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稀缺性与马克思的丰裕社会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丰裕论文,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稀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6;F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00）04—0021—05
一
英国经济学家亚列克·诺夫在《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从丰裕概念开始批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这是一种当前颇为流行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诺夫写道：“让我们把‘丰裕’定义为在价格为零时对需求的充分满足，任何通情达理的人都不会感到不满足或追求更多的东西（或至少是可以再生产的任何东西）。这个概念在马克思所想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丰裕消除了资源分配的冲突；因为根据定义，有足够的东西供大家享用，所以不存在相互排斥的选择，没有放弃的机会，因而也没有任何机会成本”。“共产主义的稳态均衡将可以达到”。“贪欲将会褪去，财产权以及与财产有关的犯罪也将消失”，“物质追求将失去全部意义”。（亚列克·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我认为，这种意义上的丰裕是不可接受的设想”。（同上书，第22页。）
毫无疑问，丰裕概念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社会主义理论则不同，《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指的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不包括其初级阶段。事实上，按劳分配的存在，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市民权利”的存在，都是以物质产品的稀少性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诺夫提出了建立在丰裕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可能，理论上是否是可接受的设想。这样一个尖锐问题，使得共产主义者不得不正面回答。
马克思所设想的物质产品的丰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当然不是零成本生产，也不是不需要考虑机会成本，不是不存在资源与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配。相反，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时间节约规律仍然会发挥作用，并且劳动的外在必然性仍然存在。没有劳动的投入就没有产品的产出，没有劳动时间的合理分配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也就没有丰裕社会的实现。但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的丰裕是建立在“劳动丰裕”基础上的物质产品的相对丰裕。也就是说，一旦作为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基本手段的劳动不再成为痛苦的、为谋生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时，丰裕社会就来临了。
我认为，要理解马克思丰裕社会的真正含义，就必须正确地把握马克思的有关论述。
二
马克思在评说斯密将劳动看作“牺牲”的观点时，有一段对劳动在未来社会中的社会性质的重要评论。他指出：“‘你必须汗流满面地劳动！’这是耶和华对亚当的诅咒。而亚当·斯密正是把劳动看作诅咒。在他看来，‘安逸’是适当的状态，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东西。（现代经济学关于劳动与闲暇的对立正是斯密这一基本观念的翻版——引者）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态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求，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这也是现代经济学，包括相信现代经济学教条的诺夫所不能理解的——引者）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11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这样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象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同上书，第113页。）
严肃而紧张的自由劳动将具有吸引人的性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从而与幸福而不是痛苦等价。如果这样性质的劳动能够实现，那么使劳动具有稀缺性的根源就消失了。社会只是为丰裕的个人劳动提供实现条件，而不需要为使个人更加努力劳动而提供刺激。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当然还不能实现这一理想状态，但是古往今来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在自己醉心的领域自发的献身精神，一再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劳动等于幸福的公式的现实性。人们所要讨论的只是这一公式在全社会普遍化的可能性。马斯洛关于人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的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证明了这一公式普遍实现的可能性，用马斯洛的术语，只要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自我价值实现自然要成为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
马克思论证自己观点的逻辑更为严谨，他说：“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同上书，第113页。）
三
马克思还对“主体”“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的含义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他在判定商品生产发展的前提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已耗费的劳动量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之后，紧接着说：“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同上书，第217页。 ）“现实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这一点也由大工业所揭明——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同样也表现在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之间在质上的不成比例上。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些情况，同样适用于人类活动的结合和人类交往的发展。）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同上书，第218页。）
