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转向背景下中国人口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及其展望
陆杰华，刘 芹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人口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国人口发展发生重大转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口红利走向下行、老龄化不断加剧、生育水平持续降低和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全面与及时把握新时代人口发展转向背景下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新动向、新特点与新走向，对战略、前瞻、有效应对国家人口趋势性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检索并分析文献数据库中近年来收录的人口学重要文献，归纳出新时代我国人口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为人口红利、老龄化、生育水平和新型城镇化，并对各核心议题的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了详述。通过明确目前人口发展转向背景及人口学研究的核心议题，预计未来人口学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六个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的建构、人口红利的变化新特点及其轨迹、跨学科视角下的老龄研究及其顶层制度设计、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的走向及其配套措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及其内在动力以及人口分析技术方法的拓展和创新。在人口发展发生明显转向的新形势下，未来人口学研究将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问题予以持续的关注，从而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关键词】 人口学研究；重点领域；展望；人口红利；老龄化；生育水平；新型城镇化
一、引言
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视野，根据改革开放近40年历程和十八大以来5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做出的科学判断。［1］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顺利实施“十三五”规划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基础。毋庸置疑，人口问题始终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口发展发生了重大转向，人口发展面临从以往数量压力到结构性挑战的历史性转变，全面与及时把握新时代人口发展新常态下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新动向、新特点与新走向，对战略、前瞻、有效应对国家人口趋势性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至关重要。人口红利走向下行、老龄化不断加剧、生育水平持续降低、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等人口发展转向特征成为新时代人口学关注的重点议题。
二、新时代人口发展呈现明显的转向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老龄化应对策略、国家人口发展规划等相继出台，我国人口发展迈入新时代，而这一时期人口发展显现明显的转向，集中表现在如下四个突出特征:
第一，人口红利趋于下行，劳动力数量优势和结构优势逐年减弱。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典范之一，劳动年龄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和低成本劳动力供给开启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优势，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口红利”。［2］自198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逐年上升，于“十二五”期间达到“拐点”后开始快速下降。［3］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低于10亿，占总人口比例为71.8%，我国正在逐渐丧失劳动力数量优势。与此同时，劳动年龄结构加速老化，预计到2030年，45-59岁大龄劳动力占比将达到36%左右。［4］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加剧，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与老年人口数量激增导致抚养比逐年上升，2017年老年抚养比为15.9%，即约6.3个劳动年龄人口要抚养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第二，人口老龄化进程速度加快，应对老龄化的压力持续增大。2000年我国正式迈入老龄型社会。之后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并于2016年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实现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首次超过少儿人口规模。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不可复制的突出特征，包括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未富先老，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少子化”、“高龄化”、“空巢化”与老龄化并存等，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应对老龄化的压力较大。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预测显示，在21世纪前半叶，我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将以较快的速度持续攀升，而在21世纪后半叶将以相对较慢的速度持续下降。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于2053年左右攀升至整个21世纪的峰值，约4.82亿人。［5］
