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官班制渊源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渊源论文,萧梁官班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官班制是由萧梁颁布实施并被陈朝沿用的一项官阶制度。最早记载梁朝典制的《隋书》对它的内容有简要介绍，但对它的渊源却没有涉及。古代史家李延寿、马端临与现代中日学者大多认为，官班制由九品官制析分而来。阎步克研究的结论是：梁官班制“出自对北魏孝文帝官品析分的效法”，而北魏官阶制来源于魏晋以来的“阶级”。①笔者认为，梁官班制并非由九品官制析分而成，也可能并未经过北魏九品十八级官阶制的中间环节，而是直接由魏晋宋齐的官阶继承发展而来。本文以流内十八班为中心，对这一问题略陈管见，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官班制起源说辨析
梁官班制的核心是十八班，它在数量关系上恰好是九品官制的二倍。这很容易使人得出结论——官班制由九品官制析分而成。例如，《南史》载：“其制开九品为十八班。”②岳珂说，官品在梁朝“易为班”。③马端临不但明确提出，九品官制“至梁分为十八班”，而且将正从九品与十八班依次对照排列，正一品十八班，从一品十七班，一直到从九品一班。④《资治通鉴》载：天监七年正月，“诏吏部尚书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⑤牟发松说：这“清楚地显示出九品和十八班之间的前后替代关系”。⑥叶炜也认为十八班“是对此前的九品官品做一分为二的析分而来的”。⑦宫崎市定进一步提出：梁武帝将刘宋的“六品以上官重新分成九品，并进一步分出正、从二等，合为十八等，又称为十八班”。⑧以上观点虽然异口同声，但存在几个明显漏洞，需要予以辨析。
首先，按照逻辑，如果十八班制由九品官制析分而来，由于它比后者细密，那么它建立后，九品官制就应该被替代而废止，而事实上十八班制建立后，“九品之制不废”。⑨萧梁制定了两个《官品令》，这就是“《梁官品格》一卷”与沈约撰的“《新定官品》二十卷”。⑩对于前者，姚振宗推测：“《梁书·裴子野传》：子野又敕撰《百官九品》二卷，似即此书，失其一卷欤？”(11)笔者认为，二者的书名、卷数均不合，姚说理据不足。“梁初，命蔡法度等撰《梁令》三十篇：一、《户》，二、《学》，三、《贡士赠官》，四、《官品》……”(12)该事《梁书》载：天监二年四月，“尚书删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13)《梁令》30篇30卷，则每篇一卷。魏晋南朝法律体系中没有“格”，“后魏以‘格’代‘科’”，并被北齐和唐朝沿用。(14)因此，一卷的《梁官品格》应为《梁官品令》，为蔡法度等所撰，制定于天监二年。《唐六典》多处引用梁《官品令》，其中有的记载有官班。例如，卷5《兵部尚书·郎中》：“梁《官品令》：‘杂号将军一百二十五，分为二十四班，班多者为贵，骠骑班第二十四。’”此类梁《官品令》显然属于官班制建立后沈约所撰的《新定官品》。这说明官班制建立后，官品制不仅没有被废止，而且被重新修订实施。徐勉“在选曹，撰《选品》五卷”。(15)“《梁选簿》三卷，徐勉撰。”(16)据此可知，《梁选簿》与《梁选品》，为同书异名。《南史·徐勉传》所载《选品》为三卷，《旧唐书·经籍志上》与《新唐书·艺文志二》所载《梁选簿》也都是三卷。故《梁书》所载的“五卷”很可能应为“三卷”，形近而误。《唐六典》所引《梁选簿》一般都载有官班。例如：“《梁选簿》：‘列卿丞班第三。’”(17)“《梁选簿》：‘左尚丞为三品勋位。’”“《梁选簿》有东宫食官丞，为三品蕴位。”(18)姚振宗推测：《隋书·经籍志二》所载的“《梁勋选格》一卷”，本在徐勉所撰“《选品》五卷”中，“而佚其蕴官选格一卷欤？”(19)据上引材料可知，《梁选簿》是记载官班制内容的著作，勋位与蕴位都已包含在其中。故姚振宗的推测难以成立。梁《新定官品》与《梁选簿》的同时并用，说明梁官班制与官品制并行不悖。陈朝的“官品禄秩班次，多因梁制”；(20)而且《隋书·百官志上》详细记载有陈官品。梁陈官班制与官品制的同时并行，足以说明它不可能由九品官制析分而成。
其次，如果官班制由九品官制析分而成，那么二者应该是基本对应的，如同宫崎市定所说：“第十八班为正一品，第十七班为从一品，第十六班为正二品，一直排到最末的第一班为从九品。”(21)而事实上正如杜佑所言，官班“与品第高下不伦”。(22)宫崎市定认为，梁十八班是由刘宋的前六品官一分为三、由梁的九品官一分为二而成。(23)张旭华正确指出：“宫崎氏提出的梁官品与梁官班，宋官品与梁官品、梁官班之间的那种严格对应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24)虽然萧梁有十多种官职的官品与官班相对应，但有更多官职的官班与官品并不一致。《唐六典》卷14《太常寺省·太祝》引“《梁选簿》：‘太祝令与二庙令品秩同。’”但太祝令为一班，二庙令为二班。下表据《唐六典》所列35种官职的官班与官品相背离。而且著作佐郎、太史令、廷尉主簿等官职的官班与官品的差距很大。这样，梁官班制由九品官制析分而成的观点就颇为可疑了。
