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转型与“重庆经验”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庆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战略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唱红打黑”不是文革模式，而是有效的法治模式
重庆施行的系列新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同时也伴有一些争议。其中，关于“唱红打黑”的争议最大。
重庆“唱红”是最大创造，大家震惊了，也误解了。“唱红”彻底激怒了一些人，他们认为唱红就是文化革命群众运动模式，无论如何不能容忍。把唱红归结为“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模式”，这些人的思想停留在20年前，甚至40年前，他们忘不了“文化革命红海洋”，他们对当前中国缺乏现实感，对新问题拿老模式套，把“唱红”简单比做文化革命式的群众运动，是极大的歪曲。群众运动，并不等于文革；文革也不等于群众运动。文革的基本错误在于破坏了法治，以党、行政或者群众的力量任意干预个人自由。如果能够坚持以法律保障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那么群众就是可以发动和动员的，其次才是发动他们来做什么。
有人认为重庆的打黑破坏了法制。在重庆，打黑和治官根本没有破坏法制，而是有效地运用法制。中国为什么不能有效依靠法制治理？是因为法条太少吗？权力干预太多吗？这是受到制度决定论影响。深刻的文化根源就是：中国人缺乏正义概念，不愿当证人。马克斯·韦伯说基督教新教是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不知能否适用于法治？在西方那一套法庭，法官、律师、陪审团、证人背后，是不是有一个“上帝或神”的信仰力量在支撑？如果有，就对了。这正是中国人搞不好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的文化根源。
如果想让中国人提升到西方法治的水平，就要改造人，灌输信仰，这比制定法律条文要困难万倍。怎么办？只能利用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力量，去填补信仰空缺，这就是重庆唱红的重要意义。中国为什么法制社会进程如此缓慢？不是因为法条少，是因为人心丧失了信仰和道德，没有基本勇气。大多数人不愿意做证人，依据西方法治的“无罪推定”原则就什么也抓不着。他们不能想象重庆一年能抓出几千个黑社会分子。按照他们的“程序正义”，一年抓6个也难。他们理想的民主自由法制社会，其实是一个以容忍腐败和黑社会为基础的，警匪勾结两极分化的社会。
如何发动群众做证人的？唱红是可以的，用以发掘在群众中间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强烈的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在此基础上，政府直接发给老百姓20万个信封，鼓励群众揭发黑社会和贪官。群众提供了4万多条线索，其中80%竟然是实名举报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重庆人民动员起来参与到法治建设，素质大大提升。正是有了大量群众举报，法治才可能起作用，短时间破获那么多的案件，做出了让法学家们不能相信的奇迹。
重庆唱红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唱红就是发动群众，但没有搞文化革命，只能走民主法治道路。激发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不是倒退到毛泽东时代，因为时代条件已经变了，人的基本心理结构也世俗化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信仰符号，纳入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轨道，弥补了信仰空缺，群众才能有勇气有热情，用真名揭发检举。
在中国想要有效地治官、治黑社会、反对腐败、治理利益集团，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传统思想资源动员群众参与，然后依据法律行事。这是把信仰和制度结合起来的适合于中国的方式。
有些人以反对搞“运动”为名，否定打黑与治官。他们对于打击黑社会不感兴趣，认为黑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影子，可以经常扫，但不能彻底扫，因为彻底扫黑扫黄，都是要破坏市场和法制的。他们的选择很清楚：宁肯保留黑社会和贪官，也不能违背市场机制和现代社会“无罪推定”的法制原则；宁要软弱的领导人，不要强人。他们寻找重庆打黑在法律方面的漏洞，大肆宣传“程序正义”，以否定重庆打黑反贪实质上的正义性。