第三，生育水平持续降低，生育政策走向引发关注。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针对当时人口众多且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在80年代之初提出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自此总和生育率从6.0左右持续下降，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6］此后生育水平持续下降，1995年以来总和生育率就处于不足1.5的低水平，［7］甚至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05，处于极低生育水平。［2］一旦落入低生育水平陷阱，人口内在负惯性势能释放，低生育率自我强化，生育率将很难逆转。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生育水平仍持续低迷，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约为1 728万人，与2016年相比减少63万。据预测，在放开全面两孩政策之后，总和生育率会短期上升，但在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推动下，生育率仍可能回落到1.6左右并长期持续下去，同时由于育龄妇女规模不断萎缩，我国出生人数在未来几十年仍会逐渐下降。［6］在生育率持续低迷的新形势下，未来生育政策走向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第四，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人口聚集新形态备受关注。2016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35%，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并仍然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但从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来看，我国仍有较长时间将处于城市化“S形”曲线的中段部分，与国际上深度城市化的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8］预计2016-2030年农村向城镇累计转移人口约2亿人，尽管转移势头有所减弱，但城镇化水平将持续提高，以“瑷珲-腾冲线”为界的全国人口分布基本格局保持不变，但人口将持续向沿江、沿海、铁路沿线地区聚集，城市群人口集聚度显著加强，呈现“东高西低”的不平衡局面。［4］
三、人口发展转向背景下人口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第一，更加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的建构。理论体系是学科发展的关键，而人口学理论在预示人口发展规律和制定人口公共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同时也促使我们从世界范围内去审视我国的人口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较早经历人口转变，因此其应对人口变化的经验和人口学理论可以作为我国进行政策制定和开展人口研究的借鉴。不过，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其人口变化具有其独特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规律，盲目照搬国外经验可能适得其反。人口理论体系是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在人口领域的反映，目前我国人口理论仍较多借鉴西方国家，尚未完全建构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人口理论体系。在人口发展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努力打造本土人口学话语体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
1.人口红利
第一，生育政策对人口红利影响研究。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红利的发展过程，计划生育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相继出台，制度红利与适宜人口结构的相互促进，造就了过去40年间我国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9］自2013年起，我国出台包括“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在内的生育政策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学界开始积极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红利效应的分析。有学者运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预测了全面二孩政策下中国未来一定时期的抚养比，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实施将会产生的人口红利效应。［10］还有研究基于联合国人口司关于中国2015年分性别1岁年龄组人口数据，利用队列分析要素法预测了2016-2100年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表明生育政策通过提高生育水平增加了预测期内劳动年龄人口，减缓其下降趋势，短时间增加的少儿抚养负担将在2057年后得到相对缓解。［11］
实现人口红利两大基本要素是较大的劳动力规模和较轻的抚养负担。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我国生育高峰时期积累的劳动年龄人口相继迈入老年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均逐年降低，低少儿抚养比的优势被高老年抚养比的劣势取代，人口红利走向下行。近年来，学界就人口红利是否即将消失进行着持续的争论，目前基本达成共识，即伴随着劳动力人口占比逐渐缩减，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传统意义上以劳动力数量为主的人口红利正趋于消失，我国进入以人口老龄化为特征的后人口红利时代的趋势不可避免，但这并非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殆尽。因此，人口发展转向背景下如何保障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有利作用成为近年来人口学研究的重点议题。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人口红利研究主要关注人口老龄化和新生育政策下人口红利的发展路径，概括起来主要为提高生育率、挖掘劳动力、应对老龄化，具体研究内容可以表述为以下四个方向:
第二，质量型人口红利实现路径研究。当下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失，获取质量型人口红利至关重要。因此，学界特别关注质量型人口红利实现路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开发，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调整。有学者发现人口质量红利会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投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作用，［12］从而减轻社会抚养压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学界重点分析了劳动年龄人口质量开发情况，包括劳动力健康水平、劳动力教育水平、劳动力技能水平和职业结构。通过继续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基础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职业比重提升，同时鼓励劳动年龄人口从第一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人力资源，实现教育红利、健康红利、素质红利和结构红利。在促进人力资源质量提升的同时，需进行产业升级转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型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才能为高质量劳动力匹配适宜的劳动岗位。十八大以来，中央一再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去产能，提升产业结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技术、技能、服务、金融等密集型产业部分替代业已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大势所趋。［13］