再次，岳珂虽然认为官班由官品转变而来，但意见有所保留。他说：“品盖非梁所专用，而易为班矣。……将军厘定百二十五号，为二十四班；其不登二品应须军号者，凡十四号，别为八班；施于外国者，又有百九号，亦为十品、二十四班。班制之多乃如此，则不假于品矣。”(33)一品将军三十五个、分五个班次，二品将军十个、分三个班次，三品至十品将军分别是十个、都分为两个班次；施于外国者一百零九号将军十品、二十四班，官品与官班绝难对应。
最后，在魏、晋、宋、陈的官品制中无一例外包含的爵位，在官班制中却不见踪影。这是十八班制由九品官制析分而成的又一有力反证。
阎步克依据《唐六典》所载梁官品的正、从、上、下与北魏官品制对应词汇含义的一致性、流外七班与北魏流外七品的相似性、17种官职的官品与班次完全对应等证据，认为梁官班制“出自对北魏孝文帝官品析分的效法”。(34)牟发松从逻辑与情理方面对此观点提出质疑，并指出：“二者的改革背景及目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实质内容也不相同。(35)对于梁官职的正、从、上、下，如前文注释考证，为《唐六典》编者由梁官班推算而来，不足采信，有力证据是“官品禄秩班次多因梁制”的陈朝，其官品据《隋志》与《通典》可知并无正、从、上、下的区分。萧梁17种官职品、班一致的对立面，是如上所述35种以上官职的品、班相背离，将军号的官品与官班更是难以对应。北魏的流外官在乡品九品与九品官之外，而萧梁的流外七班是乡品二品之下的“寒微士人为之”，与品官相交叉，二者有很大不同。(36)特别是梁官班制与北魏九品十八级官阶制的性质存在显著差异。梁官班制是一项士庶起家与官员官职迁转的官阶制度；官品制则标志官职的地位高低、权力大小与政治经济待遇优劣。二者的性质不同、用途各异，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37)而北魏的官品制则兼有萧梁这两项制度的功能，所以北魏官品制包含有爵位，而在梁官班制中则没有。北魏清官分为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三等。(38)北魏、北齐的散骑常侍，“位在中书之右，其资叙为第三清”。(39)“中书”指中书令。在北魏《前职令》中，中书令与散骑常侍分别位居第二品中与第二品下；在《后职令》中，二者分别位居第三品与从第三品。散骑常侍“位在中书之右”，表明它的资望比中书令高，即它的官品虽然在后者之下，但资叙在后者之上。可见，北魏官职迁转不仅要依据官品的等级，还要参照标识的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梁官班制则包含官职的资望与清浊，基本是官职迁转的唯一依据。(40)这都显示出梁官班制“效法”北魏九品十八级官阶制之说可能有问题。(41)
杜佑认为，萧梁继承魏晋宋齐的九品官制，“更置十八班”。(42)两宋之际的郑樵前后观点矛盾，他一方面承袭杜佑的意见，承认对于魏晋宋齐的官品，“梁因之，更置十八班”；但又说“梁……易品为班，更定十八班。陈复旧制，仍遵九品”。(43)后一种见解即郑樵自己的意见——梁将九品官制改为十八班制，陈废除官班制，重新恢复九品官制，根据上文所述可知，显然是错误的。笔者赞成杜佑的见解——官班制是在官品制之外制定的；并进一步认为，萧梁官班制是由魏晋宋齐的官班继承发展而来。这就是下文要考证的主要内容。
二、梁官班制来源于魏晋宋齐的官班
梁官班制的渊源可以上溯至两汉时期出现的官职迁转的个别“故事”。“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故事，(刺史)居部九岁举为守相，其有异材功效著者辄登擢”。(44)“廷尉正、监、平物故，以御史高第补之。”(45)“旧制，尚书郎限满补县长令史丞尉。”(46)这就形成了刺史—郡国守相—中二千石—御史大夫—丞相，御史—廷尉正、监、平，尚书郎—县长，令史—丞尉等官职迁转的成例。
岳珂言：“班盖梁之所自立，谓一代之制不可以虚耳。意自齐而上班之未有。”(47)这是岳珂的误解。因为曹魏以来就一直存在官班。在两汉时期萌芽的官职迁转成例，魏晋以来逐步发展为阶级繁多的班例，它们与梁官班制的性质、排列次序基本一致，从而成为梁官班制的渊源。下文对此略作考述。
曹魏时期：散骑侍郎杜恕“转补黄门侍郎”，“时李丰为常侍，黄门郎袁侃见转为吏部郎，苟俣出为东郡太守，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48)据《通典》卷36《职官一八·魏官品》，黄门侍郎与郡国太守第五品，散骑常侍第三品，尚书郎一律为第六品。(49)袁侃的迁转从官品看是由高转低；他们的官品不同但却“同班”。这用官品制无论如何难以解释。由于此处的“班”出现在官职迁转的语境中，所以指官班而不是朝班。据《隋书·百官志上》，在梁官班制中，散骑常侍为十二班，尚书吏部郎十一班，给事黄门侍郎十班；“以班多者为贵”。(50)袁侃的迁转与此是吻合的；杜恕、李丰与袁侃的班次虽然还不完全一致，但与官品比较，显然更加接近。这是由于曹魏以来的官班变迁的缘故。刘寔在曹魏时，“迁尚书郎、廷尉正，后历吏部郎”。(51)曹魏包括吏部郎在内的尚书郎一律在六品二位，廷尉正在六品十二位。在梁官班制中，尚书郎五班、廷尉正六班、尚书吏部郎十一班。刘寔的升迁次序按照官品制不容易诠释，但与梁官班制吻合无间。
