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创意产业模式转型研究--以上海杨浦环同济知识经济圈为例_土地财政论文

论中国城市创意产业的模式转型——以上海杨浦环同济知识经济圈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杨浦论文,同济论文,创意论文,为例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02-15(7)

      1 中国的园区式创意产业发展模式

      城市中创意产业的空间载体与表现形式有多种类型：可以是单独的商场、办公楼、写字楼等商业和商务建筑；可以是居住区内个体单元里的办公-居住一体化(SOHO①)空间；也可以是大学校园内或其周边的孵化基地；还可以是博物馆、音乐厅、剧院等公共文化场所；然而，在中国，最常见的形式则是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机构授权和认证的创意产业园区②。因此，“园区”是当今中国城市创意产业的主要形式。张望(2011)将此种形式归类为政府驱动型创意产业发展模式，以区别欧美国家常见的、自下而上的市场演化型发展模式。该模式的表现形式是政府划定出一定的城市地块，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创意企业与创意人才进驻。[1]

      园区式创意产业模式在中国的流行，源于中国自上而下的创意产业行政管理和调控体制。20世纪末21世纪之初，经历二十年改革开放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大陆逐渐遭遇发展的瓶颈。来自能源、劳动力和全球市场等方面的压力，中国被迫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着眼于加强文化、艺术等软实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思潮由点及面悄然流行起来。与此同时，以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查尔斯·兰德里(Charles Landry)、曼弗雷德·费舍尔(Manfred M Fischer)和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等欧美学者为代表的创意经济理论以及伦敦、纽约、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的实践成功经验开始影响中国大陆。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开始自上而下地探索创意产业发展路径。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2006年1月全国科技大会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同年8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中国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经历了十年左右的热潮。而各个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手段，就是大力发展创意园区。

      创意园区(creative park)是台湾和中国大陆地区对某种特点空间形式的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称呼，该称谓沿袭了“开发园区”的提法。到目前为止，各界对创意园区尚未有公认的定义。从特征上来说，创意园区通常在城市的某一特定区域或地块内，一般有明确的主题(如艺术、设计、广告、出版、纺织时尚等)和明确的管理运营机构(如园区管理办公室或某一企业)。这种园区将一个或多个具有关联性的企业、机构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形成多元文化生态和创意服务产业链。

      2000年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以创意园区为主的创意产业聚集模式成为中国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主流模式。据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的统计，截止2010年，全国共有1300多个大大小小的创意园区；而据中国日报网统计，2012年中国(除台湾、香港、澳门三地外以外)创意园区总数为1177个(见图1)。2004年开始，国家文化部先后命名了4批204个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包括单一企业)以及两批4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包括单一企业的园区)；地方政府以上海和重庆为例，2004年11月，上海市政府成立上海创意产业中心，推出创意园区政策。从2005年4月上海首批创意园区挂牌，至2012年共公布四批82家创意园区，分布在上海14个区内；2007年8月重庆市出台《重庆市创意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计划建设50个创意园区。国家的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都沿用高新技术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模式，通过圈地和投资建设园区，将建设“产业集聚区”作为“抓手”，试图将文化创意产业“装”到园区这个载体中去。[2]43

      

      图1 中国大陆各省市(市、自治区)创意园区数量与城镇化率对比图(2012)

      (该图由作者根据中国日报网等媒体报道数据绘制)[3]

      2 园区式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的成因及现状

      创意园区的大规模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为传统用地分类制约下的城市土地财政模式，其二是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创意产业绩效考核模式。

