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话源流焦点问题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天津论文,焦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临惠（2012）《天津方言阴平调值的演变过程——兼论天津方言的源流关系》一文认为：“天津方言演变过程中受到周边方言的影响，具有过渡性特点，它的底层是早期通行在这一区域的冀鲁官话，不是移民语言。”对此结论，笔者认为还值得商榷。天津话始终受到周边官话方言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后来的流变现象与其源头应该区别而论。究竟天津话是不是移民语言？其“另类”个性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天津话的底层该怎样判断？本文拟对这些有关天津话源流的焦点问题进行再探讨。
一、明代天津卫人口来源的历史考查
1.1 明代前期相关的移民情况
王临惠（2012：69）根据《中国移民史》（曹树基，1997：60）中关于明初洪武时期凤阳府大量输入移民的叙述得出结论：
从史料和相关成果中可以推断，明初的淮北不具有向外输出兵源的能力……若以明代宿州一带的方言作为天津的母方言不能令人信服。
关于“明代宿州方言是否为天津的母方言”后文将讨论，这里先谈移民问题。通读《中国移民史》（曹树基，1997），其中有如下叙述：
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朱元璋创设了卫所制度。卫所遍布全国各地，大抵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千户所，军士皆别立户籍，叫做军户。军户世袭，卫所军人的家属必须随军……明朝前期，本籍军户一般不在本地卫所从军，北方卫所的军人来自南方，南方卫所的军人来自北方，这样就造成军籍移民的超长距离，构成明代移民历史的独特篇章。（曹树基，1997：7-8）
洪武期间作为首都的京师（南京）和作为中都的凤阳府军籍移民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一类的移民活动只有永乐年间对北京和顺天府的移民能与之相提并论。（曹树基，1997：77-78）
由于永乐时期政治中心的北移，北京城和顺天府境成为移民的重点。军籍移民的数量大大超过民籍移民。……首都的北迁，使得南京城成为此次移民的一大输出地。（曹树基，1997：372-373）
归纳以上引文得出两点：
1）明初军户制规定异地从军，北方卫所的军人须来自南方，而且家属必须随军；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军屯移民。
2）明朝前期有两次特别的大移民潮：洪武年间（1368-1398）主要由江浙一带移至京师南京及中都凤阳府；永乐年间（1403-1424）因迁都则由南京（南直隶，辖今江苏、安徽）移至北京、顺天府。
显然，洪武年间的移民与永乐年间的移民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天津三卫来自哪里呢？
1.2天津三卫的来源
“天津”地名始于明代，朱棣登基为皇帝即为之特意命名（南炳文，1984：440-442）。天津是新首都北京的门户，处于漕粮北运京城的咽喉之地，须重兵把守。《明史·志第六十六·兵志二》（中华书局，1974：2219）：“永乐初改调天津卫，已下添设天津左卫、天津右卫。”据《天津简志》（1991：1382-1383）记载，天津三卫相继设立于1404、1405、1406三年，其间1405年筑天津卫城。
《天津人口研究》（高艳林，2002：9-10）中指出：
永乐初年天津三卫的军户移民数大约在40，760～59，733人之间，他们是大批量到天津的最早移民。天津三卫军籍名册已亡佚，辗转保存者惟官籍309家，其中指挥使44人，千户92人，百户161人，镇抚12人。他们移住天津前的原籍（原文有列表，省略）从省份上来分析，来自安徽的最多，有84人，占总人数的27.19%；来自江苏的居其二，56人，占总人数的18.12%。
