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与文学史反思——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线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线索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意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09)-03-0035-06
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下称《自我意识》）一书，是以最近的时间距离反思性地接近和检讨“80年代文学”的著作，它同时也是一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意识”做出积极清理的著作，是一部对文学现代性发问的著作。它从具体的“问题”出发，通过“感伤”、“寻根”、“忏悔”和“超越”这四个主题性的考察，揭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某些基本倾向：重情感，轻经验；钟情变革，昧于常态；告别过去的勇毅、果敢和投入未来的冲动、盲目。它不仅探究了“新时期文学”症结的根源，也显示了20中国世纪文学所存在的某种历史性缺陷。尽管作者的反思视野还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作为反思对象的历史建构、受制于“长期形成的‘自我意识’”，但正因为如此，这部“过渡时期”的著作连同它所保留的“历史”印记，为我们再度进入问题提供了契机。
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那种“疏离感”。与新时期文学氛围中“一致赞同”的乐观不同，《自我意识》对于“80年代文学”成绩的肯定，表达得审慎而克制。它以在当时来说十分罕见的眼光捕捉到了文学“新时期”中回旋着的各种浮躁、浅薄和虚热，觉察到它的问题和限度。在它看来，这十年间的文学具有典型的“过渡期”特征：新旧杂陈，前景未明。基于这一判断，作者对“新”与“旧”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层层剥离，裸露出“新时期文学”历史和精神传承的脉络。在对80年代文学“感伤姿态”的审视中，作者既梳理了长期存在于新文学内部的矛盾与对抗的线索，也指出了“时代”的压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对“寻根”思潮的分析中，作者借助汤因比的历史话题，谈到在社会解体的背景下“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的不同反应，谈到了时间焦虑与空间想象所导致的不同价值指向和行动取向，触及到变革与守常这个“永恒性”的矛盾；而“忏悔意识”和“渴望超越”这两个章节，则多次直接地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主体“向过去告别”和“埋葬自我”的姿态。这些内容均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时代潮流”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文学实践中的历史意识问题。作者以富有同情的理解，呈现了中国文学在作家的自我意识、文学的功能定位以及文学与时代（历史）的关系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在《自我意识》的开端，作者描绘了“新时期”带来的某种统一而又乐观的征象，“社会生活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出现了带有戏剧色彩的变革趋势。即使普通的大众，在这个时刻也都有一种‘历史感’；他们常常用‘转折’这个词，来说明历史链条上这一‘异常’环节出现的特征。对于‘变革’的渴望，以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强烈程度，同时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心中。”关于这种普遍的“历史感”，作者接下来写道：
在70年代最后的那段时间里，对于“过去”与“未来”，人们普遍产生一种对比强烈的划分。他们会产生诸如历史学家在描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所发生的变化的那种印象：在往昔的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出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们相信，在“未来”，这层“纱幕”将会彻底脱落。[1]5
《自我意识》中没有专门论述80年代文学的历史意识的章节，但它所述及的每一个问题都无不围绕这里所说的那种“历史感”展开。作者似乎已经感觉到，“历史感”这根神经可以牵动整个文学史的反思，所以，我们在1998年《自我意识》第2版的“后记”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表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像许多人一样，存在着期待‘新时代’、‘新纪元’的‘情结’；这不仅是有关社会历史的，而且也是有关文学的。不过，在80年代中期以后，对于我曾具有的‘新纪元’意识，我已有所怀疑。我觉得，‘新时期文学’所创造的文学情景，其实并不那样令人欢欣鼓舞。而这个时期文学所遇到的问题，大多也是‘历史’上曾有的难题的重现或延伸。只要对我们的‘过去’有所了解，就会明白我们其实无法挣脱历史文化的拘囿、也不可能创造一个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文学‘新时代’。”[2]
