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汉藏教理院社会活动纪实-记庚辰重九缙云登高诗会论文

抗战时期重庆汉藏教理院社会活动纪实-记庚辰重九缙云登高诗会论文

抗战时期重庆汉藏教理院社会活动纪实
——记庚辰重九缙云登高诗会*

李仲良

内容提要 :1940年10月9日重阳节,汉藏教理院院长太虚法师在缙云山举办庚辰重九缙云登高诗会,邀请在重庆北碚的社会各界名流参加,拈字赋诗,共度重阳佳节。本文收集相关新闻史料和若干档案资料,勾勒出这一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指出这是太虚法师和汉藏教理院践行“人间佛教”思想、与各界之间的良好互动的典型事例,在当代佛教史和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反响。

关键词: 汉藏教理院 太虚法师 缙云山 诗会

1932年8月,太虚法师在重庆北碚缙云山缙云寺创办了“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该院名家汇聚、学生众多,成为民国时期佛教教育最高学府之一。1937年底,随着国民政府的部分行政机关西迁至北碚,一时之间北碚由小乡镇变为政要、文人汇集之地,为汉藏教理院与社会各界交流交往提供了良好机遇。1940年是农历庚辰年,汉藏教理院院长太虚法师以九九重阳之机在缙云山举办“庚辰重九登高诗会”,由陶冶公、李子宽二人出资在汉藏教理院设素宴,招待北碚缁素能诗者。宴后,众人齐登缙云山狮子峰,20 多位来宾以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诗句为韵,各拈一字作诗附和。之后,陶冶公将收到的28 首诗编辑,以《庚辰重九缙云登高集》刊登于《海潮音》杂志第22卷第2期。

缙云登高诗会是抗战时期汉藏教理院对外社会交往的一件趣事,对诗会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汉藏教理院的办学思想、佛学主张及社会交往史,有助于考察抗战时期北碚的人文生活情况。对于太虚法师主张佛教改变迷信行为,转而为世人、为社会的人间佛教思想,更值得我们重温和借鉴。

一、缙云登高诗会的时代背景和出席诗会的社会名流

近代以后,中国佛教发展面临危难与机遇并存之题,各地僧团和居士纷纷起来研究、探寻佛教改革以适应社会新形势,由太虚法师创办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即在此背景下于1932年8月在北碚缙云山成立。该院一经成立,在太虚、法尊、苇舫、法舫、尘空、雨堃、多杰觉拔格西、能仁喇嘛、虞愚、黄忏华、陈健民等大德僧人、在家居士,刘湘、刘文辉等地方军政要员,求学佛徒的共同努力下,渐次发展为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佛学院,在宗教、文化、政治界均有一定影响,其佛学声誉日渐为院外传闻称赞和接纳。

汉藏教理院所在北碚地方背靠风景如画的缙云山,嘉陵江穿城而过,自1936年始由卢作孚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使北碚经济、城镇规模得到快速发展。1937年,一批政客、文人、社会名流随国民政府西迁至北碚,为北碚地方增添了鲜明的政治、经济、文化色彩。紧邻北碚城区的汉藏教理院自然成为时俊名流探访、聚会的首选之地,蒋介石、林森、冯玉祥、戴季陶、郭沫若、老舍、林语堂、梁实秋、梁漱溟、田汉等一批名人到访汉藏教理院,与师生有过深入接触,由此,北碚形成了一个以汉藏教理院为中心的文化交流圈。