第三，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龄产业开发和老龄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研究。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和老年抚养负担增加，对社会经济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老年人口并非绝对的消费性人口，也具有生产性特征，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口。目前学界研究主要集中于老龄储蓄、老龄人力资源开发（如延迟退休）、银色产业开发等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如有学者通过对家庭年龄结构与储蓄率关系的研究，厘清老龄化对我国微观家庭储蓄率的净效应，表明家庭由于老龄化产生的预防动机大于生命周期消费模式对储蓄率的负效应。［14］
第四，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界定和实现策略研究。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最初由Lee和Mason提出，即随着生育率持续走低，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有效劳动力减少，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由正转负，同时由老龄化带来的潜力巨大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老年人力资本和储蓄的积累或将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15］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有学者总结目前学者对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和理论的探讨，将其概括为储蓄论、资本深化论、人口结构论和行为调整论。［16］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存在可能性及其测量方式有赖于概念的精确界定，因此可以作为后续研究的发展方向。至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策略，由于概念界定的模糊性，目前任何有利于保障人口红利的策略均认为可以促进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因此其实现策略是基于前三部分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如保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基础、夯实人力资源质量积累、保持老龄化背景下高储蓄率投入、促进经济发展转型等。［17］
2.人口老龄化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加剧的态势。而老龄研究从最初对老龄实践、理论及其相关概念界定的探索起步，到21世纪迈入老龄型社会后对我国老龄社会主要特点及其影响机理等主题的深入和系统分析，当下人口学界对老龄研究的侧重点聚焦在老龄跨学科研究、老龄化顶层设计研究和本土化养老模式研究等方面。
首先，跨学科交叉研究是老龄研究发展的必然方向，全面或深入研究老龄化现象与过程需要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早在1969年国际老年学会明确提出老年学的四大支柱是生物学、临床医学、心理学、社会服务和应用社会问题研究。［18］现今可将进行老龄研究的学科主要划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参与老龄研究的社会科学学科主要包括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具体研究内容包括老年社会经济状况、老年人平等、老年人法律保护、老年人犯罪、老年人精神健康、老年人制度研究（如退休保障）等。如有学者从中介效应角度对老龄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进行细致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19］而老龄研究的自然科学学科主要包括临床医学、护理学、基础医学、生物学、建筑学等，具体研究内容包括老年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老年疾病（如痴呆、跌倒）的护理、基因与老龄化关系、老年人生物医学指标、养老建筑研究等。如探究ACE基因I/D多态性与80岁以上人群成功老龄化的关系，分析基因-生活方式间的交互作用，为成功老龄化的干预研究提供依据；［20］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我国城市老年人精神赡养研究分析了城市老年人精神赡养中存在的家庭精神养老弱化、政府投入偏低和精神自养能力不足等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21］
其次，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特殊性、严峻性决定了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共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2016年2月23日，新华社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提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22］有学者提出顶层设计的基本模式应当是“基本国策+中长期规划+基本制度+老龄工作体制”，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基本国策，尽早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长期规划，同时继续加强养老、医疗等基本民生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加快老龄工作体制改革。［23］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对涉及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发展相关领域进行了深层次、多维度的改革，出台了一系列应对人口老龄化及其老龄型社会的重大方针政策，已经获得一系列的改革成果。顶层设计必须基于对老龄科学的扎实研究论证之上。因此，未来老龄研究将作为顶层设计的决策参考和技术支持，并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顶层设计上探索更多的新思路。
