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史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接受_史学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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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6)02-0056-11

      一部史学著作诞生之后，读者自然或有自己的评论与感想，这也意味着史学史的诞生。伴随历史著作的不断丰富，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著述风格与体裁的日益繁多，史学史也就逐渐成为史学本身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史学史是从历史学演进的视角来分析历史叙述方法、表现手段、理论基础的一门根基性学科，通过追溯各种历史学研究和著述形式的渊源、流派和成果及其在历史学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对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及其成就做适当评价。因此，通俗来说，史学史内涵了历史学家的故事、历史学家文本的故事，或也可称之为史学学术史。

      但史学史真正成为今天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与两种学术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一是人类悠久漫长的历史撰述传统及其留下的丰富遗产，其二是19世纪以来现代学科体系的逐渐形成和细分。因此，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史研究在西方才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并伴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在中国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一、西方史学史的诞生与发展

      关于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撰写历史等问题，自古以来就不断有人在探讨。早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就对历史学的方法路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历史是描述发生的事情，是编年式的，处理的是偶然发生的特定之事。普鲁塔克在《论希罗多德的恶意》中，对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叙述中充满谎言，包含着反雅典的偏见，该文本可以说是西方世界针对史学家个体及其著作进行评判的最早作品。

      从古典时代以降直至近代早期，西方论及历史和历史学的著作续有出现，其中不乏充满真知灼见或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作品。古罗马作家琉善(Lucian，约公元120-180年)的《论撰史》流传至今，他认为“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罗马帝国晚期的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可说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历史哲学著作，对后世的历史观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在他的解释里，世界历史进程是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之间不断斗争的历史，是在上帝创造的时间框架里且按照上帝的意志有条不紊地展开的过程。尽管奥古斯丁撰写这部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驳斥异教徒，为基督教辩护，但他所阐释的历史观，在历史时间的概念框架、历史学的性质和目的方面，为中世纪史学奠定了基调，并一直主导着近代早期的基督教神学的历史撰述。直至17世纪后半期，路易十四宫廷神学家博叙埃(Jacques Bénigné Bossuet，1627-1704年)所撰的《世界历史讲授录》(1681年)，仍在申述着奥古斯丁的神学史观。①

      但无论是对过去史著的评述，还是对史观的阐述，上述的诸多著作都还不属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史学史范畴。今天我们谈到“史学史”，对应的英文词一般是“Historiography”，指的是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而非“事实的历史”，它包含两层意思，即对事实的历史进行研究和撰述的发展史，以及在研究事实的历史时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史学史指的是“对历史写作方式的研究，也即历史撰述的历史……当你研究史学史时，你不必直接去研究过去的事件，而是研究某个史学家著作里对这些事件不断变化的解释。”②我们按此定义去追根溯源，今天意义上的史学史于16世纪才朦胧出现。人文主义时代的法国人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撰写了流传广泛的《理解历史的捷径》，该书系统地阐述了进行历史撰写的框架、原则和方法。首先，他反对从《但以理书》中引申而来的基督教精致的四帝国说，代之以从地理环境出发来考察具体历史进程的世界史三阶段说；其次，他认为历史的形式有三种，即人类史、自然史和圣史，且应该首先关心人类史；再次，他倡导历史撰写要尽力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史料要进行精心考证。③我们可以把该书视为西方史学方法论的先驱之作。1599年，法国历史学家拉·波普利尼埃尔(La Popelinière，1541-1608)的历史三部曲(《历史著作史》、《完美历史的观念》、《新法国史的构想》)，可以看作是西方史学史的开山之作。在博丹、拉·波普利尼埃尔等许多先行者之后，法国人兰格勒特·杜·弗莱斯诺伊(Lenglet du Fresnoy，1674-1755年)的《历史研究方法论》(1713年；1728年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提供了许多历史著述的摘要，这份摘要是对博丹《理解历史的捷径》一书所附文献目录的扩充。④1777年，哥廷根大学授予了第一个历史学博士学位，历史学自此在知识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直到19世纪初，历史学在德国最早完成职业化进程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学史研究才逐渐得到真正的重视。因为职业化的学科研究，需要梳理漫长发展史累积的遗产，以便从中寻获有用的材料和线索，或发现可供研究的主题，或学习借鉴视角和方法。在历史学职业化大约一个世纪后，欧美各国均出现了一股史学史研究的热潮，对历史学(尤其是近代以后的历史学科)进行某种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并产生了一系列流传后世的史学史作品，如傅埃特(Eduard Fueter，1876-1928年)的《新史学史》(1911年)，古奇(G.P.Gooch，1873-1968年)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913年)，肖特威尔(J.T.Shotwell，1874-1965内)的《史学史导论》(1922年)，班兹(H.E.Barnes，1889-1968)的《历史著作史》(1937)，汤普森(J.W.Thompson，1869-1941年)的《历史著作史》(1943年)，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年)的《论人类的过去》(1955年)，以及最近比较流行的布雷萨赫(Ernst Breisach)的《历史编撰：古代、中世纪和近代》(2007年第3版)，等等。其中瑞士历史学家、新闻记者爱德华·傅埃特(Eduard Fueter，1876-1928)所写的《新史学史》(Geschichte der neueren Historiographie，München，1911，Zurich)是一本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史学史通志，内容涵盖自宗教改革以来的欧洲史学著作。傅埃特注重思想观念对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但忽略了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