西晋时期：“太康中伐吴还，欲以王濬为五官校尉而无缺，始置翊军校尉，班同长水、步兵。”(52)“五官校尉”指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简称五校。据《通典》卷37《职官一九·晋官品》，“五营校尉”在第四品。翊军校尉“班同长水、步兵”，而不是班同五官校尉，说明五校尉的官班并不一致，其中只有长水与步兵校尉的官班相同，可能比其他三校尉要高。晋武帝时，庾峻“迁司空长史，转秘书监、御史中丞，拜侍中”；晋惠帝时，卞粹由尚书郎，“超拜右丞”。(53)晋朝的公府长史六品，秘书监三品，御史中丞四品，侍中二品；尚书郎与尚书左右丞位居六品的次位与首位。据此，庾峻由司空长史转秘书监、御史中丞转侍中皆超迁两品，由秘书监转御史中丞则降一品；卞粹的迁转在同一官品内前进一个位次称“超拜”。这用官品解释，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在梁官班制中，司空长史没有录入，它大约与司徒右长史近似为十班，秘书监与御史中丞位居十一班的三位与首位，侍中十二班，尚书郎五班，尚书右丞八班；“同班以优劣为前后”。(54)两人的迁转与官班制完全契合。庾峻的迁转没有超迁与降级的迹象，乃平流进取。这显示了西晋官职迁转班次与梁官班制的一致性。宫崎市定说：“东晋时代在晋升顺序上突然不按照官品进行，屡屡发生自上品向下品移动也算作升迁的情况。……它显然意味着班制对品制的破坏。”(55)此话有误。如上所述，早在曹魏与西晋时期就存在这种情况。这说明官班是在官品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官职迁转不依据官品，并不“意味着班制对品制的破坏”。
东晋时期：“《晋令》：‘詹事丞一人，品第七……’过江，多用员外郎及博士为之，迁为尚书郎。”(56)这与官品制抵牾，因为晋朝的诸博士与尚书郎六品。但这与官班制相一致，因为太学博士二班，员外散骑侍郎三班，詹事丞四班，尚书郎中五班。散骑侍郎郗恢，“累迁给事黄门侍郎”；江虨，“转黄门郎。……除尚书吏部郎，仍迁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书”。(57)在晋官品制中，散骑侍郎与黄门侍郎同居五品二位，尚书郎为六品二位，御史中丞四品，侍中与诸尚书为三品的首位与五位。据此，郗恢的“累迁”匪夷所思；江虨由黄门郎至吏部郎、由侍中转吏部尚书为降级，而由吏部郎至御史中丞则晋升两个品级。依据官品制对此难以诠释。以上官职的梁官班分别为：散骑侍郎八、黄门郎十、尚书吏部郎十一班二位、御史中丞十一班首位、侍中十二、吏部尚书十四。郗恢从散骑侍郎到黄门郎相隔一个班次，所以需要“累迁”。江虨的迁转丝毫没有降级的痕迹，由吏部郎到御史中丞不但不是超迁，而且仅在同班内前进一个位次，由侍中到吏部尚书不但没有降级，而且是超迁一个班次。二人的迁转次序与梁官班制可谓吻合无间。这充分体现了梁官班制与东晋官职迁转班次的一致性与前后继承性。
刘宋时期：宋世子中军行参军臧质，“永初元年，为员外散骑侍郎，从班例也”。(58)“班例”的存在，显示晋宋之际存在作为惯例实施的、官职迁转的固定班次。“宋太常用尚书，亦转为尚书，如迁选曹尚书、领、护等。齐因之。”(59)第一个“尚书”是指吏部尚书之外的诸曹尚书，第二个“尚书”专指吏部尚书，“领、护”指领、护军将军。据《宋书》卷40《百官志下》，以上官职皆为三品，其位次从低到高为：领、护军—诸卿—尚书。上述迁转次序与官品恰好相反，但与梁官班制吻合无间，因为列曹尚书为十三班二位，太常卿十四班末位，吏部尚书十四班二位，领、护军将军十五班末位。临川内史何尚之，“入为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迁侍中……为祠部尚书……迁吏部尚书……徙中书令，中护军”。(60)在宋官品制中，黄门侍郎五品二位、尚书郎六品首位、左卫将军四品首位，侍中、尚书与中书令为三品的首位、四位与五位，领、护军为三品倒二位，中护军的官品最高与此同。据此，江左名门何尚之四次降级，显然绝不可能；由吏部郎转左卫将军则由六品超迁四品。以上官职的梁官班分别为黄门侍郎十、尚书吏部郎十一、左卫将军十二班三位、侍中十二班首位、祠部尚书十三、吏部尚书十四班次位、中书令十三班首位、中护军十四班首位，即何尚之的官职迁转次序与梁官班制几乎完全一致，只有吏部尚书徙中书令不和，原因很可能是何尚之因故遭贬黜。这充分反映了宋官班与梁官班之间的前后继承关系。
萧齐时期：王诩“永明中为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妓。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锢十年。敕特原诩禁锢”。(61)南齐的少府作为九卿之一为三品，黄门侍郎为五品。(62)“齐受宋禅，事遵常典，既有司存，无所偏废。”(63)一般据此认为，齐与宋的官制基本一致。齐射声校尉的官品可能与宋相同，也为四品。少府与射声校尉的官品都在黄门侍郎之上，上引史料与官品相抵牾。梁初“少府卿，位视尚书左丞”。(64)在梁官班制中，少府卿居十一班倒四位，尚书左丞九班首位，五校七班，黄门郎十班首位。既然梁初少府卿的班次与尚书左丞近似，因而它与射声校尉的官班都低于黄门郎。