就是在上述背景之下,由太虚法师发起,有20 多名国民政府官员、文化名人和汉藏教理院部分教师参与的“庚辰重九缙云登高诗会”如期举行。以下对出席诗会的人员分类介绍。

参加登高诗会的军政界人士有陈铭枢、蒋作宾、何遂、陈蔼士、李子宽、陶冶公等。这里重点介绍几位:陈铭枢(1889—1965) 字真如,广东人,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副院长,交通部长,广东省主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十一军军长、京沪卫戍总司令官、兼代理淞沪警备司令,创办十九路军任司令。陈蔼士(1880—1954),名其采,曾任民国政府首任主计长。蒋作宾(1884—1942) 字雨岩,湖北应城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参谋本部次长,历任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驻德公使、驻日大使、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陶延林(铸) (1886—1962) 字冶公,长期担任国民政府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主席。何遂(1888—1968) 字叙甫,福建人,国民党元老,曾任广州黄埔军校代理校长等职。李子宽(1882—1973) 湖北人,原名基鸿,法名了空,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裁厘办公厅主任、中国禁烟秘书长、广东禁烟特派员等职。杨时杰(1881—1956) 字舒武,湖北沔阳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任湖北军政府内务部长,1932年任国民党惩戒委员会委员。此外,受邀参加诗会的还有李盛鸣、汪志俊等人,李盛鸣曾在国民政府司法部、国民党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任职,汪志俊曾在司法部人事处任职。

参加登高诗会的文化界人士有黄忏华、彭醇士、张宗祥、虞愚、张纯一、周贯仁、张仁甫、王向辰等。以下择其要者稍作介绍:黄忏华(1890—1977) 广东人,我国近代著名佛学理论家,其《中国佛教史》被誉为“现代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中国(汉传) 佛教通史”。彭醇士(1896—1976) 江西人,擅书画、词章。张宗祥(1882—1965) 号冷僧,古籍学家,时有“文有张冷僧,武有蒋百里”之说,曾整理故宫珍藏古籍《善本书目》《四库全书》等。虞愚(1909—1989) 字佛心,著名因明学家,著有《因明学》一书。金贤寀(生卒年不详) 字雪塍,号俶髡,浙江镇海人,民国时期著名诗人、书法家,任上海《华商联合报》(华商联合会报) 主编。张纯一(1871—1955),字仲如,湖北汉阳人,曾在上海广学会编《大同报》,后在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汉藏教理院等校任教,对先秦诸子、佛教、基督教均有较深研究。王向辰(1898—1968),笔名老向,河北辛集人,现代著名通俗文学作家,抗战期间主编《抗到底》杂志,并与阳翰笙、郭沫若、茅盾、老舍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周贯仁(生卒年不详),著名作家、佛学家,编著出版的有《心史》、《爱恨悔文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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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诗会的主办方汉藏教理院的教师悉数到场,以下作简要介绍:太虚法师(1890—1947) 俗姓吕,浙江崇德人,我国近代著名僧人、佛教改革家、教育家,先后创办和主办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中国佛学会、世界佛学苑及其图书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法尊法师(1902—1980) 俗姓温,河北深县人,著名僧人,藏汉文翻译家,任汉藏教理院代院长、院长,著有《现代西藏》《西藏民族政教史》等一批有见解的研究西藏史地专著,翻译藏文《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论》第经论为汉文,并翻译汉文《大毗婆沙论》为藏文。苇舫法师(1908-1969) 俗姓朱,江苏东台人,曾任汉藏教理院教务主任、代理院长,主编《海潮音》杂志,后任上海玉佛寺住持。又信法师,生卒年不详,浙江人,毕业于闽南佛学院,与灯霞、东初、印顺为同届,曾任浙江普济寺、雪窦寺住持,① 又信法师生平参见卢友中:《雁荡山僧:竺摩法师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文联编:《慈城:中国古县城标本》(上册),宁波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什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什邡文史资料》第11 辑,四川省什邡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1995年,第169页。 又信长期亲近太虚法师,践行人间佛教思想,领太虚之令整理重庆南川佛教、什邡罗汉寺、南京毗卢寺。另外,在校的第三届、第四届普通科和第二届专修科的众学生参与诗会。

二、缙云登高诗会的诗词分类和评析

诗会嘉宾按照所拈得字为韵,以缙云嘉陵为景,以国难和抗战为境,以汉藏教理院和佛教发展为题,感念时局、抒怀情思,创作出不少大气磅礴、意味深长的金句。以下进行分类介绍:① 陶冶公:《庚辰重九缙云登高集》,《海潮音》,1941年,第22卷第2期。