作者把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历史感”与“新纪元情结”联系起来，并且发现这个“情结”所导演的历史的循环。这一发现或许是文学史反思性一个重要起点：“历史感”本身何以成为一个自我缠绕的历史怪圈？“新纪元”为何每每重现“旧历史”？“新纪元情结”与文学主体的自我意识、与文学的现代性形态之间究竟具有何种关联？
杰出的荷兰历史学家胡伊津加(Johan Huizinga)有句名言，“历史的思考已进入我们的血液”。约翰·卢卡斯(John Lukacs)在《历史意识》一书中借此表达了“历史”在现代世界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他认为，非常显明的事实是，在19世纪，文学艺术和哲学只有透过它们的历史才能得到有效的研究；而到了20世纪，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已经做出暗示：物理学新概念的最清晰的解释来自于对其发展历史的考察。在化学、生物学，乃至医学方面，情况亦复如此。“诸如‘病历’(case histories)这样的术语显示了‘历史的思考’(historical thinking)如何通过一个并非总是有意识的程序渗透进我们的语言这一事实。”“没有一个人类行为领域，可以绕过它的历史来加以探讨、研究、描述和理解。”“历史，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思想的形式(a form of thought)。”[3]也正因为如此，“历史”成为了语义缠绕和意识聚讼的是非之地。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众多类似断言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正面宣示的内容，而在于从相反的方向激发的追问：“历史”为什么只是在现代才发挥如此巨大的威力？
是的，“历史”的横空出世是一个现代事件，也同时是一个被现代性实践持续追问的问题。在中文的语境中，由于“历史”一词的活跃和普及程度，它似乎很难作为一个质问的对象。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几乎成了一种超验的绝对权力。但是，在这样的假象之下，各种现代意识形态为争夺这种神圣权力却在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历史感”一词让人想起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论述，想起“划时代”的黑格尔。恩格斯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4]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情怀和历史抱负中这一“根深蒂固的新纪元意识”，是否与黑格尔“划时代”的“历史哲学”存在着某种联系？
值得玩味的是，在《自我意识》对新时期“历史感”的呈现过程中，引述了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的一段文字，并把这段被征用的文字当作新时期“历史感”的旁注。这段引述很有意义，它至少在几个方面为我们寻绎这种“历史感”的线索提供了帮助。首先，它把“文革”的结束与欧洲“中世纪”的结束做了暗示性的类比。相似的类比在80年代并不少见，它甚至是构成“新时期”历史叙事的最为关键的修辞技术。通过对“文革”的“中世纪”审判，它完成了时间上的“跨越”，轻易地把一段“经历时间”葬入黑暗，并为历史想象打开一个新的“未来”。可以说，这是现代性话语的看家本领，在现代历史的编纂上，这种修辞术屡试不爽，它总能抚平记忆的创伤，点燃起新的希望，带领人们“从胜利走向胜利”；①其次，这一类比还包含着明显的价值尺度，也就是通过把“新时期”与文艺复兴历史地位和作用想象性的对比，进一步增强了历史进步的信念。经过这一系列修辞转换，“文革”的黑暗并不可怕，而人类意识“纱幕”彻底脱落的“未来”则更值得期待。作为世界历史进步阶梯的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这样的先例和参照，因此，个人的“觉醒”、心灵的自由以及文化的绚烂，似乎自然地成为人们对于“未来”的比较确定的期许和信赖；再次，这一类比包含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思考框架，这是为上述两个层面提供历史思想基础的框架。
应该说，在当时极为有限的进入中文阅读视野的外来资源中，布克哈特这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描述，对新时期的心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甚至在参与构建新时期乐观、浪漫的历史想象时也发挥了某种程度的作用。而且，在历史意识的习惯模式作用下，人们可以毫不怀疑地把布克哈特那段“只涉及那个心理状态的事实本身”的文字，读成又一个“新纪元”的宣言，读成类似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进步蓝图。事实上，80年代的“历史感”或许与黑格尔的这幅“新时代”蓝图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是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现存世界里充满了的那种粗率和无聊，以及对某种未知的东西的那种模模糊糊若有所感，在在都预示着有什么别的东西的到来。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一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相。”[5]