      在传统的《城市用地分类与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1991年颁布)中，对城市土地使用性质和功能进行了明确的分类。各类城市规划的编制、地块指标的设定以及城市建设和管理都是根据这一用地分类体系实施的。这套用地分类体系是以用地的单一功能作为用地类别划分的唯一依据，即每一种用地类型是针对其土地使用功能进行区分的。因此这套标准中各类用地性质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不存在同时具有多种功能(如“商业+工业”，或者“商业+文化”)的“混合用地”(或称“综合用地”)。但是，城市空间的功能业态是动态变化和多元复合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房地产带动的新一轮城镇化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转型，许多城市中心工业用地内的工厂和企业或是倒闭消亡，或是整合外迁，原来工厂林立的城市中心区留下了大量空置的工业用地，而如何使用这些工业用地成为地方政府的难题。以上海为例，1990年代上海城市结构转型，“一刀切”地实施“退二进三战略”③，使得一大批中心城区老工业企业迁撤。同时，一些原本工业厂区密集的中心城区(如杨浦区)出现了就业岗位急剧减少、街道和区政府收入减少、老工业厂房和土地利用方向不明确等问题。

      

      图2 传统的城市土地使用标准下创意园区产生的一般过程

      在此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受到北京798艺术区和国外一些老工业区改造利用案例的启发，将空置的工业用地整体包装为创意产业园区，引入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和配套的服务业，以期望在激活原本萧条的地块的同时，带动周边房地产业的发展，形成“文化+地产”的共赢模式。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做法只模仿了老工业区和旧厂房改造利用的表象，却忽略了那些国内外成功案例的决定性因素——低廉的租金、弹性多变的空间以及较少的限制与干预是培育创意的温床。

      另一方面，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逐渐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背景下，财政、税收等政策向文化创意产业倾斜。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成绩，也成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对于上级下达的文化创意产业任务，各个职能部门首先考虑的是与自身部门相对应的政策措施如何快速“落实”并尽可能地体现出“成绩”。在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绩效考核体系中，文化创意产业需要最大限度的成规模聚集，在空间形态上突显出来，才能显示出政绩；而财政和税收的扶持也意味着这些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划定明确的范围与界限，以便相应的政策在这个范围内落实。于是，主题突出、管理统一、范围明确的创意园区恰好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即既能快速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又能使政策更好地落实。因此，在“土地财政”和“绩效考核”的双重压力下，大批创意园区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中应运而生。

      然而，以创意园区为主导的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模式有着明显的弊端，随着“文化+地产”模式在中国不断被复制，许多城市的创意园区出现了一哄而上、盲目发展、良莠不齐、挂羊卖狗、恶性竞争、圈地囤地等负面现象。以上海为例，虽然经过了六年的“园区”大建设，到2010年上海所有创意园区的产值仅为全市创意产业的20%，且其中半数为房租收入而非创意产业的产出，此外超过40%的营业收入集中在3个创意园区，近40%企业集聚在5个创意园区，近50%的就业岗位集中在6个创意园区。到2011年，上海市入驻率不足70%的创意园区超过园区总数的10%，近三分之一的创意园区租金低于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的四分之一，创意园区发展严重不平衡，产业集聚作用不突出，大部分园区入驻率低，租金低，运营成本高，经济效益差。[4]同时，打着创意园区招牌却转型经营餐饮业和商业的“挂羊头卖狗肉”现象也日益普遍。约50%的创意园区内，创意企业和机构数量的比重达不到70%。[4]有的创意园区为了生存选择转型为社区商业街区，出现了园区“逆创意”现象。例如2007年上海对四个创意产业集聚区摘牌；又如2010年成立的上海某创意产业园，经过两年的运营后，提出“调整园区内业态，以服务社区促自身发展”的策略，将自身业态调整为服务于社区的餐饮业和商业，引入了大量的餐厅、服装店、饰品店和美甲店等。[5]王缉慈(2011)指出，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目前存在四大“非创意现象”，即“房地产业‘搭车’”、“制造业和服务业‘搭车’”、“政治权力‘搭车’”、“招商引资‘搭车’”。范昕(2011)指出，一些创意园区从来就不符合“孵化培育创意产业之园区”的定义，创意无非是个点缀，甚至是个噱头。[2]44-46

