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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1)03-0014-06
现代人大多相信人类文明是不断进步的，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强有力地支持了这一信念。当人们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时，便以为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实际上在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动态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人类文明的发展正表现为失控的、盲目的发展，若不及时纠正方向，便可能带着巨大的惯性跌入毁灭的深渊。本文将通过考察现代进步观的历史渊源并分析科技进步与道德进步之关系，去诊断现代人类文明的病症，并尝试着开出治愈病症的药方。
一、西方启蒙时代的进步观
尼采说：“‘进步’只是一个现代观念。”[1]是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重彩特写的人类的进步。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在描述启蒙时代时写道：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人像启蒙时代的人们那样对人的理智能力和科学威力抱有那样的信心，对大自然的规律性与统一性抱有那样坚定的信心，也从未有过一个时代是那样深刻地受到文明的进步感和发展观念的影响。[2]
在启蒙时代，人们之所以有坚定的关于文明进步的信心，就因为他们对人类理性(reason)的力量怀有“完全的信心”，他们相信凭借理性的力量可驱散遮蔽着人类精神的无知和迷信，人们从此即可获得道德和精神的改善，从而生活得更加幸福。[3]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理性的进步统领着一切进步，有了理性的进步，不仅会有技术的进步，而且会有道德和精神的进步。被称之为“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和“法国大革命的‘擎炬人’”[4]的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的观点就是这种历史进步观的典型代表。
孔多塞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历史的进步就相应于人类理性在每一个时代的发展状况。历史并不是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业绩，而是人类理性觉醒的产物。历史的展开就表现为人类理性的不断解放。第一步是从自然环境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第二步是从历史的束缚（即社会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人类自觉进步的要义就在于扫除历史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些障碍来自于两个方面：在上者的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在下者的愚昧和偏见。但二者皆可以而且应该经由政治的和知识的革命而被扫除。人类的进步就取决于理性的进步，而且人类理性的进步具有无限的前景。[5]在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心目中，上帝的位置已为自然所取代[6]，这对孔多塞也不例外。孔多塞认为，“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7]他之所以对人类改善（即趋于完善）怀有如此乐观的信念，就因为他对人类理性进步（或知识进步）怀有无比乐观的信念。他对哥白尼之后自然科学的进步感到无比欢欣。他相信自然科学方法就是可保证人类获得真理的方法，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且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他认为，只要把这种方法“应用到道德学、政治学和公共经济学上来”，这些科学就可以“走上一条几乎和各种自然科学是同样之确凿的大道。”[8]这种关于自然科学方法是统一的发现真理方法的信念，在启蒙思想家中相当普遍，而且影响现代思想至深。启蒙思想家大多相信：既然理性的方法是探究自然奥秘的唯一合适的工具，它也便是解决人与社会问题的唯一合适的工具。牛顿用它探究了物理世界，从而解释了大自然(Nature)，我们也应该用它去解释道德、宗教、社会和政治生活。[9]关于知识探究之方法的统一性信念便蕴涵着知识统一性信念。依孔多塞之见，所有政治上的和道德上的错误都是基于哲学的错误，而哲学的错误又与物理的错误密切相关。[10]知识是统一的，有了全面的知识，就立即驱除了无知和迷信，从而就有了人类文明（或历史）的全面进步。如孔多塞所说的，自然界“以一条解不开的链锁把真理、幸福和德行联系在一起”。知识的进步势必导致道德的进步，“由人类的构成所必然产生的人类的道德善良，正像所有其他的才能一样，是能够无限的完善化的”。[11]