上述史料用官班解释极其吻合。萧齐国子“祭酒准诸曹尚书，博士准中书郎，助教准南台御史。选经学为先”。(65)这是选拔任用官员的规定。“准”就是比照、参照的意思。萧齐的国子助教与南台御史官品相同；(66)国子祭酒与诸曹尚书皆为三品，中书侍郎为五品；(67)但国子博士六品。(68)后二者官品不同，这说明此处的“准”不是指官品。在梁官班制中，列曹尚书与国子祭酒分别为十三班的二位与三位，中书侍郎与国子博士在九班的三位与四位，与上述记载完全吻合；国子助教与南台侍御史分别位居二班与一班，与上述记载略有差异，这是制度变革的缘故。“准”不仅指官班相同，而且指位次相近。吏部尚书，“自魏至梁并第三品”；中书令晋至齐并第三品，梁“增至二品”。(69)《通典》在梁陈之际称：“(中书)令旧迁吏部尚书。”(70)梁中书令与吏部尚书为十三班与十四班。可见，二者官品相同时，中书令的班次在吏部尚书之下；梁中书令比吏部尚书高一品，但班次仍在后者之下。这不仅证实梁官班制与前代官班之间的继承关系，而且证实官班制是在官品制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一项官阶制度，故二者“高下不伦”。官班与官品的关系，与唐代的散品、职事如出一辙，类似今天行政级别与职务级别之关系，可谓渊源有自。(71)
以上考述不仅证实阎步克所言：江左五朝“使用着繁密的进阶制度”，(72)而且证实魏晋以来官班的性质和排列次序，与梁官班制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从而说明梁官班制是由魏晋以来的官班继承发展而来。
三、萧梁制定官班制的文献依据
萧梁官班制包括流内十八班，流外七班，三品蕴位及勋位，州职六班，郡职十班，县职七班，一百二十五号将军十品二十四班，不登二品将军十四号八班，施于外国的一百九号将军十品二十四班。而且同班内的官职按照优劣排列。这一名目繁多、编排细密的制度能够顺利出台，不仅由于它有前代的迁转“班例”可以遵循，还因为它有历代的选簿文件与官阶著作可资参考。齐末的相国萧衍给齐和帝的上表中说：“前代选官，皆立选簿，应在贯鱼，自有铨次。”(73)这说明为了选拔任用官员，以前就存在关于官职迁转顺序的“选簿”。只是这些迁转仅是零散的“班例”，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而有条理的制度。从历代官制文献的性质与内容考察，我们的确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荀勖欲去事烦，唯论并省。定制成文，本之《晋令》，后代承业，案为前准。肇域官品，区别阶资，(范)蔚宗选簿梗概，(苟)钦明阶次详悉，虞通、刘寅因苟氏之作，矫旧增新，今古相校。”(74)荀勖撰的官制著作所依据的《晋令》，大概是吏部尚书李胤修定的《晋选吏令》。“李胤为吏部尚书，正身率职不桡，故能行其所见，遂刊定选例，而著于令。”(75)张鹏一正确指出：这是李胤对晋初制定的《选吏令》的修订，其内容是“内外官职选任之重要也”；至萧梁有《梁选簿》、《勋选格》与《吏部用人格》。(76)张先生在《晋令辑存》的《官品令》收录《北堂书钞》卷61所引《晋令》：“晋承汉；置五校尉，为宿卫军，各领千军。晋初诸王起家多为之。”(77)在《门下散骑中书令》收录有“中书通事令史，限满，得补殿中侍御史”。(78)这似乎不妥。按照其内容，似乎都应该归入《选吏令》。晋朝不仅存在官职迁转的“选例”，而且出台“选例九等”制度。淮南相刘颂上疏说：“官久非难也，连其班级，自非才宜，不得傍转以终其课，则事善矣。”后来他执掌人事大权时，将此建议付诸实际行动，“转吏部尚书，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考课能否，明其赏罚。贾郭专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79)始平王文学李重上疏推崇该制度说：“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为选例九等，当今之要，所宜施用也。”后来由于“阶级繁多，重议之”。他说：“百官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夫阶级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理功成，不可得也。……臣以为今宜大并群官等级，使同班者不得复稍迁。”(80)如阎步克所言：“‘九班’的不成功努力就反证了当时的‘阶级繁多’”；“西晋的‘阶级繁多’，大概包含着错综交织的等级结构和迁升路线”。(81)西晋流产的“九班之制”，石赵政权凭借强大的皇权付诸实践。皇帝石季龙下书：“吏部选举，可依晋氏九班选制，永为揆法。”(82)上述的“班级”、“阶级”、“等级”，显然都是指官职迁转的阶次。由制定者为吏部尚书可知，“选例九等”、“九班选制”顾名思义是一项选拔任用官员的人事管理制度，它将官职分为九个等级。它由众多具体成例组成，所以称“选例”。西晋官员的“迁补转徙如流”并且多在同班内迁转，与官班制下官员“多更互迁官，未必即进班秩”，(83)如出一辙。这再次证明梁官班制与西晋官班之间的前后继承关系。宫崎市定认为，梁十八班制“无疑是在刘颂九班制的基础上制定的”。