      递及20世纪，伴随着史学研究本身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诸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等流派，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均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使得人们更须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历史记述与研究的演变，分析历史研究背后方法路径和分析技术的应用，史学史研究也因此获得快速发展，成绩斐然。

      从时间顺序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把20世纪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学科初始阶段(1903-1945)，这时的史学史大多是记述性的；⑤2.学科史学史阶段(1945-1989)，史学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3.全球史学史阶段(1989年以来)，史家以交流与融合的眼光看待全球史学史的发展。从著述体裁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把史学史论著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书评和传记式的史学史，如古奇、汤普逊等人的著述；2.通史的、断代的或专题的史学史通论，如普法伊佛(Rudolf Pfeiffer，1889-1979)、布雷萨赫、凯利、伊格尔斯、约翰·布罗(John Burrow，1935-2009)等人的著述；3.全球史学史，如劳埃德、沃尔夫等人的著述。当然还有诸如布克哈特、屈威廉、伯瑞、卡尔、芬利、莫米利亚诺、布罗代尔、格拉夫顿(Antony Grafton，1950-)这类历史学家的自我反思，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思考；也有克罗齐、科林伍德、海登·怀特等人从历史哲学层面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思考。这些著述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史学史研究做出贡献。

      早期史学史著作也包含批评性的注释，但实际上，它们讨论的大多是历史学家个人及其著作，在本质上是记述式的。这在很大程度已不能满足当今史学研究迅速了解自身学科本源与演进历程的需要。

      史学思想史的出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这是史学史编撰的另一条路径，也就是以一种更富有批判性和更具有分析能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编撰的史学史，以努力寻求19世纪欧洲历史编撰中的“一种深层结构内容”(《元史学》，第Ⅸ页)的海登·怀特为代表。怀特的《元史学》于1973年出版以后，就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针对此著有大量研究文章和评论，影响波及至今。怀特认为历史编撰是诗化性质的，以此为出发点，他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根本不同的。在他看来，史学自身的性质使得史学处于一种概念混乱状态，因而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创作，所以叙事对史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元史学》一书就是用一套从其他学科借用的概念来阐明怀特观点的诗化过程。对于这种极端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采中庸之道调和两派观点的亦有之。⑥

      凯利(Donald R.Kelley，1931-)的史学史三部曲(《多面的历史》、《历史的时运》、《历史前沿》)，从希罗多德一直讲述到20世纪史学的发展。该书既有记述，又有分析，兼具上述极端观点的长处，这不但避免了平铺直叙所带来的肤浅，而且也避免了过于注重理论演绎所导致的玄奥。诚如前辈何兆武教授所说，“《多面的历史》所论述的，正是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下迄18世纪德国赫尔德的一系列西方历史学家对西方历史进程的理解或解释”。⑦新近由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大体也属于这一类型。

      20世纪中期之后，世界格局发生急剧转变，全球一体化急剧加速。与此同时，从相互联系的观点撰写世界史，或从整体上探索人类文明的演进规律和发展动力，不断促进史学实践要体现全球视野。随着全球史的出现，全球史学史也出现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就关注全球史学史了。比如，1961-1962年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有关亚洲各民族的历史著作》(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Peoples of Asia)，包含南亚卷、东南亚卷、东亚卷和中东卷。⑧它是以20世纪50年代晚期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召开的会议为基础编撰的，获得广泛好评，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再比如西尔斯(David L.Sills)主编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 vols.，1968)第6卷中关于“历史编纂”的综合性文章，涵盖了有关伊斯兰、南亚和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的简明叙述。巴拉克勒夫(G.Barraclough，1908-1984)的《当代史导论》(1964)、《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中也涉足了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写作。

