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文革诗”的美学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美学论文,特征论文,牛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论牛汉“文革”诗，是指牛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创作的诗歌，共有30多首，大多收在诗集《温泉》里，另外，还散见于《海上蝴蝶》及《牛汉抒情诗选》等诗选集中。
早在40年代，牛汉就驰名中国诗坛，是著名诗派“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50年代因胡风事件而受到牵连，从此被踢出诗歌队伍，在中国诗坛消失。“文革”开始后，诗人更受到“四人帮”一伙及其爪牙的迫害，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改造。在这种非人的遭遇面前，诗人并不沉沦，而是以“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身不惜作尘泥”的无畏气概，不断笔耕，写下了大量诗篇。其中《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等作品被公认为诗人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一个正直诗人的良知与骨气。
这些诗写在一个最没有诗意的时期，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点——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在人人以为诗神咽了气的时候，牛汉却不断地寻找、发现、捕捉，写出了一首首活生生的诗，仿佛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充满夏日炽热生命的绿色的甲虫①，因而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
从内容上看，这些诗是“文革”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是那段特殊历史的一种回音，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从风格上看，则呈现出悲剧美和崇高美相统一的悲壮色彩。
作为“镜子”和“回音”，诗人首先是通过歌唱被损害的生灵们来实现的。“文革”是一个蔑视“人”、践踏“人”、摧残“人”的时代。牛汉正是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写出了历史最珍贵的一页，使他的“文革”诗具有“诗史”的价值。他歌颂那荒凉的山丘上，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的“半棵树”（《半棵树》）；他歌颂那“祖祖辈辈／生长在乡间小道上／生长在牺口的蹄印里”，叶片“布满了厚厚的尘土，低低地贴着地面，远远望去，象一块块踏脚的石头”一样的车前草（《车前草》）；他歌颂“毛竹的根”、“蚯蚓的血”和那砍离地母的枫树及地面上消失不了的图形的伤疤……这些无辜的生命，或因善良而受到踩压，或因美好而惨遭残害，纵使已是“半棵树”了，由于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还是要来劈它，且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这不正是那个黑白颠倒时代的真实写照吗？
如果说这些诗是以自然界的生灵被损害、践踏、毁灭来象征人类生命被损害的话，那么《雪峰同志和斗笠》、《关于脚》、《把生命化入大地——忆孟超》三首诗，则直接抒写了冯雪峰、孟超在“文革”期间的苦难遭遇。冯雪峰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文学翻译家、文学理论家和鲁迅研究专家，曾参与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对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是，“四人帮”一伙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鼓吹所谓“空白论”和“新纪元论”，肆意攻击“三十年代文艺”，“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②，从而对冯雪峰同志横加迫害。