由上可知，据遗存名册永乐初天津三卫309位军官中来自安徽、江苏的比例占45.31%。
另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2001，第68册）中详细记载了嘉靖末年（1560左右）天津右卫百户以上军官姓名及籍贯目录表（1-6页），以及明朝二百多年间天津右卫各代世袭军官的姓名籍贯（7-87页），据此列表统计如表1、表2（见下页）。
由此可见，嘉靖末年同代91位军官46%来自南京，而历代世袭军官总数681位中41%来自南京，两种计算的结果比例差别不大，平均43.5%，可见天津右卫在明代二百多年间一直稳定驻扎于天津卫。
清初的顺治、康熙两朝仍然沿袭明代旧制，天津卫军事建置不变。康熙三年（1664年）《新校天津卫志》（13-15页）中“户口”章节里记有297位天津卫军官的籍贯地，理由是“……当年远调来津立城定赋，其来历不容泯也，故于户口例复志籍贯”。除了籍贯地无记载的13位、存疑的3位，余281位的籍贯统计比例见表3（详表参看曾晓渝，2010：5-6）：
清初顺治九年（1652年）天津三卫合并为一卫②，因此《新校天津卫志》中记载的天津卫军官包含原天津三卫的，军官中明代南京籍的占48%，与嘉靖末年天津右卫南京籍军官46%的比例差不多，这可旁证当时天津卫、天津左卫军官的南京籍比例也与之相当。
1.3小结
（一）明初永乐年间的大移民，主要从南京地区涌向京师北京及顺天府。
（二）永乐初年天津三卫的5万余人是创建天津城的最早移民。
（三）根据现存历史档案统计，自明永乐初年到清康熙初年的260年间，天津三卫军官中籍贯南京的比例始终在45%～48%之间。
（四）明代军户制规定异地从军，家属必须随军，所以可从“军官籍”推知“士兵籍”、“家属籍”的比例。由此推测，明代天津三卫这一庞大移民群体中，近一半人来自南京。
二、天津话的底层及形成
2.1 关于天津话的底层问题
王临惠（2012：69）文中论述，明代卫所的兵源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垛集”，其中的“垛集”就是从本地招募兵勇……由此可以推断，在当时的天津卫城中，既有军士，也有民户；军士中既有外地人，也有本地人。……金代在此创建直沽寨，元代将此处改为海津镇，也说明这里已经成为人口密集的交通枢纽。从兵役制度沿革上看，金元时期，各地地方军防以就近招募兵勇为主，一直延续到明初。……因为土著居民都在这里休养生息，他们的方言（金元明时期通行在此地的近代冀鲁官话）当是今天津话的底层。从明永乐二年（1404）建卫开始，渐有部分移民在此生活，但数量应该比辖区内民户的数量小得多，其所操方言不会对当时的土著居民方言产生太大影响。
对于上述观点，下面作几点说明：
1）历史学家王毓铨指出：“明代的垛集军法终非配户当军的正法，它好像是配户当军的补充方法。……如军不缺伍，就不应再行此法征集民户入伍。”（转引自曹树基，2000：80）“垛集”只是明代征兵的一种临时征兵办法，由此不能推出“各地地方军防以就近招募兵勇为主”。
2）金代的“直沽寨”和元代的“海津镇”均属于军事建置，当地肯定有土著居民，也有从事河运、海运的流动人口。那么，当时该地的语言怎样呢？元人傅若金《直沽口》中的诗句告诉我们“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可见，“直沽话”中已有“吴语”色彩了。
3）据《静海县志》（1995：123）记载：“元至元七年（1270），有3446户，7343口。明永乐二年（1404）前后，福建、广东、江苏、山东、河南、湖北的移民来县定居，人口数量大增。弘治四年（1491），有2364户，21038口。”由此可知明初永乐年间静海县的人口在2万人左右，即使统计有疏漏，多亦不过3万，那么，当时天津三卫的移民数也是静海县人口的近两倍。所以，王文“从明永乐二年（1404）建卫开始，渐有部分移民在此生活，但数量应该比辖区内民户的数量小得多”与史料中记载不符。