西双说的确是这样。什么叫夫妻？患难与共才叫夫妻，对不对？现在我借给她们三万块钱，这三万块钱，她们必须得还。假如我们复了婚，这三万块钱，就变成共同财产，拥有者变成我和她，当然就不必还了。你听说过哪位妻子还他丈夫的钱吗？更何况还是给她治病的钱。
再者，近年来本土化养老模式研究也积极展开，特别是传统养老模式的变更和新型养老模式的探索。传统养老模式主要为三种形式，即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中国传统养老模式以家庭养老为主，随着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减弱，依托社区的居家养老开始受到重视。［24］社区养老使老年人不脱离所生活的家庭、社区，既能保证老人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同时享受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的各种服务。我国于2017年发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养老资源的合理利用。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积极探索新型养老模式，如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和智慧养老模式。2013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推动医养结合发展，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新模式。而如何促进医养结合的发展，更好实现传统养老模式与医养结合融合成为目前老龄研究的一大热点主题。［25］结合我国国情，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目前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医养模式不成熟、管理主题不明确、人才队伍缺失等问题，通过贯彻落实养老政策，从顶层逐步明确管理责任，有效整合养老与医疗资源，加快人才队伍的培养等举措将有助于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健康快速发展。［26-27］2015年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和老龄办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养老服务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提到“加快发展现代养老服务业，应紧密跟随信息化前沿，大力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探索并创新养老服务模式。”智慧养老模式利用物联网、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实现各类传感器终端和计算机网络的无缝连接，［28］从而为老人提供全方位、快捷性、灵活性、及时性、低成本的养老服务。［29］如长沙市建立虚拟养老院，社区内的老年人通过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及时获取社区的养老服务资源。［30］
3.生育水平
第三，新型城镇化质量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历程可分为“规模扩张”的传统城镇化阶段和“质量提升”的新型城镇化阶段。［48］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新时期中国城镇化需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高效、包容、绿色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高质量城镇化。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质”与“量”之间存在明显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尤其是超大城市和大城市表现的问题更加突出，城镇化质量研究需加紧推进，目前学界主要着眼于城镇化发展水平研究、城镇化质量评估模式研究、城镇化质量提升方法探究等方面，如单良等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综合发展水平衡量环渤海地区城镇化的时空演变格局，以了解其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49］
不知道人们会不会埋葬她，不知道谁会埋葬她，或许是那个长着浓密白胡子的老头，或许是那个黑眼圈快要掉到嘴角的主妇，反正，能够归于尘土，长眠于地下，总归也是体面的。
她没有说下去，但是我明白过来了，为什么我一进他们家门，萍萍就不知所措，因为林孟没有在家，萍萍的紧张与不安就是因为我，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和她单独在一间屋子里，同时我也知道林孟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对他说：“我以前还以为你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没想到你是个斤斤计较，醋劲十足的人。”
在坡顶打入木桩或钢钎，作为锚桩用，两锚之间为每块模袋混凝土的浇筑范围，模袋上端穿插钢管，每边外露约25cm，钢管端部焊系环，用5／8钢丝扣串5T葫芦系在陆上锚桩上，钢丝扣长度事先按现浇混凝土护坡的斜长计算好，5T葫芦用来调节模袋上沿的位置，宜与现浇边坡下沿重叠0.5m。模袋下端穿插钢管，外露25cm，由潜水员向下将模袋理平，直至下沿钢管，用绳扎牢。
一方面，学界关注全面二孩背景下低生育率原因探索。全面二孩政策并未实现生育水平的预期提升，学者已经认识到政策因素可能并不是我国社会中抑制生育的主要因素，还包括生育年龄推迟、受教育水平提高、婚育观念和婚育行为改变、人口流动等。家庭的内部约束正在逐步取代国家计划生育的外部控制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31］通过分析人口调查数据发现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主要体现为一孩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未婚比例提高是影响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32］因此单纯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势必无法挽救生育水平逐年走低的态势。鉴于上述原因，通过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调查，明确当下婚育意愿，才能对症下药。其中生育意愿调查研究一直为学者较为关注的人口研究主题。研究发现生育意愿主要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养育成本提高、妇女教育水平提升、生育观念变革、工作和家庭冲突等，因此设计上述因素的针对性社会公共政策，推动社会、政府、企业和两性多元主体参与，对生育率提升具有积极作用。［33-35］相对生育意愿，学界对未婚女性的婚育关注较少，有研究直接通过人口调查数据对比分析未婚女性和已婚女性的生育意愿，［36］这种分析可能存在偏颇，生命历程中婚前婚后的生育观必然存在差异，调查未婚女性的生育意愿毫无意义。对未婚女性的关注应该集中于结婚意愿，了解其未婚原因，通过积极提升结婚率来提高女性的生育率。
