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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月底，香港针对墨西哥的金融危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召开了一次东南亚“中央银行家”会议。在香港货币当局（HKMA）总裁约瑟夫·杨·启空（Joseph Yam Chi-Kwong）的要求下，该地区的“中央银行家”们讨论了如何为防范货币投机而采取的合作。
这次会议表明了香港金融部门逐步复杂化的重大进展。首先，它反映了香港在东南亚的推崇程度，以及香港货币当局的成熟和可信度。后者通过独立的运作，灵活地避免了紧随墨西哥比索崩溃后对港元的投机。但是，这次会议还显示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在香港不断与中国南方实行经济一体化时，香港市场同样对中国以外发生的事件极其敏感。实际上，香港在1997年后的金融稳定与其说是国内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区域性和国际性问题。
本文讨论香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逐步增进、不可抹杀的职能，以及1997年后如何维持其国际经济能力。香港的股票市场、稳定汇率的维持、资本和债务市场的发展，以及保证金融部门在1997年后完整无损和在大陆、香港进行金融合作的承诺，对于维持香港当前和未来的职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香港的实力
在东南亚，香港被视为发现并全面提供各种机遇，进行交易和融资的场所。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那些趋之若鹜的金融机构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滞留。1997年后，香港会成为中国的华尔街。
由于具备竞争优势，香港已经获得，并将继续维持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优势在于：自由放任的政府管理，企业家的智慧，以及由于在全球时区（time zones）内优越的地理位置，得以在24小时的金融交易中成为关键性的竞争者。
香港政府已经保证，将把企业家精神和个人创造性的障碍减少到最低限度，不会对外国投资者采取歧视政策。没有对外国投资者施加特殊条件，也没有对资本和利润的汇出加以外汇管制和限制。税收简单明了，税率采用国际标准，非常优惠。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说：“要想知道自由市场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可以去看看香港。”
香港之所以值得一去，还因为其法律制度建立在法律条文和司法体制的独立性基础上。这一特征赋予了香港巨大的优势。除香港外，大陆的许多企业也都非常重视香港的法律制度，认识到法律所赋予的保护。它们都前往香港签署交易协议。据统计，截止1993年底，中国在香港投资了170亿美元，除了中银集团13家企业外，中国已对当地的银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高效率的物质基础设施是又一大吸引力所在。香港同样投资于当地的教育，改善了人力资源。在香港，人力资源以香港人和香港吸引的所有外国人为代表。香港还有另一项优势：它是海外华人，即全球华人企业家联络网的中心。这一联络网以香港为基地，遍布全世界，大约有6000万华人，其年均国民生产总值估计为4500亿美元。据报道，海外华人拥有的流动资产超过2000亿美元。
二、香港政府在金融领域中的作用
尽管香港的政府管理以放任自由而闻名于世，但是谨慎而及时的政府干预在香港的经济发展中同样发挥了作用。香港之所以能以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崛起，是因为它从每一次面临的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并付诸于实践。例如，1983年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急剧衰退，加剧了货币、金融和财政危机。但这并非香港在80年代面临的唯一危机。香港顶住了从1983年持续到1986年的银行危机和1987年的全球股市危机。
香港政府没有在这些巨大压力前退缩，而是以长期的、严格的眼光审视其弱点，并且以极少数市场能企及的彻底性加以纠正。面对危机，政府减少港元盯住美元的成本，在最佳时机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因而强化了管理和自我管理的结构体系，让市场对各种危机应付自如。这些危机包括：1991年国际信贷与商业银行的倒闭、1992年的全球货币危机和1995年初的货币危机。
在某些情形下，政府着手进行干预，以控制和加强市场的稳定。管理金融机构的法律制度不断地得到回顾、审视和强化。例如，在《巴塞尔协议》要求下，银行必须在1991年前达到国际资本充足率标准。香港提前3年于1989年满足了这项要求。在另外一些场合下，比如当国际信贷与商业银行倒闭时，政府正确地认识到该银行对市场的稳定性并不至关重要。香港市场表现的力量和抗震能力说明，它同样能平稳经历1997年的过渡。
（一）股票市场