      3 园区式模式的弊端及结构性缺陷

      当前国内创意产业园区的困境可总结为资源分散、经营管理模式单一、空置率高、建设模式雷同、定位不明、园区之间相互隔离、产业链不完善、文化气息淡薄等(蒋慧、王慧，2008；谢耕耘，2010；孙洁，2010；田舒云，2010)。[6]通过归纳，可发现这些困境根源于园区式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的三大弊端：生态单一性、管理集中性、交流封闭性。

      3.1 生态单一性

      生态单一性指创意园区缺乏多元化的创意生态系统，创意产业链失衡。当下，一个创意园区的成立往往通过政府或相关机构的授牌与认证，即短时间内通过行政手段将文化创意的属性和功能赋予某个城市地块单元。因此，创意园区的主题和特色往往是外部强加的单一“标签”，体现出较强的行政意志和主观意愿，如“软件园”、“动漫园”、“设计园”、“纺织园”等。这些创意产业园区按照这种单一的标准建造空间、引进企业、产出产品，以达到所谓的产业聚集。这样的结果，使得创意园区在既定的、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空间里，承载着某种单一的产业，如同温室里培养的单一农作物。然而，创意产业所必需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被剔除了。在“温室”中不可能培育出一个层次鲜明、物种丰富、链条完善、产出多样的繁荣的生态系统，在创意园区里也很难培育出完整的多元化创意产业链。

      3.2 管理集中性

      管理集中性指创意园区实行自上而下的集中式管理模式。创意园区通常由某个企业或政府委托的机构为运营主体④。园区的功能定位和运营方向通常由园区的上级单位制定，并由园区的运营主体负责对外招商引资，对内经营管理。经营主体的行为受到经济效益和行政干预两方面的压力，大多经营主体以招商引资和经济产值为首要目标。一方面，管理方模仿传统工业园区的管理方式，简单粗放地管理入驻的创意企业和创意人才。然而，创意产业不同于传统制造业，它更需要开放性和包容性、扁平化和民主化的管理方式来培育。集中式的管理往往忽视了这些企业和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入驻企业和创意人群对于园区的经营方向和管理也缺少话语权；另一方面，当入驻企业的数量或产值达不到行政要求的时候，园区往往不会反省自身的定位或完善软硬件条件及服务质量，而是设法引入非创意的企业(如餐饮业、服务业、零售业甚至房地产业)快速填补空缺。这样的管理和运营方式往往导致创意企业和创意人才的流失，创意空间受到挤压，创意产业链破碎，不利于创意氛围的培养。

      3.3 交流封闭性

      交流封闭性指创意园区受到地块边界、园区规模和管理方权限的制约，园区及其入驻企业创意活动、产业效益和创意氛围往往局限于园区内部，呈现出内向性和封闭性的特点。换言之，创意园区与周边的社区之间、不同的创意园区之间是相互分离和割裂的。众多园区处在创意产业链的一个个断点上，湮没于城市的高密度空间之中。这样，一方面园区缺乏外部协同和社区群众基础，难以形成连续的链条并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另一方面，封闭的园区难以渗透进社区之中，产生最大的交互界面从而形成稳定的文化创意消费市场，大规模资本也难以对这些创意园区产生兴趣。社区和城市也难以享受创意产业集聚带来的文化繁荣和创意振兴。

      3.4 园区式模式的结构性缺陷

      

      图3 园区式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的结构模型

      园区式创意产业发展模式之所以具有上述三大弊端，是因为其无法弥补的结构性缺陷。该模式的内核是以土地为基础，以产出为导向的“政府-企业”GE(Government-Enterprises)二元模式(如图3所示)。拥有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和行政资源的政府与拥有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市场资源的企业合作，在政府划定和提供的土地上建设园区，并成立园区管理部门负责实际的运营。在土地财政的传统城镇化思路下，利用土地赚钱是这种模式的本质，园区运营产生的经济效益(如房租、入驻企业产值及其纳税、股份分红等)是政府和企业关注的核心诉求。整个结构中，创意园区是一个投入与产出内部循环的独立土地单元。社区以及社区中的居民完全没有参与进来。由于用地性质的限制，居住用地内不可能出现创意产业园区，园区与社区是分离的。而缺少了社区中居民多元化活动的支撑，很难产生多样化的创意生态系统；缺少了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和公共决策，很难实现管理的民主化和扁平化；缺少了社区提供的广大受众群体和市场基础，很难实现创意交流的普遍化和畅通化。因此，社区的缺位是园区式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的结构性缺陷，这一缺陷将创意产业禁锢在有限的地块之上，无法充分发挥创意的巨大能量。

