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经验——从《群书治要》看恢复圣贤教育的重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圣贤论文,中华论文,伦理论文,重要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而与此相比，西方国家的问题似乎没有这样严重。因此，很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认为只有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国，才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种观点忽视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宗教文化背景，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一、“其人存，则其政举”：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人心
西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护了程序上的公平正义，但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的道德情感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爱诚信的道德教育。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质。所以即使把西方某些先进的制度搬到了中国，也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例如把西方奉行的民主制度搬到某些乡村进行民主选举村干部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贿选拉票、营私舞弊等现象。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制度问题，而更根本的是人的问题。
在《群书治要·孙卿子》中就提出：有使国家混乱的君主，没有必然混乱的国家。夏禹的治国的礼法制度没有灭亡，但是夏桀并没有承继夏主的遗志；文王、武王时的礼法制度尚存，但是周朝的后代也没有世代称王天下。所以礼法制度不能孤立地存在，有了圣明的君主，礼法制度才会存在，失去了圣明的君主，礼法制度也会随之消亡。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始端（凭依），而人（君子）是法制的本源。所以有了贤人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会使国家普遍得到治理；如果没有贤人君子，法律即使很完备，也会使国家混乱。所以圣明的君主迫切渴望得到治国的贤才君子，得到了这样的人，自身就可以很安逸，而国家也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如果不能得到治国的人才，就会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败坏而声名狼藉。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
《中庸》上也记载孔子所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都不会对社会、对企业、对单位造成太大的危害。诚如当代西方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泰尔在《追寻美德》中所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他方面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可见，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
《群书治要·傅子》上指出：“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说明贤明的领导者必须通过推行好的制度，才能达到社会安定。但并非只要有了好的制度就能实现大治，还必须有贤德的人去推行。可见，要实现大治，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此，我国当前社会改革的重点不是推行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而是要恢复圣贤教育，即培养具有正义美德的人。忽视了圣贤教育的制度改革，无法挽救因为人的良心泯灭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反而还会出现《群书治要·汉书》上所说的：“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
忽视道德教育而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以下两个结果：一是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反社会行为”是指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中学生以强凌弱现象等；二是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犯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危害社会。所以西方社会出现了《老子》上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情形。《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也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意思是说，如果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即使是每一天都以刀锯在外面执行死刑、惩罚犯人，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
而当代西方社会也出现了以上这两个问题，原因就在于近现代以来，一些西方人把宗教斥为迷信，并且宣称“上帝死了”，普遍地忽视了重视仁慈博爱的宗教教育所致。而这些问题仅靠维护公平正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本身是无法解决的。正如麦金泰尔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质疑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由此可见，社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孟子》上也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二、“不教而杀谓之虐”：唯有圣贤教育可以导正人心
德才兼备的领导者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靠教育才能培养出来。在《群书治要·盐铁论》中就提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上也说，“不知礼义，不可以刑法。”靠法律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不能够使人们成为孔子、曾子那样有德行、有孝心的人；法律也能够把窃贼给以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为伯夷那样廉洁、有志气的人。孔子教育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言为世则，行为世法，一言一行，都能成为世间的表率，是依靠教育所成就的啊！
在《群书治要·史记》上也记载：“汉兴，破觚而为圆，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道德教化）不在此（法制的严苛）。”意思是说，汉朝兴起，去掉棱角而力求宛转，免去繁文缛节而提倡质朴，法网宽疏得可以漏掉能吞噬船只的大鱼，可是吏治却蒸蒸日上，谁也不敢为非作歹，百姓和美安定。由此看来，治理国家重要的是道德的引导，而不在于刑罚的严酷。在《论语》上孔子也提出：“不教而杀谓之虐”。也就是说，在位者没有教导人们仁义慈悌的道理，人们因为缺少道德教育、不知道做人的本分而走向违法乱纪的道路，就被处以死刑，这种政治属于虐政。在《群书治要·汉书》上也说：用礼义治国者，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理国家者，积累的就是刑罚。刑罚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礼义积多了人民就和睦亲爱。本来世代君主都想让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办法却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引导，德教和谐时人民的精神状态就表现出欢乐；用法令来驱使的，法令严酷而民风就呈现出哀怨。
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圣贤文化，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这种政治制度同时兼顾了公平正义和仁慈博爱两个方面。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一个好人、如何把贤人选拔在领导位置上而设计的，其结果是“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群书治要·六韬》）
圣贤政治所达到的是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的理想效果。在《群书治要·体论》中也说道：“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意思是说：用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礼法则紧随其后。道德与礼法都是引导人民的工具啊！远古时代的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转向善良，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转向善良，这是最好的治理；其次，使人民互相礼让，身受劳作之苦而并无埋怨，这是次一等的状况；再次就是用法规来纠正，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欢从善，因畏惧刑罚而不敢做非法之事，这是最末一等的治理。
而废弃圣贤政治不用的结果，在《群书治要·六韬》上也有所说明：“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乱世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意思是说，国君把世俗所称道的人当作有贤能智慧的人，把世俗所诋毁的人当作不肖之人，那就会使党羽众多者被提拔，不结党者被排挤。这样奸邪势力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贤能的人，忠臣无罪而被置于死地，奸臣用虚名取得爵位，所以社会更加混乱，国家也就难免陷于危亡的局势了。可见，如果社会大众的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采取民主政治的后果更加不堪设想。无论是圣贤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是以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为基础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三、“人是可以教得好的”：中国传统圣贤教育的经验