      全球史学史论述的主要特征是：1.不仅论述史学本身发展的历史，也研究史学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重史学形成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基础，注重史学知识的传播与社会组织、学术体制之间的关系；2.比较方法与全球视野：重视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之间的史学互动，着重东西方比较研究，尤其是三大传统——地中海传统、儒家传统、伊斯兰传统——的比较研究，从而说明全球史学一些内在的本质特征；3.注重传统与接受的关系，研究各种史学传统在内部的传承与外部的接受；非常注重非西方史学传统研究；4.力图避免“西方中心论”，充分考虑西方以外的史学传统，不过度突出西方的分期概念等等。

      全球史学史代表人物主要有伊格尔斯(G.G.Iggers)、吕森(J

rn Rüsen)、劳埃德(G.E.R.Lloyd)、富克斯(E.Fuchs)、斯塔西提(B.Stuchtey)、沃尔克(M.V

lkel)等人。其中《牛津历史著作史》主编、加拿大女王大学校长沃尔夫(D.R.Woolf)教授是极有影响的一位。

      二、《牛津历史著作史》

      《牛津历史著作史》⑨主编丹尼尔·沃尔夫1958年出生于伦敦，在加拿大的温尼伯(Winnipeg)接受教育，后去英国读书，1983年在牛津大学获得近代史博士学位，导师为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著名的历史学家吉拉德·艾尔默(Gerald Edward Aylmer，1926-2000)。⑩毕业后，他先去加拿大埃德蒙顿(Edmonton)的阿尔伯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任教，任该校历史与古典学系教授，文学院院长，现任加拿大安大略金斯顿女王大学教授。沃尔夫早年主要研究都铎王朝、近代早期英国文化史，后来专注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研究，著述甚多，(11)成为史学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早前出版的有关史学史、史学思想的著作主要有：《早期斯图亚特时代英格兰的历史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 in Early Stuart England，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0)、《全球历史著作百科全书》(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2卷，Garland，1998)、《近代早期英格兰的阅读史》(Reading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往昔的社会传播，1500-1739年间的英格兰历史文化》(The Social Circulation of the Past:English Historical Culture 1500-1730，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五卷本《牛津历史著作史》内容大致如表1。

      

      《牛津历史著作史》是一套由众多知名学者合作编撰的、涵盖全球的史学史著作，全书由150篇专论组成，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涵括整个人类史学文化传统的历史著作史。各卷主编都是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第1卷主编是古典学家安德鲁·菲尔德(Andrew Feldherr)、汉学家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第2卷主编是教会史家萨拉·福特(Sarah Foot)、伊斯兰史家切斯·罗宾逊(Chase F.Robinson)，第3卷主编是拉美史家何塞·拉巴萨(José Rabasa)、史学理论专家佐藤正幸(Masayuki Sato)、早期近代史家埃多尔多·托塔罗洛(Edoardo Tortarolo)、总主编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第4卷是澳大利亚史家斯图亚特·麦金太尔(Stuart Macintyre)、美洲史家朱安·迈瓜斯卡(Juan Maiguashca)、史学史家阿提拉·伯克(Attila Pók)，第5卷主编是汉学家施耐德(Axel Schneider)以及总主编丹尼尔·沃尔夫本人。

      另外，还有由迈克尔·本特利、约恩·吕森、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唐纳德·凯利、彼得·伯克等14位知名学者组成的顾问团队，提出指导性编撰建议。这些顾问还发挥自身的特长为该书贡献专题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丛书的编撰质量。全书各个专题论文的作者在学术界都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宾夕法尼亚大学伍安祖教授、德国汉学家闵道安(Achim Mittag)、印度裔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英国古典学家劳埃德、美国汉学家杜润德、史嘉柏、夏含夷等等。这些高水准学者的加入为整套丛书编撰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因而该书出版后获得了广泛好评。伊格尔斯认为：“此书魅力在于其内在的、深刻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彼得·伯克认为：“沃尔夫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天才的史学史全球研究论述，该书结构明晰，内容平衡，作者尽量避免欧洲中心主义和当下意识这对孪生危险，强调使用多元路径研究过往”；唐纳德·凯利认为：“这是内容丰富、论述全面的世界史学史著作。沃尔夫是这一领域公认的专家，他将年代与地理结合在一起，范围包括非洲、近东、远东以及欧洲和美国；他的这一研究方法非常有效”。

