首要位次。
一、国有企业的固有缺陷
1.产权制度缺陷。中国现有大型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因其产权虚置和边界模糊而违背具有普适价值的产权定律(科斯定理)，由于国有经济内部的所有“交易”都没有变更产权主体，因而都不可能是具有实质意义的市场交易，从而使稀缺资源配置缺乏效率，这就是放弃国有经济的根本原因所在。依靠大型国有企业支撑经济增长，就如同依靠计划经济不可能实现民富国强的道理完全一样。当转轨发展路径选错的时候，无论我们怎样努力，除了付出极其昂贵的机会成本，将不会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2.政府干预扩张。中国在一些重要领域新组建的大型国有企业，非市场化的政府行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不是基于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竞争力量而自动生成。在国有经济快速扩张、扩展和扩充的同时，市场力量也受到了压制、压抑和压缩。其实质是政府权力干预的增长和强化，而绝不是市场主体发展能力的优化和提升。在市场化的转轨发展时代，我们所首先需要的绝不是政府干预力度的加强或加重，而是政府干预取向的改进或优化。遗憾的是，一旦出现不合意的问题，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加强政府管理”的呼声。而实际上，“加强政府管理”恰恰是恶化问题的基本成因，而绝不是根治问题的有效处方。
3.反市场化蔓延。由政府支持的国企垄断必定会弱化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发展动力，为此特别需要反垄断的法律规制。由于国有企业的后台老板都是政府机构，反垄断几乎就等同于反政府，除非是反制民营企业的市场垄断，政府才有可能给予积极回应。将国有大型企业理解为反市场化的无效制度现象，远比理解为科学技术现象或规模经济现象更为科学。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是市场化自由竞争，任何垄断都会毁灭源于自由竞争的发展活力，而任何政府垄断都是自由竞争的天敌。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毁掉一个行业的最佳方式是给它政府垄断。”(科斯等，2013)中国发展垄断性大型国有企业，也将会与2008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发生规则“撞车”。
4.行政角色转换。中国的每个大型国有企业都具有反市场化的行政级别，最高级别的大型国有企业可以达至省部级。不仅国有大型企业的老总实质上都是由政府任命的经济官员，而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板之间会经常发生社会角色的频繁转换，共同促成了市场垄断，其路径依赖性非常明显。政府官员→国企老板→市场垄断，这就是困扰中国转轨发展的真实关系链，也是“找市场”不如“找市长”的根本原因所在，更是权钱交易等权力寻租最容易滋生的领域，或者说是一场权力与利益博弈的腐败游戏，国有企业制度事实上就是腐败蔓延的主要经济根源。很少有人会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而真正负责或竭尽全力，反而是贪污、浪费、渎职、低效和亏损，构成了国际公认的国有经济的显著特征。
5.管理成本昂贵。R.H.科斯对经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曾经深刻地认为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企业是为了节省竞争性的市场交易费用而演化出来的有效经济组织。但企业替代市场的边界是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成本低于市场化的外在交易费用，而随着企业规模逐步扩大，则会使企业内部的边际管理成本持续递增，使替代市场后的交易费用节省出现逆向拐点，导致企业内部管理成本大于市场交易费用。因而企业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效应仅仅源于产权明晰基础上适度规模的民营企业，绝对不适用于任何规模的国有企业。但当企业规模过于庞大且与产权虚置(国有化)交织在一起时，国有企业就会成为一个腐化低效的官僚组织，其内部管理成本就会昂贵到令人非常可怕的程度。
概而言之，规模经济既要求产权明晰的基础制度安排，也要求生产要素的适度聚集整合，还要求市场化公平竞争的充分展开，离开这些规模经济实现的重要约束条件，而一味地追求国有企业规模将不会产生任何预期效果。国有企业因其产权虚置、规模庞大、行业垄断、官僚制度、政府依托、劣质低效和反市场化等诸多缺陷的高度粘合，将会严重伤害市场机制的有效生成及其高质运行，其稀缺资源配置效率更加趋向于负帕累托。事实上，中国经济市场化演进变迁的转型过程，同时也就是国有企业退出和民营企业跟进的过程——“国退民进”，“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已变成生产部门的一种负担：太少的创新，太高的成本，且要为资源毫无效率的利用支付太高的税收”(鲁迪·多思布什，2006)。从市场化转轨发展和资源配置优化的要求出发，如果进行从优到劣的发展排序：民营中小企业最优，民营大型企业次优，国有大型企业则为最劣。如果国有大型企业没有政府支持的行业垄断，全都会陷入破产的境地，而无法与民营企业展开公平的市场竞争，更无法在国际上获得核心竞争优势。
二、发展中小民营企业的独特优势
基于中国计划经济的沉痛负面教训以及国有经济全面溃败的国际性广泛验证，中国经济的未来成长质量，与大型国有企业这种低效率的产权结构和组织形式之间，既不是正相关，也不是零相关，而是负相关。产权界定具有基础价值和支撑意义，如果“没有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科斯等，1994)市场化方向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求产权明晰的初始界定，否则就不可能产生具有实质意义的市场经济。
