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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 （2000）01－0008－05
中国藏学的发展历程证明，邓小平理论带来了中国藏学的兴盛；中国藏学走向繁荣和实现现代化离不开邓小平理论。
一、邓小平理论是中国藏学兴盛的根本保证
（一）中国藏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是藏族最主要的聚集区，藏族研究源远流长，中国是藏学的故乡。从远古到20世纪末，中国藏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古代藏学（远古至18世纪），是藏学的萌芽时期；近代藏学（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是藏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现代藏学（20世纪50年代至今），是藏学的兴盛时期。〔1 〕古代藏学具有神学史观与人文史观并存的特点；近代藏学本质上可以称为人文主义藏学；现代藏学则以马克思主义为特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
20世纪，中国藏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 ）民族史阶段（1900—1949）；（2）藏族史阶段（1949—1977年）；（3）西藏学—藏学阶段（1978年至今）。前一个阶段属近代藏学，后两个阶段属现代藏学。而在现代藏学阶段中，“藏族史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马克思主义藏学的初步建立；“藏学阶段”的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藏学的正式确立，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正式形成。
（二）改革开放与中国藏学的复兴
1、中国藏学的复兴和辉煌成就
从新中国诞生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学术事业已经有了29年的实践。在这29年中，我们的学术研究曾有过健康的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由于后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错误，产生了“左”的倾向，使我国经历了许多坎坷和磨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和频繁的政治斗争，打乱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进程。尤其是十年“文革”动乱，不仅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在思想理论上搞乱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极度混乱。藏学研究同其他人文学科的命运一样，遭到严重的破坏，名存实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中国的学术文化事业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随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恢复和发展，中国藏学事业走上了复兴之路。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中国学术界和藏学界的专家学者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努力开拓进取，辛勤笔耕，使中国藏学得到全面的复兴，迎来了藏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20年来，中国藏学界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取得了藏学研究的辉煌成就，为祖国的学术繁荣、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国内外政治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1）“藏学”的首次提出和确立。
“藏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末由匈牙利藏学家乔玛首创的，后来发展成为国际通用的Tibetol-ogy，意为研究西藏和藏族的学问。但是， 直到80年初代以前，中国学术界长期把研究西藏、藏族和藏区称作“西藏研究”或“藏族史”。改革开放之初，随着藏族研究的特殊性的凸显，中国学术界开始认识到有必要将藏族研究确立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并以邓小平理论为武器，冲破学术和思想禁区，大胆进行探索，由此经历了一个从“西藏学”到“藏学”的发展过程。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藏学”这一名称才为中国藏学界所普遍接受。〔2〕
（2）藏学机构和刊物的首次创办。
1978年前，由于学科发展的局限等原因，研究藏族的机构都附设于历史研究所或民族研究所等机构，中国没有一家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
改革开放后，随着学术文化的复兴，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直接关怀下，藏学专门机构开始建立。1978年，西藏开始筹建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西藏社会科学院。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得到恢复。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学术刊物要办起来。要解决一下科研、教育方面的出版印刷问题，并把它列入国家计划。……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刊物一定要保证印刷出版。”〔3〕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全国各种学术刊物相继创办。1980 年，中国第一家藏学专业刊物《西藏研究》正式创刊，并以藏、汉、 英3种文本公开发行。1985年，西藏社会科学院正式建立。上述机构和刊物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藏学的复兴。
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强盛作出了重要贡献，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格。由于西藏问题的特殊性，藏学研究的民族性、政治性和国际性十分鲜明。邓小平早在1950年初就明确指出：解决西藏问题，要重视民族和宗教。他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但军事和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4〕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阐述了民族地区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强调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改善民族地区的面貌，并说：“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5〕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具有中国多民族国家时代特色的邓小平的民族理论逐渐形成，这一理论的科学内涵为：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主张加速民族地区的发展，争取各民族共同繁荣；坚持和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6 〕邓小平和党中央坚持这一民族理论，并从西藏问题和藏学研究的特殊性出发，研究和制定治藏政策。1986年，批准建立国家级的单一民族研究机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988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机关刊物《中国藏学》创刊，以藏汉两种文本发行。国家级藏学机构和藏学刊物的创办，带来了中国藏学的全面复兴。随后，《中国西藏》创刊，并以汉、藏、英3 种文本发行。