      《牛津历史著作史》是一部按照编年顺序，注重各国史学传统，努力再现人类史学文化传统的史学史著作。全书力图避免西方中心观念，且注意比较研究，以全球眼光、平等价值看待各种史学文化传统，且非常注重非西方史学传统的研究，每一卷的历史分期都考虑到东西方的具体情况，在大时间框架内处理国别史学史、地域史学史、专题史学史。

      各卷所包括的时间范围在逐步递减，这不仅反映了后来各卷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史学史考察对象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大，而且反映了历史学活动的急剧增加。“研究越来越接近现代时，这些研究时期就越来越缩小了，这不仅是因为存留的材料和著名的作者越来越多，而且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范围内的重要主题也越来越多”。(12)

      编者尽量不采取传统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历史分期，目的就是为了尽量避免不恰当地突出历史分期的西方观念。“就历史编撰来说，似乎一直完全是西方的发明或西方的实践。自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以来，出版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开始挑战史学史的欧洲中心论，亦挑战史学史那种固有的目的论。现在我们能以更广阔的视野为背景来研究欧洲史学事业了，这个视野有许多平行的——这一事实时常被忽略——相互影响的书写传统，比方说来自亚洲、美洲、非洲的历史。”(13)编者因此尽量回避自19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史传统，注重地方史、区域史、跨国史、洲际史的书写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特别突出三大传统及一些次要的独立传统。三大传统分别是地中海传统(源于古代希腊、罗马、希伯来等构成的西方传统)、伊斯兰传统和儒家传统。次要的传统包括古代印度、前殖民时代的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南亚、东南亚的部分地区。

      编者注重跨学科研究，改变过去史学画地为牢的局限，吸收艺术、考古、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与方法，注意吸收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反映人类史学成就。注重史学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各种制度、机构对史学知识的影响。“历史记录同种族、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权力运用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联系。这也许是在文章开始时提到的古老格言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即‘历史是被胜利者所书写，尽管事实上很多时候也是被失败者(考虑一下修昔底德，印第安人阿亚拉，或一位失败的革命者、诗人和史学家约翰·弥尔顿)和那些被突然而不被欢迎的变化幻象所困惑的人们所书写。”(14)

      编者淡化宏大叙述、宏大理论，侧重具体事物论述，尽量反映了史学研究的前沿动态，并且设计了大事年表、原始文献、研究文献，增加了可读性。尽管近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有关历史著述的百科全书、辞典、手册、研究指南，从纯学术的角度以全球视野全面论述史学史的著作也间有问世，(15)但在编排形式多样、吸引读者方面都逊色于本丛书。

      三、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

      明清之际，由于西学东传，西方世界的学术话语、概念、方法也逐渐影响到中国传统史学，到了晚清和民国时代更是如此。“过去的乾嘉学派，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是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而言”。(16)自此以后，中国史学也开始不断融入世界，中国的史学史研究成为世界史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家慢慢重视中西史学史研究了，该领域逐渐成为独立的授课内容与研究主题。早在1909年，曹佐熙(1867-1921)为湖南中路师范学堂优级选科的学生讲授“史学研究法”，该课程讲义成为《史学通论》一书。