目前我们的道德建设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虚心地汲取中华传统道德教育的经验，因而导致了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对道德教育规律的理解不足，进而使人们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
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的尴尬地位。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圣贤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目标明确
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从治国理念的高度来加以重视的。《礼记·学记》上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强调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即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技能，也就是《三字经》上说的“首孝弟（弟通悌），次见闻”。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二、规范概括
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明确简要，易记易传，因而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普遍奉行的价值观，这包括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仁义礼智信）。
第三、内容丰富
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除了伦理道德教育之外，还包括因果教育，核心都是教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如《易经》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学》的德本财末、“货悖而人者，亦悖而出”；《中庸》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皆属因果教育；而道家以讲因果报应为主题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更属于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佛教讲因果通三世，把因果规律讲得更为彻底。中国历史上虽无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因国家大力提倡因果教育，使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深入人心，故人不敢胡作妄为，无法无天。
第四、形式多样
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的形式多样，并且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育，养子使作善也”《说文解字》）；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如今，网络、电视等现代媒体对人价值观的影响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也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
第五、次序合理
《论语》上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就是说，劝人为善的道德教育，应当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这是因为，孝的教育，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恩义、情义的情感。如果恩义、情义的处世原则培养不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事原则，这样的人往往就会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而孝是靠老师来教导的，所以孝亲与尊师紧密联系在一起。老师所教导的孝包括：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因此，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孝经》上也讲：“长幼顺故上下治”。可以说，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孝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
第六、保障有力
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通过教育、考试、人才选拔、监察、法律、激励制度保障的。简单地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例如：《孝经》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因此历代法律都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甚至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传统社会还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强化道德教育。承担着重要道德教育功能的建筑物有三种：一是供奉祖宗的祠堂，它承担着教“孝”的功能，教导人知恩报恩，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效果；二是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孔庙，它教人尊师重道，承担着道德教育的功能；三是供奉了阎王的城隍庙，城隍庙里面描绘了地狱的种种情景，让人明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关系，使人从内心不敢去做坏事，承担着因果教育的功能。这种高度艺术化的社会教育，体现在传统建筑、雕塑、音乐、绘画、书法之中，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七、方法有效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此特别强调了“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教育者的领导者的道德示范作用。古人反复强调：“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福祸在君，不在天时”。（《群书治要·六韬》）“圣哲君子，治之源也，官人守数，君子养源，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而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顺上守法而安乐之矣。”（《群书治要·荀子》）真正贤圣的国家领导人不仅是身体力行了礼义忠信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是在治国理念上落实“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人。
第八、重点突出
着重培养的是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因为“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所以只有从小教导人培养起“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
四、“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恢复圣贤教育的具体措施
实践证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人治国，道德教育实为首要。概观今日灾难繁多，矛盾冲突四起，人心惶惶无依，究其根本，是因为西方忽视了宗教教育，东方忽视了圣贤教育所致。而要加强道德建设、彻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就必须把改革的重点放在恢复以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为内容的中华传统圣贤文化，把恢复中华圣贤教育放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加以重视。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可以培养选拔五十位真正通达中华伦理道德且德行兼优的教师，于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网络广播等各类传媒，日日宣讲中华伦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恶；同时配以因果教育，令人不敢作恶。
第二，要真正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拔标准，领导者的选拔必须具备“孝廉”的条件，无论是党员入党、还是选拔领导者，首要条件即是“孝廉”。
第三，国民教育和党校课程当以“五伦八德”的道德教育作为主修课或必修课，以《国学治要》《群书治要》作为治学、治国的必读课本。上行而下效，国家领导人要率先参加并且身体力行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示范。
第四，办试验点、办特区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弘扬中华伦理道德教育方面，也可以选择一个小镇、社区、学校、企业或监狱作为落实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试验区，将其试验成果向全国乃至全球普遍宣扬。这种教育方式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如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以圣贤传统文化教育办班教学，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民风显著改善，成为“和谐社会，礼仪之邦”的成功试验实例。汤池的成功经验曾引起了国际瞩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代表纷纷想来参观学习。此外，海南省监狱管理局、吉林市松花江中学、北京汇通汇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等等，都在加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成功案例，让我们更加坚信唯有恢复圣贤教育才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和谐。
总之，要解决中国当前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必须深化各个方面的改革。但是改革的重点绝不是盲目推行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政治，而恰恰是通过政治、行政、教育、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改革，恢复中华传统圣贤教育，着重解决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文化断层、教育失误的问题。因为唯有从觉悟人性、唤醒人心做起，才能拯救人民心灵，化解冲突，达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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