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之“群”：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困境——以许广平及其经历的女师大学潮分化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潮论文,为例论文,师大论文,民国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女性的出现是理解现代个体如何形成的重要议题。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一直存在一个颇显争议的问题：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及其行为方式是否只有“个人主义”这一个面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又该如何理解她们对民族救亡和社会改造的热忱？这是否只是民族国家话语对个体解放的压抑和剥夺？从表面上看，这一争论似乎只是主义与立场之争，但它在根本上却关涉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理解以新女性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个体的群体观念。 张灏通过分析五四思潮，敏锐地指出此时期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两歧并存的现象，个体虽然追求自我的自由和发展，但仍具有“以社会为本位，以有机体为模式的集体心态”(张灏，2006：218)，即社群取向仍然深植人心。这一发现也得到了后来学者的进一步论证，许纪霖(2008b：57)指出这一取向在一定意义上受到了传统儒家“群己观”的影响，“个体无法自证其人生之意义，‘小我’只有在‘大我’之中才能实现自我之价值”；杨念群质疑西方式的“个人主义”是否是“五四运动”的惟一目标，并指出中国历史脉络中存在的“以集体原则规范行为”的惯习对于我们理解五四思潮同样重要(杨念群，2009：13)。事实上，这些研究都试图说明，“五四”弄潮的现代个体，在追求个人主义的同时，仍强调自我对“群”——社会和人类——的担当。那么，思想史上的这种“社群倾向”在同时段的社会史上有何种反映？个体对“群”的这种渴望与担当促使他们在现实中进行了何种群体重建的实践？他们在实践中是否实现了“群”的理想？如果没有，个体又将如何安顿自我与群体的关系？ 其实，对于新女性来说，除了这种思想层面的“社群取向”，群体的重要性还展现在她们切身的生命经验里。首先，在追求个体解放的过程中，“离家”①不仅使她们摆脱了传统家制的束缚，而且也让她们失去了家庭这一共同体给予的资助、帮扶和温暖。可以想见，作为孤单的个人，她们在女性仍旧缺乏活动空间和支持机制的社会中，无疑期待着一种“群体”的支持和归属。其次，对于这些新女性来说，人生的道路和可能仍然非常狭窄。虽然在观念和态度上不同于传统女性，但在自我实现的问题上，除了成为“贤妻良母”、融入特定的“家”之外，她们尚未看到其他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她们所向往的乃是一种新式的共同体，一种既能保持个体独立，又能使自己归属其中的群体。所以，当这些“离家”的女学生在新式学校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学生自治会时，她们无疑看到了某种新的可能；而且，学生自治会更像一个可以辐射到每一位学生的光源，吸引着每一个人的眼睛，把她们的心联结在一起。因而，身处这样一个同学群体中，她们必定会为这种新的归属而欣喜。 但是，我们对女师大学潮的研究发现，这一同学群体却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不断分化的命运。因为，对于学潮新女性来说，她们向往的群体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她们也并非不加辨别，而是需要以观念和思想的一致性为前提。因而，正如鲍曼在考察现代共同体时所指出的，一个现代共同体“所有的同质性必须通过筛选、分离和排斥”(鲍曼，2003：10)来实现。也就是说，要通过排除思想相异的个体来维护群体的统一，并且，这一过程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总要“定期更新”，“永远需要警戒、强化和防御”(鲍曼，2003：11)。在女师大学潮中，我们将会看到，在一连串历史外力的作用下，激进的女学生如何捍卫这种同质性，进而导致群体的不断分化，以致“群”之理想在现实中步履维艰，无从实现。以往有关这类群体分化的研究，大多用力于讨论成员之间的“主义”差别与派系差异(郑文祥，2000：75-76；吴小龙，2006：219)，这固然是群体分化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一讨论仍旧无法回答本文开篇所提出的问题，这些有着不同主义和派系的个体如何理解“群体”，他们心中期待的又是怎样的群体？ 为此，本文在对学潮进行事件史分析的同时，更试图深入到个体层面，以许广平为个案，具体分析这种有关群体的理解和期待在何种意义上助长了现实群体的分化；同时，群体分化反过来又对这些成员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什么影响。正是从事件史和个体精神史(intellectual history)(孙有中，2002)的互文中，我们试图呈现出以新女性为代表的中国近代个体所面对的“群体—个体”困境。这既表现在他们所处的外部组织环境上，也体现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之中。而对这一精神困境的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新女性”这一人格类型，更能使我们对现代个体的心灵深度有所体味。进而言之，“全体—个体”的精神困境并不仅仅出现在学潮中，当这些新女性带着自己的困惑从学潮走向更广阔的社会运动或社会生活时，我们就能看到上述困境的踪迹，由此能对中国近代个体之所以最后或走向革命的集体主义或走向虚无的个体主义有所理解。 二、学潮、新女性与自治会 学潮的持续发展与高涨，是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并且，这一现象在凤毛麟角的女校中也非常普遍。