到1998年，西藏、四川、甘肃、青海、云南5 个主要藏族聚集的省区都建立了省级藏学研究机构（所）。后来，这5 省区相继成立了藏学研究会。这5 个省区的民族学院以及中央民族学院都设立了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这些民族学院的学报和5省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刊物， 以及《民族研究》刊物和上述3种藏学专业刊物， 为藏学研究者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的良好园地，从而形成了合理的藏学研究机构和刊物格局。
（3）增养和造就出藏学专门人才。
1977年5月24日， 邓小平强调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7〕遵照这一理论， 中国教育界和藏学界积极为祖国的藏学事业培养教学和科研人才。1998年，西藏大学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填补了西藏硕士点的空白。1978—1998年，20年中，培养了一大批藏学人才，其中硕士近200名，博士10余名， 藏学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形成了老、中、青结合，藏汉学者团结协作，以青年科研人员为骨干的藏学研究队伍的新格局，显示出中国藏学的勃勃生机。
（4）藏学研究结出丰硕成果。
20年来，藏学工作者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在藏学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科研、翻译和出版3个方面：
科研方面。专题研究、断代史研究、通史研究和区域研究都逐渐由广度向深度发展，发表了数千篇藏学论文，出版了数百部藏学专著。这些论著的特点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几乎涉及藏学的各个领域；微观考证与宏观论述相结合；站在藏学的前沿，把握藏学的动态；某些领域的研究成果代表国际水平。把中国的藏学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翻译方面。主要是藏文典籍汉译，外文藏学论著汉译和汉藏文藏学作品英译。其中，藏文和外文藏学作品的汉译成就显著，所出版的藏学翻译作品近百种。这不仅促进了藏学的发展，而且对于增进世人对藏族历史文化的了解，开展中外藏学交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出版方面。20年来，出版了数百种藏学著作，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了中国藏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尤为突出的出版成就是，整理出版了近千种藏文典籍，以大小“五明”藏文古籍和具有藏族文化“百科全书”之称的藏文《大藏经》对勘本的出版为代表。为弘扬藏族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5）藏学理论体系基本形成。
严密的科学体系是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没有一种发展成熟的学科内容不具有一贯性的和严密的理论体系。到20世纪末，藏学的母系统和子系统均基本发育健全，藏学的学科体系已具雏形。藏学研究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剖析藏族社会，研究藏族历史，使中国藏学研究独树一帜。
（6）中国已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心。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藏学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这不仅深化了藏学研究，而且扩大了藏学的影响。藏学的学术交流体现在国内国际两个方面：
国内学术交流。主要渠道为：全国性的藏学研讨会和工作会；区域性（省区）的藏学讨论会；与港、台地区的藏学交流；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学术界与党政部门的交流等。
国际学术交流。主要方式是：中国主办的国际性藏学研讨会， 至1998年，已主办了两届国际性的藏学讨论会，即1991 年北京藏学讨论会和1997年北京藏学讨论会，同时还在拉萨召开了首届《格萨尔》国际研讨会；中国藏学家出席第六、七、八届国际藏学讨论会；单位和民间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国藏学论著的外译，国外藏学论著的汉译。这些都通过《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和《国外藏学动态》两种刊物和出版汉译国外藏学名著体现出来。
中国藏学家通过到国外讲学、出席国际藏学讨论会，并在国外发表和出版藏学论著，第一次走上国际藏学讲坛和论坛。中外藏学界的合作研究，如西藏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合作研究10 年（1988—1998），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该校人类学系主任、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MelvynC.Goldstein）近10年来， 几乎每年都深入西藏进行实地调查，对西藏的真实情况和我国在西藏实行的各项政策有较全面的了解，并撰写了一系列有份量的论著在国外发表，其中：《中国政府在西藏自治区实行的节育政策》一文和《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7—199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又与该校合作进行为期3年的《西藏农区家庭、 老年人与人口生育状况调查》的项目，试图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西藏农区家庭和人口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为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提供科学依据。以戈尔斯坦为代表的外国藏学家对中国藏区和藏族的较为客观的研究，对西方了解西藏和藏族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国际藏学合作的成功范例。
2、现代藏学研究的特点
藏学是一门独特的新兴学科，它具有民族性、政治性、国际性和综合性的特点。20年来的中国藏学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1）理论——藏学研究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2）方法——第一，藏学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注重实地调查和“参与”研究，为藏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第二，藏汉学者密切协作，形成推动藏学发展的最大合力；第三，地方研究与中央研究紧密配合，优势互补，五省区突出地方优势，北京展开全方位研究；第四，文献、档案与口碑、实地调查材料相结合；第五，藏学研究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党政部门结成特殊的关系。第六，藏学研究在坚持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和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方法。（3 ）重点——藏学研究以西藏研究为重点，以历史和政治研究为重点。（4 ）宗旨——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祖国藏学事业，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上述特点，是藏学研究者从藏区和藏学的实际出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进行藏学实践的具体体现。
3、藏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增强
