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共产主义诸组织的演变（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主义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俄国国内外许多研究者都企图弄清：为什么俄国人没有走逐步渐进的制度现代化道路？从最近10年国内发生的那些过程来看，这一方案可能是最受欢迎的。或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初步的改革结果看来不那么令人不快，而对俄国人来说痛苦将少得多。许多学者认为，还在五六十年代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就已经错过了从极权主义从容不迫地过渡到市场的机遇。另一些学者认为，60年代末柯西金的经济改革可以为过渡到市场打下基础，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吓倒了苏联领导人。还有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全怪戈尔巴乔夫，他不进行经济改革而去搞制度的民主化。
但80年代中期，苏联极权制度已不能通过渐进道路来改革。那时它已形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核心，在这种体系下生活的已经有两代人。因此，不彻底拆散这一体系，就既不可能在苏联境内实现经济改革，也不可能保证这种专横的制度不在后社会主义地区复辟。由此就决定了要走从极权主义向民主过渡的一切可能的方案中最艰难、最痛苦的道路。而且简直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意识到必须改革并且人们后来称之为改革派的那些人，首先走上了这条从未经历过的十分危险的道路。大约从1988年初起，当已经开始改革的苏共显然落后于迅速变化着的事变进程时，出现了联合社会上改革派势力的必要性。但国内进行的护法运动，无论就其规模还是机构的组织性而言都不能够抗衡苏共的现实力量。当时出现的某些政治集团也不拥有重要的政治力量。因此有必要联合苏共党内的改革派。诸如“民主改革”、“改革-88”、“人民运动”， “社会主义首创精神”等集团的参加者成了未来“民主纲领”的核心。1988年5月， 它们建立了以促进苏共真正的改革和民主化为目的的跨俱乐部党内派别。这一派别的大多数成员参与建立莫斯科人民阵线。
1989年5月，跨俱乐部党内派别分裂了， 这在跨俱乐部党内派别参加者关于争取党和国家民主化的道路、结局的观念开始流行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H·丘拜斯和B·李森科领导的以社会民主为目标的该派激进部分建立了莫斯科党员俱乐部，后来更著名的名称是“拥护改革的共产党人”。C·古谢夫、C·舍博尔达耶夫和B ·阿基莫夫领导的较温和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一派组织了跨俱乐部党组织。在莫斯科影响下，国内其他地区发生了类似的联合。
但是按政治观点分化的过程，也没有把莫斯科党员俱乐部搁在一边。1989年10月，那里形成了两个派别：社会民主派（约60人，由H ·丘巴斯领导）和共产主义派（约20人，领导人是普里加林）。这些派别对俱乐部今后命运的观点根本不同。社会民主派主张抛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它的某些成员甚至建议同苏共断绝组织关系。俱乐部的共产主义部分则拒绝采取这种立场，他们不认为自外于苏共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俱乐部的内部斗争，以1989年12月把共产主义派开除出俱乐部告终。后来，普里加林成了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的作者和领袖，而今天则已是原联盟范围内新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
在苏共党内民主力量形成史上，普里加林及其战友的努力起了导致分裂的作用。虽然分裂企图仅仅部分成功，但毫无疑问，一开始的这种分裂对民主派共产党人后来活动的结果起着负面影响。
1989年11月，在莫斯科党员俱乐部倡议下，来自16个城市和地区的同类组织在莫斯科举行了工作会晤。会晤参加者决定建立“改革派共产党人——争取苏共民主纲领”运动，并通过了《告党内全体同志书》。这次会晤以后，展开了关于苏共党内改革派力量联合的广泛的宣传运动。召开苏共第28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口号是运动的基础。按莫斯科党员俱乐部的设想，大会应讨论党内和社会危机的原因、摆脱危机的出路，并通过关于把权力转交给苏维埃和苏共在变化着的政治体制中的新领导人的决议。苏联人民代表选举的经验，使党员俱乐部更加坚定地坚持党代会代表选举程序的民主化，坚持抛弃旧的模式。当时这一问题大概是各党员俱乐部活动中的主要问题。
根据莫斯科党员俱乐部的倡议，1990年1月20—21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全盟党员俱乐部和党组织会议，会议在莫斯科航空学院文化官和莫斯科高级党校举行。455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来自13个加盟共和国、 102个城市的162个俱乐部和组织，代表了5.5～6万党员。有823 位来宾与会。会议把各个党员俱乐部和党组织联合起来，建立了“苏共内部民主纲领”派。加入该派的是主张苏共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革，把它变成在多党制条件下活动的议会式政党的共产党员。有56人被选入协调委员会。其中有人民代表叶利钦、Ю·阿法纳西耶夫、Г·波波夫、H·特拉夫金、Т·格德良、H·伊万诺夫、Л·卡尔宾斯基、Г·布尔布利斯、C·苏拉克申，莫斯科党员俱乐部两位主席之一B·李森科、莫斯科高级党校校长B·绍斯塔科夫斯基。后者加入“民主纲领”后与莫斯科高级党校同事一起，对会议的工作进程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使各种要求变得温和起来。