这就是启蒙时期的历史进步观，可把它简明概括为如下信条：(1)人类历史的进步归根到底是人类理性的进步；(2)人类理性就是在牛顿的物理学探究中得以典型体现的理解和探究能力，在方法和逻辑上就体现为自然科学方法，它就是人类知识探究的统一方法，即它适用于人类知识探究的所有领域，也就是说，启蒙思想家所信赖的理性即科学理性（或科技理性）；(3)理性的进步（或知识的进步）决定着人类历史的全面进步，最重要的是，知识进步势必导致道德进步，真、善、美是统一于理性的，即自然“以一条解不开的链锁把真理、幸福和德行联系在一起”，故“自然之光”一旦驱散了无知的迷雾，人类便会进入完美的理想境界。
二、知识与德性的分离
然而，启蒙之后的人类历史（特别是西方历史）无情地粉碎了启蒙学者的美梦。时至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可清楚地看出道德演变与知识进步的背离。今天，人类知识正在市场的激励之下不断创新，加速进步，但人类道德与传统社会人的道德相比较并没有什么改善，即科技正加速进步，但道德并没有进步。对此，西方许多政治家也供认不讳。[12]人类的德性已与知识分离，而这种分离就肇始于启蒙。
在西方文明的古希腊时期，德性与知识是不可分离的。苏格拉底有个著名的口号：德性就是知识。他所说的构成德性的知识相当不同于现代人所说的知识，他所说的知识不仅包括关于各种具体事物的信念(beliefs)，而且包括分辨事物的能力和行动的能力(an ability to act)。[13]亚里士多德在解释苏格拉底的思想时说：“他相信所有的德性都是知识的形式(forms of knowledge)；以至于当我们知道何谓正义时，我们便立即是正义的了。”故“在谈及德性时，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知道什么是德性，而是如何产生德性；我们并不想知道什么是勇敢，但希望成为勇敢的人。”[14]可见，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所讲的知识主要是道德知识，是直接指导行动的知识。这种知识总括在哲学的门下，是关于人类的综合性的信念，[15]是一种指导人生的艺术，是实践性的知识，亦即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正确理解。[16]在古代社会，德性与知识的合一并不仅体现于苏格拉底等人的思想表述，更体现于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的要求。[17]
由孔多塞所表达的知识观似乎仍承袭了苏格拉底的传统，其实不然，因为在启蒙时代，知识的典范已不再是关于道德和生活的艺术，而是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自然科学知识。培根的著名口号——知识就是力量——更能代表启蒙之后的知识观。培根“鄙视传统的大师”，认为他们只会“采用空洞的概念”，“夸夸其谈地教训人”。[18]培根对技术发明的重视远甚于对思辩性理性的重视，在他看来，技术就是“知识的实质”，“知识的目的不在于概念和观念，不在于侥幸地了解而在于方法”。研究的“真正目的和科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满足，而在于“程序”，即“有效的工作程序”。“人们想从自然界学到的东西，都是为了运用于自然界，都是为了操纵和征服自然界”。培根相信：“战胜迷信的理性可以指挥失去了魔力的自然界。知识就是权力，它既无限地奴役生物，也无限地顺从世界的主人”。[19]“上帝死了”之后，世界已被祛魅，人便是“世界的主人”。至此，知识已不再是直接指导人生的艺术，而是“操纵和征服自然界”的“方法”或“有效的工作程序”，也正因为如此，知识才是力量。如果说孔多塞所表达的理性进步包含着道德进步的信念是启蒙思想的一维，那么培根关于知识就是“有效工作程序”和方法的实用主义观点则是启蒙思想的另一维。但这两个维度是彼此冲突的，这是启蒙思想内在的张力。在培根的知识观中已表现了知识与德性的分离。对知识的追求即对力量的追求，而不是对德性的追求。有力量者未必有德性，有德性者未必有力量。人类的体力并不比象、狮、虎、熊等大型动物的强大，人类之所以比它们更有力量，原因有二：一是人有智能，有知识，即能掌握一套“操纵和征服自然界”的“方法”或“有效的工作程序”；二是人能社会地联合起来，但人类社会组织之所以高于猴群，归根结底因为人具有高于猿猴的智能。正因为如此，现代人对力量的追求势必表现为对智能和知识的追求。
古希腊人对德性的重视在中世纪人那儿表现为对上帝的虔敬和拯救灵魂的努力。在中世纪，人既崇仰上帝的至善（尽善尽美），又敬畏上帝的全智全能，但不敢觊觎上帝的全智全能，那种“想与上帝并驾齐驱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欲望”被视为不可赦免的罪恶。自文艺复兴始，西方人逐渐视“凡人的幸福”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于是，他们不再崇仰上帝的至善，不再向往“上帝之城”。自培根之后，人类又开始追求力量，并且日益滋长起“想与上帝并驾驱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欲望”。或说人类不再崇仰上帝的尽善尽美，但已开始觊觎上帝的全智全能。人们当然明白个人的力量和智能是有限的，但他们相信人是作为类而存在的。可历史的走向上帝的全智全能，即通过文化“遗传”和历史积累，人类知识会日益穷尽自然的奥秘，从而自然界中与人类为敌的力量会日渐消失，从而人类会日益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一思想倾向在孔多塞那儿已得到相当明确的表述，[20]在当代科学家那儿则有更加极端的表述。