当局对股票市场中的缺陷作出的反应再次表明了政府改善本地金融市场的承诺。目前，股票市场是香港最活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样，谨慎而选择性的干预提高了股票市场的水准。股票市场直到1986年才真正具有国际性。当时政府强制将4个股票交易所合并为1，并采用了计算机交易的做法。
1987年10月，在全球股市崩溃后，香港的股市停业了4天。重新营业时的交易量下降了1／3，香港的期货交易所濒于破产的边缘。但是，由于政府的干预，市场信心得以重塑。在政府任命的证券检查委员会的建议下，1989年成立了证券和期货委员会（SFC），它是一家独立的管理机构，负责改善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审慎管理，发展和实施有效的管理体系，采用市场管理和实践的国际标准。
由于香港当局改善了管理环境，以及90年代初大陆的经济繁荣，香港的经济发展得到了进一步促进。当证券和期货委员会大幅度提高香港股市地位的同时，大陆的经济效益吸收了大量外国投资，其中大部分通过香港这一渠道。
香港股市作为中国大陆和国际投资者的融资渠道这一功能在1993年7月得到了强化。当时有11家大陆国有企业在香港发行“H”股，即在香港上市的大陆公司股票。由于香港能比纽约为“H”股交易提供更大的二级市场，在22家获准在海外筹集资金的企业中，许多公司都将预期在香港上市。
（二）香港的货币当局
1993年香港货币当局的成立，意味着香港在货币政策的演化方面又迈出了一大步。从1988年开始，香港政府一直在强化其货币政策。在发行外汇基金券方面，政府遵循着《新会计协定》，随后又开辟了贴现窗口，即流动性调整贷款，作为短期的最后贷款。外汇基金组织拥有为发行纸币和铸币服务的美元支柱、财政储备和外汇资产。新的货币当局集这些工具于一身。
香港货币当局以管理投资、实施货币政策为主。它具有明确规定的双重职责：维护汇率稳定，保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
自成立以来，该局着手于加强和深化香港的金融市场。例如，1994年9月，首次发行了5年期外汇基金券，很显然，它们将在1997年后到期。为了促进港元债务市场的发展，该局实施了“中央货币市场单位”（CMU）计划，进行集中管理。它允许私人部门发行的港元面值债务工具进行清算，提高了流动性，减少了成本。规定了在流动性调整贷款计划下可以贴现的融资工具，因而深化了资本市场。
（三）资本市场的发展
对流动性调整贷款的推广使用加速了资本市场的发展。1993年发行了约30亿美元的港元负债，而1992年只有20亿。外币债务为80.5亿美元，而1992年只有11.8亿。而且，香港股市发行上市了47种证券，包括10种浮动利率票据（FRNS），两种可转换债券，34种固定利率债券和1种资产抵押证券，总金额达243.6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了40倍。在1994年的头9个月，143种证券共筹资43.6亿美元。世界上50家最活跃的证券发行公司中，有30家在香港上市，从而进一步巩固了香港的地位。
（四）债务市场
香港货币当局同样鼓励一些国际机构利用香港的债务市场。一些一流的组织，如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已对此作出响应，发行了地方性的外币负债工具，包括龙年债券。“龙年债券”是在亚洲多个城市发行上市的外币债券。许多机构都享有“3A”的信用等级，进一步提高了香港作为主要融资中心的地位。
这些情况已经有力地表明了香港债务市场所受到的重视，尤其是考虑到国际证券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香港作为相对的后来者步入这一市场。香港货币当局目前正游说世界银行在香港发行长期债券，这将成为1997年香港实力的又一大象征。
除了努力发展债务市场，香港货币当局在与大陆共同稳定主权移交后的金融过渡形势的合作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它所做的大量工作已为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保证自由企业
与新闻媒介大量关注政治过渡时，金融过渡却极少有人报道。原因何在？如同《基本法》所规定，货币过渡正在理智而合乎逻辑地演进，因而新闻媒介觉得索然无味。
自由企业的原则和支持性的法律框架，在将于1997年7月成为香港宪法的《基本法》中受到了高度尊重。《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应创造一个维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经济环境。香港未来的政府同样有义务创造一个鼓励投资和贸易的经济环境。
现在看来这也许不值一提。但是在1984年，当《基本法》签署，以及改革开放只有5年历史时，中国就已经认识到香港金融领域的重要性。1995年，这一体现于《基本法》的意图已经变成了一个重大事实。
三、香港和大陆的金融合作
香港和大陆的货币合作已经正常化了。在区域性的东南亚“中央银行家”会议前几周，香港货币当局会晤了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随后即发表了一项声明：香港货币当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将共同建立大陆和香港间即时支付结算系统的联系。
香港货币当局已试图努力与大陆有关部门开展咨询和合作。例如，香港货币当局与中国人民银行讨论了香港的政策和目标，以确保它们得到充分理解和支持。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总经理在香港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中兼职。香港货币当局与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合作对职员进行培训，以获得国际市场实践的宝贵经验。