“文革”时期，冯雪峰与牛汉同在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和改造。牛汉用诗写出了雪峰同志的高尚人格和对革命事业的赤子情怀，表现这位革命文艺先驱的高风亮节。饱经风霜雪雨的雪峰同志的脚，已是“干干瘦瘦”，“青筋弯曲而隆起”，那上面既有革命战争年代留下的敌人的“铁镣啃的伤痕”，又因“四人帮”的迫害而使他的“脚掌布满了厚厚的茧”。这双历尽苦难的脚，雪峰同志认为它们“象手一样美好”，且“比脸面重要得多”（《关于脚》）！在那种艰难困苦的炼狱里，雪峰同志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人格操守，着实让人仰慕。
孟超60年代初因创作新编历史剧《李慧娘》而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生前的形象，“被时间的风雨，冲刷得异常的简洁”，“只剩下弯曲的骨骼和不弯曲的心灵”，“他的生命洗练得不能再作一点删节”，仿佛诗人在雪地上画的一幅速写。可是“孟超咯咯地笑着”，要把自己一点不剩地化入祖国大地（《把生命化入大地》）。这是多么铿锵的话语，也是多么不屈的灵魂！诗人不仅写出了冯雪峰对祖国、人民的赤诚，也借此表达了自己的心声：“雪峰同志的话，象碧清的河水，洗涤着我的心灵”。难怪诗人自己身处逆境，却从不退却；饱受打击，也从不倒下。
由此可见，牛汉的诗确实是“文革”社会的“镜子”和“回音”，它们来自自己鲜亮的生活，是诗人用生命酿造出的苦咸的血液，是“活的诗”，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力量。因此，也有力地证明了“现实主义”并没有在“文革”中间断，后来的“回归”之说似可商榷。
牛汉“文革”诗的悲壮忧伤而不低沉，哀婉而不萎靡，是悲剧美与崇高美的统一。
首先，牛汉“文革”诗具有悲剧美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民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场特殊的政治运动，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悲剧性。作为“镜子”与“回音”的牛汉诗歌，当然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悲剧性的烙印。像华南虎、长天鹰、大根块、车前草、半棵树、大枫树等形象，无不渗透着沈烈的悲剧精神。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牛汉的“文革”诗，正是为我们抒写了美好生命遭受摧残乃至毁灭的悲哀。在《悼念一棵枫树》一诗中，诗人以饱含生命汁液的抒情形象，塑造了一个高贵的死，美丽的死。诗的开始，就着意抒写枫树的死给大地带来的震颤：“几个村庄／和这一片山野／都听到了，感觉到了／枫树倒下的声响／”；“家家的门窗和屋瓦／每棵树，每根草／每一朵野花／树上的鸟，花上的蜂／湖边停泊的小船／都颤颤地哆嗦起来……”，“是由于悲哀吗？”营造了一种悲剧气氛。接着由枫树的清香转而写到枫树的品质，进一步加深了悲剧氛围，进而揭示出枫树的悲剧是由于它有直挺挺的庞大身躯才招致无辜地被砍伐。而枫树更深一层的悲剧就是她的最高洁的内质，生命的全部美的价值，只有当她已经被毁灭尽净时，才得以第一次向他人展现出来：“枫树／被解成宽阔的木板／一圈圈年轮／涌出了一圈圈的／凝固的泪珠”；“泪珠／也发着芬芳”。只有在这一刻，人们才惊异地发现，这表皮灰暗粗犷、散发苦涩气息的枫树，竟蕴藏了这么多的芬芳！同时，诗歌还表达了大自然对枫树的留恋，进一步渲染了悲剧气氛。特别是诗的结尾处，力量更为深沉。“伐倒了／一棵枫树／伐倒了／一个与大地相连的生命”！它暗示出：枫树的死，不仅是树的悲剧，同时也是“大地”的悲剧。因此，悲剧性是贯穿于诗歌始终的。牛汉就是这样用枫树的死，来象征着那个特殊时期一个个无辜被害的革命烈士的死，象征着千百万人民对他们的沉痛而愤怒的悼念③。读这样的诗，不仅引起人们的惊赞和振奋，而且还给人以深沉的悲悯、同情和激愤的强烈感受。这就是悲剧带来的美感效应。
牛汉“文革诗”就是通过这种浓烈的悲剧精神来实现其揭露与控诉的目的，也正是这种浓烈的悲剧精神，使他的这些诗作具有现实主义的永久魅力。
其次，牛汉“文革诗”又具有崇高美
悲剧美往往又是与崇高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博克所指出的，痛苦的感觉则是由某些方面比我们高的力量引起的，因此，崇高感则“以痛感为基础”④。牛汉“文革”时的诗歌，描写了一个个美好善良的生命遭受摧残乃至毁灭的悲哀，不仅具有悲剧美，而且具有崇高美。