4）从明代地图看（谭其骧，1996：44-45），天津三卫的驻防中心在静海县边缘的大运河与海河交汇处，远离县城居民聚居区。即使有些军户分散在运河沿岸驻防屯田，也是相对独立聚居。尤其天津三卫指挥中心所在的城区内③，军籍移民是主体，少数的土著民或流动人群也会使用军籍移民的主流语言。
5）至今天津老城区方言与周边静海、霸县、宝坻、武清等地方言明显区别，不难想象，当初作为天津城开拓者的5万军籍移民，他们的语言在这里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天津三卫中近一半来自南京，明代南京官话（今苏皖官话的底层）应是这个移民大群体的主流语言，其他籍贯军户的方音及直沽本地方音可能少量融于这主流之中，此即天津话的底层。
2.2明代以来天津城的性质及人口的变迁
在整个明朝的200多年时期，天津城一直属军事卫制性质。
清初顺治、康熙年间（1644-1722），因明末战争和瘟疫④，天津人口锐减，这时期，天津仍然沿袭明代的卫所制。驻扎于天津的清军全招募自明代天津三卫的军人。同时，这时期各地非军队移民逐渐进入天津，但数量不大，以分散聚居为主（高艳林，2002：46-58）。
雍正三年（1725）天津卫改为天津州，废革了长达320年的军事建制。随着改升天津府（1731），天津人口进入迅速增长期。道光二十六年（1846），天津老城区（城厢区）人口达19万，占天津县总数的44.9%（高艳林，2002：64-70），而典型的老天津话正圈在这个区域内。
2.3天津话的形成
天津话的源头与天津城的建立、最早移民的语言直接相关，即：以南京官话为主体并融入了一些方音成分的天津城最初的通用语。
由于整个明朝时期天津军事建制的性质不变，加之明朝统治者来自南京，当时的“南京官话”理应具有优势地位，所以，推想明代两百多年间天津话的“南京音”色彩还基本保持。明代中后期随非军籍移民增多，受周边冀鲁、北京、胶辽官话不断影响，天津话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发生着流变。
清代初期天津的人口因战乱和瘟疫减少了很多，但是，原天津三卫的军户依然是天津居民的主体。清代中后期天津改卫为州，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当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天津话与其源头语言“南京官话”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周边官话的影响加深，逐渐发展演变成为一种个性鲜明的方言。
三、从语言特点看天津话的历史演变
前文论述了天津话的主要源头与明代南京官话相关，那么，明代南京官话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这些特点在天津话里是否还留有痕迹？天津话与苏皖官话及周边方言相比有哪些异同？本节主要讨论这些问题。
3.1明代南京官话音系的主要特点探讨
3.1.1《西儒耳目资》音系特点
明代来华传教士金尼阁著的《西儒耳目资》（1626）用罗马字母拼注了当时的官话音系，不少学者认为这反映的是明代南京音系，尽管目前学界对此仍有争论，但从中了解明代南京官话的基本特征是可行的。《西儒耳目资》音系特点如下（参看曾晓渝，1991、1992、2004）：
1）声母21个，分尖团，分平翘，中古知庄章基本合并与精组对立；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庄组字如“栉栅侧产窄测钗差愁雏鶵蒭磢数生省色搜师狮瘦策册”等读平舌与精组同，还有一些庄组字如“争臻崇楚锄史使驶事森”等平舌与翘舌两读。
2）韵母45个，鼻音-m尾已经并入-n之中，中古一等[u
n]（官、贯）与二等[uan]（关、惯）保持对立。
3）单字调5个，入声调独立（阴33阳21上42去35入34）。
3.1.2江淮官话声调的早期调值
平山久雄（1984:192）构拟早期江淮官话声调系统5个调类的调值为“阴平*42，阳平*11，上声*435，去声*35，入声*x”，平山先生构拟的江淮官话祖调值的时段上限在元代（《中原音韵》始平分阴阳），下限在明代。
3.1.3明代南京官话音系小结