      4 社区与创意产业的互动

      上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迫使人们探索一种区别于园区的新模式。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从“求量”向“求质”转变，正切合了当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概念中，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是主要任务。2013年7月，国务院提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的创意产业发展，应当反思当下创意产业发展的优劣得失，跳出创意产业园区的固有思维和形式藩篱，统筹城市创意产业发展与社区建设之间的关系，实现创意产业和社区的协同发展；此外，人们对创意产业的认识，从原来单纯的经济效益的角度更进一步，开始关注其社会价值。因此，欲激活城市的创意产业，就应尽可能地将创意产业与城市生活结合起来，使创意经济和创意活动全面融入城市社区的方方面面，让市民最大限度地享受到创意产业发展带来的实惠和效益。由于旧有的园区式发展模式存在缺少社区和市民参与的结构性缺陷，已经不能较好地适应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要求。寻求一种新的、与社区充分互动的创意产业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4.1 社区参与推动创意产业

      社区是参与和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随着创意产业研究的深入，对创意产业的探讨已从最初的国家战略、城市政策向社区层面转移。创意产业的社区参与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得到重视。林志成(1998)提出通过社区营造使得文化产业化的模式，以振兴地方传统手工业，并建立现代产业文化特色。在2000年左右，台湾一些社区就将成系统的“社区营造”计划与创意产业发展相结合，打造了如“台北北投温泉精品计划”、“新竹九赞头社区营造”、“宜兰白米社区”等一系列较为成功的案例。[7]在这些案例中，社区利用自身文化底蕴、名胜景点、历史遗迹、手工艺传统以及独特的风土人情等资源，通过博物馆、新型旅游体验项目、社区文化工作队、社区大学、创意集市、手工艺传承等项目和方式提升其原有的品质与价值，通过社区互动将原本濒临消亡的社区文脉与传统工艺作为创意元素重新挖掘和展示，并围绕这些创意元素形成了多样化的业态。而在台北社区营造中心则构建了由“社造达人”、“NGO(非政府组织)”、“青年规划师”、“社区规划师”、“社工师”等角色组成的社区营造人才网络，网罗一批不同专业背景(如城乡规划、建筑学、政治学、社会工作、环境学等)的人士参与创意社区的营造。在该中心推介的社区活动中，则有“2014 Idea Taipei”创意工作营、社造创意实验沙龙等项目，吸引市民参与到多种多样的社区创意活动中。社区多样化的空间为创意产业提供了多样化的活动场所和展示场所，而社区的广泛参与不仅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文化素材和群众基础，营造了良好的文化创意氛围，唤醒了公众对于创意产业的参与意识，更提供了广泛的消费市场和就业劳动力。

      4.2 创意产业带动社区建设

      创意产业是带动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社区建设被越来越重视。创意产业成为带动社区建设的动力引擎。创意产业的发展通过资本的导入和和政策的扶持，可以优化社区空间，完善社区的基础设施、文化设施等软硬件建设，促进社区内居民、企业的互动交流，鼓励居民的创意意识，提高居民文化修养，加强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凝聚力，激发社区的活力，重塑社区文化，打造具有特色的社区品牌。以获得“故乡营造大奖”的日本崎阜县古川町社区为例，通过对古川特有的木匠工艺的重新整理和挖掘，在打造以日本传统木作工艺为品牌的创意产业和创意观光旅游的同时，发动居民自发清理了流经社区的小河濑户川，治理了社区环境，保护了社区内的历史遗迹和建筑，传承了传统的节庆活动和民俗文化，以此带动了整个社区的创新发展。

