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区域现代化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思考得最多、最深远的是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问题。针对经济建设过程的复杂性、多变性和曲折性，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进程，以一种客观的、辩证的发展思路，坚定不移地实施“先富共富”、“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这对于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促进较发达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先富共富论”：区域现代化思想提出的依据
在人类文明史上，“现代化”一词不仅是一个历史学意义的时间框架概念，更是一个价值概念。从一般意义上说，新的价值物（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所形成的价值世界，不断满足人们新的价值需要，促进社会不断发展与进步，人类不断获得新的解放与自由，这是“现代化”的真谛所在。因此，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价值标准，是一个有特定方向与目标的理想追求过程。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突出地使用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工人阶级”、“现代工业”等提法。后来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把19世纪称为“现代”，是指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具有特定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社会产生的根据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自16世纪起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导致近代大工业的发展，埋葬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最终确立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化”浪潮的兴起，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飞跃。
列宁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活生生的实践。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渊源于列宁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早在十月革命之初，列宁就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强调实现全国电气化计划对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与实践，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指出了现代化方向。
邓小平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时，涉及到区域现代化的思想，这就是“先富共富论”的独特视角。“富裕”是中国老百姓易于接受的关于现代化的一种通俗表述方式。一般说来，“贫穷”总是与“落后”相联系，而“富裕”总是与“先进”相关联。所谓“先富”，就是率先实现现代化；所谓“共富”，就是共同实现现代化；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些都是邓小平在谈到“现代化”时经常使用着的词汇。
“先富共富论”作为一种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从整体上把握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个大系统的矛盾发展总过程的质的规定性。邓小平善于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国情视为一个纵横交错的、动态的、开放的大系统。中国的现实国情是由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生产方式、特殊的人口因素、特殊的民族文化传统等构成的社会有机整体。我国幅员辽阔，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不平衡的显著特点。具体地说，部分现代化工业与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平的传统工业并存；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并存；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与普遍缺乏现代化科技知识的国民素质并存。这种生产力状况的不均衡性，最突出地体现在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上。
早在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的三个经济特区后，提出“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52页。）这一思想的出发点，主要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存在着极不平衡的特点。在考虑“先富共富”战略布局时，邓小平比较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各自的特殊性：中西部地区比较闭塞的地理环境，人海交通不便，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人才、技术、资本等社会资源相对贫乏；而东部地区具有较高起点的经济发展基础，相对便利的对外开放条件，较中部地区具有十分明显的区位优势。
在邓小平看来，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要研究符合我国的综合国情、国力，能产生较高经济效益的特殊规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正确地认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并把握其特殊性，对整个经济建设布局至关重要。邓小平深刻分析中国现实国情的复杂性，在对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做科学决策时，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277-278页。）他以一种通观全局、统筹兼顾的系统决策观，从“先富”特殊性与“共富”普遍性的相互联结中，设计和制定生产力布局合理、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既考虑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共富”这一带普遍性的问题，又把握了“先富”这一特殊性的问题，从而把不同地区的“先富”、“后富”的子系统统一到“共富”的大系统之中。
邓小平说“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373-374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应调整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投资重点由中西部转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新的生产力发展布局，选择了东南部地区作为加快发展的示范点。例如，创办经济特区、沿海开发区等，就是在邓小平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思想指导下实施的重要步骤。在东部沿海开放前沿地区的带动下，形成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条带状开放地带。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优势的特殊性，实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优先发展的战略，不仅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尽快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而且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并由此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从总体上说，现代化是一个过程概念。邓小平把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本质之一，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364页。）但是，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和注意把握好时机和选择恰当的方式。如果现在急于把它提上议事日程，就容易挫伤先富起来的人、先富起来的地方的积极性。他说：“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374页。）“部分先富”为“共同富裕”准备物质基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提出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波浪式推进的设想，以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区域现代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情况下，领导全国人民踏上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的新征程。他对中国的未来总是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一再强调只要我们大家都能按照为现代化多作贡献来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理想就一定能够加快实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
在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的过程中，邓小平不仅从质上规定现代化概念的内涵，而且从量上明确现代化概念的外延。他提出“三步走”、“翻两番”、“小康社会”等一系列概念，使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概念达到质与量的统一。邓小平在1988年6月规划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时指出：“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第一步是达到温饱水平，已经提前实现了。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还有十二年时间，看来可以实现。第三步是下个世纪再花五十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很不容易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266-267页。）如果说“区域现代化”是邓小平从空间上对中国现代化整体布局的设想，那么“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则是从时间上对现代化发展目标的设定。区域现代化是达到共同富裕的一条捷径，这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方式来加快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用“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来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在每一步上都有具体的经济、社会指标。例如，“小康水平”、“小康社会”这一概念就是邓小平用来说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必经的一个阶段。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指出：“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时我同他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这同你们相比还是低水平的，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64页。）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161-162页。）“小康水平”作为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日子普遍好过”是“小康社会”概念质的规定性，国民生产总值“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是量的规定性。
实现“先富共富”的目标，必然经历一个从部分区域经济的优先发展到全国范围的共同发展的历史过程，其间又有若干个发展阶段，这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是一致的。从“先富共富”两阶段的发展步骤来看，邓小平把两个阶段的量变，都适当地控制在一个“度”的界限之内。这个“度”的界限，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防止两极分化。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110-111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如果不能全面处理好现代化建设中量变、质变与“度”的关系，就会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规模和效益。
邓小平的治国方略能严格依据客观事物发展规律，促进事物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实施“先富共富”的区域现代化发展战略，采取鼓励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以此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启动力量。尽管这种生产力布局会导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但只要这种“量变”符合“三个有利于”，在“度”允许的范围内发展，就要因势利导，允许不同地区发展差距的存在。对此，邓小平的发展思路是：当全国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即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时，就应当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好“共同富裕”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374页。）