例如，“世界历史上最审慎、最守旧、最保守的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了宇航员约翰·巴罗和数理学家弗兰克·蒂普勒合著的《人类宇宙学原理》。“在这本书的末尾，两位作者描述了人类在遥远的将来到达‘欧米茄点’——即人们最终能为所欲为之‘点’——以后的情景。”“从到达‘欧米茄点’的时刻起，生命将不仅能控制某一个宇宙中所有的物质和力；而且能控制逻辑上可能存在的一切宇宙的物质和力；生命将扩展到逻辑上可能存在的一切宇宙的所有空间领域，将能够储存无限的信息，包括逻辑上可获得的一切知识。”[21]当人类到达“欧米茄点”时，人类知识便已囊括了宇宙间的所有奥秘，即一切尽在人类的掌握之中，那时人类当然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人类已达到上帝的全智全能。
现代人对力量的追求，既表现为人类共同体内部的个体、党派或民族对权力或霸权的追求，也表现为人类全体对地球的榨取和征服。对地球的榨取和征服则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经济竞争，在今天则体现为全球化的经济竞争。“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口号标志着人的扩张性的主体性的张扬，无论是人类共同体内部的权力角逐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经济竞争，都是人的扩张性的主体性的表现。今天，人们对争夺霸权的战争已有普遍的厌恶，但对全球化经济竞争所造成的生态压力却浑然人觉。如今，人们正兴奋地谈论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在知识经济时代，培根的口号已被“知识就是金钱”所取代。在明晰界定了知识产权之后，知识与金钱便可直接交换，知识更直接地服务于经济发展了。然而，从“德性就是知识”，到“知识就是力量”，再到“知识就是金钱”，德性与知识已完全分离。在苏格拉底看来，有知而无德是不可想像的，人不会有意地做坏事。[22]然而，今天有知无德者甚多，这是培根之后现代西方文化唯理智主义价值导向的结果。现代社会只是“个人实现自己欲望的竞技场”。[23]德性对人生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和智能。今天你若指责某人无德，他可能并不在意，但你若说他弱智他多半会恼羞成怒。现代制度使有德无能者难以生存，但无德有能者如鱼得水。正因为如此，才有现代科技飞速发展与道德退化的巨大反差。历史并未完全按照启蒙思想家们的意愿发展，启蒙思想的内在张力决定了道德与知识的分离，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理性的进步并未带来道德的进步。
或有人说，人类社会不必有孔多塞所预言的那种完美，人类道德也不必有那么大的进步，守住道德的“底线”就够了，有了“底线道德”和科技进步，足以保障“最大多数的人”尽享“凡人的幸福”。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对智能和力量的贪求若失去了道德的制约，会导致人类的自毁，这是本文以下要着力加以说明的。
三、唯理智主义的误区
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24]，但人又只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25]，人只能在思想中触及无限，而不可能占有无限，也不可能通过理性去逻辑地把握无限。从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到汉森、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的科学哲学已很好地论证了这一点。逻辑实证主义者已承认任何科学理论都只能得到部分证实，即科学理论只是概然性的假说。[26]在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看来，科学知识只是包含部分真内容的猜想。[27]科学方法最突出的特征便是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事实”去逻辑地支持被信持的理论，但汉森、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著名哲学家已充分证明，人类永远也不能以绝对中立于理论的纯粹客观事实去证明科学理论，因为“观察渗透着理论”。[28]所以，科学理论永远只是概然的、包含着部分真内容的假说，人类知识永远不可能到达什么“欧米茄点”。只有过分为人类现有知识成就所陶醉又不懂科学哲学（或哲学认识论）的科学家才会作出约翰·巴罗和费兰克·蒂普勒所作的那种断言。人类知识不仅永远不可能究尽自然的一切奥秘，而且它相对于大自然所隐匿的奥秘，永远都只是沧海一粟。[29]