      5 国内创意社区的雏形：上海环同济知识经济圈

      上海市杨浦区的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是超越传统创意产业园概念的创意产业集聚区。该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社区与创意产业之间的互动。通过分析其形成原因和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三方面的因素对其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围绕大学的创意产业自发集聚、围绕社区的创意人群自发集聚以及地方政府政策扶持下的三区联动。

      5.1 围绕大学的创意产业自发集聚

      20世纪80年代，以建筑设计为主的创意产业在该地区萌芽。当时，依托同济大学的优势学科(建筑、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工业设计、艺术设计等专业)，一些私人的小型设计事务所在大学校园附近的街区聚集。到2002年前后，在同济大学南门附近初步形成了以设计为主体，包括图文制作、建筑模型、装潢、设计咨询类企业相配套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同济大学南侧一条860米长，20米宽的赤峰路(规划道路等级为支路)，自发积聚了500多家与建筑设计有关的企业，被称为“现代设计一条街”。而后产业集聚逐渐由一条街道向周边辐射扩张，至同济大学北侧的国康路、西侧的密云路、东侧的四平路和彰武路，以及更外围的中山北二路、江浦路、控江路、大连路一带，影响范围横跨杨浦和虹口两个区，汇聚了杨浦区95%的设计企业。到2011年，共有1700家设计企业和创意机构在同济大学周边各个社区落户，从业人员近3万，年总产值达到18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首个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特色产业基地和最具影响的设计产业集聚区之一。[8]

      5.2 围绕社区的创意人群自发集聚

      目前的环同济知识经济圈的核心圈覆盖了2.6平方公里的城市空间(而辐射区面积则达到10平方公里)，其空间规模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创意产业园区或基地的面积，并且具有不断扩张的，非确定性的边界；其空间性质与功能的复杂性和复合度也是园区无法比拟的。它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用地类型，如居住用地、教育用地、商业用地、文化用地、公园绿地等。大量创意企业和机构散落在不同类型的用地中，通过众多开放性的城市道路和轨道交通接连成创意产业的空间网络，并与各种各样的社区组成要素(如大学、广场、公园、住区、商店和办公楼等)发生关联。丰富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加上便利的交通、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配套服务设施促使许多从事创意产业的人群在这个区域内生活和工作，形成了创意人群的自发的高度集聚。⑤

      5.3 地方政府政策扶持下的三区联动

      在产业和人群自发集聚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引导和策动开始逐渐介入“环同济”的发展。2000年起，上海市政府和杨浦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计划规划和实施项目，通过资金扶持、税收补贴、政府采购、土地置换、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吸引、知识产权保护等方式优化区域创新环境，支持“环同济”创意产业的发展。[9]2003年，上海市政府提出建设杨浦知识创新区的战略；杨浦区提出大学校区、产业园区和公共社区“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的理念。2007年6月，同济大学与杨浦区正式启动“环同济知识经济圈”的建设。2009年，在上海市和杨浦区两级政府的联合推动下，上海市提出按照“三区联动”模式打造中国最大设计产业集群的战略规划，以推动区域的设计创新能力和经济增值活力。同年，随着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升级为国家火炬计划“环同济研发设计服务特色产业基地”，出台了《关于全面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的发展规划纲要》及《杨浦区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十二五”规划》等政策，进一步细化了地方政府对“环同济”区域的治理，该区域创意产业和创新城区发展深度融合，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不断扩大。

      由上述三方面可知，产业、人群和政策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促进“环同济”区域创意集聚和发展的最主要动力，而这三者的主体，则分别是企业(机构)、社区和政府。

      6 社区式创意产业发展模式与机制的探索

      