(84)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十八班制是沿袭西晋以来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众多班次而成，而不是来源于理想化而不切实际的“九班选制”。“九班之制”流产的主要原因不是“贾郭专朝”，而是它旨在“令百官居职希迁”的精神，与“仕者欲速”、“迁补转徙如流”的社会现实背道而驰。对此宫崎市定进一步指出：“一岁数迁是名流贵族所夸耀的……担任的官职越多就越是名门。”(85)因此，适应士族官僚的需求，在九品官制之外，逐渐形成官职迁转的众多阶次。李胤修订的《晋选吏令》依然由众多的“选例”组成，因此荀勖对它进行一番删繁就简的工作，主要内容仍是“区别阶资”的官阶。萧子显认为它“肇域官品”即由官品划分而成，显然是错误的，充其量它参考过官品而已。
《隋书》记载有“《百官阶次》一卷”与“《百官阶次》三卷”，(86)但未注明撰者。据《旧唐书》可知，前者的作者为范晔，后者为荀钦明。(87)两书的内容、卷帙、作者都与上引《南齐书·百官志》“(范)蔚宗选簿梗概，(荀)钦明阶次详悉”的记载相一致。刘宋时代不仅存在官职迁转的“班例”与官阶著作，而且在政治实践中存在官职迁转的选簿。宋末萧道成迁领军将军，领南兖州刺史、镇军将军，故作谦让，褚渊与袁粲劝慰他说：“今以近侍禁旅，进升中侯，乘平随牒，取此非叨。济、河昔所履牧，镇军秩不逾本，详校阶序，愧在未优，就加冲损，特亏朝制。”(88)阎步克正确地指出：“‘乘平随牒’之‘牒’，就是记载‘阶序’之‘牒’”，“是指记载阶级的官簿”。(89)“《宋百官阶次》有员外郎，美迁为尚书郎。”(90)这都足以证明，《百官阶次》和《宋百官阶次》的性质、内容皆与《梁选簿》相一致。
萧齐中军参军王颢讲述其父长水校尉王珪之所撰《齐职仪》的内容：“等级掌司，咸加编录。黜陟迁补，悉该研记。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饰。”(91)《齐职仪》“黜陟迁补”的内容，与梁官班制“转则进一班，黜则退一班”，(92)完全吻合。此外，它也有士庶起家的内容。例如，“《齐职仪》：‘太祝令，品第七，四百石……用三品勋位。’”“《齐职仪》：‘每陵令一人，品第七，秩四百石……旧用三品勋位，孝建三年改为二品。’”(93)《齐职仪》关于士庶起家与“黜陟迁补”的内容，与梁官班制士庶起家与官职迁转的性质是一致的。
李胤修订的《晋选吏令》、荀勖“区别阶资”的著作、范晔的《百官阶次》、苟钦明的《宋百官阶次》、王珪之的《齐职仪》等历代“选簿”文件或官制著作，在性质、内容上与《梁选簿》的一致性，证明它们是萧梁制定官班制的主要依据与直接材料来源。《隋书·经籍志二》记载的“《陈百官簿状》二卷”，无疑是由《梁选簿》继承发展而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官班脱胎于朝班。宫崎市定说：“‘班’原来是指朝廷中的座次，宫中的座次表示地位的上下，同时也表示晋升的顺序。”(94)阎步克指出：“朝位的基本运用原则就是以‘居前’和‘居后’定尊卑。”(95)而梁官班制“以班多者为贵，同班者，则以居下者为劣。……班即阶也。同班以优劣为前后”。(96)朝班与官班可谓若合符节。据此不难推测，官班是由朝班演变发展而来。事实证明此言不虚。吏部尚书“历代班序常尊，不与诸曹同也。……自魏至梁并第三品。梁秩加至中二千石；后定十八班，班多为贵，吏部尚书班十四，诸曹尚书班十三”。(97)这说明历代的吏部尚书由于权势显要，在朝堂的座次比其他诸曹尚书尊崇，因此在官班制中吏部尚书高诸曹尚书一个班次。但自曹魏至陈朝，包括吏部在内的各部尚书皆为第三品。在官班制中，“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为十八班”。(98)“后齐制官，多循后魏，置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拟古上公，非勋德崇者不居。次有大司马、大将军，是为二大，并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徒、司空，是为三公。”(99)太师即南朝的太宰。这八个官职的前后位次与梁十八班完全吻合。北朝这些官职的朝堂班次与南朝一样，都是两汉魏晋以来逐步形成的。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复赐大司马印绶，置官属……位在司徒上”。太傅“位在三公上。……太师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100)阎步克正确指出：“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它们在禄秩方面也许彼此无别，但朝班方面却存在着太尉居首、次为司徒、次为司空的位次，从而形成了司空升司徒、司徒升太尉的迁转之序。”(101)“汉东京大将军自为官，位在三司上。”(102)“晋初……置太宰以代太师之任，秩增三司，与太傅太保皆为上公……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马、大将军各自为官，位在三司上。晋受魏禅，因其制。”(103)这都足以说明，官班是由朝班演变发展而来。历朝的官阶往往被称为官班，晋“九班之制”与梁官班制也以班为名，原因就在于此。
