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位论文,外商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9]06-090105-0006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从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的历史痕迹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明显的规律性，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一直是FDI主要的投资目的国，占全球投资总量的3/4以上；发展中国家FDI投资量差异悬殊，有些国家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如中国)，有些国家则非常少，最不发达国家在吸引FDI方面处于边缘地位。那么为什么不同区位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不同呢？区位因素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在已有的文献中，Dunning(1973，1992，1997)确立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区位优势的概念，认为是不同地区区位优势的大小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Howells(1984)拓展了区位优势的内涵，指出区位优势应是对一国总体吸引力的评价。关于投资区位理论，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是，将区位变量和企业变量对FDI的决定作用放在同等位置，而事实上，更加强调了区位变量的重要性，如曲涛和Green(1997)的FL模型，崔新健(2001)的OL理论。另一种比较流行的研究方法是，借助经济引力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和区位选择(Anderson，1979；Bergstrand，1985；Matyas，1997；Evans，2003)。
成本最小化是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Clickman，Wood，1988；黄蔚，2005)。除传统的生产和运输成本外，近年来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之中(Mariotti和Piscitello，1995)；二是将市场潜力及其大小引入分析之中(Friedman et al.，1992)；三是越来越强调不确定性和集聚经济的重要性(Caves，1974；Porter，1990)；四是将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引入模型进行分析(Djankov和Hoekman，2000；Barrios、Gorg和Strobl，2005)。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区位选择相关因素的实证分析，国外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Aitken和Harrison，1999；Billington，1999；Cheng和Kwan，2000；Konings，2001)。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研究也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例如，东道国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差距是外商投资企业选择投资区域的重要因素(何洁，2000；潘文卿，2003；黄静，2007)；内外资企业的竞争程度是外商投资企业选择投资区域的主要因素(陈涛涛，2003)。
从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现有分析大多从某一方面对FDI区位选择进行了探讨，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将以跨国公司为例，探讨跨国公司在多个备选国中选择某一国家作为东道国的原因，以及影响跨国公司确定其投资规模的因素。我们将运用动态规划的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多个备选目的国和母国的区位因素结合在一起，构建一个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和流向选择的统一模型，来分析这些区位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和流向选择的各种影响。
二、基本假设和描述
为集中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行为，以及方便模型构建，不妨做如下假定。
假设1：本文中跨国公司仅指涉及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我们研究的是一个代表性跨国公司如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国别选择和额度选择。
假设2：跨国公司已经决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是有多个可供选择的投资目的国，即备选的东道国，但只选择其中的一个。
假设3：相关东道国国内各具体区域被视为同质的，即我们只研究跨国公司的国别选择，不考虑国内区域选择行为。
假设4：跨国公司是在不受其他厂商决策影响的情况下独立做出国别选择。
假设5：跨国公司按年度做出投资决策。
假设6：因区位因素引致的价格和产量变动，跨国公司能迅速并在当期恢复均衡。假定产品价格p为外生变量，由宏观经济因素决定：
进一步看，
三、模型设定与分析
根据上述假设，我们初步构建FDI国别选择的离散时间动态最优模型。由于对于投资利润最优和区位差异差额利润最优的分析是一致的，而且差额利润能更好地反映东道国特殊区位因素的作用，因此我们首先建立区位差异差额利润的动态最优模型，分析区位差异差额利润最大化时的投资最优，并找出影响投资额和投资流向的因素。可将区位差异投资决策模型表示如下：
从上式可以看出，代表性厂商区位差异差额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主要取决于当期价格差额、当期投资的购买成本差额和相对于需求的外生冲击。
1.最优投资额决定
模型中价格差额
均是外生变量，即非个体所能控制，又不受个体选择的影响，都是宏观经济因素函数，即决定最优投资的价格差额、资本购买成本差额和外生冲击因素均为区位因素的函数，则备选目的国的区位因素决定了最优投资额，从而使得差额利润最优化。
进一步分析各项因素对最优投资的影响作用，根据(13)式对最优投资求偏微分，得到：