改革以来的既得利益集团自己就是腐败的产物，他们一直就是主张容忍腐败的。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他们原来是说，先腐败后治理，现在则公开地反对有效治理。他们辩解说：有党纪国法各种规定，各类机构一直都在反腐打黑就可以了，至于效果如何就不管了，“程序正义”是第一位的，只要符合他们所顶礼膜拜的西方法治原则，就是最完美的社会。用新自由主义者的话，“不是最优也是次优”；用那个入了美国籍的日本学者福山的话，就是“历史终结”于市场经济与民主。
这里有西方话语霸权：谁也不敢批评西方的法治原则和无罪推定，它们是“普世价值”。为此，宁可长期容忍黑社会。世界历史证明，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律非常完善的地方，腐败和黑社会都不能禁绝，有时甚至是不可分离，就像一个人和他的影子紧密相连。
市场经济条件下黑社会蔓延，说明他们之间有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说，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弥补市场和法治没有完善的一部分功能。法治越不健全，黑社会越猖獗，因为私人暴力会弥补公权力的空缺，使市场经济不能正常运转，比如帮助企业讨债，保护交易秩序等。苏联计划经济突然瓦解，黑社会就填补了70%的经济真空。
根本治理黑社会需要建立民主和法治秩序，特别是切断政权和黑社会的联系，这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在中国转轨时期，法治民主和市场经济一时不能完善，黑社会迅速蔓延，勾结权力寻找保护伞，加剧权力腐败，如果不及时治理，反复治理，可能导致社会失序，破坏经济发展势头，未来最不好的情况就是进入长期混乱与停滞。
在“发展与腐败赛跑”的过程中，是以政治行政法律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呢？还是任凭腐败和黑社会泛滥？是一边治理一边健全法治呢？还是等法治健全以后再依法治理呢？
西方的法治不能归结为无罪推定，特别在治理官员腐败的问题上。香港廉政公署进行公务员财产登记，就是对特殊群体的有罪推定。俄罗斯前总统普京反对金融寡头，是在民主框架下，法律和行政手段并用。谁说反腐败只能使用法律手段不能使用行政手段？谁说反腐败只能无罪推定而不能有罪推定？谁说不能在一段时期里集中治理，以政治力量推动反腐败？
20年以来中国腐败升级而且扩散，自由派把原因完全归结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没搞彻底是错误的。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和民主在发展一定时期，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可能还加剧腐败，台湾陈水扁的腐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转轨时期反腐败，不能受西方法治原则限制。如果在转轨时期不能采取综合手段，坚决把腐败和黑社会控制住，他们的势力就会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和分利联盟，控制政治经济，导致国家重大决策错误，让中国转轨永远完不成。像“三南模式”(南亚、南欧、南美)那样，长期被大地主和国际资本控制政权，国内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政府软弱不能干预市场和黑社会，经济不能发展，社会长期陷入停滞与混乱。
如果在转型期间不能两手抓——一边健全民主法治，一边不断对腐败和黑社会进行综合治理——那么在未来时期所谓的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建设，就将使腐败久治难愈，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一种金钱与权力结合，对内压迫人民群众，对外买办投降的利益格局。这样的“民主法治”将会出现镇压广大人民群众、保障少数权力资本特权的制度，中国也将成为西方的附庸，永远没有真正的发展和独立。
在转轨时期需要对腐败和黑社会进行集中的综合治理，发动群众并不一定就是文化革命式的“大民主和群众运动”。侦查、抓人、关押、判刑等都是遵照严格法律程序进行的，而且只有专门的公检法机关才有权力做，群众再怎么发动也没有这些权力，这当然不是“文化革命模式”，而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的法治模式。
二、重庆模式对于未来改革具有典型意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中国革命与苏联不同，经过了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根据地再向全国发展的漫长38年，根据地的经验和经济力量不仅支持战争胜利，而且支持建国初期全国经济稳定，根据地的经验甚至有益于改革开放。在深圳经济特区和香港出现的两种货币同时流通，一种商品两种标价，有效解决了在开放初期，人民币高估不能马上和国际接轨的问题，既保持经济稳定，又保证经济效率，是双轨制中最成功的一项。这在货币理论方面也是一个尖端问题。令人惊讶的是两币流通在陕甘宁边区就存在，是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边区经济学家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有两本论文集，其研究之深度令人赞叹。