(5)根据政府资金状况,以各项自然条件为依据,尽量压缩工程量和造价,部分较为困难的段落,可适当降低标准,当遇到不良地段时,应积极予以避让,不得盲目进行高填深挖。

重阳当日的缙云山微风细雨,参加登高诗会的嘉宾以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句先后拈字。拈字的结果是,老向:拈得独字,汪志俊:在,陈真如:异,李盛鸣:乡,宿邨:为,胡法智:异,冷僧:客。蒋作宾:拈得每字,太虚:逢,杨舒武:佳,大觉:节,何遂:倍,张仲如:思,周贯仁:亲。彭醇士:拈得遥字,黄忏华:知,俶髡:兄,又信:弟,苇舫:登,法尊:高,李子宽:处。陈蔼士拈得遍字,陶冶公:插,虞愚:茱,雨堃:萸,黄华真:少,张仁甫:一,平风:人。

处于战火和颠沛的不幸生活,诗会嘉宾对抗战胜利的祈盼尤为心切。如,汪志俊:“前方报红旗,再接再厉乃;胜利巩舆图,山川色不改。”虞愚:“决眦孤峰变,回风众壑殊;下方频送捷,今岁欲平胡。”老向:“兵荒三四年,胡马良田牧;更兼旱与涝,无衣复无谷;哀我大河北,何日得收复。”周贯仁:“安得峰前狮子吼,直将天下虎狼驯。”俶髡:“何如撞法鼓,巨响发訇訇;慈悲愿力大,灾患化祥祯。”来宾们身在北碚缙云山,胸中激荡忧国忧民渴望胜利的沛然情思,歌颂了抗战的伟大坚强,抒发了和平正义必胜的强烈愿望。还有,陈蔼士:“愈战愈坚强,友邦群钦羡;仗义大声援,贼寇心胆颤;得道者多助,胜利终实现”,对南亚、东南亚友邦支持我国抗日战争事业亦作记叙,可见,在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悄然形成。

(一) 对汉藏教理院和佛教发展的祈盼和祝福

汉藏教理院作为当时享有盛名的佛学院,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参加诗会的社会名流对汉藏教理院赞赏有加。如,宿邨“太虚今远公,海内尊大师;开社阐教理,汉藏抉其微;缁流百二十,儒道亦皈依”的诗句点明了汉藏教理院研究汉藏佛教教理的特点专长,也透露了该院当时教员学生的规模。陶冶公以“佳节聚吟宏化地,追踪鹿苑有狮峰”之句,将缙云山和汉藏教理院比喻为印度佛教史上的鹿野苑和那烂陀寺,显然是对汉藏教理院办理情形的高度肯定。还有汪志俊:“渝城一见师,龙象生五彩;教理课僧徒,皈依多寮采。”俶髡:“峨峨缙云山,苍翠寝中横;高僧来驻锡,远近感倾诚;说法山河动,有如王舍城”等诗句,均是对太虚法师和汉藏教理院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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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胡法智:“直登狮子最高峰,朝日香炉列其次;鸟道巉岩强攀缘,石头滑澾何畏避。”黄华真:“忽喜秋山露靓妆,九峰横黛眉新扫;狮峰突兀秋光好,嘉陵极目归帆少;寒菊傲霜品自珍,苍茫落日长虹扫。”平风:“嘉陵江上秋色,狮峰一览无垠。”又信法师:“狮子峰头快登临,苍苍秋色无边际。”这些诗句亦有色有味,为读者呈现重阳时节缙云山之壮美,狮子峰雄态、朝日峰高峻、香炉峰险秀、峦峦岩苔滑、林木蔽目、江远落日……这无尽的大好河山,让来宾动情、动思、流连讴诵。

诗会正值太虚法师率佛教访问团出访缅甸、印度、斯里兰卡、马来半岛、越南等地凯旋归国之际,自然不少对太虚法师出访邻邦功绩的褒扬。如,陈蔼士:“善哉太虚师,信心持一片;独登万里程,飘然出邦甸。海阔与天空,飞锡若掣电;弘扬护国情,反复不知倦。”还如,何遂:“虚师穷般若,宇内倾丰采”;陶冶公:“吴越多才世所闻,高僧入圣更超群,卓锡九峰宏教化,周游四海赖宣勤”;陈真如:“大师自西归,法席惜不诣,深深海底行,高高峰顶视”等等,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太虚法师渊博佛学知识、兴办僧伽教育、倡导佛教改革的钦佩之情。