据笔者初步统计，在1911-1925年间，共有31起女校学潮可考，且大多数发生在1919年之后的女子师范学校中。女学生的参与学潮，和男学生相比，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五四运动后学生反对校内和校外权威、参与社会革新的表现，因而，学界似乎很少对女校学潮进行单独研究。但是，如果我们从新女性的生命历程角度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对于离家之后的女学生来说，“学潮”不仅意味着政治参与和反抗活动，更意味着一种以学生自治会为中心的新式群体的建立，以及对这一志同道合的新群体的激情。 在民国大量的学潮事件②中，1925年的女师大学潮是一个重要的个案。“学潮”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指“学校内部的风潮，与学生切身利益有关”，它与另一个概念“学生运动”有所差异，后者主要指“学生对于国家社会以群体利益作出发点，具有政治意义”(吕芳上，1994：1；许杰，1946：21)。但是，随着学潮的发展，它也会演变成为学生运动，比如，学生常常因为对教育体制的失望而对其背后的政治状况不满，从而对整个社会体制展开批判，女师大学潮就是其中的一例。“女师大”全名“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当时国立女子教育的最高学府。其时的女校，特别是女子师范学校，虽然数量较少，但在学潮运动方面，却与男校没有太大差别。③和大多数学潮一样，女师大学潮起因于学生反对校长：④学生自治会为了替三位被校长勒令退学的同学主持“公道”，也由于平时对校长的诸多不满，⑤号召全校学生集体驱逐校长。但是，校长坚不辞职，教育厅又故意拖延，使得学生撤换校长的要求迟迟得不到满足，并最终演变成为学生对教育总长章士钊及其背后的北洋政府的反对，以及后者对学生的暴力镇压。 已有对这次学潮的研究，有的着力分析事件所受的各党派影响(陆建德，2014b；吕芳上，1994)；有的则试图理解事件中的“反面人物”章士钊和杨荫榆失败的原因，或者为其“申辩”(滕峰丽，2004；魏善玲，2010；陆建德，2014a)。对于这次学潮的主体——女学生，则缺乏相应的了解。在民国学潮和学生运动的研究中，“学生”的位置一直颇显尴尬，他们一方面被赞许为“除旧布新的重要社会力量”(桑兵，2007：1)，另一方面却又同时被批判为“缺乏理性与科学精神”(桑兵，2007：16)，“滥用权力”和“武力”(娄岙菲，2013)。而对于他们发动学潮、坚持学潮的理念和追求，以及其中存在的困境，则少有研究。对于女师大学潮中的女学生研究来说，这种情况尤其突出。这些女师大女生，除了“学生”这一身份外，还代表着中国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她们对学潮的坚持也有着比独立自治更复杂的诉求，然而这些诉求却一直没有得到研究者充分的重视。一般来说，“新女性”常常被定义为晚清以降，不满于传统束缚而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新式女性(胡缨，2009：5；杨联芬，2010：206)。这一形象虽然深入人心，但与历史中的女性经验相比，这一界定显然受到了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即忽视了这一代女性有关“群”的理想和困惑。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们追求的并不仅仅是个体的独立、自由和平等，群，以及与之相关的群体社会，时常萦绕在其心头，成为她们对未来社会的幻想和渴望。因而，我们的研究将在这个意义上扩充学界对于“新女性”的了解，并以其为代表，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现代个体的形成及其中的张力。 不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新女性”这一概念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即通过对具体历史个体的分析而抽象出的人格类型。因而，正是她们身上所呈现出的精神特质和人格类型构成了“新女性”的内涵。也就是说，仅就某些特质而言，很多新式女子，比如所有女师大的学生，都可以称为新女性，她们总会或多或少地比传统女性增添一些新要素，但是，就一种精神人格的理想类型来说，“新女性”这一形象并不等同于所有新式女子，这一概念更多地指涉那些既关注自我发展，又在社会变革、群体参与和社会担当方面更趋激进的女性。她们是具有代表性的具体历史个体，在她们身上更充分地展现着这一人格类型的内在精神张力。 除了新女性，女师大学潮的发生还与该校的一个共同体组织——学生自治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生自治会是五四之后在各大高校、中学与师范学校中普遍兴起的学生组织，它的宗旨是使全校同学养成“互助合作的精神”、“共和国公民”资格，并由此建立一个“道德与感情”共同体(芮佳瑞，1921；田镐，1929；苏州女子中学自治会，1929)。五四时期教育理念的发展，特别是杜威访华时对学生自治类似于民治政府的强调(杜威，1919：163-166)，使得教育界希望通过这一组织培养学生的公共观念和自治能力，推动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实现。这种教育理念和民主实践意识无疑也感染了大批学生，一时间很多学校纷纷效仿，学生们以此作为新时代公民的养成所。1924年，有学者就该组织存在数量之多发表感叹，称其如“恒河沙数”(邱韵铎，1924)。也正是这一组织，使学生们更加感觉到学生群体的存在，以及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使命。所以，当女师大的三名逾期返校同学遇到校长的不公对待时，她们首先想到的是向学生自治会成员求助，而自治会在和校长交涉受阻后，更发挥了自己作为群体中心的作用，号召全校同学投票表决驱逐校长。学生自治会成为了学生心中“群”的具象化表征，正是以自治会为中心，全校学生作为一个利益整体，一个互相支持的共同体而存在。 三、许广平：“群”之理想与孤独个体 在实际中，自治会却常常流于形式，并未形成学生们团结一致的局面。并且，和互助友爱的团体精神不同，学生之间的情感更多是私人化的，离“道德与感情”共同体理念仍有一定的距离。