现代苏皖官话包含有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笔者推测，由于历史上同一行政区域对方言有很强制约力，明代南京全省（覆盖今安徽、江苏）的官话还普遍存在入声调，并不是像现在有“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的划分，可能后来受周边河南、山东官话方言影响而演变分化。当初南京各县州府的人在一起相互交际的通用官话一方面“推平”、“磨损”了各县州府方音的一些细微语音特征，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各地方音所共有的声、韵、调（含入声）的特点，倾向于当时的京城——南京城的语音，其音系结构与明代金尼阁《西儒耳目资》里所记录的基本一致，如今南京市的官话方言与之比较接近，亦可作为旁证。
3.2天津话与明代南京官话及现代相关官话方言的纵横比较
3.2.1音系结构的比较
这里以《西儒耳目资》音系作为明代南京官话音系的参照进行列表比较⑤：
3.2.2声调系统的比较
下页表5基于平山久雄（1984）的江淮官话祖调值构拟进行比较（各点名称后括号注明现代官话方言的分区及小片）。
对表5说明几点：
1）与平山久雄构拟的江淮官话早期调类调值比较，只有南京、合肥的与之调类一致，而各点的调值则与之差异明显，这说明调值比较容易变化，调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2）安徽固镇话的入声调归派与天津话的入声归派大相径庭，这是否能作为“天津方言与安徽淮北一带宿州、固镇等方言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王临惠，2009、2010b）的证据呢？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明代以来，各方言点入声调的消失归派只是流变，而不是本源。明代初期的天津话、固镇话应该是有入声调的，之后各自分别受周边北京官话和中原官话入声归派大流的裹挟影响而形成了不同的演变途径。
3）天津话与蒙城、蚌埠、固镇话单字调值很相近，难怪当年李世瑜先生到了安徽固镇就感觉听到了天津话，并以此作为结论“天津方言来自以宿州为中心的广大淮北平原”的重要依据（李世瑜、韩根东，1991:73-76）。可是，从理论上讲，明代至今已经六百多年，这六百年间相同来源的方言有可能发生分化演变，不同来源的方言也有可能变得近似相同。因此，现代共时层面天津话与蒙城、蚌埠、固镇话调值调类相近，尚不足以作为天津话就是来自明代的南京（苏皖）官话的历时性证据。
4）王临惠（2012：68）拿天津话的阴平调与周边方言作调值比较，得出结论“天津方言今阴平调值与周边方言不同是山东方言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其原调值应是现在被认为变调的213”。其实，如果扩展比较至苏皖区域，蒙城、蚌埠、固镇话的阴平调值212与济南话的阴平213非常接近；再者，如果天津话阴平的原调值是213，那么上声调的原调值怎样解释，系统性方面还应考虑。
3.2.3知庄章声母读音的比较
中古知庄章声母在普通话里基本合流读作卷舌声母字，天津话则其中成批地读作平舌声母，这是天津方言的特色之一。早在一百多年前，天津人华长忠的《韵籁》（1886）里就有所反映，而现代天津人知庄章声母字读平舌音的现象，学者们的记录描写有较大差异。归纳起来如下页表6（表中Ts-代表ts-tsh-s-）。
表6显示，由于时间不同，调查区域不同，说话者年龄不同等因素，天津话知庄章声母的读音情况很不一样。熊正辉（1990）根据知庄章组字的读音差异，把官话区分ts-ts-的方言归纳为三种类型：（1）济南型，全读卷舌声母；（2）昌徐型，庄组字读平舌声母；（3）南京型，庄组三等读平舌（止摄合口和宕摄除外），知章庄（二）读卷舌（梗摄二等除外）。那么，以这三种类型为参照，依据学者们的研究分析，可以对天津话及相关语言知庄章组字声母读音的特点作基本倾向的大致归类见下页表7。
从表7看天津话知庄章字声母的读音情况，其发展变化的脉络比较清楚，这里简示如下：
