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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反”全球化并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以及由不平等带来的种种人为弊端。
国际游戏规划的不公正、不透明性，必然导致很多不良后果，引起受害者的强烈不满和抵制。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全球规则、垄断行为、资源流动、环境保护等的规范，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经济运行规则。但是，制订全球化规则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这类重要的世界性经济组织被大国所控制。在制订全球化规则和制度时，它们只以发达国家为模型，在这些国家已经实行的国内规划的基础上修修补补，然后推广到全世界，并要求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政府向这些规则看齐。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很多发展中国家说世界性的经济组织只是发达国家的御用工具，是富国推行价值观念、经济模式乃至政治模式的“代理人”，它们很少考虑穷国的利益和要求，而只考虑自身的利益，毫无公平可言。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东亚、俄罗斯与拉美等地发生金融与经济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所控制的这些国际金融机构与这些国家讨论实施援助计划时，往往提出极苛刻的条件，威逼各国服从。所以，遭受危机打击的国家及其国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国都先后发生了针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抗议、游行示威活动。
大国制定出来的全球化规则不仅缺乏公正性，还缺乏透明度，没有供发展中国家发表观点的有组织的论坛，更没有让发展中国家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联合国越来越成了大国发号施令、坐而论道的场所，美国甚至还不以此为满足，公然绕开联合国单独行动。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业的大量介入，通过投机活动时常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金融危机。由于资金的积累和运作，金融活动有了更多的流动性、随意性和投机性，发达国家利用游戏规则缺乏透明度的误区，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使得金融机制尚不健全、资本也不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资本大量缩水、外逃，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衡，南北差距拉大，这使在世界财富不断增长中反而变得贫困的国家及其国民对全球化产生了不满。
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都获得了发展，但这种发展却是一种更加不平衡的发展。这种不平衡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差距继续拉大；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尤其是造成那些处于几乎被遗忘角落的发展中国家的更加贫穷落后。
全球化使南北差距扩大，“全球化加大了国与国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不论全球化给北半球带来如何有益的影响，它对南半球大部分地区的作用却微乎其微”。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占全球人口1/5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0%，占全球人口3/4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仅占18%。那些经济发达和适应能力较强的国家，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技术机会，以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为准绳的全球化规则使穷国更穷。
现在的金融体系及其自由化仅使那些已经享有并且主宰世界经济的国家受益，代价却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由它们当中最穷的国家承担。目前，全球最不发达国家共有48个，这些国家大都远离世界或所在地区经济中心，它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远远低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占世界人口总数10%的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只有0.6%，到1997年则仅占0.3%，达到无足轻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因此，发展中国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确实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
国家内在社会矛盾与全球化进程中外部因素引起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导致人们对全球化的不满和反对。
新经济和经济自由化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一方面使企业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又使战后西方普遍存在的那种社会再分配方式受到削弱，因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增加。
国内社会矛盾与国际因素引起的矛盾纠缠在一起，使全球化进程出现的矛盾复杂化。比如，德国由于统一给西部增加了就业压力，再加上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问题就一度恶化，一部分德国人把失业问题归咎于外国移民或外国来的劳工，对全球化产生抱怨，产生了排外情绪，甚至出现了新纳粹分子借机闹事现象。又比如，美国的种族歧视一直是没有从根本上予以解决的问题，政治地位低下、经济生活贫困以及受教育少的美国黑人，对美国政府在全球化进程中忽视国内问题而极力推行全球霸权一直表示强烈的不满。
这说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政府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经济的增长上，而轻视了对增长的财富进行合理分配的问题。但经济增长的成果未必能够自动改善社会服务，其间存在着必不可少的政治环节。例如，韩国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了社会安定，因而当1997年的经济危机来临时，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衰退定期发生，我们需要做到“在经济衰退时保证安全”以及在“经济增长时保证公平”。消除贫困和剥削需要做大量工作，绝不能仅仅依赖经济增长。各国政府忽视了对国内矛盾的解决，致使内外矛盾交织，国内问题趋于复杂化，最终影响到该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出现“反”全球化的现象。
不平等贸易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对外经济发展的代价上升。
尽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增加了制成品出口，但初级产品和半制成品仍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由于技术进步，产品创新，分工加细，其内部贸易量增加。减少贸易壁垒是适应发达国家贸易关系发展需要的，但发展中国家很少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难以从中获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另一个不利因素是发达国家对夕阳产业的保护，这种保护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被合法化，也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仓促实行贸易自由化的时候，实际上是让小规模的国内企业同跨国公司对抗，这种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必将使前者更强而使后者更弱。外国投资者在不发达国家建厂投资是以取得利润为目的的，投资的结果，是从不发达国家获取大量利润。另外，流向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要被导向于初级出口产品的生产部门，为发达国家摄取大量的工业原料开了方便之门。所以，在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代表发出了强烈的不满，并呼吁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争取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秩序。
跨国公司的趋利性、垄断性和掠夺性带来的破坏性。
作为全球生产的载体，跨国公司总是将其资金投向效率最高、回报最丰的产业中去。这种趋利性在客观上会给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增加动力，但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却会产生很大影响。对于发达的东道国来说，会因为东道国产业结构高度成熟而较少有负面影响，即便有负面影响，东道国也能利用较强的经济实力予以引导和调节。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东道国来说，就可能产生较大的冲击，或使脆弱的产业结构崩溃，或使本已单一的产业结构更加单一化。而面对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一些发展中国家却无力引导或调节。这样，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很难完全控制本国的产业结构。
由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差异及总体上的垄断性，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大举进入和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依仗技术和设备的优势，利用知识产权等措施和法律手段，掠夺性地大量开发和廉价占有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资料、人力资源，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持续和良性发展方面受到严重影响，资源得不到有效地开发、利用和保护。例如，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巴西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虽带动了巴西的经济增长，但对巴西热带雨林的大规模乱伐，使巴西的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跨国公司的趋利性、垄断性和掠夺性在全球化进程中带来破坏性，但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对其行为进行合理的规范和有效的控制。所以，当这些破坏性引起的矛盾长期积累到一定时候，就可能导致人们对全球化产生反对意见。
缺乏监管的国际游资扰乱一国经济金融的稳定性。
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已经过渡到无形的信息和金融全球化。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原有金融市场风险随着市场的扩大而增加，特别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金融市场上的风险随市场的全球化扩展而增大。大量投机性短期资本流动，来得快，去得也快，往往对一些国家和地区造成突然冲击，使其陷入金融、经济动荡或危机。国际投机家往往挟巨资以造市，借支配地位以牟暴利，加剧市场波动。目前，全球国际游资高达7万亿美元左右，每日有1.2万亿美元在全球流动。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小部分冲击任何一个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都可能引发金融动荡。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席卷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1999年俄罗斯和巴西的金融危机，无不与这种资本流动有关。
缺乏监管的国际游资经常与金融市场开放的国家或地区的宏观调控逆向而行，使得这些国家或地区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宏观经济决策的独立性和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一国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时，国际游资会伺机而入，从而迫使该国增加货币供应量，削弱紧缩货币政策的效力；而当一国因经济衰退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时，国际游资又会大量逃离，使增加本国货币供应量的目标无法达到。另外，国际资本还可能造成虚假繁荣，制造错误信息，对货币政策产生误导。
上面谈到的这些弊端只是全球化进程中所有弊端中的主要弊端。这些弊端是人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忽视众多约束条件而产生的，而不是全球化本身的弊端。所以，我们可以从分析中看到，“反”全球化的实质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进程中各种人为弊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采取各种措施，逐步消除这些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