1.就产权制度基础而言，市场经济的实质是在产权明晰和自由竞争的基础上，通过自由交易而实现产权的主体变更和优化配置，而民营中小企业就具备市场化运行的基础性内在条件——“产权制度基因”。如果说“理解经济活动的真正关键是个体所做的选择”(维普肖特，2013)，那么理解公平竞争的关键就是明晰排他的私人产权。民营中小企业所内含的巨大市场竞争能力和无限发展潜力，就像能够孕育生命的雨水一样，其所到之处，都是生机盎然和生命勃发的成长画面。“一旦农民和城市中的无业居民拥有了发展私营经济的自由，他们会迅速抓住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比国营企业更加高效”(科斯等，2013)，只要对产权制度作出有利于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国家创新安排，就能建构起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2.就促进社会分工而言，民营中小企业依靠其自有产权和自筹资金，就能在市场化公平竞争中实现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只要政府不对其强力“剿灭”，依靠其自身力量就能蓬勃成长。民营中小企业不仅不需要政府投资创建，而且还会向政府缴纳税金。与政府投资创办低效率的国有企业相比，政府可将因此节省的稀缺财力及从民营中小企业获取的税金，用于政府理应专职提供的诸多公共产品，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发展环境。现代市场经济的分工基础，就是政府仅仅负责共享性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而民营企业则仅仅负责排他性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供给，政府职能的任何错位或空位，都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果。
3.就企业家成长而言，企业家阶层是最具有市场组织能力、机会发现能力、风险规避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的特殊人群，更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匮乏的人力资本。中国最为过剩的是挥霍资源的政府官员，极其稀缺的则是创造财富的企业家，而民营中小企业则正是所有企业家得以孕育和成长的摇篮。国有经济虽然有“公司”，但不会具有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企业”；国有经济虽然也有“老总”，但也绝不会具有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企业家”。市场化民营中小企业大量涌现和迅速成长，是中国获取企业家阶层的唯一路径，他们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最重要的“熊彼特资本”和创新能量。只有从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民营企业家，才是真正创新意义上的企业家。
4.就资源配置效率而言，固然一些民营中小企业容易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破产消失，但另一些民营中小企业也更容易在不断洗牌的市场变化中获得新生，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就来自于众多民营中小企业生生死死的动态调适。市场激烈竞争时刻都会裂变增生出很多发展机遇，民营中小企业则能够依靠灵活多变的创新能力而获取这些新增的发展机会，其中必定有一些人会像乔布斯和比尔·盖茨那样，成长为引领时代发展的伟大企业家。中小民营企业固然缺乏规模效果，但船小好调头的特点使其成为市场化资源优化重组的主要解释变量，从而具有宏观资源配置的动态调适和持续改进效应。市场经济正是通过大量民营中小企业的不断死亡、竞争成长和持续新生，才得以优质高效地运行，这正是中国经济成长所最为需要的“创造性毁灭”力量。
5.就实现充分就业而言，中小企业创建容易且数量众多，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功效。无论在任何国家，甚至在所有现代化发达国家，充分就业机会也主要是靠众多中小私有企业来提供，同时还可减少国家的失业救济。中国“那些新出现的私营企业提供了国有企业所不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为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农民提供了工作机会，吸纳了国营企业无法雇佣的城市中的无业居民。”(科斯等，2013)由于中小民营企业能够对市场经济变化做出迅捷灵敏的发展反应和动态适应(如关、停、并、转、改、迁、建等)，也有利于劳动力在行业、企业及区域间的自由选择和自由流动。充分就业既是政府的首要经济职能，更是每个劳动者最为关心的大事，但离开了民营中小企业，也就会远离充分就业。
6.就促进产业升级而言，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通常情况是，首先由实力强大的民营大企业提供重大科学发现和关键技术创新，而工艺性的中小技术创新则由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而后并由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在市场化公平竞争中对此加以试错学习、广泛采用和社会扩散，从而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升级过程。只有从中小民营企业的大量涌现、自由竞争和快速成长的层面上，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对中国试错学习、科技扩散和产业升级的合理解释，也会知道持续推动国家经济成长的长效机制来自哪里。