在邓小平看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面旗帜。邓小平把“先富”当作“共富”的手段和途径，把“共富”当作“先富”的根本目标和必然归宿，强调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他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166页。）也就是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111页。）实践证明，通过先富地区的示范和带动，后富地区的追赶及全社会的宏观协调；通过先东部后中西部、先区域后整体的推进方式；通过发挥区域经济的优势，形成加快发展的区域小气候，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是能够顺利达到的。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发展是一个关键问题。邓小平认为，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经济发展不可能走一条直线，因而主张台阶式发展与适度发展的统一。他强凋要抓住有利时机，在条件具备时要加速发展，使国民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376页。）在谈到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时，邓小平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368页。）这就是说，发展是飞跃、质变，是波浪式前进。台阶式的波浪形发展是邓小平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在发展速度上，既要实现高速发展，又能保持可持续发展。为此，邓小平提出了“适度”发展的概念。邓小平认为，1984年到1988年这五年，是我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快速发展是“适度”发展，完全不同于1958年的“大跃进”。他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376-377页。）这里，邓小平提出了对发展速度的一种限制，即不能伤害发展的机体，保证可持续发展。当然，速度又不能太慢，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必须保持“适度”。“适度”的概念，是质和量的统一。邓小平说：“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354页。）翻一番，是一种飞跃，是一种快速发展，这是从质上对发展速度的规定；保持这种适度发展，每年都有增长率的具体要求，这是从量上对发展速度的规定。总之，在适度发展中不断完成台阶式的飞跃，是实现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
实现区域现代化的条件：“关键在人”
邓小平一再强调：“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375页。）。在现代化建设中，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377页。），这是加快实现区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375-376页。）这是邓小平生前对江苏工作的殷切希望。早在1983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苏州地区时，就对苏南人民建设现代化的成功探索作出了高度评价。当时苏州地区的工农业年总产值人均接近800美元，在国内率先解决了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教育文化发展问题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问题，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此，邓小平亲自概括了6个方面，高兴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24页。）时隔一年半，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列举了苏南地区的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所起的变化，赞叹“这几条就了不起呀！”“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89页。）他亲自概括苏南经验主要有两条：一是重视人才，二是发展乡镇工业。苏南乡镇工业的飞速发展，既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又加快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的步伐。这其中成功的一个奥秘，就是重视“人才”问题。
邓小平高瞻远瞩地从“人”的视角思考现代化问题，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得出现代化事业能否成功“关键在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380页。）的结论。社会活动归根到底是社会化的人的活动，社会的发展进步最终要体现在人的发展程度上。人的现代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没有人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将走向畸形发展而不能成功。社会现代化最终体现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有机统一。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社会发展主体、价值评价主体，我们的事业都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完成。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邓小平多次提出要把“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评判是非得失的标准，以人民为本，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作为观察、思考、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的现代化建设思想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以带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所谓“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任务，是以一种宽广的、全面的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待现代化问题。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全面的现代化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或者三个层面的内容：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物质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构成社会现代化的两个重要方面。从逻辑关系上说，这三个层面的现代化，是从人的外在的（物质环境与制度环境所构成的社会环境）现代化到内在的（人本身的）现代化。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人的层面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所谓“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是指物质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对人的现代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人的现代化，即心理态度、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变革，也对物质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全面发展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物”（包括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且是“人”的现代化。一方面，社会现代化推动着人的现代化，并以人的现代化为标志。社会现代化如果“单打一”，即只注重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的现代化，而没有相应的制度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则会导致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诸如“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甚至造成贫富分化而使现代化进程中断；另一方面，人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与制度规范运行中的主体，社会的一切发展进步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参与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的素质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社会现代化归根到底要依靠实践主体参与意识的增强和积极主动性的发挥。因而，邓小平一贯重视社会现代化背后的人的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素质问题。
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算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是由人来定位的。实现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般被认为是物质现代化的基本手段。其中，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当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时将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普遍的物质生活的富足，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人的现代化是一切现代化的基础，而人的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则表现为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现代化，关键是要不断培养具备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以主体性为核心的、具有高素质的人才，而这必须以发展现代化的科技和教育作为支撑。
就物质现代化而言，“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377页。）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373页。）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类生产方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劳动过程中体力劳动不断减少，智力劳动相应增加。这不仅是劳动内容的变化，劳动的性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而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和必要。科学技术的进步刺激了人的创造力，为充分发挥人的各种潜能创造了条件。反过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对人类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不仅要求人们掌握运用各种新技术的知识和技能，还要求人们具有更高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可靠性以适应生产过程的高度自动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类的影响还表现在认识上与观念上，而且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离不开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高度自动化、信息化，不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断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并最终导致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
就制度现代化而言，任何制度都是由人来制订与执行的，制度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点，将人才问题与制度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深刻地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方针、路线的人才。道德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221页。）为此，他还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邓小平突出人的现代化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108页。）所谓“人才”，说到底是具有现代素质的人。在逐步实现制度现代化的过程中，还是要靠人的现代化。只有实现人的现代化，才能使人们从心理、思想、观念上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现代形式的制度规范同步前进。
就人的现代化而言，邓小平始终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人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上尤其强调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这是人的发展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的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一种质和量的统一。质的规定性是邓小平所一再强调的“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有机统一；量的规定性要求通过制度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加速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总之，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它的实现需要多种因素，然而从本质上说取决于人的现代化，取决于实践主体的创造性活动。作为在全国先行一步的区域现代化，要取得成功也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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