中国传统文化不善思维逻辑，形式逻辑是近代以后才传入中国的。有学者曾说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实用思维理性”，中国人认识问题仅靠逻辑推理不信服，非要“举例说明”不可，现在“案例教学”在西方教材里也越来越多了。
中国改革初期邓小平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其含义是“寻找先例”，仿照他人或他国成功经验，结合自己情况去实践，如果成功，又可为其他单位仿照，最后才在全国推广。等到以法律法规，学术著作和教科书等形式肯定下来的时候，往往是已成熟，概念化甚至过时的东西了。中国大部分改革都不是依照法律进行的，而是各个基层单位、部门、地区和个人、企业等主体，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大胆创造再推广的产物。革命时期的瑞金和延安、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庆大寨、改革初期的安徽农民分地、深圳特区、香港特区、14个沿海开发区、广东的综合改革实验，后来108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都有这样的性质。以后涉及全国范围的改革，应先立法，统一实施，以减少混乱。但创新总要依靠个体的创造力，榜样仍旧是最有说服力的。
改革以来所依靠的香港、深圳、广东，后来的上海，虽然都创造了有益的经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同时，香港、深圳广东如果推行“政治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允许农民进城，大力推进社会建设，是大有可为的。
由于全国开放，他们在经济上丧失了实验区的原有优势，而面临着新问题。比如：他们至今也没有允许数千万农民工变成他们的城市居民。他们的超前发展，并没有“自动”带动中西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许多神话已经破产，真的有什么先富带后富吗？没有。因为即使理想的市场经济有这功能，也会出现强者的垄断，破坏这机制。真的有什么资本在沿海地区“饱和”以后，自动流到中西部吗？没有。因为所谓比较利益在国家之间发挥作用，其前提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所以发达国家的资本就会流向发展中国家；相反，在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可自由流动，依据比较利益，一定是内地人才和劳动力流向沿海地区，而不是沿海地区的资本流向中西部。这就是在和平环境和市场经济自发起作用的前提下，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问题，主要是权力腐败、投机资本、利益集团、贫富差距、中西差距、社会平等、国家安全、技术进步、道德信仰危机、资源环境等10个方面。这些问题困扰着全党全国人民，人们迫切期盼新实践和新突破。
此时，“重庆模式”横空出世，震惊国内外。虽然一个地区不能解决全国问题，也没有必要机械推广，但其触及的都是核心问题，其基本经验、基本方法，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遍意义。
在中国，头号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反腐败。腐败势力正在形成利益集团，促使社会走向溃烂。他们企图进一步控制政治经济，最终要搞垮共产党和共和国。因为无论有多少共产党干部腐败，他们不能最终得逞，在共和国宪法，共产党党章面前，在数十年的革命历史面前，他们永远得不到合法性。腐败势力必定要结合国际反共势力，推翻共产党领导，这就是苏联发生的事情，也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陈云所有共产党领袖，无论是改革的还是不改革的，都一再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的原因。
这种危险，越来越多人看到了，大家想不出一个不搞文化大革命，不破坏法治，又能有效控制腐败的方法。在官员腐败不能制止的条件下，所有加强国家安全、政府管制、社会福利、宏观调控的措施等，都会因为腐败而走样。
自由派以西方“普适价值”为世界主流，在美国欧洲支持下，一直鼓吹自己的方案：腐败的根源是权力不受限制，只有实行西方民主和多党制才能治理腐败；目前的体制不能治理腐败，国家干预越多腐败越严重。但是，许多问题如果国家不干预，市场机制也解决不了，怎么办？他们的对策显然是南辕北辙。
这就是目前越来越多的干部，面对越来越多的问题，越来越“不作为”的根源之一。因此加强必要的国家干预，其前提就是能够有效地制止腐败，清除特殊利益集团。
“重庆模式”跳出了这个怪圈，比较彻底地清理了官员腐败，这是通过打击黑社会来解决的，其手段是坚持法治、综合治理。特别是通过“唱红”，依靠和发动群众进行广泛揭发检举，解决了中国人不愿或不敢实名作证的问题。它告诉全世界，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不受西方思想限制，通过动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毛泽东的传统思想资源；同时不搞文革、不搞逼供信、不搞政治运动、不侵犯个人基本权利，把发动群众和法治手段结合起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比较有效地治理了腐败和黑社会，这样就给更加广泛的政府干预创造了基本条件。