1922年，女师大(当时还是女高师)学生自治会就已经出现了散漫的态势。这年的10月25日，自治会在大礼堂欢迎新同学，各部门职员均抱怨开展工作的困难，出版股埋怨缺乏稿件，教育股则批评同学们参与平民学校⑥活动时过于散漫无序(梁秋和、阮淑端，1922)。一个月后，该校周刊更是登载了学生自治会新任评议主席胡淑光的一篇牢骚文章《对于自治会新旧职员交代会的几句话》。这次交代会本来规定全校230名同学集体参加，到会的却只有56人，以至于评议主席不得不劝告大家“要遵守自治会规章”，不要“散漫过了”(胡淑光，1922)。可见，学生自治会虽然在理念上是全校同学团结互助的共同体，但在实际上并未成为大家的情感归属之所。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与自治会之间的疏离关系对学潮初期的形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大多数学生一开始并不愿意参与自治会发动的学潮。 在这些一开始不愿参与学潮的学生中，有一个就是国文系三年级的许广平。在正式叙述学潮经过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许广平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总体而言，她是新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她一方面积极加入学生自治会这一新式团体，践行改造国家和社会的理念；一方面又逐渐对这一群体产生了强烈的失望和不满，难以找到真正的归属感。可以说，新女性普遍面临的“群体—个体”困境在她身上展露无遗：内心急切地渴望归属于某一群体，而理想中的群体又难以在现实中“生根”，最终不得不承担孤独的命运。 许广平，1898年出生于广州高第街的一个仕宦之家，女师大学潮时已经27岁，是国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辛亥革命时，刚刚13岁的她就受到其时盛行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一直期望“效命于国”。当时，在大哥的影响下，她时常阅读新式报纸，虽然一知半解，却对“排满”、“民族振兴”和“世界共和”等内容十分热衷，“甚悔年幼未能尽力国事”。此后，她一直爱好阅读革命报刊，对其中提倡的“放足、不装饰、不搽粉，不带耳环，婚姻解放”大为拜服，并身体力行。1915年，时值袁世凯复辟，举国讨伐，不足18岁的许广平竟“以为时机不可失，正效命于国之时”(鲁迅、景宋，2005：书信七⑦)，于是便写信给女革命者庄君，希望参加革命群体，结果为家人所阻，未能实现。 之后，许广平为了抗婚，和哥哥一起远赴天津直隶第一女师求学。在此期间，她亲历了天津的五四运动，参加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觉悟社的活动，不过，并没有像邓颖超等人一样一毕业即加入政党，而是选择了继续求学的道路。针对党派之事，她曾经自述道，自己“极怕党的束缚”(鲁迅、景宋，2005：书信二十三)，在早年一直与党派保持某种距离，不愿意因归属感和“确定性”而牺牲个体的自由(鲍曼，2003)。但有意思的是，她内心一直深深地向往着一种因志向相合而自由结盟的同志群体。有时，这样的向往甚至变成了一种幻想。比如，当她与鲁迅通信后，由于误解了鲁迅所说的“准备破坏者”和“土匪”，以为有一个破坏当下社会的团体，便率真地请求加入其中，成为一名“马前卒”。可惜，这样的一个群体只是鲁迅的一个比喻。 由于民初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广平一直怀有一种破旧立新，彻底打破现有体制的激情。五四运动时，她就强烈建议“爱国十人团”⑧的行动要采取暗杀的方式，“两三个拼一个”(鲁迅、景宋，2005：书信十一)。后来，在1925年3月20日给鲁迅的信中，她再次发表了对待北洋政府的解决方法：“像这样‘黑色的染缸’，如何能容得下去，令它点点滴滴的泼出乌黑的漆来？我想待遇这个黑缸，索性拿个大砖头打破它，或者拿铁钉钢片密封它”(鲁迅、景宋，2005：书信五)。而她自己更表示，只要有这样的破坏群体，她愿意成为其中的“马前卒”(鲁迅、景宋，2005：书信七)，成为这些“砖头和钢片铁钉”中的一个。 然而，与这种激进的革新愿望相对照，她并没能真正找到实现这一愿望的同志群体。在刚进入女师大后，她曾对这个以自治会为中心而联结在一起的学生群体十分热心。为此，她多次批评一些同学“死捧着线装本”，“愈读愈龙钟曲背、老气横秋”(鲁迅、景宋，2005：书信三)。在她看来，一个现代社会的成员要对当下现实有所认识和思考，要了解“时事新闻报纸杂志”，还要身体力行地实践社会革新方案。因而，入学初始，她就一直担任学生自治会的工作，“每学期评议、纠察、于事，轮流更替”。可正如上文所说，学生自治会的散漫和无序离共建互助友爱团体的精神太过遥远，以至于1925年学潮爆发前，在自治会工作近三年的许广平已经“有点疲倦了”，她深感“纠缠永无休止，自觉无所建树”，“因此在本班提出辞职”。与此相应，她对周遭的同学和社会上的诸多女性团体也颇感失望。1925年3月26日，学潮刚刚爆发时，她在给鲁迅的信中慨叹道： 学生历世不久，但南北人士，同学相遇，亦不乏人，求其头脑清醒者有几？明白大势者有几？数人聚首，不是谈衣饰，便谈宴会，谈出入剧场，热心做事的人多半学力差，学粹功深的人，就形如槁木，心似死灰，踢也踢不动……同志同志！天壤何处寻？(鲁迅、景宋，2005：书信九) 对于一些女性社团组织，她更掩饰不住自己的怀疑： 女性中所组织之什么参政，国民促进，女权运动……实在不敢加入，以为她们的团体，不但是‘旧货’和两种‘主义者’一样的二五等于一十，也许更有不足称的，就是事情一点没有建设出来。(鲁迅、景宋，2005：书信九) 同志难以寻觅，一般群体毫无建设，这都使许广平颇感孤独；同时，内心又潜藏着对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的渴望。在这一巨大的精神张力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她一个人的困境，也是她们所有人的困境。后文中，我们将会更详细地展现，在学潮初期，许广平为何和大多数同学一样采取了旁观的态度；此后，她为何脱离自治会，采取“孤军作战”的方式发表揭露文章，进行一个人的“驱羊运动”；而随着学潮群体的分化，她又为何重新投身其中，甚至，随后的每一次分化与重组，都给她带来了辨别和筛选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与学潮群体的不断分化相并行的，是学潮群体同质性和纯粹性的不断提升，以及她们因不断接近心中所设想的同志群体而感到的急切和兴奋。