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凌宇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
摘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并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以“打工妹”身份出现的家庭劳工群体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中的处境，更凸现了区域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体脑、工农矛盾和差别。本文以香港理工大学严海蓉教授有关北京地区家庭劳工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家庭劳工作为“生产者”、“消费者”和“被消费对象”的三重身份出发，探讨了其背后的阶级特性。
关键字：家庭劳工、阶级、身份、主体性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跨国的和跨区域的劳动力移民成为全球化和区域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国内，区域间的城市劳动力新移民，尤其是“农民工”现象，成为我们研究区域化和全球化问题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毛时代向后毛时代转变的过程中，新的时代语境下，社会价值取向变化所导致的以“打工妹”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们从之前以生产和劳动作为社会进步性标志的“社会进步的英雄”，转变为后毛时代以消费为主要价值认同体系的现代性缺失的一角，从一个时代“平等”的主体转变为另一个时代“从属”的客体。究其根本，这并不是“打工妹”自身的问题，而是社会对生产和劳动的认同的缺失，是伴随新时代国家政策变化而带来的以社会分工为代表的正在形成的新的阶级分化所造成的结果。以家庭劳工为例，下文从香港理工大学严海蓉教授在“现代化的幻影——消费和生产的双人舞”一文中提出的家庭劳工的三重身份[“城市里的家庭劳工有着三重身份，她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还是被消费对象。”（ 严海蓉：《 现代化的幻影——消费和生产的双人舞》，第122页，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48):95-133，2002.）]出发，来分析这一问题。
从社会价值认同体系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消费作为价值取向本身就含有阶级分化的倾向，当一个人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他的消费能力时，这就隐含着收入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当一个社会把“消费”作为价值认同体系时，以“打工妹”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就很难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价值认同，也就是说他们很难从作为生产者的身份中获得价值认同。在阶级社会里，这是由家政服务行业本身在社会分工当中所处的阶层决定的，比如说文中的打工妹小华，她通过“自我发展”，在作家夫人家里所获得的打工劳动主体的身份，到最后还是被无情地抛回了她的阶级群体。
既然“打工妹”不能从作为生产者的身份中获得价值认同，那么就只能转向消费者这重身份，而要在消费中获得自我价值认同，就只能从经济收入和消费能力上体现，成为消费的主体。然而正如文中所说，“她们也极难跨越经济和阶级的屏障做‘理所当然’的消费者”。[ 严海蓉：《现代化的幻影——消费和生产的双人舞》，第99页，台湾社会研究季刊(48):95-133，2002。]在经济上，家庭劳工的报酬收入低，他们中的大多数还要往老家汇钱，使得他们没有足够的工资收入支撑他们成为消费的主体。在工作性质上，他们从事的是隶从性的劳动，雇主对他们不只有体力劳动上的要求，还有情感劳动、“符号”等象征价值的要求，比如说思想情感方面，雇主要求他们“一心一意”，学会把雇主的意识转化成家庭劳工自己的意识，成为雇主主体性的附属品。[ 同上书，第131页，第129页。]尤其是在日常着装方面，在这些家庭劳工作为消费主体所仅有的一点点自由上，雇主也不允许她们穿戴自己买得起的服装[ 同上书，第122页。]。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换言之，雇主更希望家庭劳工能够穿戴符合她们阶级身份的服饰，购买符合她们阶级身份的消费品，如文中所描述的家政服务员小蔡，虽然能力出类拔萃，得到很多雇主的认可，却依旧“不能逃脱雇主对她的形象和消费的管制”[ 同上书，第122页。]，即使在不影响体力劳动的情况下，依然连口红都不能抹，有跟的皮鞋也不能穿，从而成为被消费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打工妹”在家政服务过程中的成长，包括满足雇主的情感需求、“符号”要求，实现“自我发展”的过程，都成了“他们在劳动和消费的矛盾中重新编排自我的过程”。[ 同上书，第99页。]然而，从表面上来看，这个“打工妹”重新塑造自己打工劳动主体的过程，实际上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属性来看，都最终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转嫁给了雇主。依旧是打工妹小华的例子，她初次在作家夫人笑容中所获得的认同，唤醒了她的新的“自我”对自己的审视，“小华的欲望和作家夫人对小华的纪律要求得到了相互认同和统一”。[ 严海蓉：《‘素质’,‘自我发展’和阶级的幽灵》，第24页，读书(03):18-26，2001。]在这个过程中，小华在思想上获得了自我价值的认同，而作家夫人一家则获得了小华在这个“自我”审视过程中所创造的象征价值及剩余价值。然而对于小华来说，这个新的“自我”，在作家夫人说完那句，“这是（保姆）规矩”之后，被残酷地抛回了她的阶级群体，而作家夫人一家却获得了小华在她家里工作期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可见，即使是“家庭劳工”通过提升“素质”重新塑造的打工劳动主体，也被其所属的阶级属性深深地禁锢着。
在新的社会劳动分工下，家政服务行业所属的社会阶层致使小华、小蔡这些家政服务人员无法在工作中获得平等的地位和身份，而“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尴尬位置及其阶级属性，又再次强化了他们城市他者的身份，使得“打工妹”根本无法从消费者的身份当中获得城市主体的认同。
结语：
在农民工和家庭帮佣双重阶级身份的包裹下，无论是作为生产者、消费者还是被消费对象的家庭劳工，最终都被无情地拋回他们所属的阶级群体。他们无法以平等的身份出现在雇主的生活中，更摆脱不了他们所属的阶级，蜕变为城市生活的主体。他们既是城市的贡献者，也是城市主体性生活的他者。
中文参考文献：
崔建华，聂志红编著. 2008. 政治经济学原理.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严海蓉. 2001.“‘素质’，‘自我发展’和阶级的幽灵.” 读书(03):18-26.
严海蓉. 2002. “现代化的幻影——消费和生产的双人舞.”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48):95-133.
严海蓉. 2005. “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 读书(07):74-83.
严海蓉. 2010.“‘知识分子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一.” 开放时代(06):103-120.
严海蓉. 2010.“阶级的言说和改造——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二.” 开放时代(06):121-139.
英文参考文献：
Yan, Hairong. 2008.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Women Workers in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周凌宇，女，朝鲜族，辽宁人。熟习琴棋书画，擅长民族管乐，中国水墨画和国际象棋多次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得各种奖项， 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经济与城市发展，全球化与劳工移民，文化遗产与民族音乐，消费文化与媒体研究等。
论文作者:周凌宇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5年10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7/5
标签：阶级论文; 劳工论文; 打工妹论文; 身份论文; 雇主论文; 家庭论文; 主体论文; 《文化研究》2015年10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