正是黑格尔这个“新时代”的断言，开启了“划时代”的现代历史意识。黑格尔的“历史”是“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是“精神”从东方到西方的漫游，是其在时间中的自我发展并最终走向自由的历程。[6]15-73“‘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6]8这个过程也是世界一体化的过程，黑格尔说，“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直到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一的，而且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它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这种本性必须表现在它自己为历史的最终结果。”[6]9
黑格尔的“历史感”与“新的时代”（即“现代”）意识是紧密相联的，一方面，它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统一的、引起问题的过程，时间是克服问题的有效力量”；另一方面，现代的时代意识和自我确证别无选择地指向未来，因为，“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他时代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则，而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订规范。”在前者，“时间当作了一种压力”，产生了现代的时间焦虑和时间政治；在后者，由于时间向未来无限敞开，它便把与过去的分裂视为不断的更新，并在推陈出新的每一个环节上重新开始。所以，在新时代自我“确证”的急切努力中，“革命”、“进步”、“解放”、“发展”、“危机”等便被延请进来，以便加速和催化“未来”。[7]5-8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以“新的时代”为基点的“历史感”）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代话语的自我建构。“现代”不但要“自力更生”，而且要“自我作古”，把自己的价值和眼光投射到统一的世界历史肌质之上。而德语中18世纪的新造词“Geschichte（历史）”“则适应了有关历史事件不断加速发展的新经验，以及对并非共时的历史发展的共时编年的认识。”[7]7这也便是以黑格尔的名字作为一个主要标志的“划时代”的现代“历史”。在这里，“期待视野从传统的经验力量中脱离出来，才使得具有自身存在权利的新时代能够从过去时代中摆脱出来，并与之对抗。这样，现在与过去和未来的格局就发生了独特的变化。”[7]18在“未来”的压迫下，“现在”既获得了历史行动的责任和对过去的支配权，又要承担历史行动的不可预测的后果。
今天看来，把布克哈特的历史叙述放到一个“未来”导向的时间基座上是不恰当的，甚至可以说是违逆了这位历史学家的历史学信仰。在现代性的历史学遗产中，布克哈特是为数不多的对“未来”保持缄默并且直接质疑黑格尔的历史“进步”观念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认为，黑格尔的这种进步的“世界计划只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它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8]布克哈特把对未来的预测设定为历史学“不可追求的”目标，并且坚持这样一种怀疑论的立场：“在一个起点和终点都不为人知、中点又处在不断变动中的世界里，真正的怀疑论肯定有自己的位置。”这位立场“十分顽固”的反历史潮流的历史思想家，在20世纪这个“创造新世界”的世纪终结之后，仍能在某种程度上维护智者的尊严，所凭借的也许正是这种历史的“怀疑论”。②
然而，对布克哈特的“误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被视为“意外”。③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黑格尔所开辟的散发着弥赛亚主义气息的进步史学，经由各种政治和社会学派的点化与修正，已成为一种遍及世界的主导性历史想象。简单地说，时间的政治化与空间的同质化想象构成了这种历史视野的核心。自近代以来，这种历史思维模式已经由不同路径侵入中国思想，形成一种弥漫之势，并最终成为一种现代社会政治文化中最强大的意义输出模型。自然，这一具有鲜明的希望神学特征的时间政治装置也被深深植入现代文学的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从“问题”出发并强硬逼出“解决”方案的叙事动力学，以及以“对抗”、“斗争”、“发展”为聚焦点的叙事形态学，都与这种历史意识有密切关系。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观上，情况也同样如此，那些至今仍然兴盛不衰的历史修辞大多来自黑格尔所发明的新世界的“日出”。