全中国都应该学习重庆的经验，来一次彻底的综合治理。
三、以民生为导向，重整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导向。计划经济以强国为导向，以中央政府为主体迅速完成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理性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实际上是以资本逻辑指导发展战略：如劳动力商品化，给私人资本特别是和外资以优惠，依靠外资实现技术进步；利用静态比较利益，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依靠发达国家市场；进行一系列“金融创新”等等。
此战略30年以来由于符合国际环境，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产生了许多弊病，目前已到尽头。发达国家经济危机不允许中国继续增加出口，也不愿意中国无限进口世界资源。国内资本与权力结合造成越来越大的社会政治问题，特别是腐败蔓延和道德信仰缺失，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几年贫困问题缓解，但中产阶级被高房价剥夺难以发展，消费不能启动。正在进行当中的重化工业化、农村城市化、自主创新、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威胁。
权力不受限制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但也不能因此而美化市场，以为任由资本横行就可根本解决问题。资本可制约权力，也可与权力勾结，形成权力资本集团。市场经济自身有非均衡性质，特别金融市场是如此，如果没有国家强力干预，必定形成泡沫，并最终崩溃。资本逻辑到了今天，不能再成为中国新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新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根本性的战略思想的转变：对外开放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对内以民生为导向。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从单一的GDP改变为综合的社会指标；经济发展型政府变成公共服务型政府；效率第一改变为公平第一；经济发展由外部需求为导向变为以内部需求为导向；国内需求以投资为主转变以消费为主。
消费为主，就是民生导向。作为地方政府，摆脱资本逻辑，变GDP导向为民生导向，大约有几方面的工作要做好。
第一，民生最大工程是住宅。目前在全国房地产泡沫已开始形成，政府多项调控措施不能奏效。其原因有：(1)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失业率增加，继续滥发美元，欧洲、日本状况还不如美国，全球流动性过剩难以避免，投机资本加速流入中国，除强化外汇管制以外别无他途；(2)美国制造人民币升值预期，就是说以人民币标价的资产要升值，以推动中国房地产泡沫；(3)国内人口年轻，储蓄大于投资，资金过剩；(4)房地产利益集团由地方政府、银行和房地产公司组成，垄断了房地产价格，以回扣形式包含大量腐败，而把风险转嫁给银行。政府不能有效控制房地产泡沫，中产阶级大部分储蓄被迫购买高价住宅，会降低其他消费；而且会把产业资本吸引进去，延误技术进步。
重庆目前正在进行公租房的建设，给居民提供廉价公租房，还要能够限制外地资本进入炒房。如果成功将是经济上的最大成就。
第二，农民进城。沿海地区大城市，如广东、深圳，每年有5000万农民工打工，工资极低、工作时间极长，那些城市没有对他们开放户口，长期保持歧视和不平等。而重庆作为贫穷城市，能想方设法鼓励农民进城。有能力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可携全家进城。要将宅基地改造为耕地，不减少耕地面积，然后可以通过地票买卖方式，将农村土地使用权卖掉，购买城市的土地使用权。
中国城市化率未来20年还可提高20个百分点，这是最大的潜在需求。但城市的高房价所带动的高房租，必定影响农民进城速度，潜在需求不能变成真实需求，因此需要有效的国家干预。如果重庆能解决高房价和农民进城，就为中国以民生为导向的新发展战略创造了新的经验。