3.2.4疑影日母字的读音比较
中古疑影二母开口一、二等字在北京话里基本都读作零声母，但在天津话里却有不少带有[n-]声母，比较如下：
天津周边许多方言都将中古疑影二母开口一、二等字读作鼻音[n-]声母字，甚至东北官话的一些方言点亦然（冯志白，1991:257；王临惠，2010b：183）。据冯志白（1991:256-258）研究，清末记录天津话的《韵籁》里“岸袄爱”（额母）与“难脑耐”（诺母）是对立的，因此“中古疑影二母开口一、二等字的声母绝不可能读[n]，而应拟作[
-]”。另据竺家宁（2005：197-198），从《韵籁》整个声母系统来看，“额母”是零声母。由此可以肯定，天津话将疑影二母开口一、二等字读作[n-]声母是近一百多年来受周边方言影响而后起的。
天津话的另一特点是，古日母字读零声母，如“人=银”“软=远”；相反，零声母字读[
]声母，如“用”“永=冗”等。这在《韵籁》（1886）中已有端倪，有学者指出“《韵籁》中日母字并于影母的齐、撮两呼”（耿振生，1992：147）。不过，《韵籁》“日衍章第十四”里主要收列日母开口字，没有杂列影喻声母字，冯志白（1991:260）构拟此章字的声母为[
]。现代天津话日母字读作零声母，可能是受周边方言的影响，也可能是自然音变的结果，因为日母字读作零声母的现象不仅遍布冀鲁、江淮、胶辽、东北官话方言里，也存现于湘、粤、闽方言中（曹志耘，2008：073-074）。
3.2.5词汇语法特点的比较
我们选取天津话里存在的常用封闭词类系统（副词、介词、代词、时间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拟声词）的典型说法87项共200词，以及39个句式作为调查项进行问卷调查，得出了天津话与其他方言点在词汇语法方面的相似度排序表（参看骆津湘，2011）：
从表9看，同属冀鲁官话的沧州话与天津话很近，而保定话却很远。另外，我们所调查的安徽官话都有“可VP?”疑问句（如“可对？”、“可去？”等），这可能是历史上南京官话的语法特点之一，但现代天津话里基本不用。
3.2.6两字组连读变调规律的比较
现代天津话的两字组非轻声连读变调很有特色，基本规律是（参看杨自翔等，1999；王嘉龄，2002；石锋、王萍，2004）：
“飞机”阴阴→上阴（LL+LL→LH+LL）“教授”去去→阴去（HL+HL→LL+HL）
“洗脸”上上→阳上（LH+LH→HH+LH）“教师”去阴→阳阴（HL+LL→HH+LL）
连读变调规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观察：一是调值的变化（例如“213+213→35+213”），二是调类的变化（例如“上上→阳上”）。调值变化主要在语音层面，调类变化形成的“连调式”（语音词/成词变调形式）则涉及韵律范畴。一般说来，韵律规则优先于语音规则起作用，即在两字组连读变调中，连调式规则一般优先于调值变化规则。比如，同样是“213+213”两字成词连读，在重庆老城区方言为去声连读（主谓、动宾、动补结构）不变调；同样有连调式“上上→阳上”，济南话的上声为高平55调。所以，韵律范畴的连调式对于分析比较方言间深层的亲疏关系是值得重视的。这里着重比较天津话连读变调的连调式与其他相关南北方言各代表点的异同，列表如下（表中的“一”表示不变调，南京话、合肥话还有入声调，因变调方面与其他点不可比而省略）⑥：
观察分析上表得出几点看法：
1）天津语、塘沽话调类调值完全相同，但连调式基本不同；明代天津三卫中心离塘沽较远，塘沽话的变调规律与唐山话近似。
2）“阴阴→上阴”主要分布于南边的江淮官话、中原官话；“上上→阳上”主要分布于北边的北京官话、冀鲁官话；天津话则二者兼有，体现南北官话接触交融结果。
3）“去去→阴去”和“去阴→阳阴”这两个连调式天津话独有，是移民语言的创新。
3.3小结
经过六百多年的发展演变，天津话的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明显趋同于周边官话，仅从语言特点难以分辨源与流。不过，就知庄章声母读音的百年变化过程看，清末天津话的“南京型”透露着早期来源的特点；再就两字成词变调的连调式看，天津话兼有南、北官话的特点又有独自创新，显示了天津话的交融性和独特性。