张定璜那篇著名的鲁迅评论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浅易的范型，他把章士钊的《双枰记》、苏曼殊的《绛纱记》、《焚剑记》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喻为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两个世界”：“读了他们再读《狂人日记》，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阳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④这一“阳光修辞”几乎遍布20世纪中国的各类文本，只要想一想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想一想陈独秀的《新青年》发刊词、想一想李大钊的《晨钟》副刊以及在《新纪元》一文中的论断方式，⑤以至于当今各式媒体的“新年献词”，便不难明白，20世纪迄今的中国的“历史意识”，确切地说，其实已沉积为媒体与大众的“历史无意识”。
“世纪开新幕，风潮集远洋。”梁启超的诗句展现了现代中国激进政治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时间与地理想象。时间的焦虑与空间的压迫一并袭来，置身于这一情境中的文学必然面对巨大挑战。哈贝马斯指出，由于现代时间意识在文学的表达中呈现为不断减弱的趋势，因此，“它的活力必须不断受到激进历史思想的激发”。[7]16而导源于激进思想的文学实践则进一步拉大了经验与期待之间的差异，使得时间的箭头只能射向不知纪极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新纪元情结”与其说是来自外部实践的变化，不如说是生发于现代性内部的时间装置。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认识框架里包含“历史”的自我缠绕，“新时代”的确认表达了这样一种历史意识，即“一个人必须从整个历史视界出发对自己的位置作反思性认识”，[7]6历史框定了观察主体的位置；但是反过来，“新时代”的断言又只能来自观察主体的“预见”。主体与历史的缠绕恰恰成为现代意识形态纷争的一个源头。在20世纪人类实践中，这种洞察时代先机的历史意识，曾引致大量争议。雷蒙·阿隆与法国左翼知识界重要分歧之一，就在于历史认识的立场。他不无抑郁地抨击那些“确信能事先了解尚未完成的历史冒险的秘密”的人，并称之为“‘历史’的偶像崇拜者”：“他们通过思想把自己委身于一个最终的或有绝对价值的历史环节。……与在此之前的一切相比，这一即将到来的历史环节具有绝对的价值与完全彻底的独特性。这一‘特权地位’(etat priviliejie)是人类历史的整体有了意义。”[9]倾情于“最终的或有绝对价值”历史时刻，必然潜伏着挥之不去的“新纪元情结”。阿隆所使用的“偶像崇拜”一词，恰好揭露了“新纪元情结”的奥秘：它无视历史行动的复杂后果和责任，也将同时逃避对自我的反省。
从《自我意识》开始，洪子诚就反复强调文学史反思的必要性，也一直坚持不懈地拓展自己的视野。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就提出，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生活和文学环境，研究者首先要对自己的立场进行反省。这一自我质疑和自我清理，不只指向“我们在历史事态之前的反应方式”、立场和态度，也同时指向“我们的历史观念，对社会、民众的认识，原先设立的位置和我们在公众中树立的形象，我们被历史所规定的‘文化性格’，以及我们与现实、与艺术的关系，等等”。他认为，充满“沮丧”、“受挫感”的90年代这一“恶化”了的环境，是一个“难得”的时机，“是我们减弱虚幻的乐观而把握到困难，离开表面的统一而感受到分裂，反省盲目自信而质疑原先的立场”。他相信，“在没有‘新纪元’的预言的时代，反而可能有更大的文化建设的空间，出现扎实的文化创造的成果，就像四十年代前期那样。”⑥
这自然又是一种乐观的历史想象，把它看成是没有“新纪元预言”的预言也未尝不可。然而，他把“反思”的方向指向研究者自身的思维和认识结构无疑是正确的，在西方哲学的语境里，无论是在洛克的意义上，还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反思行为都是指向反思者自身的思维结构的，是反思者对自己认识结构的关注抑或调整。⑦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所予以推进的认识方式，在反思实践中，反思者的知识与经验的谱系学来源及其局限被揭示出来，并引致认识结构的调整与重构。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由于现代意识形态的错综纠葛，所谓的反思，常常被理解为对思考对象的重新措置，也常常导致从“外部”进行的论战，这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历史“断裂”现象。因此，反省如何成为可能？以什么样身位和姿态跻身于这个反省者的行列？带着什么样的工具和方法进入反思性程序？诸如此类的问题，至少与反思的愿望和要求同样重要。
如今，文学史与现代性的反思已经进行了多时，障蔽人类意识的“纱幕”想必早已脱落。我们在重新回顾《自我意识》中那段对“新时期”历史想象的描述的时候，既恍若隔世又宛在近前。陌生的是，“过去”与“未来”的那种“强烈对比”感觉似乎早已消失，那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感”：一种把个人主体放入“历史场景”的壮怀激烈。在日常生活和“小康”计划的多年经营之后，这种历史抱负几成遗迹；熟悉的一面是，“未来”仍旧在时时发出召唤，目睹了“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文学的列队经过，我们自然不会担心后继者乏人。