另一方面，在明确全面二孩背景下低生育率原因后，学界继续着眼于提高生育率的对策研究。这些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借鉴鼓励生育的国际策略、完善全面二孩的配套政策以及建设生育友好型制度环境等。低生育水平国家或地区鼓励生育的政策经验包括加大人口政策和人口问题宣传力度、提供经济支持（生育给付、抚育津贴、税收减免等）、减轻工作和家庭冲突（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就业扶助等）、改善母婴保健服务、增加住房优惠、营造鼓励婚育的社会氛围等。［37-38］国际经验表明，只要有足够力度和全面的生育福利就可以有效提高生育率，因此全面二孩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整体性的政策配套。有学者认为政府作为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和资源配置者，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对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增加投入，从宏观上缓解影响生育意愿的各种压力。［39］因此，通过加快推进与生育相关的医疗政策、教育政策、公共服务体系、生育福利体系的构建与完善，降低家庭生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才能有效促进生育水平的提升。［40］
4.新型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立足于基本国情，坚持以人为本、渐进式、多元化推进城镇化发展。［41］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包括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人口学界紧密围绕城镇化战略规划要求，对城镇化主要进行了以下重点领域的研究。
第二，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市民化研究。相关政策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因此学界近年来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关注，研究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困境、迁移意愿、推进模式、实践困境等，其中市民化成本会影响农民的迁移意愿和政府的推进力度，因此解决成本困境是实现市民化的根本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城市带来利润的贡献，同时也会导致成本问题突出，包括基础设施成本、城市生活成本、住房成本、社会保障成本、义务教育成本和机会成本等，最终导致市民化推进困难。为此，学者积极研究成本困境的解决策略，如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如各级政府合理分担），增加中央财政对流入地的转移支付，开拓创新多样化财政筹资渠道，实行政府保障和市场供应相结合的住房供给制度，监督企业为农业转移人口支付各种保险费用等。［44-46］针对实践困境，也有学者提出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困境的关键在于分类市民化，依据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和社会特征将现阶段农民市民化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农民、农业转移人口、经济市民化、人的市民化、市民，对处于不同阶段的农业转移人口针对性解决市民化的问题。［47］
此时养生应遵循阳气潜藏的规律，以“养藏”为根本，适当进补，所谓“立冬补一冬”。冬令进补，要注意一个“藏”字，达到敛阴护阳、养精蓄锐的目的。冬补以炖补为佳，炖补制作时间长，有利于营养消化吸
第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瓶颈性问题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城镇化不平等、城镇化人口分布不均、城镇化生态、城市病治理、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等。其中学界针对城镇化格局即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不均问题存在较多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新型城镇化可以作为胡焕庸线突破的契机，通过“一带一路”政策指引，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区位红利，促进其城镇化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胡焕庸线是自然因素决定，人口规律不能改变。［42］该问题尚无定论，新型城镇化是否能够被顺利推进从而改变人口分布格局，未来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探讨。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位置，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新局面。而城镇化的进展伴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资源索取负担增加，生态保护压力增大，因此如何保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成为人口学和地理学共同重视的核心研究议题，如通过采用耦合分析法分析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模型，为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提供数据参考。［43］
当前我国最主要的人口风险已经不再是人口数量的失控，生育率过低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困境之一并呈现出长期化的明显特征，若无法及时有效提高生育水平，势必难以扭转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困境。人口均衡发展离不开生育政策影响，我国分别于2013年和2016年出台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旨在鼓励大家积极生育二孩，提高生育水平。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政策出台后，二孩的出生人数明显低于预测数量，生育率持续降低。2016年全面开启二孩时代，距今已接近三年时间，研究热度较政策出台之初有所下降，研究热点从最初的二孩政策对我国生育水平的影响预测过渡到如今的二孩政策背景下提高生育率策略研究。因此，目前人口学研究重点在于全面二孩背景下低生育率原因探索和提高生育率的对策研究。
第四，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阶段性任务相比较，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一个伟大而长期的历史任务。城乡一体化是多方面的一体化，学界着眼于保障机制一体化、医疗保险一体化、教育制度一体化和户籍制度一体化等，从国家顶层设计到各地政府改革实践进行了具体推进策略的分析。如城乡保障制度一体化需要实行政府主导与市场驱动、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建设、“以人为本”与激发农民主体性的协同策略，才能保证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障机制的功能发挥，从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健康有序发展。［50］