7.就均衡价格机制而言，在众多中小民营企业云集参与的市场体系中，它们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认可者，而非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操纵者，因而可以促成自由竞争和均衡价格的生成。市场价格是衡量经济稀缺程度的基本信号，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则价格上升，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则价格下跌，而供求相等的均衡市场则价格稳定。价格信号可以引导各种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均衡价格则意味着稀缺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在均衡价格的条件下，卖方供给与买方需求相等，经济产出既不多也不少，从而呈现为最有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8.就化解市场风险而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也绝不能过度依赖于国有大型企业。民营中小企业布局分散和数量众多，其生产要素具有显著的经济流动性。尽管经常会有若干中小民营企业破产，但其实质是由这些破产的民营中小企业分散地化解了宏观系统风险，在实现优胜劣汰、优化重组和重新洗牌的同时，将系统风险及时灵敏和连续有效地化解了，其负面代价和破坏性也很小，在不知不觉中保持了宏观经济的发展弹性，从而减少了有可能发生的大危机，这就是所谓的“零割肉不疼”效应或缓冲效果。
9.就推动经济增长而言，民营中小企业都是通过自主创业而产生和发展。企业经营者们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别人给予被雇佣机会——就业，而是积极主动地为自己创造出就业机会——创业。私营企业主在就业和创业之间所作出的这种超边际选择，将会形成宏观就业机会的边际增量，并因此而催生出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自主创业基础上诸多经济增长点的持续涌现，构成持续繁荣的众多活力支撑源。任何经济成长和长期繁荣的巨大经济馅饼，都是人们创造性活动的必然结果，或者说都来自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和风险意识的创业者。换句话说，任何持久性的发展活力，只能是来自于自由选择、自动生成和自发创业的民间力量。
10.就实证分析和可检验性而言，各国发展经验表明，任何国民经济发展又快又好的繁荣时期，通常都是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和非常活跃的时期，也就是各种创业活动层出不穷和持续涌现的时期，历次产业革命以来西欧长期繁荣的背后，无不都是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尽管美国每年都大约有25万家中小企业破产，但同时每年也都有大约25万个中小企业新生，资源优化配置的动态持续调适，为二战后美国民富国强的繁荣提供了重大保证。一部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史，同时也是公有体制外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成长史和创业史，中国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的2/3以上，也主要来自民营中小企业。在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活力比较中，也可以得到大概率的观察案例和统计证明。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制度结构中，几乎都是在激励大众自主创业。
发达国家在产权结构和企业规模方面长期形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民营中小企业在一国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发展地位，并致力于为中小企业创造发展机会和成长平台。政府为中小企业建构制度通道和市场保障，媒体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支撑和舆论引导，持续地促进着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和优质成长，这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小型企业“大概最富有生命力。——在没有大批量标准化要求的行业里，小规模生产，不管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小作坊里，都是最富有生命力的”(阿瑟·刘易斯，2002)。“自我经营的梦想也是历久不衰的，是社会独立的绝对典型”(莱迪·史珂拉，2006)。任何经济可持续成长的首要动力，都是源于民间底层而又经久不衰的民营创新力量，因此而需要一个理性包容的官方。
三、由“500强”所提供的发展启示
2012年世界《财富》500强排行榜上，中国大陆有73家公司上榜。中国上榜公司数量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32家，似乎与全球GDP第二位的中国经济总量相匹配。但中国上榜企业存在下述特点：
1.在产权结构上，中国大陆上榜企业几乎全是国有企业。2012年中国大陆(不含港台)仅有5家民企上榜，民营企业屈指可数，其实质是在使用整个国家的行业经济力量进入世界500强阵容。而其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则全是产权明晰的私营企业，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缺乏参照意义和对比价值。中国民企进入世界500强的状况，既取决于产权改革的进展程度，也取决于民营中小企业的崛起程度。
2.在行业性质上，中国上榜企业几乎全是垄断行业。如金融、电力、电信、通讯、航空、石油、交通等，这只能看作是国家对行业长期垄断的结果。如果废除由政府支持的国企行业垄断和各种优惠待遇，使之与民营企业在市场上展开公平的自由竞争，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这些国有企业会从世界500强名单上消失，中国产业创新隐伏了很多很大的国有化发展风险。
3.在产生机制上，中国上榜企业的创建和运转，大多是依靠政府“拉郎配”任意行政撮合的结果，缺乏市场化所内生的巨大创新力量。依靠政府行为“创建”大型国企的唯一结果，只是把很多分散的经济“小舢板”机械地堆积成“一群小舢板”而已，并未建成国民经济发展的航空母舰，从而缺乏化解全球化危机风险的抗击能力。
4.在目的动机上，中国上榜企业的推力，多是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绩放大和职务升迁。通过向中央政府的邀功请赏，而普遍追求一种个人仕途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效果，而不是市场化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核心竞争优势。很多人为的泡沫力量制造了虚假的经济繁荣，其背后则内含了很多很大的政治游戏隐患。