就此而言，现代人以追求上帝之全智全能的方式追求无限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他们试图用实证的方法逻辑地把握宇宙间的一切奥秘，再用物质的（机械或电子的）手段去操纵、征服无限的自然，以满足无限膨胀的物质贪欲。然而，人毕竟只是有限存在者。个人是有限的，个人的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牛顿诚然独自一人创立了经典物理学，但他无力使之完善化，即便后人使之得以发展了，它也远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绝对真确的描述。牛顿很谦虚，说他自己一生的发现，就像一个在大海边玩耍的少年，偶尔拾得几枚美丽的贝壳。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由有限个个人（60亿个人也是有限个个人）组成的人类的认知能力仍然是有限的，历史地积累起来的人类知识仍然是有限的。有限性是人的本体论特征，人永远不可能超越他的有限性。追求无限是人的与其“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30]相伴随的特征。现代人对无限追求的类表现便是对“全智全能”或“欧米茄点”的追求，而个体表现则是对物的永不知足的占有，即占有尽可能多的物。无论是类表现还是个体表现都是荒谬的表现，类表现的荒谬便在于人类试图以有限的认知能力去认知无限的宇宙奥秘，并希望在将来的特定时间到达“欧米茄点”；个体表现的荒谬则在于个体无论占有多少物，他占有的都只是有限而不是无限。如帕斯卡尔所说的，“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31]现代西方文化的唯理智主义激发了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欲望”，激励着人们追求上帝的“全智全能”，激励着人永不知足地占有物质财富，其实是激励人们以无法触及无限的方式去追求无限，这便是唯理智主义的误区。
加缪会说，人的存在本是荒谬的，以荒谬的方式追求无限，正是人的本体论的荒谬。然而现代唯理智主义的荒谬不仅决定了人类追求无限的西西弗斯式的徒劳无功，而且导致了人类生存的巨大危险。
追求力量的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到达知识的“欧米茄点”，从而永远也达不到所谓上帝的全智全能，但近几百年的智力探究确实带来了“知识爆炸”，确实使人类的力量激增。“知识爆炸”是相对于古人和其他物种的无知的“知识爆炸”，而今天人类的强大也只是相对于古人或其他物种的弱小的强大（即人类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物种），而决不是上帝式的全智全能的强大。这种意义上的强大又失去了道德的约束，便置人类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人类因道德上的不成熟，而易于滥用自己的强大力量。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充分表现了人类互相杀戮的残酷，今天人类所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地球好多次，只要人类仍处于今天的道德不成熟状态，就很难彻底驱除核战争的阴影。一旦打起核战争，人类便会在核硝烟中一起灭亡。如果说大多数人皆有对核战争的警惕和反感，那么另一种危险远未引起大多数人的足够重视，这便是现代人对物质财富的贪求和对经济增长的无限追求所造成的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压力。今天的地球已有60亿人，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过美国人过的那种富裕生活，于是几乎每个国家都拼命地发展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市场把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人们协调了起来（并不排除竞争甚至斗争），形成了巨大的整体力量，财富的增长归根结底来源于这种整体力量对地球资源和能源的榨取，在这无休止的榨取过程中，人类会在生态危机中愈陷愈深。地球生态系统总崩溃之时，便是人类陷入灭顶之灾之日。
弱小的古代人不会面临现代人正面临的种族灭绝的危险。一个弱小的民族会遭受外族的侵略，甚至被吞并，然而，仅用刀剑的战争绝不会造成种族灭绝，即便是世界性的战争。一个人口过分密集的农业地区的生态可能会受到严重破坏，但传统农业绝不会造成全球性的生态破坏。现代人类恰因为自己强大了，才被置于种族灭绝的危险边缘。原因就在于现代人的强大绝不是上帝般的强大，而只是相对于地球上其他物种和自己祖先的强大，只是能够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的强大，却不是能够征服自然的强大。人类若真的能像上帝那般强大（即人类确实可到达“欧米茄点”），那就无需为任何危险担忧，可人类永远不可能如上帝那般强大，故为了摆脱自己加诸自己的危险，人类须调整追求无限的方向，由不遗余力地追求科技进步转向追求道德的提升。仅当人类能用成熟的道德和智慧指导自己的努力方向时，人类才不会因自己的强大而毁灭。
四、人类自救的出路：道德上的提升
人类既不可能用实证方法逻辑地认知无限（到达“欧米茄点”），也不可能以占有物的方式占有无限，但人可以在思想中触及无限，理解无限。
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宇宙不仅具有时空上的无限性，而且内蕴无穷奥秘，这种意义的宇宙不同于现代宇宙学所描述的产生于“大爆炸”的宇宙，这是哲学意义上的宇宙，是逻辑上可能的宇宙，我们可将它等同于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所讲的存在不是不变的存在，而是处于永恒变化之中的存在，是处于不断生成之中的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存在也是大自然的存在。大自然的存在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可以能动地改造大自然的某个局部，如地球表面，但人不可能征服大自然，因为大自然作为不断生成着的无限存在永远隐匿着无限的未为人知的奥秘，故人类不能指望自己会在向“欧米茄点”的挺进过程中日益自主，更不能指望一朝到达“欧米茄点”即可为所欲为，因为大自然永远握有惩罚人类的无穷力量。可见，大自然就是人类须对之心存敬畏的终极实在。人类对无限的追求应该表现为对终极实在的理解和敬畏，并进而表现为对德性和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