总之，梁官班制是在九品官制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一项官阶制度。两汉时期形成的官职迁转“故事”，魏晋以来适应门阀士族的需求迅速发展为数量繁多的阶次。萧梁将前代官职迁转的“选例”、“班例”加以归纳提炼，简明而整齐排列，使其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从而形成官班制。而官班又是由朝班演变发展而来。因为梁官班制由魏晋宋齐的官班继承发展而来，从而成为认识魏晋南朝官制的重要依据。
附识：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极富指导性的意见，促进了文稿的修改完善，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①阎步克：《品位与职位》，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60—409页。
②《南史》卷60《徐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78页。
③岳珂：《愧郯录》卷7《官品名意之讹》，《丛书集成初编》第084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6页。
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6、67《官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97—608页。
⑤《资治通鉴》卷147《梁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576页。
⑥牟发松：《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⑦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⑧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韩昇、刘建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页。
⑨《通典》卷37《职官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22页。
⑩《隋书》卷33《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8页。
(11)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第5315页。
(12)《唐六典》卷6《刑部尚书》，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4页。
(13)《梁书》卷2《武帝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9页。
(14)《唐六典》卷6《刑部尚书》，第185页。
(15)《梁书》卷25《徐勉传》，第387页。
(16)《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968页。
(17)《唐六典》卷16《卫尉寺》，第459页。按，据《隋书·百官志上》，梁十二卿丞分布在一至五班，卫尉等七丞在四班，与此不合。《唐六典》卷15《光禄寺》：“宋、齐列卿丞并视朝请，梁天监七年，改视员外郎。”(第443页)奉朝请二班，员外散骑侍郎三班。这与“列卿丞班第三”的记载相吻合。即列卿丞原来一律为三班，后来发生变法，分出高低，散布一至五班。这说明《梁选簿》所载是天监七年时的官班，而《隋志》所载官班制是后来的状况。
(18)《唐六典》卷22《少府监》，第574页；卷27《太子家令寺》，第698页。
(19)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第5315页。
(20)《通典》卷38《职官二十》，第1032页。
(21)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191页。
(22)《通典》卷35《职官一七》，第959页。
(23)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193页。
(24)张旭华：《萧梁官品、官班制度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后收入《九品中正制略论稿》，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1页。
(25)《唐六典》卷9《中书省·主事》：“魏氏所置。历宋、齐，中书并置主事，品并第八。梁中书令史二人，品第八。……隋初。诸台省并置主事令史，皆正第九品上。”(第277页)根据前后文可知，“中书令史”的“中书”为“主事”之讹，形近而误。