四、处理好重化工业化与生态建设的关系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碳经济和碳政治”，以改变国际贸易规则，继续主导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话语权；美国则乘机加速新科技革命的产业化，制订并控制新产业标准。环保作为一个产业，背后有强大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在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在中国长期规划中，GDP年年超标，最不能达标的就是环保。即使尽全力节能减排，未来10年总生态环境能不继续恶化就是天大成就，这不是鼓吹理想、完善法律、明晰产权、增加税收、说转变就可以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处于重化工业化后期，在目前技术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就是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完成这个阶段需10年左右，中国必须利用目前人口年轻、储蓄率高、外资流入等优势，尽快完成重化工业化。目前不做，10年后人口老化了就无条件再做，这与生态文明有巨大矛盾，绝不能回避。
表1可看出中国和美国的差距。
做一个估算：到2020年，中国16亿人按小康水平，对资源需求是多大？
每年3000万农民进城，人均占地1亩，城市化率从40%上升到60%，增加3亿城市人口，占耕地3亿亩。城市人口居住面积增加一倍。自来水、洗衣机、淋浴和抽水马桶，耗水量是农舍20倍。中国高速公路长度已接近美国，但铁路、农村公路、地铁、停车场和飞机场相距甚远。汽车年产量2009年赶上美国，但总量为美国七分之一；道路和停车场要占城市四分之一面积。中国钢产量5.8亿吨，美国9000万吨，说明美国已完成重化工业化，中国还有10年路要走。用电总量中国与美国相当，人均是美国四分之一。粮食短缺不仅因为人口增加，更因为饮食结构升级，肉蛋奶酒需8倍粮食转化。发达国家人均粮食消费年1000公斤，中国按600公斤，16亿人口年需9.6亿吨粮食，目前年产量是5亿吨。生产1吨粮食需要1000吨水……
在环境资源生态压力下社会很容易两极分化，表面是制度不完善，实际是资源不允许。改变高消费模式，要压低政府消费和富人奢侈消费。如压不下来必然两极分化，少数人按西方标准消耗资源，大多数人贫困，这样资源就够用了。这就是美国战略家鼓吹的“二八开”模式，按市场经济“需求拉动”走下去，又没决心取得外部资源，就只能是内部两极分化。
中国生态文明的大战略应该包括：
第一，全面加速技术进步。海水淡化、滴灌技术、明渠变暗渠、循环用水等；煤炭发电与液化技术；各种新能源新材料等。
第二，以加速水循环为核心，提高国土蓄水能力。速度决定流量，绝对不能降低，中华民族是依靠治水生存和发展的。李冰修都江堰，用鱼嘴分水法从岷江分水，修成都平原水渠网，他的思路是“深淘滩，低筑堰”，两千多年不淤，为世界第一水利工程。国家应制订蓄水调水战略，在泛滥之地挖湖，以湖泊、湿地、森林、沼泽、地下水等形式储存，建设贯通南北的湖泊水渠运河网。沿海城市可以使用淡化海水。大西线由于地质条件不利困难重重，应考虑与俄罗斯谈判，从贝加尔湖调水。改变高消费高成本高耗能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场社会价值观念革命，需要控制社会两极分化，控制上层的腐败和奢侈，形成社会舆论强大批判力量，这比技术进步困难得多。
第三，扩展国家安全特别是资源安全的战略视野。在南部海域保障石油外贸通道，打开与澳洲全面经济合作大门，进口铁矿石、粮食和肉类。一部分钢铁化工企业可以外迁到东南亚，靠近澳洲的资源供应地，并向印度洋转移污染。在西部保障中亚和中东的原油供应，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孙中山在100年前所说的“贯通欧亚大陆桥”，至今仍是中国发展的大战略，必须沟通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以及和欧洲的联系。在北部与俄罗斯进行全面经济合作，在西伯利亚租种土地种植大豆。要从贝加尔湖调水，贝加尔湖的淡水占世界四分之一，对俄罗斯没有什么用处，如能买水进内蒙、北京、山西，可把北调汉水留给河南河北山东，水短缺基本解决。
中国经过150年的沦落和70年的崛起，现在又面临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新难题，历史留给我们的有利时间不到10年。必须利用人口年轻、储蓄率高的优势，同时完成——在内部治理奢侈腐化，在外部获取资源——这两大历史任务，这是实现中国崛起，避免衰落的关键。
现在重庆提出南进印度洋，东进太平洋，西进大西洋的开放大战略，后者就是孙中山当年“贯通欧亚大陆桥”的梦想。重庆作为大西南的核心城市，理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五、为全体人民包括农民，建立社会保障
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以国有制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演变为以股份公司为主体。股份公司，应属公有制的形式之一。
马克思的原意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应在宪法中确立“社会所有制”的法律地位，包括各种基金、股份公司等，都是社会所有制。如果把社会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不再以国有为主。在理论上超越左右翼，在实践上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有制的新路来。
