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省制体系问题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代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辽代省制问题，中外学者都曾有过研究，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由于古代史书对辽代省制的记载失误和疏漏太多，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本文试就辽代省制体系问题作粗浅分析，以祈方家指正。
辽建国之初，太祖耶律阿保机因名而设的汉官，是直承晚唐、五代官制体系。对从后唐入辽的官吏，给予后唐的高官职。如康默记为左尚书①，韩延徽守政事令②，王郁为同政事门下平章事③。实际上，凡藩汉相涉事及汉制建设，皇帝都参用他们的建议并利用他们扩大军事征服，安定新占领汉人地区的社会秩序，他们的官称和实际职掌并不相符。这时，辽尚无正式的三省机构。
自太宗耶律德光入汴（今河南开封），因后晋置汉人枢密院兼尚书省，始设汉官机构，管理汉地事务④。性质上是地方性和临地性的机构。世宗耶律阮以后，南面官制逐渐形成体系，中书省成为中央政府机构之一。但纂《辽史》的史臣对官制中的北面官系统记载较多，对南面官系统则记较较少，对其演变过程更缺乏记载。所以本文只能从零星的记载中予以分析。
通观《辽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尚书省、门下省并不是独立机构。依据如次：
第一，《辽史》中没有关于尚书省、门下省建立的记载，但有政事省（后改为中书省）建立的记载。《辽史·百官志》：“中书省。初名政事省。太祖置官，世宗天禄四年建政事省，兴宗重熙十三年改中书省”。关于尚书省、门下省，《百官志》记载：“其始，汉人枢密院兼尚书省，吏、兵、刑有承旨，户、工有主事，中书省兼礼部，别有户部使司。以营州之地加幽、冀之半，用是适中矣。”这很显然是含糊地依机构内部组织状况判定机构的存在。《百官志》又载：“中叶弥文，……于斡古得为常侍，刘泾为礼部尚书，知有门下、尚书省矣。……张干政事舍人，则知有中书外制。……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咸在方州，如唐制也。”可见，《辽史》所列尚书省、门下省的组织机构乃是依前代官制所作的模写。其以唐制看待辽制显然是错误的，而因官判断机构也是不足取的。
史愿在《亡辽录》中也犯了同样错误，言“（辽）分置南面汉官，左右相、参知政事，枢密院直学士主汉事、州县；中书、门下共一省，兼礼部，有堂后、主事、守挡官各一员；尚书省并入枢密院，有副都承指，吏房、兵房、刑房承旨，户房、厅房——即工部也，主事各一员。”⑤他是参照宋朝的官制体系看辽南面汉官的，其“中书、门下共一省，兼礼部”与“尚书省并入枢密院，有副都承指……”，明显地是在寻找三省的去向，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门下省已不存在，尚书省也为枢密院所取代。
第二，《辽史》关于官署之印，仅提到中书省有银铸印。这说明经过中晚唐、五代变化了的三省制已经名实不符，承继五代体系而设的辽代汉官制，尚书省、门下省已不重要，作为官署标志的官印都没有，便是一个物证。此即所谓辽代省制是以中书省为主的省制。
第三，中书省作为独立的政务机构有参政的记载。如天禄五年夏五月，“诏州县録事参军、主簿，委政事省铨注。”⑥此诏令，使六品以下低级官吏的除授由中书掌握⑦。与唐由吏部掌握完全不同。也说明三省合一，不是史愿所说的那样。又“（开泰三年七月）壬辰，诏政事省、枢密院，酒间授官释罪，毋即奉行，明日复奏。”⑧更明确的记载是：“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文官县令、録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⑨据此，可以确定中书省是辽代南面官系统的主要机构。《辽史·百官志》也载：“天禄四年，建政事省，于是南面官僚可得而书。”