只是，她们或许没有想到，这种分化的最后结果往往是现实群体的彻底消解。 四、女师大学潮与“群”的不断分化 (一)学潮群体的第一次分化与重组 学潮爆发伊始，情况并不乐观。自治会号召全校学生开会表决是否驱逐校长，大多数人和许广平一样，并未参加表决会议。⑨不过，她们这么做并不是为了维护校长，反对自治会，而是有着其他原因。一方面，如前文所述，自治会在学生中缺乏权威，学生对于是否参与自治会的活动一向散漫随意；另一方面，这与北京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教育界氛围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许广平谈到自己不参会的原因时所说，“牵入风潮的漩涡是在北京，一定麻烦而无效的”(KP，⑩1980)。五四后，各地学潮都有所发展，但北京的学潮往往由于北京政府的强硬态度而极易失败。比如，美专学潮中，教育部不仅不答应学生的请求，反而将该校解散，使全校学生集体失学；医大学潮时，校园中布满巡警，防止学生闹事。因而，在学生们看来，参与学潮往往是一件徒劳的麻烦事，很有可能驱逐校长不成，自身反而面临被开除的危险。此外，当时国共两党在学校中的影响和发展，也不免让人担心“对校长事主张去留的人，俱不免各有复杂的背景”；为了不被利用，姑且只是“袖手作壁上观”。在这种情况下，自治会只能以少数参会学生的表决代表全校的总表决，宣布驱逐校长杨荫榆。 有意思的是，总表决产生后的第二天，学生自治会最重要的职员评议主席托故不来学校，另一个职员“推到家庭限制，不做这种运动了”(KP，1980)，与该评议主席同为女师大附中毕业生的其他10多位同学，也因为附中校长欧阳晓兰(11)的劝说(许广平，1998：115)，改变了“起先热烘烘的领着大家干”的态度，“一气灰色起来”。这样，原本只凭大多数学生自治会职员支撑的学潮便顷刻陷于停滞。自治会退却得如此迅速，一方面固然与附中校长的劝说有关，另一方面，无疑也因为缺少大多数同学的公开支持。这些不到会表决的同学内心可能支持学潮，但由于缺乏正式的表态，学潮的所有责任和后果无疑都落在了自治会职员身上。她们知道这勉强得出的“驱杨”结论并不具有程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又难以三言两句说清，诸种压力和考量之下，只能选择逃避。让人没想到的是，不久，自治会的这种“灰色”和退却，却反过来推动了学潮的继续发展。只是，此时的学潮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 自治会职员的退却刺激了其他同学，在她们看来，自己一开始不愿卷入学潮的确乏善可陈，但这些一心要鼓动学潮的人却因为与附中校长的私交，或是害怕承担学潮责任而退缩，不啻是在印证许多人对女校学生的消极判断，也是对全体学生内心的牺牲精神和斗争勇气的侮辱。对此，许广平愤慨地写道，“我是要血性的，抱不平的，明是非的，伸正义的，无论刀斧在前，我要不甘退让了”(KP，1980)。和她一样，愿意公开表态，参与学潮的学生明显增多，在一个40人的班里，“当逐个签名，直写反杨的有二十余人，写随多数的十来人”，只有不到10个人反对“驱杨”的决议。在此情势下，学生们便重新推举了新一届自治会职员，继续领导学潮。这是学潮群体的第一次分化，从中不难发现，它的团结往往以否定退却者、彼此划清界限为基础；而正是这种区分与边界，使得重建的学潮群体具有了共同的观念意识，从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比如，本来对自治会颇感“疲倦”的许广平信心倍增，不仅参与了选举，而且成为新一届自治会的“总干事”，开始和其他职员一起领导学潮。 (二)“公理至上”：群体的再分化及其纯粹性 1.“收买”事件与群体再分化 在新自治会的领导下，学潮学生也干劲十足，她们先是去函校长杨荫榆，劝其辞职，后又派代表面劝请辞，并屡次呈请教育部撤换校长。但学生的这些努力并没有得到回应，杨荫榆始终认为只是少数人在反对，不肯自退，教育部更是以没有合适的校长人选为由进行拖延。到了4月份，整个学潮几乎销声匿迹，以致年初曾经在报纸上给予过支持的读者不得不登报询问女师大学潮的进展情况(向警予，1925：7)。 就在学潮进展缓慢的同时，杨荫榆开始使用一些手段，希望能够控制住学生的反对。她称“北京某大学欲聘助教，月薪五十元，倘继续任职者，每年薪俸可加至七百元”，如此丰厚的待遇，实属罕见，并且，她还给毕业生介绍工作，希望有意愿者“到校长办公室接洽”(晚愚，1925)。这些行为在平时可能没有什么不妥，但在大多数学生反对校长之时，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其收买人心的意图，这使杨荫榆在学生心中的形象更加丑恶。其实，杨荫榆的学识和能力，并不似学生所骂的那样“迂腐愚笨”，恰恰相反，她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自由、平等思潮都有着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她虽然肯定“五四”的意义与价值，但仍告诫学生要改正其“恶的影响”。(12)而这种见识在年少气盛的学生那里，却被归入了保守迂腐之列。杨荫榆采取“收买”的方式，或许只是因为她对自身治校能力和资格的自信，以及对这些受了五四“恶的影响”的学生的不满，抑或如她所说，此校为其“终老之所”，自己“无儿无女”，“岂能他去”？但是，这些行为却使学生更加愤怒。预科学生郑德音气愤地写道，“似此卑劣手段，不惟自贬人格，亦大侮辱学生矣”(晚愚，1925)。在此情势下，支持学潮的学生和被收买者便不可避免地分化了。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对这些被收买者充满了愤怒，她指责这些学生“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提出种种反对条件，转眼就掉过头来噤若寒蝉，或者明示其变态行动”；在她看来，这些行为不仅是对群体的破坏，更是对女子前途的毁灭。 不过，这种分化还不是“收买”事件所产生的最严重影响。事实上，在反对校长者和被收买者分化之后，反对校长者和中立派之间也分裂了，统一阵营几乎瓦解了一半。“收买”最多只涉及几个学生，但由此而来的，是那些持中立态度的学生也开始被怀疑，并受到排斥。(13)比如，许广平就曾说，“凭良心，如果没有利诱威迫，丧失人格的外交政策，我敢决个个都是反杨的”(KP，1980：101)，因而在她看来，那些没有明确“反杨”的自然是受到了校长的利诱威迫。