      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当时中国的不少大学设立历史系、史学系或史地系。1919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废文理法三科之分，改门为系，新建包括史学系在内的14个系。1920年，出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1879-1944)提倡设立中国史学原理、史学理论等课程，并躬身为学生讲授“中国史学概论”，撰写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及其他一些史论文章。他还延请留学美国的何炳松(1890-1946)为学生开设“史学方法论”、“史学原理”等课程，由此而引起何炳松翻译美国史学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一事，而《新史学》则成为“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17)这一时翻译了不少史学史著作，大多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如朗格诺瓦(C.V.Langlois，1863-1929)、瑟诺博思(C.Seignobos，1854-1942)的《史学原论》(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绍特韦尔(James T.Shotwell，1874-1965)的《西洋史学史》(何炳松、郭斌佳译，1929年)、班兹(Harry Elmer Barnes，1889-1968)的《史学》(向达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施亨利(Henri Sée，1864-1936年)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黎东方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班兹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董之学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弗领(Fred Morrow Fling，1860-1934)的《史学方法概论》(薛澄清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等，这些著作为未来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就其整体来看，都是同吸收、借鉴西方史学的积极成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积极成果相联系的。从1924年李大钊出版《史学要论》到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新中国成立后，1952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把民国时期的英美高校体系改造为苏联高校体系，史学研究也进入了苏联模式时代，但毕竟还有自身的特色。在这一时期，复旦大学的耿淡如(1898-1975)先生非常重视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他于1961年在《学术月刊》第10期上发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史学史的定义、研究对象与任务进行了系统的概述，认为这门年轻的学科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18)该文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据张广智先生说，(19)耿淡如先生从1961年开始就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外国(西方)史学史课程，并在《文汇报》上撰写《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2月11日)、《西方资产阶级史家的传统作风》(6月14日)、《拿破仑对历史研究道德见解》(10月14日)等文章；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摘要》上刊登他所翻译的索罗金的《论汤因比的历史哲学》(4月1日)等文章，积极进行史学史研究推广工作。同年耿先生开始翻译英国史学家古奇(G.P.Gooch，1873-1968)(20)的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有部分章节油印，1989年由商务印书馆作为“汉译名著”出版发行，四川大学谭英华教授(1917-1996)为该书作注，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至今仍是史学研究的必读书目。(21)

      1961年4月12日，北京召开由周扬主持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制订了历史学专业教学方案与历史教科书编写计划，耿淡如成为外国史学史教科书编写负责人。(22)同年底，在上海召开有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老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科书工作会议，决定由耿淡如负责编写“外国史学史”，田汝康负责编译“西方史学流派资料集”(该资料集即田汝康后来与金重远合作选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一书，该书在20世纪80年代流传极广，为人们认识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两年之后，张文杰先生编选的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的《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23)。这两本书构成了80年代早期认识西方史学的两个重要窗口。遗憾的是，由于“文革”，《外国史学史》的编写计划最终流产了。

      “文革”后，百废待兴，外国史学史也得到了快速发展。郭圣铭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便是这一时期的第一本西方史学史专著。郭圣铭(1915-2006)先生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长期致力于世界史的教学与科研，“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发表《加强对史学史的研究》(刊《上海师大学报》1978年1期)，表明他对这门专业的重视。他在《西方史学史概要》中认为，把“外国史学史”列为必修课程是一个必要的、正确的措施，对提高我国历史科学的研究水平和教学质量将发生深远的影响。(24)该书共计7章，自古代希腊史学一直讲述到20世纪初年的欧洲各国和美国史学，20世纪西方史学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论述不多，甚为遗憾。郭圣铭先生还培养了不少西方史学史的学生，不少已经成为名家，比如王晴佳教授。王晴佳到美国后跟随著名的史学史专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研究西方史学史，近年来著述颇丰，大力推广西方史学史研究。

      自郭圣铭先生的《西方史学史概要》出版后，掀起了当代中国世界史学界外国史学史教材与专著出版的热潮，先后大致有：孙秉莹的《欧洲近代史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昶的《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张广智的《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宋瑞芝等主编的《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徐浩、侯建新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2009年第二版)、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再版)、徐正等主编的《西方史学的源流与现状》(东方出版社1991年)、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辑的《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庞卓恒主编的《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夏祖恩编著的《外国史学史纲要》(鹭江出版社1993年)、杨豫的《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建娥的《外国史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广智的《西方史学散论》(台北淑馨出版社1995年)、郭小凌编著的《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鲍绍林等著的《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王晴佳的《西方的历史观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已出第3版)；何平的《西方历史编纂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于沛、郭小凌、徐浩的《西方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张广智主编的《西方史学通史》(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详细的一套史学通史)、杨豫、陈谦平主编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等。