以间接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分析，间接生产成本中重要的一部分——交通和通讯费用，与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距离有直接关系，分析间接生产成本与最优投资及其变量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母国和东道国距离和投资流量流向之间的关系。间接生产成本中另一重要部分——摩擦调整费用，是由于母国与东道国的区位因素差异引起的支出，分析间接生产成本与最优投资及其变量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母国和东道国区位因素差异和投资流量流向之间的关系。
由(5)和(13)式，对复合函数间接投资成本求偏微分：
结合(14)和(16)式，随着东道国与母国之间价格差异增大，投资额会增大，作为投资函数的间接生产成本也会增加，并且是以递增的速度增加。正是由于两国间区位因素的差异性，产品价格出现差异并有拉大的趋势，也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交通通讯费用、摩擦调整费用等成本上升，而且差异越大，成本上升速度也越快。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必然很关注差异引起的间接生产成本，过大的间接生产成本不会对生产有利，而且会造成利润损失。若是间接生产成本包含寻租成本，则无论对整体经济还是跨国公司本身而言，都会带来福利的净损失。结合(15)和(17)式，随着东道国和母国之间投资成本差额越来越小，即东道国投资成本绝对或相对增加，母国投资成本绝对或相对减少，则东道国对外商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就会绝对或相对减少。绝对或相对较少的投资会使正的外部性减少，或不能发挥最优规模效益，故无论从绝对意义还是相对意义上来说，间接生产成本会逐渐增加，并且增加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从模型分析可知，不同的投资备选目的国具有各自不同的区位因素，会形成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价格差额、投资购买成本差额，加之东道国特有的需求冲击，而这三者共同作用，确定获取差额利润的投资额。跨国公司在做出国别选择时会比较在各个备选目的国投资可能获得的差额利润，通过比较，选择差额利润最大的国家作为东道国，并确定在该国进行FDI的最优投资额。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区位因素对最优投资额和流向选择问题有重大影响。
2.最优投资流向决定
如果最优投资额不同，当I*＞
时，总利润最大的最优投资额超过区位差异差额利润最大的最优投资额，跨国公司追求总利润最大化目标，为获得最大总利润，必会选择I*，而非，也即，此时不会达到区位差异差额利润最大化。在多个备选目的国中，厂商必然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总利润的目的国作为东道国，但因为发现东道国和母国区位因素差异的原因，减少投资额I*-会使厂商的区位差异差额利润存在提升空间，厂商会减少投资额直至，而此时总利润会减少，故厂商不会选择I*＞的投资数量。
当I*＜时，总利润最优投资额I*小于区位差异差额利润最优投资额，追求总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厂商，为获取最大的总利润，应该选择I*，而非。若选择I*进行投资，会认为加大投资，利用东道国有利的区位因素，追加投资直至，而此时投资总利润就会呈下降趋势，背离总利润最大化目标，故厂商不会选择I*＜的投资数量。
因此，只有I*=时，总利润最大的最优投资额I*等于区位差异差额利润最大的最优投资额，此时投资总利润最大与区位差异差额利润最大是一致的。厂商按此投资额进行投资，既不会扩大投资规模，也不会减少投资规模，获得最大总利润，这就确定了投资流量问题。厂商通过比较多个投资备选地的区位差异差额利润，找到与总利润相一致的备选地，这就确定了投资流向问题。
为确定投资流向流量问题，我们进一步比较总利润最大的最优投资额和区位差异差额利润最大的最优投资额。将跨国公司投资的总利润离散时间最优模型表示为(6)，可以运用差额利润离散时间最优模型计算方法，同理可以解出：
类似地，从上式可以看出，代表性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主要取决于当期价格、当期投资的购买成本和相对于需求的外生冲击。这三个变量均由宏观经济因素决定。而此处所指的宏观因素即为投资所在地的区位因素。同样可以推出结论，不同的投资目的地具有不同的区位因素，对最优投资额和流向选择问题有重大影响。
进一步分析各项因素对最优投资的影响作用，根据(18)式对最优投资求偏微分，得到：
由(21)式可知，母国的产品价格与资本购买成本、两国产品差额与资本购买成本差额存在制约关系，对需求冲击仍会发挥作用，决定了总利润最大的最优投资额I*和区位差异差额利润最大的最优投资额能否相等。
四、结论与含义
本文中，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FDI流量流向决定的一般性模型，希望能将影响投资决策的母国和东道国双方区位因素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模型同时分析了投资流向选择和流量选择，并证明这两种选择是一致的。第一，FDI投资流向和流量选择的决定因素相同，都是最优化的投资利润；第二，二者在时间上是同步的，跨国公司是在确定东道国的同时确定了投资额。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含义：
(1)在本国国内，公司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国别选择时，作为投资母国的政府应构建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核心竞争力，了解投资国区位因素及子因素特点，如通过构建多种类型、有较强针对性的专业研究机构，对国外投资环境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评价，以便充分发挥本国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规避不利的区位条件。
(2)作为东道国，应为投资制定稳定开放的政策，创造宽松灵活的软环境。维持本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增加投资者信心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宏观条件。其次，国家开放政策对于推动一国经济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生产分工有着重要意义。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健全国内法制经济，努力与各种国际经济、技术标准和规则接轨。另外，通过媒体宣传和舆论引导，提高本国文化包容度，使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和民众以正确心态应对经济全球化，最大程度降低因区位因素差异摩擦造成的非生产性成本。
(3)繁荣东道国国内经济，首先形成适宜投资的基础设施和其他配套设施，形成连续、完整的产业链，培养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此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健康的价格形成和传导机制，警惕经济中的炒作和泡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