最终，反对校长的学潮学生不得不为了维持自身群体的纯粹性，而将中立派学生视为敌人，并与之保持距离。许广平与好友吕云章关系的破裂，能够对此进行更加详实地说明。吕云章是许广平的同班同学，比许广平大5岁，许广平称她为姐姐。(14)她和许广平一起复习考入女师大，在校三年都是同桌，关系很好。吕云章也曾自称“不满意半身不遂的社会制度，与自己的环境”(吕沄沁，(15)1926)。但对于学潮，她并不积极。这主要缘于她和杨荫榆的师生情谊：她在国立女子初级师范预科读书时，杨荫榆是学监，颇器重她，派她为寝室长和总级长，二人感情很好。她认为自己是“重感情的人”，因而拒绝公开反对杨荫榆(吕云章，1990：17、30)。只是，这一想法并不被反对校长的同学所认同，特别是好友许广平，(16)直接和她“翻脸了”，“把门一摔”就从此不再和她说话。像吕云章这样持中立态度的学生为数不少，但随着收买事件的发展，反对校长者越来越怀疑这些同学不公开反对校长的真实意图，甚至由此简单地判定她们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至此，学生群体内部完成了第二次分化，以前选择“随多数”的中立派已经不再属于学潮群体，“公开反对”成为惟一的成员资格认证方式。 2.大群与小群：新女性的公理观 反对校长者与中立派的这次分化，缘于反对者对群体同质性和纯粹性的要求。一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件发展的情势使然，是学潮进行过程中的“不得不然”，即只有分化才能保证学潮的推进，保证学潮不被随时可能被收买的中立派所颠覆；但另一方面，这种对纯粹性的坚持在根本上与她们怀有的“群”的理想及其背后的公理观密切相连。 在收买事件发生后，许广平曾在书信中悲愤地感慨：“呜呼！此中国女子教育之前途！”在学生自治会的若干次学潮宣言中，也一再提到此次学潮对女子教育的影响之深远。其实，在这些学潮学生们看来，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果没有明确反对校长杨荫榆，都将客观上阻碍女子教育的发展，而这一后果不仅不利于女师大学生，更会对整个女界的前途产生不良影响。所以，为了这些更大的群体利益，学潮群体中的这种小分裂固然可惜，却也不得不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中小群体的分裂反而成为了推动更大群体发展的关键。在她们看来，推动这些更大的群体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是历史进化的方向，更是一种符合“公理”的选择。 五四时期，“公理”几乎成为正义和真理的化身，不仅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鼓舞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诚然，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而言，这种看似具有真理必然性的“公理”只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许纪霖曾详细地论述了它背后的历史进化论预设，以及它对中国传统“天理观”的取代(许纪霖，2008b：58)；但对这些学潮学生来说，她们恰恰是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她们不仅天然地接受了这些观念，而且更在实践中把是否符合历史进化趋势作为评判一种观念和行为的新标准。因而，在她们眼里，女界，也就是整个女性群体的发展是符合历史进化的公理，任何对这一公理的阻碍都必然要遭到反对；同样，为了这一公理，她们宁肯决绝地否定其他一切可能危及它的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者自然要把中立派视为不顾公理、只知私利的敌对者。 不过，从这些持中立和犹豫态度的学生的角度来看，她们显然并不只是因为个人的私利而不明确反对校长。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所谓的“中间派”和“骑墙派”确实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自己的考虑，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面对“打倒教育界蟊贼杨荫榆”、“捍卫女子教育前途”之类的“公理”口号，她们常常有一些困惑和怀疑：杨荫榆虽然在学校里没有很大的建树，但她是否就是教育界的“蟊贼”？驱逐校长是否就能解决当前学校管理的散漫和落后？所以，她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不知道捍卫公理的正义性，只是对于何为公理、怎样捍卫公理，仍存在一些疑问。 然而，激进的学潮是不允许这些疑问的；疑问必定会招致坚决反对校长者的怀疑和批判。上文中，许广平对好友吕云章和“死读书”者的批评都是例证。在其他学校的学潮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反对派指责同学为了获得文凭而不参与学生联合会分会，并忠告他们“勿受人愚而自堕落其人格”(王婉淑，1919)；更严重的，还出现了学生自治会“开会胁迫同学签名”的事件(记者，1921)。对于坚定支持学潮的女校学生来说，“公理”既是促使她们超出个人范围，追求更高真理和价值的支撑，同时又潜藏着“公理”至上，以致群体分化，甚至对立的危险。因而，如何理解公理、情势和社会变革的关系，才是社会革新者需要思考的。但是，对于这些还处于学校生活中的新女性来说，她们还难以体会到事情的这些复杂和微妙。于是，她们终究只能以捍卫绝对公理的姿态前进，哪怕学潮群体在分化中进一步缩小了。 (三)对群体的怀疑及其出路 1.最后的分化：对“群体”本身的怀疑 从3月11日许广平因“收买”事件而苦闷地给其师鲁迅写信，一直到5月7日，学潮仍处在胶着之中，期间，教育部虽派人进行了调查，但仍无处理结果。而5月7日这天的事件，更加激化了学潮。这天本来是国耻纪念日，(17)又值孙中山先生3月份刚刚在北京去世，女师大邀请了校外名人到校演讲。当全校学生坐定后，却发现杨荫榆和演讲者一起走入礼堂，并要登台担当会议主席，这使久已不认杨荫榆为校长的学生们十分愤怒，当场和杨荫榆发生冲突。当时，杨曾“厉声呼曰‘叫警察’”，但最后仍不得已而退场，“众遂鼓掌欢迎来宾演讲”(女师大自治会，1981：272-273)。