目前可把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划归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包括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其效应是多方面的，可刺激股市大涨、保障创业板和其他公司上市成功，产生财富效应，大大提高国内消费。
把一部分国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转移，有反腐败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出现垄断势力，以国有制名义控制社会财富，然后以各种形式侵吞国家财产。防止国有财产流失，在竞争性领域政府监管很难有效。政府为保障自己的企业盈利，可能以权力干预市场，破坏公平竞争。所以应该缩小国有企业范围。但是不能走私有化道路，更不能走权力资本化道路，应该向更加高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化。
把部分国有股分批转化为社保基金，不是把国有财产私有化，而是把国有制向更加高级的公有制改进。基金是社会所有制，不是私有制。这是一次巨大的社会改革，是向全体人民的一次大补偿，保障了改革的公平性。国有财产的建立，除去没收三座大山的财产之外，就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财政投资形成的，全体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农村里的工农业剪刀差、城市里的低工资，不仅把全体人民的全部剩余劳动集中到国家财政，也把大部分必要劳动集中到国家财政，那个时期由财政投资形成的国家财产，一部分不能算国有财产。这不仅是政治概念，也是货真价实的经济概念。由全体人民必要劳动形成的那一部分国有资产，应直接返还给人民群众。不能用苏联东欧的把国有资产每人平分，而应通过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提供社会福利保障，这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
重庆如果有在国有资产的运营和增值方面开拓新路(如将经营利润给社会分红的计划)，可以考虑把部分国有资产改为社保基金运营。地方国有企业利润应投入本地公共建设和居民福利，而社会保障基金就是最重要的领域。
六、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验
民主，是中国先进分子自孙中山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不可因为经济持续繁荣了、因为“举国体制”在动员资源做大事方面有效，就放弃民主理想。但是，民主不能简单模仿西方模式，也不能建立在目前中国的利益格局上，不能造成特殊利益集团控制，更不能造成国家分裂。民主，首要职能是控制腐败、监督权力，其次应该与国家统一与强大结合起来。
人民的民主权利，可以分为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积极权利是建设性的，主要应该由专家行使，实行学术与言论自由，由专家帮助领导决策，也是一种民主。消极权利是监督和惩罚性的，应由群众行使，包括舆论监督、人民代表竞争性选举、质询与弹劾、对官员进行监督和罢免等。这样的划分，是考虑到实际的判断能力。大多数群众没有专业知识，很难做决策，但他们可对实施的结果作出判断。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实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竞选制，赋予他们以质询权与弹劾权，对重大决策在专家审议之后，民意测验等。这样的民主，主要作用是控制腐败、监督干部、整合各利益集团，使他们的利益公开反映出来，与其他利益形成制约。这是保障决策不发生重大失误，及时纠正失误，防止滥用权力的根本措施。
民主建设对于重庆有特殊意义。重庆经验，在创业初期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但长期来看更要依靠民主法制。如果长效机制跟不上，腐败和黑社会会卷土重来，那么重庆经验就失去了长远意义。应通过法律把重庆的经验固定化，变为长期可依法实行的规则。
在民主面前，我们不能总是在西方的攻击面前被动而为，而应主动进行民主的试验。只要按法律行事，民主发展就不会影响社会稳定，而是真正控制腐败的制度保障。期望重庆能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也能够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经验来。真能如此，重庆模式就更加具有普遍意义了。
标签：黑社会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重庆发展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重庆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法律论文; 民主法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