另外，从尚书省、门下省官吏的虚、散，也可以证明辽代省制是以中书为主的省制体系。人们往往误以为尚书省、门下省各是由一批官员组成的独立官署。究其所原，实由于《辽史》的编纂者，在有限的资料条件下，没有首先弄清辽代省制的发展变化，就将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官员，不加分辨地依照“凡唐官可考见者，列具于篇；无征者不书”的原则⑩，简单地罗列成尚书、门下组织，从而掩盖了辽代省制的真相所致。现以此为前提，分别讨论有关尚书、门下系统的具体状况。
太祖置左右尚书，当属沿名设官。考尚书令一职，世宗以后，为是官者仅萧思温一人。韩匡嗣、韩德让、室昉②三人为尚书令，都是死后追赠。另有一种情况是封高丽王，即册封给邻国臣服的君主以尚书令。如《全辽文》中，许多遣使册封高丽王的文札中都出现“册尔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高丽国王”的字样。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国内的大臣，还是国外的君王，这些被授予尚书令衔的人的地位都很特殊。萧思温是当时的实权人物，为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地位相当显赫。韩匡嗣深得皇帝宠信，且为韩德让之父。而韩德让、室昉都曾权倾朝野，有功于辽王朝，所以死后得殊荣。至于高丽国王，则本是邻国的最高统治，臣服于辽朝，辽朝皇帝在册封其为国王的同时，加以遥授的辽朝高官，更能看出，尚书令纯粹是荣职，是非有大功德者不授的虚衔。左、右仆射，左丞、右丞的任选情况，史书记载很少，查《韩知古传》，知其任左仆射是为赏其辅助之功。《武白传》记载：“迁尚书左丞，知枢密事，拜辽兴军节度使”武白拜辽兴军节度使当是实职，知枢密院事为兼职，尚书左丞可能是表明其职位高低的散官。从《冯从顺墓志铭》的记载，冯“散官自国子祭酒工部尚书至司空太傅太尉”看(11)，工部尚书，唐初是实职，至辽已成为散官。左、右丞，其道理与此应是同样的。至于左司郎中、右司郎中、左司员外郎等未载所任之人，更少见除拜。其选授情况，实际性质虽不可妄下结论，但也可以推断，这些官在辽代，如果不是没有设置，就是属于不重要的官职。
有关六部，《辽史》将其与尚书省并列，若不是《辽史》的失误，便是找不到它们之间的隶属关系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处理办法。据三省制发展史，六部与尚书省之间的关系早在唐朝中后期就已开始松弛，后来六部脱离尚书省，成为独立的办事机构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情况确是这样，则又是尚书省失去存在意义的一个佐证。六部的组织状况：工部尚书，从前引《冯从顺墓志铭》看应是散官。吏部的职事，基本上归中书省。礼部之事，也已转入中书、门下官吏手中(12)。兵马之事属枢密院。户部，最初已是“别设户部使司。”刑部，初归汉人枢密院，后所属不明。史愿遂误以枢密机构为尚书省合并机构。
门下省组织，《辽史·百官志》列有侍中、常侍、散骑常侍、给事中、门下侍郎等职。下设机构列出很多，如起居舍人院、左谏院、通事舍人院、符宝司、东上閤门司、西上閤门司、东头承奉班、西头承奉班、通进司、登闻鼓院、匦院、诰院。对各机构的任职情况也作了简单罗列，但并未书明门下省的职掌。辽代皇帝受册仪和册皇太后仪等各种大型仪式，有侍中、东上閤门副使、西上閤门副使、通事舍人、符宝郎等参加执礼过程(13)。对外使臣中也有西上閤门使等职。如《圣宗本纪》：“（统和二十一年）六月己卯，赠继迁尚书令，遣西上閤门使丁振吊慰。（五月丁巳，西平王李继迁薨。）”表明辽代确实设有这些官职。但设置的情况如何？沈括《使虏图抄》载：“（单于）庭以松干表其前，一人持牌立松干间，曰閤门。”其设置仅是具礼而已，与唐朝的閤门使并不相同。以此例看，《辽史》门下省下列的许多官吏，或许是零星因事而设，有否相应的机构很值得怀疑，其归属问题自然与唐代之制不尽相同。其他如起居舍人院、左谏院等也只是办事机构，并不参加国家大政的决策、审核，也不可能象唐制门下省下属机构那样有严密的统属关系，这从参政的记载中不曾提及他们可以证明。辽常见侍中一职，只是兼官或尊官。如《辽史·耶律贤适传》：“保宁二年秋，拜北院枢密使，兼侍中，赐保节功臣。”更多的记载则是死后追赠侍中，如刑抱朴、韩德威、刘景等。