从当时的结果来看，这件事似乎是学生取得了胜利，成功地赶走了杨荫榆。但是，过了两天，也就是5月9日，杨荫榆以评议会的名义在校门口挂牌开除了带头闹学潮的六名学生自治会职员：刘和珍、蒲振声、姜伯谛、张平江、郑德音和许广平。这一举措引起了学生们的愤怒，就连一向并不十分热心的吕云章也按捺不住批评道，“我一向未帮她们积极去作……前日竟开除自治会六个职员！你想我们既把她们举去做事，能教她们单独的受过吗？”于是，大家“发宣言、广告、传单……游街、演说”(湘灵、(18)子波，1927)，指责评议会无权开除学生自治会成员，“否认诸先生所结合之拥杨帝制主义之评议会”(女师大自治会，1981：272-273)；并于5月11日上午，封锁校长办公室、秘书室和校长寝室，派人看守校门，禁止校长出入；于12日在校外招待记者，发表第四次驱逐校长宣言。然而这种种努力，并没能使被开除的自治会职员恢复学籍，而随着时日的推移，群体内部的分化却更趋严重和复杂了。 首先，反对者与中立派的矛盾加剧。上次的收买事件还只是反对校长者将中立学生从学潮队伍中排斥出去；这次则随着反对者各种宣言和报刊文章的声势越闹越大，中立的学生终于按捺不住，也开始进行公开声明，试图撇清自己和这些坚决反对校长者之间的关系。5月19日，教育系预科的四位学生发表启事，认为自己所在的班级本属中立，但今日渐趋于“活动”，实非自己的本愿。且“今日同学每次宣言，均用自治会全体名义”，自己的中立之心“终不能表白”，故发表声明，严分界线。在这篇启事的文末，四个学生虽然写道“挥泪声明，计非得已。同学原谅。社会原谅”(国立北京女师大教育系预科学生，1988：(19)282)，但在反对者看来，这种“背叛”肯定是无法原谅的。当时，担任女师大兼职教师的周作人读完这则启事后，颇为忧心，他认为这是“学生内部离间的暴露”，并指出，校内“学风之坏”并不在于“反对校长的暴动”，而是这种学生之间的离间。他还预言不久之后，女师大学潮就要和其他学校的学潮一样，出现两个学生自治会相互反对的启事(凯名，1925)。周作人的预言虽然没有实现，他的担忧却并不多余。当时的很多学潮，包括女校学潮，确实都出现过学生内部公开反对的情况。尽管女师大学潮最终没有走到这一步，但此时的两派已经完全对立，互不原谅。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反对者内部也出现了裂痕。在这六位被开除的自治会学生看来，她们被同学抛弃了。当六位同学被开除后，确实引起了很多同学的行动，希望使六位代表恢复学籍。由于教育部的推脱，这一要求一直未能实现。而此时，学潮又渐渐地平息下来，这使得六位被开除的学生愈加感到自己的牺牲没有价值，以及众人的“背叛”。5月22日，在离五七事件发生将近两个星期之后，许广平在《莽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怀疑》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学生团体的怀疑。开篇，她就提出一个问题：“青年是可以‘寻朋友，联合前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的吗？”对于她来说，答案是否定的。她指出，现在的学校里，“聪明的人过剩”，“傻子则太感缺乏”，而真正的运动，只能靠这些傻子，“监狱是傻子才去坐的，开除是傻子才肯受的”。与之相反，对于“聪明人”来说，当事情弄糟后，“躲起来的赶快躲起来”，“可以洗脱的赶快洗脱”，“置身事外，一切与我无关”(景宋，1925a)。至此，许广平对学潮的影射之意已十分明显。并且，对于同时期发生的五卅运动，许广平也充满了悲观，在她看来，这一全国性的群体运动仍是缺乏“傻子”，多为“聪明人”(景宋，1925c)。 如果说这种直接的指责还仅仅是针对某些特定的学生的话，那么，许广平在另一封书信(鲁迅、景宋，2005：书信二十一)中不自觉地使用的一个称谓就包含着更深的意义：她将参与学潮的同学统称为“群众”，并把此事的原因归咎为“群众之不足恃，聪明人之太多”。许广平在此时使用这一称谓的心态，很值得玩味。一直以来，在民国知识分子眼中，和觉醒的人不同，“群众”往往是落后、愚昧和难以改变的一群人，或者用鲁迅的话说，是有着劣根性的国民的杂乱集合。因而，当她发现这一群体无能担负起学潮运动的重任时，在她眼里，她们不仅已经不属于觉醒的新女性和学潮群体，而且还沦落到与一般的群众无异。在这个意义上，许广平用这一词汇指称自己的同学，不仅表达了她对学生这一新式群体的社会改造能力的怀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表达了她对“群”本身的怀疑。 2.血性：为抽象群体的牺牲 对于许广平来说，学潮发展到此时，已经使她对整个群体丧失了信心。虽然还有其他五位被开除的学生和她遭遇相似，但她们之间也并没有形成一个互相支持的小群体。她们后来的各自加入不同党派印证了这一点：许广平(鲁迅、景宋，2005：书信二十三)和张平江加入了国民党(吕云章，1990：31)，蒲振声和郑德音加入了共产党(刘亚雄，1988：228-232)，另外两人尚未知。现实群体的离散，使许广平陷入了一种个体的孤独。但是，她并没有沉沦在完全个体化的世界中，而是试图以另外一种个人化方式，达成自己对群的理想和对自我本真性的保全。这表现为对“血性”的坚守。 在学潮结束后的一篇文章(景宋，1925b)中，许广平通过“血”这一意象勾勒了一幅个体生命本质的图景：“血，我知道它热烘烘的，含有铁之成分于血色素，而取消了铁，则不成其为血色素，红血轮于是死亡，人亦可以算作终结……血是应当蕴藏体内而始显其宝贵的，流出来者便以牺牲为宜。”这一图景生动而形象地传达出了她对个体生命之普遍本质的理解，它既带有“五四”科学主义的印痕，用血液循环系统、血液含有铁元素等科学知识解释人的身体，同时，它又受到了同时期人文主义的影响，给这些冰冷的科学现象赋予了极强的生命体验和人生观念。因而，血液循环系统同时又是一个人“热烘烘的”，含有生命之激情的“红血轮”；“血”更因为其中的“铁元素”的金属特质而成为个体顽强意志的体现。“取消了铁，则不成其为血色素，红血轮于是死亡”，血的有无，就是意志的有无，就是生命力的有无，这意味着在许广平看来，作为一个人，若没有顽强的意志，则缺乏“血性”，就算苟活，也如同死亡。并且，这种类似“铁”的意志，是自然存在的，是个体初生之时的纯粹性，一种尚未受到环境影响的、对真理和正义的本真性坚守。个体始终要保全这种“铁元素”，避免环境对它的影响，因为这种顽强的意志是“人之为人”的意义所在，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个体的本性和自我的纯粹性。 