(二) 控诉战乱灾难和讴歌英勇抗战

时值家仇国难之际,登高诗会大量词句描写当时的战乱生活,抨击了日寇侵华的丑恶行径。如,老向:“河北遍烟尘,万家已无屋,鼙鼓声如雷,群黎遍地哭。”法尊法师:“满地皆烽火,群生劫莫逃。”汪志俊:“万古亘神州,倭奴思吞宰。”陶冶公:“极目萧条生旅愁,伤心黔庶困兵劫;可怜万国咸不宁,弱小尽受强横压。”李子宽:“纷纷满地驰豺狼,城社于今凭狐鼠。”雨堃法师:“大好山河今破碎,天涯何处插茱萸。”这些诗句饱蘸血泪控诉了战乱带给的灾难伤痛,国破家亡的无奈和辛酸。

重阳登高之际,西迁重庆的社会名流莫不倾诉避难生活的艰辛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如,李子宽:“播迁也向西南行,巴蜀三年滞羁旅;寻得荒村农舍居,一家生计谋儿女。”平风:“浪迹天涯孤客,那时归省吾亲?”俶髡:“避兵我入蜀,一廛聊为氓;腰脚苦不健,游眺力难撑。”李子宽:“伤心编氓归无家,庐舍荡然付一炬;老填沟壑少壮逃,妇孺留者置刀俎;暴力横加莫奈何,可怜痛楚向谁语。”战乱惨烈、流离失所的痛苦历历诵上笔端。再如,张纯一:“屋破荒园闻野哭,处处田家频断炊;米珠薪桂流民泣,无奈囊空儿啼饥。”杨舒武:“步登狮峰上,侧身望秦淮;秦淮今何似,兴言伤我怀。生灵无一幸,白骨焦士埋;荆杞生廊庙,狐狸踞崇阶。畴昔填海鸟,翻然化虎豺;乾坤遭破碎,日月被昏霾。”战争带来的饥饿亡苦、家园荒芜、骨肉分离,再从诗中读来,令人泣下,再度唤醒我们对和平幸福的珍爱,对战争灾难的厌恶之情。

由表3可知,产率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当反应时间达到40 min时,产率可达84.2%,之后,反应时间继续增加,产率无明显的提高。故选最佳反应时间为40 min。

(三) 描绘缙云山嘉陵江风光

登高诗会在嘉陵江畔缙云山狮子峰下举办,因而,嘉陵江、缙云山、狮子峰的壮美跃然于诗上,栩栩如生。如,宿邨的“嘉陵古西汉,缙岭俯江湄;九峰荡霄汉,万木交干枝;朝岚郁夕霭,云海偶成奇;香炉莲花峰,名目更交晖;直是西庐山,或曰小峨眉”,感慨缙云山兼具庐山和峨眉山之奇景壮观。陈真如的“巍然狮子峰,俯踞缙云寺;龙象相对扬,振表常睥睨”将缙云寺、狮子峰联系起来,盛赞其有佛教龙象。

参加诗会者以佛教居士和信徒居多,他们诗句寄托了对佛教发展悠悠思索。如,俶髡:“我闻尼山言,四海皆兄弟;佛门更广大,众生都有情。”张仁甫:“大乘是嘉猷,大雄亦仁术;文字儒宗儒,性理密宗密;大道合同归,三教本来一。”李子宽:“翛然无事入山林,进修白法空我汝;习禅佛地心自闲,白云深处钟数杵。”上述诗句既体现了佛教的空无理性,又彰显了佛门广大,寄托了时人对佛教人文关怀的期望。

当然,登高诗会不乏对缙云山和寺历史的回顾,如宿邨:“巍巍崇教寺,赐额改相思;迦叶旧道场,应化石迹遗。”李子宽:“缙云古寺幽栖处,密窟深藏龙象侣。”将缙云寺相传为迦叶佛的道场,并由崇教寺改相思寺再改缙云寺的发展过程在诗中予以确切表达。