当然，“反思”并非一蹴而就，它既来自历史转换时期知识更新的要求，也出自思维自身的需要。“历史的眼光”和必要理论工具构成反思的前提。洪子诚曾在《自我意识》一书中说，“历史’的眼光虽然意味着观察者回到事情发生的当时背景上，但这恐怕很难实现的。每个人对于‘历史’的描述和看法都包含着观察者主观的东西，即使再‘客观’，也是现代人心目中的‘历史’……在这里，评价，‘再解释’是不可避免的。”[1]93但是，如若这种“再评价”和“再解释”的背后还是那个依然故我的思想习惯和认识结构，反省的过程将必然陷入“胶着”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意识》提出的“思想视境拓展的迫切性”迄今仍然具有意义。⑧
从知识反思的效应角度来说，将20世纪中国文学纳入一种什么样的反思视野，仍是令人困扰的问题。在几年前的一篇谈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发生的变化的文章中，洪子诚约略指出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重心的转移以及在“态度和方法”上的调整。他将这些调整和变化概括为“从‘外部研究’到侧重‘内部研究’或从‘启蒙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偏斜”。对此，他给予了明确、肯定的评价，“方法、态度的调整，它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代文学问题和文学史研究上，出现了若干有‘新意’的成果。至少是，以‘当代’为基点的视角和关注方式，与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以现代‘经典’为基准的视角和方法，形成了对比，也有可能展开对话。”基于“历史化”的要求，研究视野的“上溯和延伸”打破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也使得两“代”文学的对话具有了某种论辩的意味。“这并不单纯是‘拓展’的具体方法的不同，在一些情况下，它表现的是视角、‘立场’上的差异。”[10]
这篇以《我们为什么犹豫不决》为题的文章，在欣慰地看到“‘当代文学研究’成为一种‘学术’”，并即将为“学术体制”接纳的同时，也再一次毫不犹豫地将研究者个人的矛盾、困惑予以坦率、公开的表达，将之呈现为一种无法忽略的文学史焦虑，并把前文所展现的文学研究的乐观趋势织进了一张充满困惑与犹疑的“矛盾之网”。文中的“犹豫不决”一词，似乎是在回应1999年《文学评论》第1期中讨论《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的几篇文章。其中，旷新年用“犹豫不决的文学史”来描述由于“50年代”和“80年代”文学史观的尖锐抵触给今日文学史写作带来的深远影响。[11]而作为此书编著者之一的钱理群则坦率表达了80年代和90年之间自己精神世界的变化，表达了因这一变化自己对文学以及文学史的观念困惑。他甚至说自己的“价值理想”已经到了“一片混乱”的境地，但即使如此，他依旧要坚持自己的“历史承担”：“我们不能等一切想清楚了再去研究和写作，这是一个没有完结的不断思考与不断探索又不断质疑的过程。”[12]
在稍后的一篇评论洪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文章中，钱理群则将洪子诚在上世纪90年代就文学史写作私下提出的疑问再度公开。这些问题包括：“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搁置评价，包括审美评价？”“各种文学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们做出选择和评价是另一回事。而我们据以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如果不是作为文学史，而是作为文学史，我们对值得写入‘史’的根据又是什么？”以及，“在一切叙述都有历史局限性的判断之下，我们是否会走向犬儒主义、走向失去道德责任与逃避必要的历史承担？”[13]
在《我们为什么犹豫不决》中，洪子诚承认，“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在滤除昔日的“矫情”之后，他将问题进行了这样的转化：“这种困惑、矛盾，如果仅仅限定在‘学科’的范围内，那么，它们可能是：在认识到‘文学’的边界和特质的历史流动性之后，今天，文学边界的确立是否必要，又是否可能？力求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抑制‘启蒙主义’式的评判和道德裁决，是否会导致为对象所‘同化’，而失去必要的批判能力？文学研究者在逃避‘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责难中，向着严谨的科学方法倾斜的时候，是否也同时意味着放弃鲜活感，和以文学‘直觉’的方式感知、发现世界的独特力量？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应该以思想史和历史的方式去处理历史现象和文本？而我们在寻找‘知识’和‘方法’的努力中，终于有可能被学术体制所接纳，这时候，自我更新和反思的要求是否也因此冻结、凝固？”[10]