由现代自动化生产的发展所证实的生产方式的革命意味着，无论以哪一种时间尺度衡量，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不再与劳动量的增长成比例，劳动不再能够当作财富的社会尺度。“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同上书，第218页。）“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 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同上书，第218—219页。）而这种发展，如马克思所设定的，表现为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直接表现为社会财富。劳动仍然是丰裕的必要条件，但必要劳动时间的缩减（即社会个人的发展）也是丰裕的必要条件，为了这种缩减，节省劳动时间的规律仍然是重要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时间的缩短是量的变化，而科学技术进步在物质生产中的作用的决定性提高，则是这种量变所引起的质变，自动化的生产过程成为由人支配而几乎无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这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的一次质变，它不仅意味着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而且意味着人的个性发展的丰富，意味着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不再具有稀缺性。这种生产的发展能不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那种高度自动化的状态呢？物质产品的生产能否更多地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是直接生产劳动量的耗费呢？现代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统计分析（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在各发达国家已达到50%以上），以及从中可能看到的发展趋势足以表明，马克思的预见是有可能实现的。
四
在《资本论》第3卷中， 马克思在讨论一般剩余劳动的必要性以及资本主义剩余劳动的特殊性之后，对上面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这种剩余劳动借以完成的优劣程度不等的生产条件。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26—927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丰裕是明确限定目的性的相对丰裕，而不是排斥任何形式的稀少性的绝对丰裕。
第一，这种丰裕要求在物质生产的必然王国，人能够成为过程的主人而不是过程的奴隶，生产过程能够与人类自身发展的要求一致而不是相对立（马克思论著中大量的关于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的“旧式分工”，以及消灭这种分工的未来社会前景的分析，是说明这一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由于物质生产过程性质的变化，劳动不再具有痛苦与牺牲的性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消灭劳动”的提法也应当这样理解），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源稀少性的根源。
第二，这种丰裕要求在物质生产必然王国的彼岸有一个越来越“丰裕”的自由王国，以实现人类能力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的财富正是以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未来社会的丰裕直接地要以这种能力的发展来定义。
综合以上两点，工作日普遍缩短到一定限度（如每周20小时或更少）应该是丰裕的尺度和标志。现代发达国家法定工作日缩短的趋势表明，马克思的理想绝非乌托邦，它的实现只是时间问题。马克思的丰裕概念不排除机会的冲突和选择的必要，甚至也不消除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但它足以缓解直至消灭个人与社会的基本的利益矛盾——个人“痛苦”的加重（劳动）与社会财富的增加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对于建立理想社会来说已经足够了。人们享受着自己的生活（注意未来人的“享受”观与现代人的差别），同时也贡献着社会的财富，二者越来越融合为一个整体，而不像现代社会那样分裂为对立的两极。建立在这种丰裕基础上的社会也会有自己的社会矛盾，但未来社会的社会矛盾将会有与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性质。公私利益的排他性对立将消失，私有制将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五
说劳动生产率增长到一定程度，劳动的稀少性就会转变为丰裕，这对西方经济学家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扬格（这是一位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有较深刻理解的经济学家）就说过，“劳动生产率或稀缺程度（这些词具有同一含义）越高，在具有技术优势的间接或迂回方式中相对节约使用劳动的程度也就越高，即使这个过程比简单方法要求更大的资本增长”。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因为稀少而要节约，节约的发展标志着稀少程度的提高，这是最简单明了的逻辑。节约而最终克服稀少性，于他们是很难理解的。他们不知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劳动的社会性质的变化，会最终克服劳动与自由时间的对立，使得劳动时间的稀缺性这个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转化为自由时间的稀缺性，它直接表现为人的生活时间的稀缺性，也即生命的有限性这一永恒主题。
但是马克思在关于未来社会的讨论中很少涉及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人口过度增长所引起的资源与环境问题。这是否是马克思的一个“疏忽”呢？事实上，马克思完全理解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越少”。（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5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绝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同上书，第561页。）
显然马克思认为，自然资源一定程度的缺少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和动力，在未来社会中，这种稀少性不会消失，甚至还会逐步地有所发展。问题只在于劳动生产力的进步速率必须快于这种稀少程度的发展，这一点应该是包含在物质生产是必然王国的判断之中的。相似地，人类的需求增长永远也不会停止，问题只在于劳动生产力的进步速率必须快于需求的增长。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讨论中真正没有涉及的一个重要的有关稀缺性的问题，是地球生物圈对全球人口规模的限制问题。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未成为突出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应该有所说明。道格拉斯·C·诺斯说：“马克思轻视人口变动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不想让人口变动在他的模型中起重要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模型要是吸收人口增长则将大大提高它的说服力。”（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62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采纳诺斯的这一正确意见。
在我看来，过度人口增长造成的地球村的拥挤，也可以看作人口增长引起的资源稀少程度超出了劳动生产力进步速度，这个问题不解决，理想社会的丰裕是不可能实现的。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社会必须采取一致行动，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这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困难的是社会协调，当前全人类还没有这种协调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却是包含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人类的全面能力的定义之中的。马克思对此有明确认识：这里“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些情况（人作为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与过程发生关系——引者），同样适用于人类活动的结合和人类交往的发展”。类似地，未来的人对于自己社会的需求模式应当也具有一定的调节与控制能力。这不是说未来社会要依靠节欲来解决稀少性问题，而是说社会将有能力建立起有利于人们自身全面发展的消费模式，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消费行为，与这种真正目的相违背的消费行为将被自觉杜绝。未来社会的自由人并不是不受制度约束的，这一点必须使每一个愿意理解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所理解。
[收稿日期]1999—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