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强调经世致用，即学术研究必须为国家的现实政治服务，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服务。20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藏学界为祖国的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政治上，为党中央制订西藏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依据，为中国的国际政治斗争服务；巩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统一和西藏社会的安宁。阐明西藏的社会特点和发展演变的规律，为治理西藏提供历史借鉴；揭示藏汉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和友好情谊，增强藏民族的内聚力和向心力；论证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央王朝的关系，阐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经济上，“参与”研究，促进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工作者通过对青藏高原的大规模科学考察，撰写出一批高水平的科学考察报告和论著，揭开了藏区自然之谜，把握了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特点和规律，为开发藏区、发展藏区经济提供了科学依据；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藏区的城镇、乡村和牧场，进行艰苦细致的实地调查，分析藏区社会现状，探讨发展藏区经济的优势和不利因素，规划藏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为开发藏区、振兴藏区献计献策，对藏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学术文化上，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兴祖国藏学事业，促进国内外学术文化交流，使藏学成为国际“显学”，藏学工作者通过著书立说、翻译介绍国外藏学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藏学的发展，其丰硕的成果对揭开西藏神秘的面纱，增进国内外人士对藏区和藏族文化的了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华学术的繁荣，对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20年藏学发展的历程表明，邓小平理论是中国藏学复兴的根本保证，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就没有中国藏学事业的全面复兴。中国藏学辉煌成就的取得，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新格局的形成，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
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藏学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一）中国藏学研究任重道远
1、“藏学”概念、对象和范围不明。至今， 藏学界对什么是藏学？藏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藏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关系，以及藏学学科体系等藏学基本理论问题尚未展开讨论和争鸣，更谈不上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藏学”近似于“汉学”，其研究对象和范围只能是藏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有的学者则认为，藏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包括与藏族有关的一切领域，现实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民俗等，当然也属于藏学的范畴；还有的学者认为藏学是一个“学科群”。总之，目前还没有形成能够为藏学界所普遍接受的简明扼要、高度概括、反映藏学实质的定论，这对藏学的发展、宣传藏学和确立藏学在学术文化界的地位非常不利。
2、藏学“家底”不清。从藏文创制、藏族有信史算起， 藏学从起源、发展，到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已有近1300年。13个世纪以来，积累的藏汉文藏学文献浩如烟海，藏族、汉族和其他民族以及国外学者对藏区和藏族的研究成果车载斗量，历代高僧、学者和文人留下了宝贵的治学经验。这是一笔珍贵的藏学遗产和取之不竭的藏学源泉。然而，国内外藏学界至今没有对藏学发展史进行彻底的清理和系统的反思，因而看不清藏学领域的制高点、薄弱环节和空白点，在研究中难免带有盲目性，常常出现选题重复和“撞车”的现象。藏学的许多领域，如思想史、哲学史、人口史、科技史、学术史、历史地理等，几乎都是亟待开发的处女地。薄弱环节需要加强，空白领域亟待填补，藏学研究的一切领域都需要进一步深化。
3、藏学理论体系尚待完善和创新。 现代藏学研究方法的特色很不鲜明，传统藏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十分明显，藏学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具有鲜明藏学特色的现代方法论体系。藏学研究的现实已经证明：缺乏藏学基本理论和完整的藏学学科体系，已成为藏学研究产生飞跃的重大障碍，建构藏学理论和完善藏学体系必须提上日程。
4、现代藏学方法论尚未完全确立。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方法论体系应当包括三个层次：即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唯物辩证法；一般的科学方法论（中间层次）；藏学的具体方法。长期以来，由于藏学界对于藏学的学科特色、藏学与其他人文科学分支的关系缺乏探讨和论证，因而难以界定藏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在藏学实践中主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和一般的科学方法，没有确立藏学的具体方法，这就极大地削弱了非常独特的藏学的特色。
5、藏学研究队伍的素质亟待提高。藏学研究队伍的现代化， 是中国藏学现代化的关键。藏学研究者能否肩负起跨世纪的重任，中国藏学能否实现现代化，取决于藏学人才的素质。目前，相当一部分藏学研究者还不具有完备的现代科学知识，难以熟练地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亟待更新传统观念，树立现代观念。藏学人才的培养格局也不平衡，存在重文轻理的倾向，藏族的考古、地理等方面的人才缺乏，藏医研究人员不懂藏医，天文历算人才青黄不接，长此下去，藏族的天文历算将成为绝学。
6、藏学研究与国家的现实需要还存在差距。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藏学工作者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坚持“二为”方向，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促进藏区的两个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纪之交，“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8〕面对新的挑战， 藏学工作者“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一步把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发展结合起来，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开拓我们事业发展的新局面”，〔9 〕使藏学研究更好地为祖国的强盛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
7、藏学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需要增强。 当今时代是信息化时代，地区界限日益缩小，各种新知识层出不穷，藏学已经超越国界，成为国际“显学”。在学术文化突飞猛进的形势下，传统的藏学学术交流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8、藏学科研出版机构和藏学刊物需要进行改革。 藏学科研和出版机构是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中建立的，其运作方式和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藏学发展的新形势、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和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新需要，改革已成为这些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