2.1.3 复合菌剂对玉米根际土壤碱性磷酸酶活性的影响 不同施肥处理下，2个玉米品种根际土壤碱性磷酸酶活性在生育期呈现出：抽雄期>灌浆期>苗期>成熟期；抽雄期与灌浆期均呈现出金穗4号>先玉335，苗期和成熟期不同处理表现各异。抽雄期时，2个玉米品种表现为：B>C>A>D>E，处理B比A，E处理分别提高19.7%、53%(先玉335)和8.5%、31.9%(金穗4号)(图3)。
四、人口发展转向背景下未来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展望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人口发展呈现转向的新格局，近年来人口学在老龄化、城镇化等相关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人口红利变化规律性、生育水平高低及其未来影响等议题上还存在着不少的争论。有鉴于此，预计未来人口学研究在继续关注前述人口学相关重要领域的基础上应进一步聚焦如下几个方面:
以人口发展转向为宏观背景，人口红利、老龄化、生育水平和新型城镇化的研究作为人口学界以往关注的核心议题和研究的重点领域，其研究的具体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在畜牧业养殖过程中，养殖户、畜禽屠宰场为保持卫生，必然定期清理场地，但是，清理场地的污水却直接汇入河流、渗入地底，而未被有效处理，导致土壤与水源的污染。据数据分析，研究学者以工业污水的排放指标与养猪场的粪尿污水指标进行评估，最终得出，养殖场污水的COD指标已经超过53倍，BOD指标超过76倍，悬浮物指标超过14倍，由此可见，畜牧业带来的污染已经达到及其严重的程度。
与港口活动相关的企业和部门抱团，对提升整个港口区域竞争力所形成的效应，除了表现为显而易见的规模经济效应、范围效应以外，其优势还体现在包括信息交流和文化认知上。由此一来，这样的产业集群会使集群内的企业具有集群外企业无法相比的优势，比如交易市场的扩充，劳动力资源的补给，技术的支持，交易成本、采购成本的降低等等。集群内部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目标相近，互相取长补短会促进集群内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提升，产业集群所形成的这些优势效应必然会对该区域的竞争力形成提升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二，更加关注新时代人口红利的变化特点及其发展轨迹。人口红利研究需进一步关注新时代人口红利的变化特点，促进人口红利转变轨迹的科学预测。在人口学界进一步厘清“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和测量方式的基础上，加大实现人口红利成功转型的策略研究，如“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形势下产业转型研究，利于高素质人力资源的积极生产和合理利用，获得质量型人口红利。此外，在老龄化背景下，加大对“银色产业”发展以及延迟退休施行策略的研究，实现老龄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达到减轻社会负担的目标。
第三，更加关注跨学科视角下的老龄研究及其顶层制度设计。老龄研究应加大老龄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和顶层设计的探索研究。虽然目前相关涉老学科都已认识到老龄化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影响，积极参与老龄研究，但是我国跨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仍较为薄弱，缺乏具有综合能力的研究者，因此相关跨学科研究多停留在问题的表面，难以深入问题的实质。例如，老龄健康研究，该领域缺乏同时具备社会学和医学知识的研究者，从而导致人口学的学者主要通过问卷调研或访谈来获取老年健康的相关数据，忽视其临床症状和生化指标，而临床医学的学者仅关注于少量老年患者人群以及基础医学实验，其研究结果又难以应用到宏观社会层面。由于受到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分离的管理体制局限，我国在跨学科研究领域发展受阻，与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需求极不适应。［51］因此，未来需进一步进行深层次的跨学科融合，尤其是培养具有人口学和其他学科知识的研究人员。此外，老龄研究作为顶层设计的决策参考和技术支持，未来需要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顶层设计上探索更多的新思路。
根据判断矩阵计算权矢量的方法有幂法、和积法、方根法，本论文用Matlab 软件直接算出判断矩阵A 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具体Matlab 实现代码如下：
第四，更加关注新时代生育政策的调整与完善及其配套措施。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收效未达预期，预计未来将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人口学研究正试图通过提出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并预测各种方案下可能出现的人口变化情况，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此外，未来人口学研究还要持续关注生育配套政策、生育友好型环境以及生育制度的建设研究，以促进生育政策的有效施行。最后，由于一孩总和生育率低是当前我国生育水平低的主要原因，而目前存在大量年轻人晚婚晚育现象，因此需要重视未婚女性结婚意愿调查，通过了解其未婚原因，有效提升结婚率，从而提高女性的生育率，针对性解决一孩总和生育率走低的问题。
第五，更加关注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及其内在动力。城镇化研究仍将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市民化、城镇化质量的研究，尤其是新型城镇化质量实现及其评估策略研究。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当前积极推进城镇化和老龄化加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有必要对老年人口城镇化滞后问题进行前瞻性、操作性的探讨和研究，以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同时，我国现有的城镇体系尚存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而优化城镇化布局研究相对较少，亟须进一步增加对应研究。
第六，更加关注人口分析技术方法的拓展和创新。人口分析技术是利用现代数学、系统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理论和研究手段，整理和分析各种人口调查数据，从而对人口现象及其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联系进行分析和研究的科学。如有学者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互联网技术对人口迁移的跨时期空间效应进行研究，［52］展现出新人口分析技术在促进区域间协调均衡发展和优化城市体系的政策建议中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人口分析技术方法的研究仍较少，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口学界应与时俱进，加大对人口分析技术方法的拓展和创新，从而将更多新技术应用于人口研究之中。