纵观这30多首诗，牛汉写得最好的乃是大自然的种种雄伟景象。他说：“在美丽的山山水水面前，我写不出诗来，我没有描写纯净的自然美的情绪。我的心灵似乎更容易被那种辽阔与壮美的境界和大自然中某些能够引起震惊的，在困境中坚毅不屈的现象或生态触动……”⑤的确如此，像在雨暴风狂雷轰电劈中诞生、成长直至灭亡的雄鹰；被雷电从头到脚劈去一半，却依然兀自挺立，每逢春来便显出勃勃生机长满青枝绿叶的半棵树；被囚禁于铁笼供人观赏，受人戏弄，魂系山林而不得的华南虎；那表皮灰暗粗糙、散发着苦涩气息，而生命内部却满蕴着芬芳的枫树，被伐倒之后，直挺挺地躺在草丛和荆棘上，看上去比它站立的时候还要雄伟和美丽，这是多么雄奇壮丽的生命形态！读来真令人魂动，令人愕然而惊，肃然而思，奋然而起！⑥
除了这种雄伟壮美的景象之外，牛汉还善写另一类自然景物：外表平常，甚至渺小、卑微、粗陋，内里却蕴含着雄伟的力量。在《毛竹的根》中，在那干涸的荒山上，硬得像石头样的发烫的土地里，毛竹的根，却能穿透坚硬的黄土，绕过潜伏的岩石，越过纠结如网的草根世界，一直探索到了远远的山岗下面。故斫断的毛竹的根，沁出了一丝清清的水。多么平常的东西啊，毛竹的根！然而读完全诗，谁还会小看它，谁能不怀着激动的心情对它肃然起敬呢？这类诗还有《车前草》、《巨大的根块》、《根》、《麂子》、《蚯蚓的血》、《伤痕》等。因此，牛汉笔下这些平常、渺小甚至卑微的生灵，不只引起人们的同情，更是激起人们的赞美与景仰。这就是从平常中显现出的崇高与峻美。
其实，牛汉诗中的崇高美，是他在那个非常年代愤激情绪的一种表现。在那沉冤未白、报国无门的时期，诗人着意表现他对在艰难中求生存发展的人民之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深沉博大的爱，对苦涩人生真谛的执著追求，对不公的命运之神的不屈抗争以及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坚韧精神，并以此来宣示自己卓尔不群的雄伟的人格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汇合化合而成牛汉诗的浩然之气、崇高之美；也正是这种力量，聚合成了“四人帮”彻底覆灭的渔阳鼙鼓！
由此可见，悲剧美与崇高美在牛汉“文革”诗中达到了水天一色的交融，无论是大枫树，还是毛竹的根，都是在悲哀痛苦中渗透着崇高与俊美。这些美好事物遭受摧残乃至毁灭的悲哀，使牛汉“文革”诗的崇高美更丰满，更有人情味；反过来，与险恶的环境和黑暗的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所产生崇高感，又使牛汉“文革”诗的悲剧美显得有骨有骼，深沉有力，从而使诗风显得既悲且壮，呈现出独特的美学风貌。
为了使悲剧美与崇高美表现得更富有诗意，牛汉在这些诗歌创作中广泛地运用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三位一体的艺术方法。牛汉的这些“文革”诗大部分创作于咸宁文化部干校，都是从干校的现实生活中发掘提炼出来的，像《车前草》就写于“深夜拉平板车回宿舍”（《车前草·后记》）；《我去的那个地方》就写于“1973年夏自汉口回干校之夜”，等等。因而，诗作满蕴着生活的原汁原味，给读者以强烈的新鲜感和真实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牛汉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抒情言志的本领，他总是将描述和抒情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他的诗大多有极简单的情节，他总是压抑着感情，尽可能冷静地叙述他的见闻经历，随着情节的展开，他的感情在升温，在加浓加烈，而到情节最动人处，感情也升到了最沸腾、最深沉热烈处，而沸腾的感情又极大地推动了牛汉的想象力，使他描写雄奇瑰丽的自然景观的诗篇染上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至于牛汉“文革”诗中的象征主义手法，我们以为他既继承了我国诗歌的“美人香草”传统，又吸取了西方象征主义诗作与诗论的艺术营养。在这30多首诗中，除了少数几首抒写具体人物，如赞冯雪峰、忆孟超、悼周恩来总理的诗歌外，其余的几乎都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象征主义手法在牛汉“文革”诗中用得如此普遍，恐怕与“文革”那个时代和诗人当时那种艰难的处境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诗人首先把一切都虚化成一种具体的、有血有肉的、诗情化的精神；然后，这虚化的精神又回到诗人手中的“客观对应物”中去，成为“客观对应物的灵魂”。而这种物我一体的“客观对应物”就像原子核反应堆产生核裂变似地把诗人的人格精神形象地、恒久地、更深更广地向社会和人生辐射开去。