三、缙云登高诗会的思想特点与时代影响

1997年秋,廉小花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徐任天。1998年9月一天早上,廉小花把刚借到的学费给徐云天。这时,一岁的弟弟突然冷汗淋淋、哭闹不止。廉小花背起儿子又放下,徐云天猜出继母是没钱带弟弟看病,把钱掏了出来。廉小花说道:“妈有钱,你上学去吧,我带你弟去医院。”徐云天信以为真地走了。

古云“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汉藏教理院举办的重九缙云登高诗会即体现这样的文学特点,反映了来宾丰富的文化情感、政治胸怀和眼中世界。

(一) 登高诗会的思想特点

登高诗会集中体现了来宾的家国情怀和朴素的宗教信仰情感。首先,参加登高诗会的社会名流、政客、文人学者多随国民政府西迁而来,他们的话语中自然体现对国家时局、民族未来的思考,忧国忧民自然成了登高诗会的旋律。当时,国家遭遇侵略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社会秩序混然无存的景象溢于诗句中,是对国家民族处于水深火热状态的真实写照。同时,作品中所反映的祈盼抗战胜利、希望民族富强的愿望,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最高理想。

其次,参加登高诗会的来宾多与太虚法师交往深厚,在佛学研究方面均有一定造诣,因而,所作之诗充满了佛教特色和佛学韵味。他们或感念佛教的护国爱民情怀,寄希望佛教护持和平;或概叙汉藏教理院的办理情势,赞颂太虚法师精研教理、兴办佛学教育、让中国佛教走向世界的成就;或企盼中国佛教复兴发展,在人间佛教的大旗下贴近社会、利乐有情,使庚辰重九缙云登高诗会传达了“合为时,合为事”人文关怀功能。

(二) 登高诗会反映汉藏教理院的社会影响

汉藏教理院以藏语文和藏传佛教的教学研究为主旨,为重庆北碚增添了多元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特色,使北碚形成了以汉藏教理院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交际圈。笔者通过登高诗会发现太虚法师与诸多社会名流、文人墨客之间的交往关系密切,他们有的在汉藏教理院任教、有的常到院与太虚法师探讨佛学、有的长期支持汉藏教理院发展,他们围绕汉藏教理院展开了丰富的文化交流、社会交际、对外交往等活动。

笔者认为,汉藏教理院与社会各界的交往互动中,主动寻求各界人士对该院发展的支持,取得了较好成效。参加登高诗会的陈真如、李子宽、陶冶公等人便长期给予汉藏教理院经费等支持。另外,汉藏教理院和太虚法师因经费问题多次求诉于蒋介石、戴季陶、孔祥熙、陈立夫等人,以此得到官方办学经费资助,并稳妥解决了汉藏教理院发展中遇到的诸多棘手问题。汉藏教理院聘请虞愚、黄忏华、陈健民等人到院担任专职教授,邀请郭沫若、老舍、田汉、林语堂、梁实秋等人到院开展学术讲座,不但解决了该院师资不足的问题,而且让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道德、社会时态进入佛学课堂,丰富了当时佛学教育内涵,促进僧人法师的多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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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建规》还对采用B1、B2级保温材料的外墙外保温系统,提出在保温系统中每层设置一条由燃烧性能为A级的材料制成、高度不小于300mm的水平防火隔离带;且要求除采用B1级保温材料且建筑高度不大于24m的公共建筑或采用B1级保温材料且建筑高度不大于27m的住宅建筑外,建筑外墙上门、窗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0.50h。

佛教、寺院、佛学院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受社会发展的制约或促进。民国时期,汉藏教理院作为佛教新事物,广受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同样,汉藏教理院在振兴边疆教育、培养僧伽人材、促进佛学研究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体现了宗教与社会和谐相处的一面,为新时代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借鉴。

作者简介 :李仲良,1983年生,藏族,青海乐都人,博士,西南民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民族史、宗教史。

*本文为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汉藏教理院与民国汉藏文化交流研究》(17XJC850002)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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