总体看来，《辽史》所列的尚书省、门下省官吏，实际上已与唐代三省制实行时完全不同了。尚书令、各部尚书、侍中等高级官职已成为纯粹意义上的散官，有的为尊职，有的为荣职，都是赏功或表示地位高下的虚衔。其他如閤门使之类的官职，设置的情况也因时因事发生不少变化，归属和职掌都赋予了新的含义。再按唐制加以看待显然是错误的。由于尚书、门下组织变化如此之大，尚书省、门下省失去存在的意义是正常的、合理的。
在辽代省制系统中，唯一独立的官署——中书省，也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辽代的中书省虽是南面官系统的主要机构，但其地位却已远远小于唐实行三省制时的中书省，也不同于宋代作为中央政务中枢之一的中书省。辽代重要军政事务，多诏南、北枢密使和北府、南府宰相商议、决策。如重熙二十一年秋七月甲辰朔，“诏北府宰相萧塔烈葛、南府宰相汉王贴不、南院枢密使萧茸、知北院枢密使事仁先等，赐坐，论古今治道。……己酉，诏北、南枢密院，曰再奏事。”(14)直接向皇帝奏事的机构，也是北、南枢密院。如：“（咸雍八年）二月丙辰，北、南枢密院言无事可陈。”(15)这决不是个别例子，通观《辽史》对北、南枢密院议政、决策、奏事的记载颇多。这表明辽代不仅继承了五代的传统，更结合了自己以军事兴国的特点，遂使枢密院的权力极大。它不仅掌握军权，而且是辽代实际的政务中枢，唯一完整的决策机构。从枢密院的发展来看，最初太宗入汴仿晋制设没人枢密院，是枢密院机构被辽代因袭的开始与试验阶段。世宗时，北面官系统也正式设立了契丹北、南枢密院，北枢密主兵，南枢密主民。元好问所说的“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16)正反映的是这一时期的情况。南面官系统的汉人枢密院，治理汉地事，它在整个枢密院系统中微不足道。地位最高的则是契丹枢密院。辽中叶以后，大约在圣宗时期，北、南枢密院的地位已上升为管理全国的军政大事，北院管契丹军政，南院管汉人军政，这一变革，史书没有明文记载，但从本纪中参议、决策、奏事的内容可以断定。
应当明确的是，辽代中书省中属于南面官系统，但并不单纯为一方机构，也是国家政务机构的一部分。李俊认为：“惟辽国官制，以北统南。南面三省，既不过为方面机关，则其僚佐，不宜次于宰相官属之列。”(17)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从辽行宫中央简设的毡帐来看，中书省与枢密院一样，都有固定的位置：“单于庭，有屋，单于之朝寝，萧后之朝寝凡三；其余皆毡庐，不过数十，悉东向。庭以松干表其前，一人持牌立松干间、曰閤门，其东向六七帐，曰中书、枢密院、客省，又东毡庐……。”(18)
总之，辽代的省制很特殊，不同于唐末、五代及宋相连的三省重叠虚置体系，中书省作为独立的机构，已脱离开三省体制的牵连。但作为中央一级机构的中书省，参政范围很小，始终居于次要地位，体系简单，权力不大。同其后的金代相比，它还没有进入一省体系。
注释：
①《辽史》卷74《康默记传》。
②《辽史》卷74《韩延徽传》。
③《辽史》卷80《王郁传》。
④⑩《辽史》卷47《百官志三》。
⑤《三朝北盟会编》引史愿《亡辽录》。
⑥《辽史》卷5《世宗纪》。
⑦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⑧《辽史》卷15《圣宗纪》。
⑨《辽史》卷32《营卫志·行营》。
(11)见陈述辑校：《全辽文》卷6。
(12)(13)参见《辽史》卷52《礼志五》。
(14)《辽史》卷20《兴宗纪》。
(15)《辽史》卷23《道宗纪》。
(16)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卷27《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
(17)李俊：《中国宰相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六十九年（1981年）第二版，第190页。
(18)《永乐大典》引沈括《使虏图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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