      图4 通过创意要素的分散和联网将创意产业与社区的交互界面最大化

      通过前述对社区建设与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的举例和探讨，加强社区与创意产业的互动，充分激发和融合产业、人群和政策三方面的能动性是构建新型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的主要路径和核心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则须尽可能地扩大创意产业与社区的接触面，将创意要素(人才、产品、企业等)从原来的封闭园区中释放出来，构建企业、社区和政府三位一体的创意产业集聚空间，将原本散点状的、独立的创意园区转变为渗透和服务整个社区的微观创意网络，亦即，构建一个创意型社区。如图4的简化模型所示，当创意产业集中在一个园区时，创意产业与社区的接触面仅仅为园区的外部轮廓，而且由于地块边界(通常为道路)的限制，园区很难与社区建立充分的、紧密的联系；但如果将创意元素打散，在每个居住地块内都建立一个创意服务区(如社区创意培训中心、剧院、图书馆、展览馆、艺术交流中心、创意咖啡馆、小型创意产业办公楼等多种形式)，并通过核心的园区将每个创意服务区串联在一个网络之中，就既能极大地扩展创意产业与社区的交互界面，又能将社区内各个地块通过创意产业和文化活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创意要素的分散和联网将创意产业与社区的交互界面最大化，将封闭的创意园区转化为开放的创意社区。这种模式，就是社区式创意产业发展模式。

      社区式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的实质，是摆脱了片面单一的土地资源的束缚，将创意产业的发展底板从园区转变为社区，使创意产业从被限定死的规定地块上释放出来，分散到范围更大、边界更模糊，要素更多元化、空间更多样化的社区之中；将原本单纯追求的经济效益，转变为同时追求经济和社会的复合效益，以达到经济产出和社会产出之间的均衡。在社区这个底板上，创意产业的参与者从原来的“政府-企业”二元体系，转变为“政府-居民-企业”GRE(Government-Residents-Enterprises)三元体系(图5)，社区居民在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被广泛提高，实现社区建设中的良性循环。政府、居民和企业三个参与主体分别通过社区管理、社区营造和社区生产三个途径发展创意产业，同时三者之间又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如居民通过社区营造参与政府的社区管理和企业的社区生产，前者借用政府的行政力满足广大居民的诉求，后者借用企业的市场力将居民的创意点子、传统工艺转化为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创意产品。政府则通过社区管理组织和引导居民的社区营造，推广企业的社区生产；企业则通过社区生产推动政府的社区管理，资助居民的社区营造。三者之间的新型互动发展模式相比传统的创意园区模式，既降低了政府和企业的运营成本和风险，又提高了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形成了“三赢”的局面，促进创意社区的全面发展，进而推动创意城市的发展。

      7 结语

      

      图5 社区式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的结构模型

      创意城市是由一个个多元化的创意社区构成的综合性系统，它的影响因子和评价指标也是全面而系统的。仅仅依靠以往“大干快上”建设创意园区的思路和方式注定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正因为如此，本文才从园区式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的结构性缺陷出发，通过构建以创意社区为目标的创意产业网络，探讨一种新的社区式创意产业发展模式。该模式以社区为底板，以创意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两方面的导向，政府、居民、企业三大参与主体相互协同、相互作用、良性循环、共同发展。虽然在国内某些城市形成了具备部分相似特征的局部区域(如上海环同济地区)，但该模型及其运作机制在国内尚未有成熟的案例，因此有待在未来的城市创意产业的规划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加以进一步检验、修订和完善。

      ①“SOHO”是“Small Office and Home Office”的缩写，即家居办公，大多指那些专门的自由职业者。

      ②有些地方称为文化产业园区、艺术园区、创意园区等。

      ③“退二进三战略”即缩小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

      ④如园区管理委员会或园区管理办公室。

      ⑤如在某些商品房物业中，小型的办公和居住功能高度融合，许多商品住房被当作小型设计公司的办公场所；更有大量SOHO式的办公-居住一体化单元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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