（二）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和推动中国藏学的现代化
上述藏学发展的客观形势表明，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中国藏学工作者所肩负的使命更加艰巨——既要对20世纪的藏学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反思，又要确立21世纪中国藏学的发展战略和策略（发展规划）。藏学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邓小平理论，才能更好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圆满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邓小平理论是中国藏学现代化的理论武器和强大动力。
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首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邓小平有两句名言：一是老祖宗不能丢；一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在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即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江泽民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8〕藏学研究不但要从中国藏学、 中国学术文化的实际出发，而且要从藏区实际和中国的国情出发，使邓小平理论与藏学和藏区的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勇于开拓前进；……必须不断认识和统一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必须坚持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理论随着实践的进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发展”。〔10〕遵循“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11〕的方针，坚持藏学研究为藏区和藏族的现实服务的方向。这是实现中国藏学现代化的根本。
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藏学人才是关键。邓小平非常重视人才和人才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12〕只有树立“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3〕的思想，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实现藏学人才的“三化”——知识结构的现代化、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和观念的现代化，掌握现代科学知识，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树立现代意识，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形成一支高水平的藏学研究队伍，才能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必须建立藏学创新体系。邓小平理论是具有务实和创新风格的科学理论，这个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藏学工作者应当把邓小平理论运用于藏学实践中，把务实和创新放在首位，着重从以下三方面开展工作：首先，确立科学的方法论。中国藏学唯有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继承传统藏学研究方法，借鉴现代人文和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建立一套独具特色的现代藏学研究方法，确立中国特色的藏学方法论，并运用于藏学实践，形成中国的藏学学派，“拿事实来说话”。〔14〕才能得到中国学术界和国际学术文化界的认同，使中国藏学走在21世纪国际藏学的前列。其次，建立现代藏学体系。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并且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墨守陈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5〕藏学研究者应当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南，根据这一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结合变化着的藏学和藏区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在藏学的学科体系已具雏形的情况下，应当明确树立一种体系意识，把藏学体系的建构视为藏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当藏学的学科知识积累到一定数量，学科内容发展到一定程度，学科理论达到一定水平时，就应当适应藏学发展的形势，抓往时机，使直观认识上升到理念，把经验知识凝炼为范式，使理论思想升华到新的更高境界。把握藏学的脉搏，认清藏学发展的规律，并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结合中国藏学的实际，确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藏学理论体系，己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藏学研究者应当肩负起建立结构严谨、融会贯通的现代藏学体系的使命。第三，建立现代藏学管理机制。实现藏学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藏学的管理机制。为了实现藏学体系的创新，必须对计划经济下建立的藏学机构进行改革，实行科学化和现代化管理，在藏学研究中引入并确立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创新机制、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制订藏学研究的近期规划和长远发展战略，贯彻“双百方针”，广泛开展学术争鸣，加强学术交流，增强藏学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实现藏学文献和信息的现代化，促进中国藏学走向繁荣。
总之，深化藏学研究领域、完善和创新藏学理论体系、确立现代藏学方法论、造就现代化的藏学人才、加强藏学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增强藏学的学术交流、建立现代藏学管理机制、实现藏学文献和信息的现代化等，都离不开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邓小平理论是中国藏学的创新和走向现代化的光辉指南和强大动力。
20世纪下半叶，中国藏学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使中国藏学得到复兴，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正式形成，交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合格答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藏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是中国藏学复兴的根本保证。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是中国藏学走向繁盛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收稿日期：199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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