如果说以追求“欧米茄点”的方式和贪求物质的方式追求无限是荒谬的，那么，通过对终极实在——大自然——的理解和敬畏而实践的德性培养和精神求索却可向无限敞开。理解自然涵盖了认知自然事物，对自然的理解必须奠基于自然科学对自然事物的认识，当我们能站在知识的边界上而“面对”“不可言说的”存在时，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对大自然心存敬畏之情，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膜拜自然之神，相反，敬畏自然的感情会激励我们不断地叩问自然，虚心地倾听自然的“言说”。自然科学研究应是叩问自然的方式，应是倾听自然“言说”的方式。消解了关于“欧米茄点”的神话之后，我们就决不会希冀自然科学在某个时刻终结或彻底完成。自然科学永远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因为它的总体内容与大自然所隐匿的无限奥秘相比，永远只是沧海一粟。正因为如此，自然科学探究可以成为人类无限求索的方式之一，对自然心存敬畏的科学家将永远行进在叩问自然的道路上。这样的科学家将会不同于为商业服务而一意寻求征服自然的“工作程序”的科学家。所以，敬畏自然并不要求我们放弃科学研究，停止技术创新，只要求我们放弃征服自然的野心，培养倾听自然的言说的虚心。我们可以为理解自然而加倍努力地从事科学研究，也可以为保护地球而发明保护性的技术（即绿色技术）。有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就不会认为道德只涉及人事而与自然和非自然物无关，从而认识到我们不仅应为他人、社会以及人类负责，而且应为地球的生态平衡负责。
启蒙思想家们原认为善可统一于真，即道德进步可统一于知识进步。可启蒙思想的内在张力决定了道德与知识的分离，这便使启蒙之唯理智主义导致了现代科技进步与道德退化的巨大反差。当启蒙学者们一方面以自然取代了上帝，一方面宣称人类可通过知识进步而征服自然时，西方人便已割断了与终极实在的最后联系。从此，道德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20世纪的西方伦理学家则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掘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人的道德选择便成了纯粹的主观选择，道德规范和法律则成了社会竞技场的游戏规则，伦理学也便失去其本体论基础。如果我们能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体认到大自然的无限和大自然的主体性[32]，便能认识到，现代人类之所以亟需道德上的提升，人类的道德进步亟需追赶科技进步，决不仅是主观选择的事情，而是具有生存论上的紧迫性的事情。科技进步所赋予人类的强大力量必须用道德和智慧的法码去平衡，否则，人类会因滥用自己的强大力量而自毁（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如今仅有不打核战争的理智已不足以保障人类的安全，滥用科技力量，肆无忌惮地榨取地球以满足自己的物质贪欲，也会使人类走向毁灭。有了对自然的敬畏，我们便可使事实与价值得以沟通（对此笔者将有专文论述），从而使伦理学获得其本体论基础。大自然已通过自然科学告诉人类：地球的生态系统已十分脆弱，每年都有大量的生物物种在灭绝；淡水资源已难以保证日益增多的世界人口的饮用；海洋已受到严重污染；冰川则因地球的“温室效应”而开始融化；臭氧层出现空洞；土地则日益沙化……这些都是自然科学所揭示的事实，也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由这些事实我们应得出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呢？应得出这样一些价值判断：人类必须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必须改变追求无限的方向，不应只一味追求力量（即一味追求科技进步），应该追求德性和智慧，应该努力走向精神上的成熟。走德性培养和精神求索之路，才是追求无限的正确道路，踏上这条求索之路，人类才能培养起与自己的强大力量相称的德性和智慧，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巨大力量有了道德和智慧法码的平衡，才不致使人类文明毁灭于核战争与生态灾难。
如果知识与德性不可能重新融合，那么，人类追求就不可只指向知识而不指向德性。人类德性的改善与人类的智慧已与知识进步不相称。就此而言，现阶段的人类对道德进步的重视应更甚于对科技进步的重视。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追求完美，不如说是为了生存的安全！
收稿日期：200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