总体来说，在人口发展发生明显转向的新形势下，未来人口学研究将在保持现阶段重点研究议题基础上，持续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问题的新形式、新特征、新影响予以持续的关注，从而为积极有效应对我国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适宜、可行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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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Priorities and Prospects of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hift
LU Jiehua，LIU Q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
Abstract: Population problem is a fundamental，overall and strategic issue that China must face in the new era.In recent year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adjustment of population policy，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has undergone a major transformation，showing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formation，which mainly reflected four prominent features:The downward trend of demographic divi⁃dend，increasing aging，continuous decrease of fertility level and obvious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level.A comprehensive and timely grasp of the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demograph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s crucial to the response to the country’s demo⁃graphic trend changes and its profound impact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By search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ortant literatures on demography collected in the literature database in recent years，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core issues concerned by demography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re demographic divi⁃dend，aging，fertility level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and then details the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of each core issue.By defining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 the core issues of demographic re⁃search，the future demographic research might focus on the following six topics.Firs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pulation theor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econd，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jectory of de⁃mographic dividend；Third，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aging and the top-level design system；Fourth，the adjustment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of fertility policy；Fifth，the quality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the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Finally，the analysis method of population expansion and innovation.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the future demographic research will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opulation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promoting the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pulation.
Key Words: Population Studies，Research Priorities，Outlook，Demographic Dividend，Population Aging，Fertility Level，New Urbanization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19.03.001
【文章编号】 1004-129X（2019）03-0005-11
【收稿日期】 2018-12-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实现人口经济社会健康老龄化的对策研究（16JJD840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健康老龄化——老年人口健康影响因素及有效干预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71490732）
【作者简介】
陆杰华（1960-），男，辽宁沈阳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 芹（1991-），女，四川遂宁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王晓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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