(26)《唐六典》卷18《大理寺》：诸卿“魏、晋、宋、齐、梁、陈俱第三品”。(第502页)这与《通典》、《宋书·百官志下》、《隋书·百官志上》记载的魏、晋、宋、陈诸卿官品完全一致。由此可知，梁朝十二卿皆为三品。下文诸卿官品的判定据此，不赘。
(27)《唐六典》卷18《大理寺》载：大理“主簿二人，从七品上”，自注曰：“魏、晋、宋、齐、梁、陈大理皆有主簿，晋至陈俱二人，正七品上，皇朝因而降之。”(第503页)阎步克推测，自注中的“廷尉主簿之‘七品’应为‘九品’之讹”。(《品位与职位》，第295页)其实不然。如果“正七品上”的“七品”为“九品”，则与唐朝“因而降之”、为“从七品上”相抵牾。故，“七品”不误。魏晋南朝的官品没有正、从、上、下，“正七品上”应为“七品”。
(28)《唐六典》卷22《少府监》：梁少府卿，“班第十一，品从第四。陈因之”。(第571页)此官品有误，如上文所述，应为三品。“品从第四”是《唐六典》的编者由“班第十一”换算而来。故笔者赞同陈苏镇的观点：“梁代官品本无正、从之别”，《唐六典》中关于梁官品的“正、从字样都出于《唐六典》的班、品换算”。(转引自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第366—367页)
(29)《唐六典》卷23《将作监》：梁大匠卿“班第十，品正第五。陈因之”。(第593页)此官品也是由官班换算而来，不足采信，应为三品。下文的官品判断仿此，不赘。
(30)《唐六典》卷26《司经局》：梁太子洗马“班第六，正七品。陈因之”。(第666页)陈太子洗马为六品，梁也应为六品。
(31)《唐六典》卷26《太子右春坊》：梁太子中舍人，“班第八，正六品。陈因之”。(第670页)陈太子中舍人为五品，梁亦应为五品。
(32)《唐六典》卷26《太子右春坊》：梁太子舍人，“班第三，从八品。陈因之”。(第671页)陈太子舍人为七品，梁亦应为七品。
(33)岳珂：《愧郯录》卷7《官品名意之讹》，第56页。
(34)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第360—409页。
(35)牟发松：《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36)参见杨恩玉：《萧梁官班制的形成考论——以流外七班、三品勋位及蕴位为中心》，《南京师大学报》2012年第4期。
(37)参见杨恩玉：《官班制的性质、编制标准与作用考论》，《史学月刊》2012年第10期。
(38)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北朝研究》1992年第1期，后收入《九品中正制略论稿》，第312—313页。
(39)《通典》卷21《职官三·散骑常侍》，第553页。
(40)参见杨恩玉；《官班制的性质、编制标准与作用考论》，《史学月刊》2012年第10期。
(41)最近阎先生的观点有修正，“十八班主要用于管理官资，因而与官品性质不同，并非九品18等的‘变相’。”(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7页)
(42)《通典》卷19《职官一》，第481页。
(43)郑樵：《通志二十略·职官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978页；《通志二十略·职官七》，第1237页。
(44)《汉书》卷83《朱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405、3406页。
(45)卫宏：《汉旧仪》卷上，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2页。
(46)《后汉书》卷33《郑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55页。
(47)岳珂：《愧郯录》卷7《官品名意之讹》，第55—56页。
(48)《三国志》卷16《杜畿传附子恕传》注引《杜氏新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98、502页。
(49)《通典》卷36《职官一八》，第991—992页。
(50)《隋书》卷26《百官志上》，第729—730页。
(51)《晋书》卷41《刘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91页。
(52)《太平御览》卷242《职官部四十·翊军校尉》引王隐《晋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册，第326页。
(53)《晋书》卷50《庾峻传》，第1392页；卷70《卞壶传附父粹传》，第1867页。
(54)《隋书》卷26《百官志上》，第738页。
(55)官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126页。
(56)《唐六典》卷26《太子詹事》，第662页。
(57)《晋书》卷67《郗鉴传附孙恢传》，第1805页；卷56《江统传附子虨传》，第1538页。