中国有没有或有多少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将是非常次要的事情。根本而要害的问题在于，如何切实保障中国经济继续沿着市场化路径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很显然，中国目前在此问题上走进了对国有大型企业情有独钟的发展误区。发达国家从19世纪后期就陆续及时出台并严格实施了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反垄断法(如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法案”)，发达国家依靠严苛完备而富有远见的制度规则，将垄断力量控制在不至于伤害市场公平竞争的最低限度，并由此而获得了由产权结构和市场竞争所带来的长期繁荣。
但在国有制的产权基础上，政府就会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同时又是市场游戏活动的参与者和竞赛者，本应仅限于专职供给公共产品的政府，现在就会因此而既生产公共产品，也经营私人物品，政府行为发生了严重错位。作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政府，就会首先不按照公平竞争的市场游戏规则出牌，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惩罚违规的政府。民营企业必定会在每一场不公正的市场博弈游戏中败下阵来，但国有企业则可以在每一场市场游戏中获胜，因为其领队同时也是裁判。国有产权舞台上的任何市场游戏，都不会具有任何真正的赢家。在中国反垄断，首先是也主要是反对国有化，只有首先消除国有企业，反垄断才会成为现实，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
中国并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的历史洗礼，而是通过毁灭私人产权而一步跨入了国家所有的政府垄断层面。当国有企业垄断了中国经济的一切主要行业或重要领域时，政府就必定会按照国有企业的需要而制定游戏规则——“量体裁衣”，就永远不可能做到反垄断，也就不可能造就具有实质意义的市场经济，从而不可能建构起被国际社会公认的市场经济国家。
四、民营中小企业优先发展战略
中国需要“国退民进”的市场化转型发展，但却正在遭遇着“国进民退”的逆向回归。基于中国市场化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转轨诉求，相关创新路径在于：
1.就认知路径而言，中国面临着超边际分析和边际分析的两大理性考量。在超边际分析层面上，面临着“是与否”或者“有与无”的产权制度选择，发展民营和放弃国有将会成为中国无法规避和“只能如此”的超边际战略选择。而在边际分析层面上，面临着“多与少”或者“大与小”的企业规模选择，也就是要选择有利于市场自由竞争的适度企业规模，需要将中小企业作为实现长期繁荣的基本方略。
2.就发展理念而言，要确立“国退民进”的科学发展理念。经济学和管理学意义上国企与民企关系，其实就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政府与大众的关系，民本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应当在认知和解读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时得到充分体现。在这个全球化知识创新的文明时代，世界上将不会再有贫穷落后的国家，而只会有愚昧无知的国家，只要看一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民富国强的繁荣画面，同时也理性反思一下中国因计划经济而付出的巨大机会成本，我们就会知道“国退民进”是中国转轨发展所不可绕过的必然选择。
3.就发展战略而言，尽快制定市场化民营中小企业优先发展的国家经济战略。放弃高度集权型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其实就是放弃一大二公的“国有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发展民营经济，市场化取向的经济发展转轨，其实就是从国有到民营的制度变迁。与发展那些垄断性、低效率和官僚化国有经济相比，优先发展市场化、高效率和竞争性的民营经济，自然就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国家战略选项。
4.就产权变革而言，为中国实现市场化转型创建制度平台。各级政府既不要再投资创建任何形式的新增国有企业，也不要再劳民伤财地试图挽救那些长期摇摇欲坠而早就应破产的原有存量国企，加速推进产权变革和国企递减的转型发展进程。同时重构一个“国退民进”和民企递增的制度发展框架，以民营企业的快速增长来彻底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画面。从产权安排视角彻底废除大型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从而为中小民营企业成长开拓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项很有启发意义的实证分析也向我们表明，“在很多国家中，生产力提高的同时，企业平均规模则缩小”(杨小凯，2003)。无论经济发展程度如何，民营中小型企业在任何国民经济体系中都举足轻重。中国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尽快摆脱对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将“国退民进”作为中国实现持久繁荣的根本战略选择，也必定会为我们带来民富国强的巨额“制度红利”。
①F.A.Hayek,1978 foreword to new edition of Ludwig von Mises,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Liberty Classics,Indianapolis,1981),pp.xi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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