除此之外，许广平又赋予了“血性”一种牺牲的意义和牺牲的必然，只有通过这种牺牲的方式才能将自己和更大的群体相关联，实现自我对于群体的终极价值。在她看来，并不能因为要保全“红血轮”中的铁元素，就坚决不使其“流出来”，“孕藏着多量的血而永不至破口流出来的”人是少见的，但是，“流出来者便以牺牲为宜”。这既是个人的血性使然，更是为了更大的群体所做的必然的付出，比如女师大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命运或女界的前途等。对于许广平来说，当其身处的现实学生群体在一次次的分化中趋于解体后，她只有通过这种自我牺牲的方式献身于一个更大的抽象群体，进而重新找回自我的归属与价值担当。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她为之牺牲的群体是一个理念中的群，而她的牺牲也是一种自我的献祭。可以说，这是她在“群体—个体”的精神张力中，在现实群体的不断分化和崩塌中，找到的艰难而决绝的出路。 5月9日，当得知自己已被挂牌开除后，许广平并不惧怕，她认为自己是“为大众请命而被罪”，“血性还能保持刚生下来的态度”，所以“有面目见师长亲友”(鲁迅、景宋，2005：书信二十)。在她的这个自述中，“为大众请命”意味着无愧于群体，“血性还能保持刚生下来的态度”意味着无愧于自我的本性。当她感到两方面都做到了，便从容地选择了直面强权。 不过，这种通过自我坚守、自我牺牲的方式所达成的个体与群体的和解，仍存在着现实的困境，即像许广平这样的新女性也同样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牺牲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群体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显然是值得怀疑的。也就是说，尽管这一和解能够在保全个体自由与促进群体利益之间维持某种平衡，但个体精神困境的缓解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现实的变革，因为后者往往要依靠群体运动的推进，而无法仅靠某一单独的个体去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许广平在对“血性”的坚守中找到了慰藉和意义，但面对社会现实的顽固和群体分化后个体的无力感，她仍因找不到切实推动社会革新的道路而感到苦闷。 五、小结与延伸讨论 女师大学潮发生之时，正值中国近代新旧秩序转型之际，而从根本上说，旧秩序的崩塌与新秩序的诞生并不仅仅体现在宏观的国家制度上，更体现为每个个体对生活方式的尝试和探索。对这些以许广平为代表的民国新女性来说，参与和构建新式“群体”无疑是她们探索新的社会秩序与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学生自治会和以自治会为中心的同学群体，还是在学潮中不断分化的诸多形态，都构成了她们从“小我”走向“大我”，寻找群体归属感的环节。不过，对于她们来说，事情的复杂就在于她们有关群体同质性和纯粹性的追求，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于同志群体的理想，都会使她们对现实中的群体形态总是不能完全满意，需要进行不断的“筛选、分离和排斥”，使其接近理想中的同志群体，而这一过程又必然会导致群体的不断分化与重组。通过考察女师大学潮，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一次次的群体分化使得许广平这样的新女性陷入了孤独的个体状态，并导致了现实群体的彻底解体。 一直以来，“群”都是一个涵盖度很广的概念，它可以表示小群体，比如团体、学生群体，也可以表示民族国家与人类世界。同样，对于这些民国新女性来说，她们有关“群”的理想也分为若干层次，比如，在学潮中，她们的学生群体虽然瓦解了，但她们对于民族国家和人类社会(20)并没有丧失信心，也没有丧失进一步担负更大群体之责任的勇气，甚至，这些“大群”还会成为她们继续寻找自我归属的途径。只是，正如上文分析的，在缺乏现实群体作为基础的情况下，这种对于大群的归属与担当，只能成为没有任何现实行动力和革新能力的自我牺牲；而历史的经验也在不断提醒人们，如果想要进一步推动社会和群体的发展，必须参与到群体之中，进行切实的改革活动。 不止于此，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民国新女性的这一精神困境，同样也是现代个体的普遍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突显出我们研究学潮及其群体分化的意义。纵观近现代史上新女性的生命历程，我们会发现，她们在学生时代对于一般群体的怀疑和群体感的破灭，对她们以后的人生道路影响颇大，为了缓解群体理想难以实现所带来的苦闷，她们要么继续寻找一个更加符合理想的群体，要么彻底摆脱这种“社群倾向”，而这正是中国式现代个体曾走过的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绝对的集权式群体——革命群体，个体试图通过这类群体所具有的集体意志和集体意识，来培养彼此间的同质性，从而减少怀疑和排斥。然而，且不说它是否真能避免相互间的怀疑和排斥，这一群体自身仍存在问题，与鲍曼对“个体自由和确定性”两难的讨论类似，这种集权式群体的高度同质性是以限制个体自由的方式达成的。所以，那些不愿放弃自由的个体并不能接受这条道路，而只能选择另一条道路——绝对的个体化。这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反映得尤为明显，比如苏青、张爱玲等。这些女性更加关注物质、消费和自我修饰，通常被第一类革命女性称为“堕落者”，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上，她们也具有“革命”的意味，不过这是一种在自我与物质中寻求新式生活与秩序的“革命”。这两条道路虽然发展方向相异，但是它们的出现都缘于个人的群体理想无法在当下社会中实现这一困境，为了寻找出路，就只能要么借助于一个高度集权的群体，要么完全抛弃这种群体倾向。 其实，现代个体对同质性群体的这种追求带有很强的“现代性”特征，以中国传统的儒家士人作为对照，就会发现，对于后者来说，这种对理念同质性几近偏执的追求在他们身上并不明显，或者说并不构成他们人格的主要气质。