      这期间还有不少断代、国别、主题史学史研究专著出版，表明这门学科快速发展与深入研究已今非昔比。比如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最早把法国年鉴学派介绍到中国，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一文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注意。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编选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年)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边疆学派”讨论，进而引发了人们去思考历史上的史学流派、史学思潮与比较研究。可以说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后来者诸如胡适、何炳松、钱穆、柳诒徵、余英时、杜维运、汪荣祖、何兆武、朱本源、刘家和、于沛、陈启能等都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华人学者汪荣祖出版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巨著《史传通说》。近年来美国的伊格尔斯、王晴佳，德国的吕森(Jürn Rüsen)诸氏也关注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许多学者已经可以利用第一手原始文献进行系统研究，选题也越来越与国际史学界接轨。比如：姚蒙的《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香港三联书店与台北远流出版社1988年)、田晓文的《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西方心智史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陈启能等著的《苏联史学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罗凤礼主编的《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罗凤礼的《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晏绍祥的《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蒋大椿、陈启能主编的《史学理论大辞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王晴佳、古伟瀛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梁洁的《撒路斯特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王利红的《诗与真：近代欧洲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程群的《论战后美国史学：以〈美国历史评论〉为讨论中心》(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王晴佳的《新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晏绍祥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古典历史研究史》(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张广智的《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姜芃的《世纪之交的西方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贺五一的《新文化视野下的人民历史：拉斐尔·萨缪尔史学思想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张广智的《克丽奥的东方形象：中国学人的西方史学观》(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陈茂华的《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刘家和主编的《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张广智的《瀛寰回眸：在历史与现实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白春晓的《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等。这些研究专著逐渐构筑了浩瀚的史学史学术之林。

      这期间翻译的域外史学史著作非常多，这些著作的引进大大促进了这一科学的快速发展，诚如周兵教授所言：“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出现了一股引进、译介西方史学理论的热潮，从而逐渐促成了今天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状况。最近这一次的西方史学理论引进热潮，至今依然方兴未艾(或者可以说，如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已然形成了常态化)，学界前辈、同行多为亲历者和参与者”。(25)大致著作有卡尔的《历史是什么》(吴柱存，商务印书馆1981年)、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田汝康等选编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特纳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杨生茂编，商务印书馆1983年)、张文杰等编译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巴拉克勒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米罗诺夫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王清和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伊格尔斯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陈海宏、刘文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勒高夫、诺拉的《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巴尔格的《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莫润先、陈桂荣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米罗诺夫、斯捷潘诺夫的《历史学家与数学》(黄立茀、夏安平、苏戎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托波尔斯基的《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王建华选编的《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罗德里克·弗拉德的《计量史学方法导论》(王小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罗德里克·弗拉德的《历史计量法导论》(肖朗、刘立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何兆武主编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巴拉克勒夫的《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伯克的《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凯利的《多面的历史》(陈恒、宋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爱德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里格比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英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贝内德托·克罗齐的《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时纲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约翰·布罗的《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劳埃德的《形成中的学科——对精英、学问与创新的跨文化研究》(陈恒、洪庆明、屈伯文译，格致出版社2015年)等等。

      陈新、彭刚等人主持的“历史的观念译丛”、岳秀坤主持的“历史学的实践丛书”两套丛书系统地引进了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名著，为这一学科未来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此外，还必须提到的是《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两本刊物在促进史学史学科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年，是国内唯一的有关史学史研究的学术刊物，第一任主编由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担任。《史学理论研究》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1992年创刊的，是有关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专业性刊物。史学杂志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的产物，是史学持续发展的物质载体，也是史学普及的标志。杂志一方面以发表文章、评论、总结等为主，客观反映史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还通过定主题、出专刊、约专稿等方式来左右或指引着史学研究。一些杂志甚至成为史学更新的强有力的武器，如法国的《年鉴》(1929年创刊)、英国的《往昔与现在》(1952创刊)便是典型代表。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涌现出许多以书代刊的学术连续出版物，正起着“史学更新”的作用，期待史学史在新时代环境下能取得更大发展。

      学习研究史学史是一种文化传承，也是一种学术记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记录历史是一种自然的、必要的行为，研究书写历史的方法，探究历史思想，勘探史学的传播更是必要的。历史之于社会，正如记忆之于个人，因为每个个体、每个社会都有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历史为基础的历史记忆建构了一种关于社会共同体的共同过去，它超越了其个体成员的寿命范围。历史记忆超越了个人直接经历的范围，让人想起了一种共同的过去，是公众用来建构集体认同和历史的最基本的参照内容之一。历史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它假定过去的集体和现在的集体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这些假定的集体认同，使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能够得以实现，并作为一种内部纽带将编年史中呈现的各种事件串联起来，但又超越了人物传记和传记中呈现的某个伟人的寿命范围。(26)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对往日信息的保存——信息消失，知识无存，历史遗失，文明不在。史学史是一座有无数房间和窗户的记忆大厦，每一个房间都是我们的记忆之宫，每一扇窗户都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往昔与异域的独特视角。

      此文初稿写成后发给赵立行、彭刚、陈新、周兵、岳秀坤、洪庆明诸位教授审读，他们提出了不少很好的修改建议，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①Jacques Bénigné Bossuet,Discours sur l 'histoire universelle,à monseigneur le dauphin pour expliquer la suite de la religion,et les changements des empires,3 Vols.,Paris:Bibliothèque catholique,1825-1826.