主要依据天津话与之听感相似而得出“天津话来自宿州、固镇一带”（李世瑜、韩根东，1991）的观点欠妥，因为历史上不同来源的方言也有可能变得近似相同，且历史文献记载天津三卫移民的原籍不限于宿州、固镇一带。
明初创设的卫所制度及军户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军屯移民，永乐初年天津三卫便是其中的一支，他们的语言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痕迹。
天津城的开拓者是天津三卫约5万的军籍移民，他们中近一半来自南京（南直隶），当初他们的通用语以南京官话（今苏皖官话底层）为主体（不排除其中融入了些方音，包括土著民的），此即天津话的源头。
天津是个开放的移民城市，自明初建城发展为港口大都市，人口从几万到如今超千万，天津方言 中许多语言成分已与周边官话水乳交融。可是，尽管历经六百多年的流变，天津话仍然听起来与周边方言“迥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语言接触变异所致；另一方面，不能不考虑到天津经历过长达320年（1404-1725）以军人为核心的军事卫制，这在我国大都市中绝无仅有，天津话的“另类”也许是这座特殊历史城市百姓个性心态的一种张显，即语言态度对于语言个性的决定性作用。正如Thomason（2007：41-62）研究发现：某一群体的说话者往往会因“别同”心理而“蓄意”选择语言的词汇、语法或语音的某种表现形式。世界上许多语言个案都证实了这一点。
感谢天津市语言学会会长石锋教授于2012年3月10日组织了“天津话来源专题报告暨讨论会”。会上王临惠教授和笔者就天津话的源流问题各抒已见，进行了十分融洽又严肃认真的交流讨论。出席此会的石锋、施向东、王红旗、陈燕、孟国等教授共同认为天津话源流问题很复杂，非常有必要继续深入探讨，在此感谢各位教授对本文写作的支持鼓励。同时，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炳文教授在历史文献方面给予了热情指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意见，谨此深表谢忱！
①该“武职选簿”目录表共列108位，其中17位未注明籍贯，所以，表中统计的是91位军官。
②《天津简志》（1991：1384）记载：“1652年，清廷裁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归并天津卫。”
③《天津简志》（1991：1383）记载：“1435年，明廷在天津设户部分司，并在左卫署旁增置三仓，分属三卫。”此证当时天津三卫的指挥中心均在城内。
④《天津简志》（1991：1384）记载：“1644年，五月二十三日清军攻占天津。是年，天津发生瘟疫，‘人染异病，十丧八九’。”
⑤本文南京话语音材料引自刘丹青《南京话音档》（1997）；天津话、静海话、北京话据笔者教学工作中的调查，同时参考引用杨自翔（1988）的材料；安徽境内的方言据笔者2011年暑假的田野调查，感谢发音合作者：合肥话牛耘（84岁，干部，大学文化），蚌埠话李文治（男，76岁，农民，小学文化），固镇话张景祥（男，59岁，干部，本科文化）、华世宝（男，67岁，干部，初中文化）、王友臣（男，62岁，干部，专科文化），蒙城话张建同（男，42岁，教师，本科文化）、张海清（73岁，退休教师，大学文化）。
⑥表中天津话、静海话材料参引自南开大学杨自翔（1988：210-211），塘沽话的材料亦由杨自翔提供（未发表）；北京话参引自林焘《北京话音档》（1998）；济南话引自钱曾怡《山东方言研究》（2001：102）；南京话参引自刘丹青《南京话音档》（1997）；安徽蒙城、蚌埠、固镇、合肥话由笔者2011年暑假调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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