会议通过了主要文件是《民主纲领》。还通过了几个关于“苏共内部民主纲领”的决议、宣言和章程。整个说来。这些文件涉及苏共28大的准备问题。建议中央委员会把《民主纲领》当作这次党的会议可供选择的文件，制定大会候选人提名的民主程序。认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并要求党中央更充分、更客观地说明历次全会的工作。
“民主纲领”承认了国内多党制形成的事实，并认为当时已有必要促进真正的议会制度的发展。因此根据苏联人民代表A·明茹连柯的提议通过了一次决议，它建议支持“民主纲领”的共产党员代表不承认党委的决定是各级苏维埃必须无条件执行的。这实质上是建议根据代表的政治方针在苏维埃中建立党团。作为苏共内部关心党内局势并主张党的彻底改革的改革派共产党人的运动，“民主纲领”自以为是国内一股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不仅邀请苏共范围内的各个社会团体、而且邀请每一位共产党员单独加入自己的队伍。
根据会议通过的文件，协调委员会被宣布为“民主纲领”的最高机构，它应当在两次全盟会议期间履行主要的管理和组织职能。为了处理日常工作，委员会从其成员中选出了一个工作组。协调委员会本身则应根据需要举行会议，而且不少于两个月一次。还在全盟会议进行期间，莫斯科地区组就于1990年1月20 日通过了关于建立莫斯科“民主纲领”共产党员支持者联合会的决议。决议草案由莫斯科市和州各党员俱乐部和团体的全权俱乐部代表签署。这就奠定了建立“民主纲领”地区机构的基础，后来苏联许多地区都建立了这种机构。
1990年2月举行了例行的苏共中央全会， 会上讨论了党和国家当前的问题，以及准备代表大会的问题。但全会就是没有解决党内民主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推选本届大全代表问题。
全会后不久，该运动协调委员会就举行了会议。通过的声明指出，中央全会表明苏共最高领导不想使党走上民主化道路。据此宣告了中央和政治局内部必然分裂，宣告了党必然分裂。在极端复杂的形势下，当局再也不能否认党内出现反对派这一事实。《真理报》迁就协调委员会的要求，于3月3日公布了《民主纲领》全文和在该报编辑部举行的“圆桌会议”材料。从全文中可以看到，鉴于国内和党内的危机局势，“民主纲领”支持者对改革的命运忧心忡忡。改革派共产党人指出了所实行的变革的不彻底性，并指出必须从根本上修改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关于没有政治多元论的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和执政的共产党有规律地加强的领导作用，关于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际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的教条主义观点。“民主纲领”指出了业已开始的改革的进步性，但对党的领导中的中派、温和的改革派逐渐开始倒向保守的斯大林势力而不是同激进改革派结合感到不安。因此，运动参加者认为，在现有党的最高领导条件下使改革过程合乎逻辑地完成是成问题的。
“民主纲领”的作者看到了党必然要改革的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把庄严的权力由垄断的执政党移交给苏维埃，并使党本身民主化：以选举、公开性、干部轮换、在从党章上确保尊重少数人权利的条件下少数服从的原则代替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彻底抛弃上级任命制。第二阶段应把苏共改造为在多党制和合法的议会制国家条件下活动的议会党。这意味着放弃从立法上保证党的政治领导地位。
全盟会议上通过的纲领，由莫斯科党员俱乐部成员在著名学者参加下制定。其后它曾在各科学研究所、地区组织和俱乐部中反复讨论过。而会议代表本身，则在实际上每位参加者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的分组会议上对纲领研究了两天。正因为如此，说《致苏共28大的民主纲领》比党中央准备的纲领性宣言草案彻底得多，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提到后者，必须指出，苏共纲领仍然建立在先锋党的原则上，而不愿同其他政党在宪法基础上平等地展开活动。官方文件不承认党内危机和整个意识形态的危机，党的职能及其组织机构仍按照旧的方式来确定。同时，当时党的一系列文件人使人们能够说苏共领导正在逐步向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观过渡，首先是在社会的民主化领域内。但在这一方面的实际步骤过于谨小慎微，在许多方面是不彻底的。
人们对提交讨论的《民主纲领》态度不同。如果说中高层的领导人否定它，那末普通党员（据某些资料约40%）则赞成这一文件。显然，《民主纲领》当时是政治学上的重大突破，是党的改革、特别是党内关系体制改革的现实基础。《民主纲领》积极主持者的人数在其形成时期约有1万人。其中60%以上有10年以上党龄。在协调委员会决议和3月决议《论苏共党内形势》的基础上，采取了吸收志同道合者的广泛措施。4月到5月，当苏共中央显然没有能力走上民主改革道路时，这一过程特别加强了。
除了传统的组织性措施外，刚刚产生的代替党刊的刊物几乎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早在1月会议上， 就已批准列宁格勒党员俱乐部的《革新》报为运动的的机关报。但由于一系列客观原因，首先因为当时主要问题是在莫斯科决定的，正式刊物《民主纲领》的发行不得不在首都进行。在一次协调委员会会议上确定了后来以整个运动命名的报纸的主编和编委会。组织上的困难，出版的半地下性质和实际上不可能取得新闻检查机关的正式许可，使该报不能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报纸。从1 月到10月仅出版了4期，最多一次的印数为10万份。尽管如此， 该报引起了巨大的兴趣，许多讨论会、代表会议和全体会议上都大量利用这份报纸。必须公正地指出，办报非常努力的编辑部工作人员，几乎总是受到出版、印刷甚至新闻检查机关工作人员的谅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