      ②Michael Salevouris & Conal Furay,The Methods and Skills of History:A Practical Guide,4th edition,Wiley-Blackwell,2015,p.223.

      ③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115页。

      ④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宋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76页。

      ⑤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有关古代时期的专题史学史出现不少，如善迪斯(John Sandys，1844-1922)的《古典学术史》(A.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From Antiquity to the Modern Era，1903)、奥姆斯特德(A，T.Olmstead，1880-1945)《亚述史学史》(Assyrian Historiography:A Source Study，1916)、维拉莫维兹(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语言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1921。其实是一部古典学术史)等。

      ⑥见《书写历史》，上海三联书店。

      ⑦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见《多面的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⑧这四卷分别是：C.H.Philips主编的《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历史学家》(Historians of India，Pakistan，and Ceylon)；D.G.E.Hall主编的《东南亚历史学家》(Historians of South East Asia)；W.G.Beasley and E.M.Pulleyblank主编的《中国、日本的历史学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B.Lewis and P.M.Holt主编的《中东的历史学家》(Historians of the Middle East)。

      ⑨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ed.by Daniel Woolf,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2012.

      ⑩博士论文为“1590-1640年间英格兰历史思想的变化与延续”(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c.1590-1640)，参加答辩的有牛津大学的凯斯·托马斯(Sir Keith Thomas，1933-)、剑桥大学的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1940-)等。

      (11)其他方面的著作有Public Duty and Private Con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co-ed.,with John Morrill and Paul Slack); Rhetorics of Life-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urope,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co-ed.,with T.F.Mayer); The Spoken Word:Oral Culture in Britain 1500-1850,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co-ed.,with Adam Fox); Local Identities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Palgrave Macmillan,2007(co-ed.,with Norman L.Jones); 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2011)等。沃尔夫为六卷本《新观念史辞典》(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ed.by Maryanne Cline Horowitz,2005)所写的长篇导论“Historiography”是其全球史学史纲领性宣言，随后所出版的《全球史学史》、《牛津历史著作史》都是这一思想的不断延展与深化。

      (12)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1,p.x.

      (13)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ed.by Maryanne Cline Horowitz,2005,p.ix

      (14)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ed.by Maryanne Cline Horowitz,2005,p.lxxx.

      (15)近年来出版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以跨文化比较研究为目的史学史著作，其中特别显著的是Turning Points in Historiography: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ed.G.Iggers and Q E.Wang,2002);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ed.Georg G Iggers,Q Edward Wang,Supriya Mukherjee,2008; Across Cultural Borders:Historiography in Global Perspective(ed.E.Fuchs and B.Stuchtey,2002);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an Intercultural Debate(ed.J.Rüsen,2002); Historical Truth,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Ideology: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from a N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d.H.Schmidt-Glintzer,A Mittag and J.Rüsen,2005)等。

      (16)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引论”。

      (17)见谭其骧《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新史学〉》，载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何炳松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74-75页。

      (18)耿淡如：《西方史学史散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页。

      (19)张广智教授为1964年耿淡如先生招收的新中国西方史学史第一届惟一的学生，也是“文革”前惟一的一届学生。

      (20)古奇为英国著名外交史家、史学史家，有关史学史的著述有《历史》(History，London，1920，属于Recent developments in European thought丛书之一种)、《近代史研究》(Studies in Modern History，London，1931)、《欧洲史研究文献，1918-1939年》(Bibliography of European History，1918-1939，London，1940)、《历史概览与特写》(Historical Surveys and Portraits，Longmans，1966)等。

      (21)文革期间也有一些史学史著作翻译出版，如，德门齐也夫等著《近现代美国史学概论》，黄巨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等等。

      (22)1961年8月28日刊文《耿淡如积极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一文，介绍编写情况。

      (23)该书后来又以《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之名在2002年、2012年分别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

      (24)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25)周兵：《国外史学前沿与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史学月刊》2012年第10期。

      (26)杰拉德·德兰迪、恩靳·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李恭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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