这样，诗人就可以避开真人真事的琐碎繁杂的陈述，而集中笔墨描画他所选中的象征性形象，以充分地抒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受。故牛汉这些诗中很少出现“祖国”、“人民”、“战士”、“人生”、“拼搏”之类的字眼，然而我们在阅读时，总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祖国、人民，联想到中华民族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联想到历史的负重跋涉和时代的艰难进行……这就是象征主义手法带来的好处。它不仅使我们从诗中读到了“文革”时代的社会黑暗、民族灾难和人生艰难，更激起人们奋力拼搏，战胜黑暗，迎来光明的豪情！
《鹰的诞生》一诗，正是这种“三位一体”艺术手法的结晶。该诗主要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先写鹰的窠，筑在高山峡谷中最险峻的悬崖峭壁上，深深地隐藏在云雾里，且简简单单，十分粗陋，不挡风，不遮雨，没一点儿温暖和安适。接着写鹰的蛋，颜色蓝得像晴空，上面漂浮着星云般的花纹。接着写雏鹰不是在平地上和草丛里行走的禽类，它们翅羽还很短小的时候，就扇动着，鸣叫着钻进高空密云里学飞。应该说，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来的。但诗人的用意不在叙述鹰的诞生过程，而是要借鹰的诞生过程写出困境促使鹰成长为一个坚毅不屈的形象，从而引起读者的震惊。因此，诗人在饱含深情的叙述中，还充分运用了想象的翅膀来突出诗歌情思。于是，诗人在叙写鹰的窠筑在最险峻的悬崖峭壁上时，又“突发奇想”地来了一段：“仰望着鹰窠／象瞅着夜天上渺茫的星星。／虎豹望着它叹息，／毒蛇休想爬上去，／猎人的枪火也射不了那么高”；在叙写鹰的蛋的颜色后，也“异想天开”地来了一段：“鹰的蛋，／是在暴风雨里催化的，／隆隆的炸雷／唤醒蛋壳里沉睡的胚胎，／满天闪电／给了雏鹰明锐的眼瞳，／飓风十次百次地／激励它们长出坚硬的翅膀，／炎炎的阳光／铸炼成它们一颗颗暴烈的心。”这就是浪漫主义的写法。诗人借助想象写出鹰的非常性格，使得诗歌的情思更加激越，文采更加飞扬，同时，也更显艺术真实性。特别在诗的结尾，诗人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写“鹰在云层上面飞翔，／当人间沉在昏黑之中，／它们那黑亮的翅膀上，／镀着金色的阳光。”此段写得好。如果说，前面写出了鹰的非常性格的话，这段则完成了鹰的卓尔不群。鹰群能够冲出人间的黑暗，自由自在地在金色的阳光下翱翔。这里也明显地运用了象征手法。诗人借此间接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与向往：冲破社会的黑暗，自由自在地奔向光明。这样，就使整个诗情大大得到了升华，并给人以崇高与壮美的审美享受。其实，诗歌通篇都运用了象征手法，诗人借写“鹰”的不同寻常的诞生，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在那禁锢得像铁桶似的社会里，诗人多么崇拜“鹰”的性格！且这种情节在《鹰的归宿》、《鹰形的风筝》等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若从这方面来解释，我们又能体味出诗篇也含有深沉的悲剧力量，且这悲剧不仅仅是诗人个人的悲剧，而是那时代所有人的悲剧。
牛汉的“文革”诗就是这样运用“三位一体”的艺术手法来深化其悲壮的美学风格的。
此外，由于牛汉“文革”诗往往采取整体象征的手法，诗意表现得含蓄而委婉，故又具有“朦胧美”，为后来“朦胧诗派”的崛起提供了榜样。最见代表性的诗作有《鹰形的风筝》、《冻结》、《蝴蝶》、《羽毛》等。请看《冻结》：“暴风雪过后，／荒凉的湖边，／一排小船／象时间的脚印，／冻结在厚厚的冰里；／连同浆，／连同舵，／连同牢牢地／拴着它们的铁链。”诗作于1974年冬天，正是“四人帮”一伙肆虐的时候。读这首诗，就让人们感觉到“文革”就是一场“暴风雨”，它把“一切”都“冻结”了。诗人的悲愤之情充溢在每一诗行，但又借河边被暴风雪冻结的小船来表达，显得含蓄委婉，富有诗情画意，朦胧而不晦涩。由此也可以看出，“朦胧诗”的诞生，不是在“新时期”，而是在“文革”中；写“朦胧诗”者，不仅是青年诗人，也有像牛汉这样的中年诗人。
总之，牛汉“文革”诗深刻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悲剧美和崇高美，并形成了悲壮的美学风格。但在具体的表达上，由于广泛地运用了象征手法，故又有朦胧美。这就是我们关于牛汉“文革”诗的全部美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