从策略上看，这些发展进程非常重要，因为其意义已经引伸到1997年之后。在中国的支持下，香港货币当局正在将香港发展成为亚洲首要的金融市场。而在香港货币当局的合作下，中国人民银行将确保香港作为通往中国的国际桥梁这一竞争地位。
四、国际金融社会的认可
香港金融领域的国际性成就受到了国际金融社会的认可。在香港主办“中央银行家”这一个不同寻常的会议后，香港被世界银行视为全球市场以及通往亚洲，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融资纽带。
世界银行对尽管不是其成员，但保持观察家地位的香港作出了特别关注。它祝贺香港作为债务融资工具市场，以及在银行体系的实力方面所取得的巨大发展。香港被视为“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净资金供应者”。在最新的全球债务年度报表中，世界银行还注意到：“迅速扩张的二级市场业务使香港股票交易所成为世界上流动性最强的交易所。1993年的交易额为1320亿美元。”交易所的投资资本总额从1990年的850亿美元上升到1993年的3850亿美元。
五、对香港的评估
由于香港政府无须负债，尚没有对其进行正式的信用评估。实际上，大众运输铁路公司（MTRC）发行的债券可以视为公共部门负债，同样也可将外汇基金券当作政府负债。尽管它们被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发行，并不用来抵补财政赤字，新机构实际上也同样需要外部融资。
为了对在债务市场上从事借款的香港机构进行评估，许多信用评估机构已经对香港进行了各种隐含的评估。两大信用评估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和穆迪氏投资者服务公司，对香港长期的信用评估上限分别为A和A3。实际上，大多数的地方公司都能以此为依据进行评估。
世界银行同样将香港股票交易所视作为大陆筹集大量私人资金而疏通直接投资的渠道。1979年至1992年，香港60%的投资，约200亿美元集中在大陆。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3年流入大陆的资本达412.4亿美元，其中258亿美元是外国直接投资。世界银行对香港1997年9月后的未来投了信任票。在香港回归中国的两个月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在香港会晤。
六、结论
大陆对香港货币政策及其发展的持续支持，是对香港未来繁荣的有力承诺。中国对香港货币当局的尊重是显而易见的。对香港金融市场的监督将由香港当局来完成，它不仅受到中国的信赖，而且受到国际金融社会的信赖。
《基本法》体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在政治意义上被采用。但是，它同样适用于香港和中国的金融制度、货币制度及其通货。这一术语不仅描绘了目前存在的关系，而且描绘了两种金融制度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上海发展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时，中国也许还在吸收香港已经具备的一些要素。
作为正处于演变中的市场经济，大陆还刚开始发展其法律体系。上海同样缺乏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础——高效率的银行部门，即使处理国内业务，其结算制度依然困难重重。
但是，金融中心不仅仅是作为银行体系。金融中心是金融市场的联络网，而上海正处于初级阶段。上海在继续改革其管理环境，而另一方面，香港已经提供了国际公认的管理环境和法律制度，政府干预降到了最低限度。最后，没有进行国际交易的通货，也就不存在国际金融中心。
就算这些缺点能够得以克服，也需要时间来开发市场和管理市场的人力资源。在此期间，香港将进一步积累实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香港作为通往也许是21世纪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国的国际性桥梁的地位，将只能得到提高。
正如1997年回归中国会给香港的制造商和交易商带来了裨益一样，也会给金融部门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象在任何市场一样，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是，香港将利用作为通往已经是并将继续是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实体的主要通道这一优势。对于区域性和全球性金融市场，香港将越来越重要。
香港的管理者们拥有经过检验的良好纪录和可证实的“社团精神”，它们将继续延续下去。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合作表明，中国理解和支持香港的努力及其能力。当香港和大陆不断巩固《基本法》奠定的基础时，香港将继续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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