不可否认，上述问题依旧具有“批判”的有效性。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文学史方法敢于承诺缓解其内涵的忧虑。但在其改换了的容貌背后，我们仍能窥见其与以前的问题表达式相同的“命意”，以及其生成的认识论地带、其赖以生成的文学认识结构。它虽然包容“文学”边界的“流动性”，却对划疆立界仍存想望；它承认历史对象的“内在逻辑”，却又担心研究者会因此而失去“自我”的立场；它接受“知识”、“方法”和专业领域的限制，却仍想持守一种“普遍价值”。“在一个没有危机感的社会里，文学的方式比知识的方式更容易暴露思想的平庸”。[10]在作者引述的这段文字中，透露了一种精英主义文学知识分子的悲愤。
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历史反思的困难在于其与社会政治实践的复杂纠葛，以及这种社会政治实践方向的频繁变换。当本雅明的“历史天使”背对巨大的垃圾场飞向未来的时候，留下了一个个似乎是无解之谜。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在自由与责任之间，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但正是基于对现代性历史实践所带来的多变的社会政治风暴的认识，福柯早已宣布，作为社会良知和真理与正义宗师的普遍知识分子业已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专家型”的知识分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批判能力”的丧失，社会遍布权力和压抑，而知识分子本身则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权力控制的对象。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就是以“反话语”的方式去承担的，无须甚至也根本不可能再去直接宣示“真理”。通过“反对‘知识’、‘真理’、‘意识’、‘话语’的秩序”，它指向对权力秩序的颠覆和瓦解。[14]作为对文学历史及其体制的反思性实践，文学史仍然具有“局部批判”的潜能，却无法承诺普遍价值。
收稿日期：2009-03-11
注释：
①黄子平对这种修辞术在“革命历史小说”的作用中有精彩的分析，参见其《“灰阑”中的叙述》第二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②参见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48-54页，李秋零、田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序言”，16-17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布克哈特的著作近年来得到了比较集中的翻译出版，这对我们的知识反思不无帮助。除上文提到的《世界历史沉思录》外，还有《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宋立宏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历史讲稿》，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
③卡尔·洛维特曾说：“不仅黑格尔的学生和后继者，而且就连他的对手们，也都受教于黑格尔哲学的这种历史意识。甚至布克哈特，……他也是在黑格尔历史观的规范之内，自觉地限制在古代世界和基督教世界来进行思维的。布克哈特虽然有上述洞识，并且与黑格尔的‘理性’构思相对立，但她却也证实了黑格尔的终极史构思。布克哈特思索欧洲历史的最终动机，是‘旧欧洲’行将结束这一认识。”见《从黑格尔到尼采》，45页，李秋零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④载《现代评论》，1925年1月（1卷8期）。
⑤这一名单甚至也应包括“怀疑论者”鲁迅在内。他的“历史的中间物”以及“黑暗”与“光明”的政治修辞，构成了其“反抗绝望”的必要补充，所不同的是，他的微弱的历史信仰建立在“或许有”之上。当然，这一修辞实践在“革命文学”中表现得最典型最丰富，比如洪灵菲的《流亡》中以下的这段文字：“你灿烂的霞光，你透出黑夜的曙光，你在藏匿着的太阳之光，你燎原大焚的火光，你令敌人胆怖，令同志们迷恋的绀红之光，燃吧！照耀吧！大胆地放射吧！我这未来的生命，终愿为你的美丽而牺牲。”这个“未来的生命”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文化战争中的文学政治非常重要，它解释了有关趣味、风格、生活、价值的对抗何以产生并且何以如此激烈的原因。因为“革命”就是把生命和希望寄寓在未来，就是对变化的积极欲求，所以，破坏与创造、献祭与救赎，便在“历史”的总体性中合二为一了。在此后的《红岩》中，这一命题得到了更清晰的美学表达。
⑥见《九十年代文学书系》，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
⑦黑格尔《小逻辑》中的“后思”(Nachdenken)：“把思想本身作为‘思’的内容”。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以“反省”(reflection)表示“心灵对其自身活动及活动方式的关注”。
⑧参见《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1991)，192-200页。
标签：文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反思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自我认识论文; 文化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