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儒家士人都不存在对“个体—群体”的困惑与焦虑，或者对同质性的追求，而是说，不同时代的个体往往会感染上这个时代的特征，追求不同的同质性。对于传统儒家士人来说，血缘地缘业缘学缘所组成的“群”往往是他们在人生各阶段必然要遭逢的共同体，虽然他们可能对这些群体的某些成员和制度有所不满，但是这种“群”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并不以每个个体的意志为前提，因而，成员之间的某些异质性一般来说不会带来他们所属群体的瓦解。但是，在一个现代社会中，个体对于自由和自我意志的追求，使得新式群体的建立和维持必然要以个体的互相认同为前提，而认同的基础正是互相之间理念的同质性与相似度。如果个体不满意一个群体，他/她能够十分便利地从中逃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个体注定要穷其一生地寻找和自己具有理念同质性的他人与群体，并对这一群体不断地进行“筛选、分离和排斥”，努力地捍卫这一心目中的理想群体。也许可以说，这是在现代社会中追求归属感的个体的必然命运。新女性所经历的学潮及其过程中的群体分化，是现代个体追求理念同质性群体最极端的结果。从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现代个体自由和个体意志对于同质性群体的强烈渴望，也能悖谬性地发现，对于现代个体来说，“群”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只在思想和观念中才能被把握、被认同的存在。 ①为了摆脱旧式婚姻的束缚，新女性大多选择离开家庭，到大城市读书、工作和革命。 ②常道直统计民国十一年全国共发生学潮107件；桑兵统计1902-1911年共发生学潮502堂次；吕芳上统计1919-1928年至少有248次学潮(常道直，1923a；桑兵，2007；吕芳上，1994)。 ③据笔者根据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北京《晨报》等的初步统计，在1911-1925年间，共有31起女校学潮可考，且大多数发生在1919年之后的女子师范学校。具体名册可联系笔者。 ④笔者统计的31起女校学潮，与校长有直接关系的有23次，约占74%，主要表现为驱逐现任校长；挽留旧校长、拒斥新校长；反对校长的某些行为。与之类似，吕芳上统计，1919-1928年间，反对新旧校长的学潮占学潮总数的39.91%(吕芳上，1994：22-23)。 ⑤一年前，杨荫榆的行为曾引起15位教职员联名辞职，他们对杨氏“不按章程、率意妄行之极”的恶评获得了很多学生的支持(陆晶清，1931)。 ⑥学生自治会为学校附近工人办的夜校，组织学生进行授课。 ⑦本文所引许广平和鲁迅的通信均采用原稿——《两地书·原信》(鲁迅、景宋，2005)，而非经过鲁迅删减的《两地书》。为方便读者理解，只标出具体书信号，不标注具体页码。后同。 ⑧“爱国十人团”是五四时的救国团体，学生中居多，十人为一小团，主要进行抵制日货、救国宣传的活动。 ⑨以国文系三年级为例，到会同学“不过十个左右”，只有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⑩KP为许广平发表此文时所用笔名。 (11)欧阳晓兰是杨荫榆重组评议会的重要成员，杨的掌校给附中带来了若干利益，比如杨被驱逐的原因之一就是“附中学生可以直接插入大学预科”(晚愚，1925)。一直以来，女师大学生中的附中毕业生比例就很高，比如，许广平所在的国文系三年级，30位正取生中至少有11人毕业于附中，约占37%。详见1922年第一期《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所载该班学生名单(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2)，以及《女师大附中校友录》(女子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校友会，1922-1929)。附中学生退出学潮，给整个学潮带来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12)详见1924年5月4日杨荫榆在五四纪念会上的演说(本报讯，1924)。杨氏对各种流行思潮的反思，也可从她有关“性教育”的言论(杨荫榆，1924)上得到印证。 (13)比如国文系三年级的40位同学中，仍有十几位只愿意表示“随多数”，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校长。 (14)陆建德曾在《母亲、女校长、问罪学——关于杨荫榆事件的再思考》一文(2014b)中认为，许广平的文章《一死一生》中所梦见的“死去阿姊”是许的亲姐姐，亦是许潜意识中的杨荫榆，并由此展开进一步论证，得出许广平的政治立场是“向往苏联”。因为此事关乎许广平这一人物的基本形象，本文进行了进一步考证，认为许文中的“阿姊”实指吕云章，原因有三：第一，吕云章著有《漫云》一书，其中收录的《是生还是死？》一文曾明确写道：“景宋(许广平)做了一个梦，说我已经死了。死在她的故乡的家里。”该文落款7月10日，与《一死一生》的发表日期为同一天。第二，许文中“活着的阿姊仍然每天到校进行沪案运动”更证实了阿姐未死，不可能是死去的亲姐姐，只可能是当时活跃于五卅运动的吕云章。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许说“阿姊的省分和我的第二个字离则相同，然而天南地北”，吕云章的省分(山东)和许广平的省分(广东)的第二个字都为“东”字，但两地却天南地北，除此之外，别无他解。而陆建德将“我的第二个字”理解为“景宋”的“宋”，再通过反切等方式得出许广平、鲁迅的政治立场，当属推测过度。 (15)吕沄沁为吕云章发表此书时的笔名。 (16)后来随着学潮的发展，吕云章对杨荫榆的行为越来越不满，也参与到学潮中，和许广平的关系有所改善。 (17)“国耻纪念日”是1915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后的通例，以警示国民毋忘国耻。 (18)为吕云章发表此书时所用笔名。 (19)这篇启事发表于1925年5月19日，后收入《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 (20)五四时期存在的世界主义倾向，将人类和平、世界大同看作真理，个体只对这一群体负责(张灏，2006：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