(58)《宋书》卷74《臧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10页。
(59)《唐六典》卷14《太常寺》，第394页。
(60)《宋书》卷66《何尚之传》，第1733—1734页。
(61)《南齐书》卷42《王晏传附弟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744页。
(62)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第295页。
(63)《南齐书》卷16《百官志序》，第311页。
(64)《隋书》卷26《百官志上》，第725页。
(65)《南齐书》卷16《百官志》，第315页。
(66)《唐六典》卷21《国子监》：晋国子助教，“官品视南台御史，服同博士。……宋、齐并同”。(第559页)
(67)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第295页。
(68)阎步克考证，晋、宋、齐的国子博士，“均应官品第五”。(《品位与职位》，第290页)《唐六典》卷21《国子监》：国子博士，“晋官品第六，介帻，两梁冠，服、佩同祭酒。宋、齐无所改作”。(第559页)《通典·晋官品》与《宋官品》的“诸博士”或“博士”皆为六品。《宋书·百官志下》，博士也是六品。笔者认为要推翻以上三书完全一致的记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仍依据史书记载。
(69)《唐六典》卷2《吏部尚书》，第26页；卷9《中书省》，第273页。
(70)《通典》卷21《中书省》，第562页。
(71)这一高屋建瓴的观点承蒙南京大学张学锋教授提示，此致谢忱。
(72)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第408页。
(73)《梁书》卷1《武帝纪上》，第23页。
(74)《南齐书》卷16《百官志》，第311页。
(75)《艺文类聚》卷48《吏部尚书》引《晋诸公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57页。
(76)张鹏一编著：《晋令辑存》，徐清廉校补，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263—264页。
(77)张鹏一编著：《晋令辑存》，第52页。
(78)张鹏一编著：《晋令辑存》，第223页。
(79)《晋书》卷46《刘颂传》，第1306、1308页。
(80)《晋书》卷46《李重传》，第1310页；《通典》卷16《选举四》，第387页。
(81)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第396—397、408—409页。
(82)《晋书》卷106《石季龙传上》，第2764页。
(83)《隋书》卷26《百官志上》，第748页。
(84)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122页。
(85)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207页。
(86)《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968页。
(87)《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百官阶次》一卷，范晔撰。《宋百官阶次》三卷，荀钦明撰。”(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00页)
(88)《南齐书》卷23《褚渊传》，第427页。
(89)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第405页。
(90)《唐六典》卷2《吏部尚书·郎中》，第29页。
(91)《南齐书》卷52《王逡之传附从弟珪之传》，第903页。
(92)《隋书》卷26《百官志上》，第738页。
(93)《唐六典》卷14《太常寺》，第396—397、400页。
(94)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190—191页。
(95)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第250页。
(96)《隋书》卷26《百官志上》，第729、738页。
(97)《唐六典》卷2《吏部尚书》，第26页。
(98)《隋书》卷26《百官志上》，第729页。
(99)《隋书》卷27《百官志中》，第751页。
(100)《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25、726页。
(101)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第244页。
(102)《宋书》卷39《百官志上》，第1220页。
(103)《晋书》卷24《职官志》，第7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